上篇

在中國的歷史脈動中求真

早在2007年前後，北京的幾位朋友就開始策畫翻譯溝口雄三氏的作品集。在這個時期，溝口的幾部重要著作的中文版已經問世，特別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引起了很多中國思想史學者的關注。為了更好地理解這部著作，幾位不懂日語的朋友制定了一個翻譯計畫，打算把溝口其他的論著盡可能地翻譯過來，並且為此邀請我擔任監修工作。對我而言，這是個很艱難的決定。由於我一向對於中國思想史沒有什麼造詣，主持這項翻譯工作，意味著我必須要放慢自己手頭的工作、騰出時間來補課。對於當時在自己的研究中正面臨很大壓力的我而言，這是個很不實際的選擇。但是，我最終還是答應了這件事。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在日後與譯者們合作的過程中，隨著漸漸地進入溝口的著作群，對中國宋明理學和明清思想史缺少興趣的我竟然逐漸對其產生了强烈的興趣。或許正因為如此，當八卷本的《溝口雄三著作集》譯文終於付梓之後，我卻無法釋然。似乎有一件事還沒有完成，我需要對此有個交待。這件事就是，當我從不情願地捲入主編和監修工作到日益被溝口的思想史世界所吸引，在這個漫長的過程裡所發生的變化，促使我開始感知中國歷史脈動的體溫：溝口是一位非凡的嚮導，他為我開啓了一個新的世界。作為溝口的讀者，而不是作為溝口著作的翻譯主編，我需要把自己的這個閱讀過程轉化為思想史研究的營養。

我並非中國思想史學者，對於溝口雄三氏的研究領域，我是門外漢。作為一個外行，我沒有能力對溝口思想史研究的學術貢獻進行正面討論，事實上，我也儘量避免這樣做。但是作為日本思想史研究者，當我帶著自己研究中的困惑閱讀溝口著作的時候，我跨過了不熟悉的史料和溝口的對話語境，被溝口獨特的「結構意識」深深吸引。那是一種幾乎接近於本能的、以經驗研究的方式呈現的理論洞察力，這種洞察力並不憑藉理論呈現自身，而是借助於設定問題、運籌問題的方式暗示著它的存在。或許正是由於這種洞察力的存在，使得我可以跨越外行的閱讀障礙，對溝口的研究發生興趣，並產生强烈的衝動，試圖勾勒溝口研究中這些吸引我的基本要素。儘管我不是寫作下面這些內容的合適人選，我仍然甘願不揣淺陋，做一件專業人士決不會做的事情──以外行的方式斗膽談談我所閱讀的溝口學術，以祭奠這位具有創造力的學術前輩。關於溝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那些具體觀點的得失，或許應該留給專業人士去討論，事實上，我對於這一類問題也沒有多少興趣。我感興趣的僅僅是溝口推進他的問題時所使用的視角、他研究中國思想史時所提供的那個結構性的基本假說。在溝口沒有來得及完善的關於中國長時段歷史解釋的結構性假說中，暗含了非常豐富的學術前景，它使我感覺到自己對於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進行解讀時的基本困惑獲得了某種解決的可能。

本篇與下篇的初稿原是為中文版《溝口雄三著作集》所寫的導讀。在校譯溝口主要著作中文譯本的過程中，我得以把溝口一生的寫作連貫地加以考察，從而獲得了一個整體性的印象；這個印象進而發展為一個結構性的認知，它引導我重新理解溝口的具體論點。溝口的每一個假說，每一項分析，甚至他在一生各個時期裡所關心的那些一貫性的基本問題，在單獨抽取出來進行討論的時候，似乎並未顯示出特別的原創性力量；但是如果在溝口思想史研究的這個整體性結構中重新審視那些基本問題點，就如同一張大網的網扣一般，這些問題點從不同的位置上相互呼應，絲絲入扣地結合為一個有機體，從而引我進入了有著內在結構的思想世界。可以說，他給我們表述的這個思想世界，是由一個原創性的假說──對於中國歷史基體的結構性解釋──所支撐的。溝口經常說，思想史研究就是對解釋歷史提供假說，而我深感興趣的是，他的這個關於中國歷史基體的假說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展開的？



