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11.30.）】

編者按：姚文元同志在《文匯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對海瑞這個歷史人物和《海瑞罷官》這齣戲，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評意見。我們認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的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國思想界中存在種種不同的意見，因為還沒有系統地進行辯論，多年來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

本報過去也發表過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筆名劉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論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還發表過其他有關歷史人物評價的文章。我們準備就《海瑞罷官》這齣戲和有關問題在報紙上展開一次辯論，歡迎史學界、哲學界、文藝界和廣大讀者踴躍參加。

毛澤東同志在《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說過，「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於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於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麼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在我們的社會裡，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心理服人。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

毛澤東同志又說，「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鬥爭中間，我們就會明瞭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採取這個方法，因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鬥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鬥爭中的發展，是合於辯證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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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6.10.9.）】

同志們：

我們向你們問好（掌聲），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敬禮！（熱烈鼓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穆欣同志和我來參加你們今天的大會。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革命行動！（熱烈鼓掌）剛剛，我們讀了《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指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路線，也只有經過我們的不斷地批判，才能澈底肅清它的影響。我們一定要堅決捍衛和貫徹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也就是十六條，我們一定要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任何的風浪中，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黨、忠於人民！（熱烈鼓掌）克服一切阻力，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口號聲）

在十月六日十萬人的大會上，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作了講話，今天本來是要想放江青同志的這個錄音的，因為沒有找到，找了一下稿子，等一會兒，就請有關同志來宣讀。

在六號的會上，也宣讀了中央批轉的軍委和總政關於軍事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知。江青同志的這個講話，中央的緊急通知，也就是當前我們運動的非常重要的指標。等一會，就請有關同志來宣讀，那麼我今天就不多講了，因為江青同志的講話就是代表了我們小組的意見。下面就向大家宣讀江青同志的講話，希望大家好好地聽。我的話就講到這裡為止。（長時間熱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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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1967.1.3.）】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濤一樣，猛烈地沖刷著那些陰暗的毒蛇的巢穴。

轟！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盤踞的舊中央宣傳部這個閻王殿倒垮了。

在最近舉行的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上，江青同志指出：「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須澈底揭發，澈底清算。對於我們黨內以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必須澈底揭發，澈底批判。」

對舊中宣部周揚等人的揭發和清算，關係到用毛澤東思想總結幾十年來的革命歷史，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歷史，關係到黨內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關係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必須搞深搞透。

周揚是一個典型的反革命兩面派。他一貫用兩面派手段隱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歷史，蒙混過關，打著紅旗反紅旗，進行了各種罪惡活動。他是我們現在和今後識別反革命兩面派的一個很好的反面教員。他最後的一個公開報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上題名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做又會勞動又會創作的文藝戰士》的報告，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典型。

這個報告，忠實地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目的旨意，極力抵制毛澤東同志關於批判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指示。這個報告，在馬克思主義詞句的偽裝下，對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進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這個報告，把周揚這個修正主義分子，偽裝成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執行者，完全顛倒了歷史。特別使人憤慨的是，周揚在這個報告裡，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澤東同志對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極為重要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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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和上海紅衛兵革命大聯合籌委會座談時的講話（1967.2.28.）】

張春橋同志到××去開一個會，春橋同志去了。中學指示下達以後，很多同志都積極執行，今天主要聽一聽大家的意見，存在什麼問題？紅衛兵應該怎麼搞？包括兩個：複課、鬧革命，有些，中央文件已經講到了。希望大家從各方面講。教師、紅衛兵、教材、桌椅板登怎麼樣？總的，中學文化大革命到了一個新的轉變關頭，走向何方，就有了一個方向。請大家討論發言。

（大家討論了一番）

革命委員會是一個政權組織，紅衛兵是一個革命的群眾組織，要做群眾工作。毛主席指示的要搞一個紅衛兵條例，但始終沒有搞起來。（在我離開北京時）

學生軍訓，要在大聯合基礎上。

學校裡不是很蓬勃，要把學校的運動搞得蓬蓬勃勃。

（接著談了些「紅革會」問題―略）

第一節課上什麼？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希望在這個問題上摸索一下裡面是有許多首創的。

不應該買賣「婚姻」，在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下聯合起來，不包辦代替。幹部也要一分為二，總有一部分幹部是好的，怎樣在鬥爭中聯合。比較好的幹部也是有些錯誤的。教師也可以向學生學習。

（又談了下軍訓的問題―略）

整個紅衛兵發展過程，從中學到大學，從學校到社會，從城市到農村，從本地到全國都是按這樣的規律發展的。搞大串聯，起了很偉大的先鋒作用。這個火是毛主席點起來的。

目前已到了奪權的時候了，是不是全部奪權？都是在需要的地方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

