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漁船在猛烈吹襲的北風中追逐著獵物。這是一種被稱為「突棒船」的漁船，特色是在船首有一塊細長伸出、可以供人站立其上的甲板；漁夫會站在這塊甲板上，對海裡游的旗魚投下魚叉，給牠們致命一擊。

與那國島祖納出身的松川政良（1918年生），過去曾在台灣東部的漁港—蘇澳南方和兄弟一起搭乘突棒船，並擔任投擲魚叉的工作。「我的眼力可是非比尋常喔！在整個與那國島，論起找旗魚的眼力，可沒人能超過我哪！」在台灣追逐旗魚的政良，在被遣返回與那國後依然繼續搭乘突棒船。對於自己能輕易找出海中的旗魚、堪稱島上第一的眼力，政良感到相當自豪；即使在已經年紀超過九十歲的現在，他還是能夠不戴眼鏡看報紙。這敏銳的眼力，究竟是如何尋找旗魚的呢？

當波浪捲起、浪頭高漲的時候，（旗魚的）尾巴一定會突出水面。根據波浪起伏的高低，有時候（尾巴）會冒出五寸，有時則會冒出一尺。

「五寸」僅僅十五公分，而「一尺」也只有三十公分左右。政良就在這波浪洶湧起伏的海面上，僅僅憑著一點點尾鰭的尖端，用他的眼睛找出旗魚、向海面投出魚叉。「小於五寸的話，就有點難找了哪！」政良又這麼說。簡言之，就算尾鰭只突出海面區區十公分左右，他也能找到旗魚的蹤影。漁夫搭乘的突棒船、海面的波浪，還有在水面正下方游泳的旗魚，一切全都在移動中；在這種狀況下，只憑這樣一點線索去找尋旗魚……

這種事，真有可能辦得到嗎？

辦得到。大概一百到一百五十公尺就能看見了。當然，普通的門外漢是看不到的；就算對他們說「你看、在那裡唷！（旗魚在那裡游泳唷）」，（那些不習慣的人）還是會問「在哪裡」，怎麼找也找不著。我啊，因為打從二十二、三（歲）起就在幹這行，老早就習慣的緣故，對於「在怎樣的地方、在多高的浪底下，這東西（尾鰭）會冒出來」，已經十分駕輕就熟，所以只要（旗魚）一往這邊過來，一定會馬上看見，然後咻的一下、就把牠給（抓）到手啦！

日本最西端的與那國島與台灣之間，最近之處不過距離一百一十一公里。在這黑潮流經的海洋裡，搭乘突棒船的與那國島民並不只有松川兄弟；在台灣還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人們的往來其實是相當頻繁的。

與那國島久部良出身的大城正次（1923年生）在1938年至1938年（昭和13至14年）左右，開始在蘇澳南方的旗魚突棒船上工作；幾乎同一時期，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也開始了自己捕旗魚的職業人生。在捕旗魚方面，正次跟政良一樣，是用窺探波濤洶湧海面下的旗魚尾鰭來鎖定目標的。「浪來了，對吧？因為牠（旗魚）會乘著波浪游泳，所以總是會以『尾巴、屁股、尾巴』這樣子的節奏現出水面。」

正次接著又這麼說：

大概是已經習慣了吧，只要我的眼睛一看到鰭，馬上就能判斷出「這條魚大概是一百五十斤吧」、「這條大概有兩百斤左右吧」。

「光這樣看就能知道嗎……」面對喃喃自語的筆者，正次接著又這麼說：

若是習慣了的話，那結果大概八九不離十喔！當把刺穿的魚拉上來後，我剛剛判斷是兩百斤的魚，實際秤起來就剛好兩百斤，再不然就是兩百零五斤之類的數字。

正次因為探尋旗魚的眼光銳利，從船主那裡領到了代替獎金的衣服，同時也得到了特別提供的返鄉費用；不過，他的那雙眼其實不只能看到旗魚的存在，甚至就連重量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第一章　往台灣

松川政良前往蘇澳南方之前，原本住在台北。他從與那國島渡海來到台北，投靠住在那裡的姊姊千代（1913年生）。憑藉著自己的力量，他開始找尋工作。當時的台北市中心原本是被城牆所環繞著，在城牆內側的地區，一般稱之為「城內」；政良就在城內的某處，發現了一家掛著「誠徵學徒」字樣的照相館。

台灣最大的都市—─台北，共有人口二十七萬六千人。千代在台北靠著幫傭過日子，並且將弟弟政良接了過來。

在與那國島上，可沒有什麼好工作的地方哪！除了村公所、郵局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穩定工作拿薪水的，所以大家都是學校一畢業之後，就馬上跑去台灣；畢竟若是到台灣的話，不管怎樣總會有工作可做吧！於是，前輩們都陸陸續續跑過去（台灣）了吧？託他們的照料，我們也找到工作、並且定居下來了哪！