序

我的「批判知識分子」歷程

閱讀孫歌《探尋歷史的「基體」：溝口雄三的中國思想史研究》

的一些外緣感受與反思

趙剛

這是一篇非典序言，因為並未直接對正文做一般應有的介紹評議，而是一篇曲折的感懷反思之言。不喜非典的讀者，可逕跳正文；您不會錯過什麼的。

長期以來，真的是長期以來，我一直頗安於一種「批判知識分子」的自我感覺，雖然那意味著什麼，自己從沒想通透，也不打算想通透，但至少，如果他人以此指我的話，我會愉快接受的，心想，在這個島上，我多少算是個吧！至於愉快，那是因為這個自我感覺是踩在一種想像的社會高度（多年後才知道那是個幻覺，而且與思想高度無關）上，居高臨下，衣角不時隨著傲慢與虛榮的陣風愉快地揚起。「社會高度」那是具體而有所對應的，對應於誰呢？那當然主要是「右派」，細分又可分為自由派、極右派與保守派……，等等。那時覺得這種高度是一種無可辯駁的思想高度。思想能不高嗎？不高，能對這個現實拿著一種睥睨、批判，乃至否定的姿態嗎？

在台灣，從1980年代下半開始吧，包括我在內的廣義「批判知識分子」的「批判對象」，或隱或顯地一直包含著一個核心對象，即「黨國威權體制」，而那是一個不可分疏而論的必然之惡。這種「批判」其實是當時，直到如今，的主流。主流也者，不必然是現實權力意義上的，而是意識形態話語優勢意義上的，即所謂的「政治正確」。1980年代中期龍應台放的那把「野火」的歷史客觀意義之一，就是間接說明了國民黨早在1980年代中，如非更早，就已失去話語權了，在此之下，而若還有人不批判黨國，那就只能非愚即誣了。在批判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我們這群大約是1980年代下半葉陸續從美國歸來的「左翼的」「批判知識分子」，在現實上也不得不是民進黨這個以獲取政權為目標的政治運動的一支側翼。1980年代末，集結在「台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的「批判知識分子」，一方面默認了這個現實上的「輔翼」角色，但另一方面，在理論話語與主觀感情上，則以一種曖昧的自尊企圖抵拒著這樣一種客觀角色。於是，「批判知識分子」給自己豎立了一道「以市民社會對抗國家」的理論牌坊。那時，最常掛在「批判知識分子」嘴邊的一個名詞就是阿爾杜塞的無所不在又無法定型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而這個最易畫的鬼魅流涘極廣，到最後，幾乎除了我們自己還有一些我們所認可的社會運動之外，都是國家機器之手或其末稍神經。我記得，1989年的某個夏日午後吧，當時台社主編杭之先生約尚非台社成員的我初見於唐山書店的「咖啡座」──那個充滿濃濃新書味、空調味、菸味，與地下室特有霉味的書店一隅，那個以懸吊著好幾串塑料藤蔓為裝飾的侷促所在。聊天中，當我還以一個博士生的怯怯用試探的口吻說：民進黨現在還沒執政或許還不算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吧……，杭之先生立即搖頭，打斷了我的話，以他厚實的面容鏗鏘地說：「民進黨當然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那意思，應該是說：別看我們現在有個輕重緩急，沒把民進黨當批判對象，但這是遲早的事！

當時像台社這樣的「左翼批判知識分子」的最大情結，大概是纏繞於民進黨的「新潮流系」吧，而這卻是因為兩者有些相近。新潮流是民進黨內與「街頭」、「社運」最通氣的一個派系；解嚴後，活躍於社會運動現場的民進黨力量率多屬於新潮流。「批判知識分子」很有理由猜忌嫌惡「新潮流」，因為後者被視為以政權的政治策略或以省籍為動員捷徑，收編「社會力」。相對於新潮流的「形左實右」，批判知識分子則把自己看做是「市民社會」、「社會運動」或「底層人民」的「真正的」支持者或代言者。經常，批判知識分子把這樣的立場以「基進民主」、「人民民主」或「邊緣戰鬥」況之。批判知識分子以階級、城鄉、性別與性……等概念作為現代社會的核心鬥爭場域，批判那些以族群、省籍，或民族等概念為核心的論述，以其為落後的、地域的、血緣的、封建的，乃至準法西斯的，等不當屬於（後）現代的「時代誤置」。

這個「以社會對抗國家」的或可謂之「社會中心論」的知識與政治立場，是怎麼來的呢？原因當然比較複雜，牽涉到批判知識分子們，算了，我還是盡量只說我自己的故事好了，牽涉到，好比我自己的認同與存在感。如果說，這個反抗國家的社會是由「台灣人」（即本省人，大多時候更只是講閩南語的福佬人）所構成的話，是由它來表現了「台灣人出頭天」的話，那麼「外省第二代」如我，在台灣的位置又在哪兒呢？同時，外省第二代的知識分子多少又被某種「原罪感」所縈擾，因此不敢攖族群民族主義的鋒，直接批判「出頭天」的族群民族主義政治訴求。在這個狀況下，「理論」被用來曲折地自我保護，以及用來召喚「公民」。而無論是用多麼繁複曲折的「現代」或「後現代」的話語，其實都不過是要說：「社會」不是由「族群」或「省籍」定義的，而「國家」也不應是「民族國家」。如果說，1990年代上半興起，蔚為一時政治風景的新黨，曾經被我略帶神經質排斥地話，我那時並不明白在某種意義上，新黨不過是外省人防衛政治的直接展現，而「批判知識分子」則是一種迂迴的展現而已。還不如人家來得直行其意呢！