人家都起來了，但中學如果不做到這一點，中學運動就有可能走過場。如果不是複課，就不能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複課也是把中學文化革命推向前進，從社會到學校不能說是消極的，應該看到革命在前進，中央的指示是適應新的情況的。紅衛兵本身也是這樣，紅衛兵組織也是在不斷前進的。回校整頓，思想上也有好多問題要解決的。到社會上去是好的，但社會上也有階級鬥爭，也會沾染了許多不好的東西，就像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事情總是那樣一分為二的……。在一定的歷史轉變關頭，新生力量總是一定不斷的出來的，我們應該向東方紅戰鬥隊學習，十七、八歲的小將做了好事都可以學習。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11.30.）】

編者按：姚文元同志在《文匯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對海瑞這個歷史人物和《海瑞罷官》這齣戲，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評意見。我們認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的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國思想界中存在種種不同的意見，因為還沒有系統地進行辯論，多年來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

本報過去也發表過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筆名劉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論海瑞》（一...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5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11.30.）

1966
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1966.5.11.）
姚文元、張春橋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7.）
中央領導同志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講話（1966.8.16.）（存目）
姚文元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6.10.9.）
姚文元、戚本禹接見雲南大學同學時的談話（1966.10.24.）
紀念魯迅‧革命到底（1966.11.1.）
姚文元在廣播大樓門口接見革命師生談話（1966.11.2.）
周恩來對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電話指示及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1966.11.2.）
張春橋、姚文元在廣播事業的談話（1966.11.2.）
姚文元、戚本禹接見華東師大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學時的講話（1966.11.14.）
王力、姚文元對杭州絲綢廠兩千多來京職工的講話（1966.11.17.）（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在中央廣播事業局的講話（1966.12.9.）（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北京廣播學院學生代表時的談話（1966.12.10.）（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談話（1966.12.11.）（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中央廣播事業局群眾組織代表的講話（1966.12.13.）（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與廣播事業局「紅色造反團」的談話（1966.12.15.）（存目）
謝鏜忠、姚文元對文藝界部分同志的講話（1966.12.27.）

1967
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1967.1.3.）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各高校「紅革會」負責人的講話（1967.1.9.）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歡呼中央賀電大會上的講話（1967.1.12.）
毛澤東、姚文元關於奪權問題的談話（1967.1.23.）
本月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的一次講話摘錄（1967.1.）（存目）
張春橋、姚文元談上海高校「紅革會」（1967.2.1.）
姚文元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上的講話（1967.2.5.）
張春橋、姚文元與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等談話摘要（1967.2.10.）
張春橋、姚文元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進一步開展三結合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7.2.24.）
姚文元和上海紅衛兵革命大聯合籌委會座談時的講話（1967.2.28.）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3.12.）
張春橋、姚文元接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3.20.）
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整風大會上的報告（1967.3.26.）
姚文元對上海市革委會傳達中央文革對當前運動的意見（1967.4.17.）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舞蹈學校部分師生的講話（1967.4.22.）
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軍區機關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5.5.）
姚文元在山東省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67.5.7.）
張春橋、姚文元、杜平對江蘇和南京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講話（1967.5.14.）
姚文元在上海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67.5.23.）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講話（1967.5.24.）
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6.2.）
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報告會上的報告（1967.6.3.）
在阿爾巴尼亞共青團「五大」的賀詞（1967.6.29.）
姚文元在「歡迎中國紅衛兵代表訪問阿爾巴尼亞勝利回國大會」上的講話（1967.8.2.）
姚文元談「文攻武衛」（1967.8.9.）
中央首長談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1967.9.7.）
評陶鑄的兩本書（1967.9.8.）
姚文元給《文匯報》某同志的信（1967.9.23.）
張春橋、姚文元對上海鐵路局系統代表的講話（1967.9.29）
張春橋、姚文元視察上海第八印染廠時的講話（1967.10.4.）
姚文元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1967.10.11.）
姚文元對人民日報社的講話（1967.11.2.）
姚文元對召開上海「大專院校紅代會」的指示（1967.11.6.）
本年
姚文元對徐景賢的電話指示（1967）

姚文元研究論文
「文革」研究文獻
後記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體例說明

1965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11.30.）

1966
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1966.5.11.）
姚文元、張春橋在北京廣播學院的講話（1966.7.27.）
中央領導同志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講話（1966.8.16.）（存目）
姚文元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6.10.9.）
姚文元、戚本禹接見雲南大學同學時的談話（1966.10.24.）
紀念魯迅‧革命到底（1966.11.1.）
姚文元在廣播大樓門口接見革命師生談話（1966.11.2.）
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