但畢竟我是無法被新黨的防衛性認同政治所召喚的。雖然我的確是沒有希望它失敗的欲望，但我更也沒有想要變成它一分子的欲望，因為，那將使我落入「族群」或省籍政治的陷阱，將瓦解我的整個「社會中心論」的「理性」（即「現代」）構造，又將，並非不重要地，取消我臨風「批判」的高姿態。是在這樣的一種「現實性」當中，我回過頭來，整編我1980年代在美國所受的學術訓練，聚攏各路學術兵馬，從「青年馬克思」到湯普森到哈維、從杜威到米爾士到羅逖，從班雅明到馬庫色到哈伯瑪斯，甚至強徵尼采，為的是申論一種社會中心的基進民主論，強調社會的各種非原初關係的「自主結社」、強調自我構成的社會性、強調公共對話的過程性、強調一種非歷史主體的相互主體性、強調社會運動作為人民自我教育的核心機制、強調一種「基進學習」，以及強調一種非目的論的「視野中的目的」……。雖然在以後的學術生涯中，特別是在我與研究生的指導關係中，我強調一種從真正的問題出發並建立在歷史基礎上的研究，而一直輕視「理論」在研究中的指導位置──如社會學這個學科的那種標準操作模式，但我其實並不清楚就當我前門拒斥「中層理論」的同時，我卻偷偷打開了後門，接受了更高層更宏觀的理論作為我的理論無意識。那時候，我還曾沾沾自喜地提出一種社會學研究的「兩極」操作方案：一方面讓自己浸潤在大理論思維中，另一方面則讓研究從最具體的經驗現實開展。我相信，唯有這樣，才能避開當代社會科學以中層理論乃至微觀理論為核心的沉悶無趣的知識再生產套路。(未完)

上篇

在中國的歷史脈動中求真

早在2007年前後，北京的幾位朋友就開始策畫翻譯溝口雄三氏的作品集。在這個時期，溝口的幾部重要著作的中文版已經問世，特別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引起了很多中國思想史學者的關注。為了更好地理解這部著作，幾位不懂日語的朋友制定了一個翻譯計畫，打算把溝口其他的論著盡可能地翻譯過來，並且為此邀請我擔任監修工作。對我而言，這是個很艱難的決定。由於我一向對於中國思想史沒有什麼造詣，主持這項翻譯工作，意味著我必須要放慢自己手頭的工作、騰出時間來補課。對於當時在自己的研究中正...

序　
我的「批判知識分子」歷程
閱讀孫歌《探尋歷史的「基體」：溝口雄三的中國思想史研究》 的一些外緣感受與反思 趙剛

上篇 在中國的歷史脈動中求真
一、飢餓感與窘迫感：躍動著生命感覺的明末
二、「不容已」：無法妥協的觀念感覺
三、 童心說：溝口雄三的思考方式
四、不立論：必要的思想史修煉
五、「形而下之理」：探尋另一種普遍性原理
六、作為方法的中國：經驗深處的結構性想像力

下篇 中國歷史的「向量」
一、「自然」與「作為」的契合
二、內在於人生的形而下之理
三、中國的公與私
四、被分有的法則：中國歷史的基體
五、鄉里空間與鄉治運動

後記

附錄溝口雄三談中國研究的認識論問題

序　
我的「批判知識分子」歷程
閱讀孫歌《探尋歷史的「基體」：溝口雄三的中國思想史研究》 的一些外緣感受與反思 趙剛

上篇 在中國的歷史脈動中求真
一、飢餓感與窘迫感：躍動著生命感覺的明末
二、「不容已」：無法妥協的觀念感覺
三、 童心說：溝口雄三的思考方式
四、不立論：必要的思想史修煉
五、「形而下之理」：探尋另一種普遍性原理
六、作為方法的中國：經驗深處的結構性想像力

下篇 中國歷史的「向量」
一、「自然」與「作為」的契合
二、內在於人生的形而下之理
三、中國的公與私
四、被分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