在島上讀完學業之後便前往台灣；在台灣那裡，有同樣出身自島上的哥哥姊姊、還有前輩。仰仗這些前輩照顧的弟弟妹妹以及晚輩，陸陸續續渡海前來。戰前的與那國島，就是這樣的一幅人群流動景象。

政良工作的照相館雖然沒給薪水也沒有零用錢，不過因為吃住免費的關係，生活還算過得去。至於衣服方面，也有千代幫忙張羅。只是，政良偶爾還是會想出門遠行。這時，他會試著跟老闆說「我想去基隆玩一趟」，然後老闆就會給他五十錢。按照政良的記憶，台北基隆間的火車票是單趟二十二錢，因此五十錢要用於往返，可說相當足夠了。老闆所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筆五十錢。

從台北到基隆的距離是二十八點六公里。說起基隆，它的人口規模僅次於台北、台南，是台灣第三大的都市，人口在1933（昭和8年）年底，共有八萬一千人。

政良之所以想去基隆，其實是有理由的。「基隆有旅社和賓館，有很多朋友和親戚都在那裡。」為什麼與那國島的人會大量聚集在基隆呢？這點從方才政良所說的「與那國島沒什麼工作」，就可以得到解答。

在照相館裡落腳下來、並且開始工作的政良，為了送相片，必須要會騎腳踏車才行；可是，就在他努力練習著踩踏板的時候，卻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當時，新手上路的政良把自行車逆向騎上馬路，結果被一輛摩托車給撞飛了出去，所幸的是沒有生命危險，就連手腳也沒有骨折。

摩托車的駕駛破口大罵：

「人家在路上走，你從旁邊衝出來是怎樣啊！？」

「是我不對，因為我才剛學騎腳踏車、還不是很熟悉，真的很抱歉，是我不對……」

看見政良老實認錯後，摩托車也就自顧自地走掉了。

這時候的政良以現在來說，大概是國三到高一的年齡吧。照理想來，這個年紀才開始騎腳踏車似乎有點遲，不過想到政良在渡台之前，在與那國島上完全沒有看過腳踏車，這樣一想似乎又覺得不會太遲了。

這時期，在石垣島發行的報紙《先島朝日新聞》上，刊載了這樣兩則腳踏車店開店的廣告：

來自台灣、擁有長年經驗的熟練職人，秉持責任與忠誠，在此誠摯為您服務！（1934年6月21日刊）

來自台灣的專門熟練職人！這格外優秀的技術，請務必親身體驗一下！（1934年10月30日刊）

由上面可以清楚得知，在石垣島，「台灣」兩字可說是腳踏車店的一大「賣點」。政良就是在這樣的台灣，第一次遇見了腳踏車。

台灣經驗

那麼，從蘇澳南方回到與那國島祖納老家的政良，他後來又怎麼了呢？

政良現在住在石垣市大川，筆者曾經三度前往他的家中進行訪談。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2008年12月，當時周圍的人告訴我說「他有點重聽」；確實，在訪談過程中，筆者不時都得提高分貝才行。

不過，政良的聲音很洪亮、清晰，很容易聽得清楚。一想到他已經是超過九十歲的人瑞，筆者便不禁脫口而出：「您可真是活力充沛哪！」當我這樣說之後，政良便答道：「雖然有因為神經痛入院過一週啦，不過倒是沒因為內臟什麼的入過院；我可是很健康的唷！」政良在七十一歲那年、也就是1990年的6月，參加了第七屆九州Masters陸上競技選手權‧沖繩Masters十週年紀念大會的一百公尺競賽，跑出了十七秒八的成績，在70至74歲組中名列第一，體格依然健壯如昔。

這強而有力的說話聲，應該也是從年輕時候便一路持續至今的吧！緊接著，政良在訪談中，回想起自己服兵役時的樣子：

長官問說「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的時候，應道「是」舉起手來的人，就只有我一個。

回到島上，跟父親津久利一起耕作的政良，在1936年，也就是二十歲的時候，遭到了徵兵。然後，長官問了這樣一句：「有會騎腳踏車的人嗎！」我想，當時政良回答的這聲「是」，一定也是洪亮而清晰的吧！那舉起的右手，一定也是堅定有力，讓人看得一清二楚吧！

可是，舉手答應後不久，政良心中立刻浮現起「這下麻煩大了」的念頭。舉起手的，就只有政良一個，其他一起從八重山出身的新兵，則全都沉默以對。「那時，我往後一看，發現沒有任何人跟著舉手，我就心想『哎呀，這下糟了，果然還是保持沉默比較好哪！』」出乎意料成為眾人焦點，總會讓人感到侷促不安。可是，政良只是笑著說：「這讓我莫名感覺自己好像生在大東京的人一樣，頗有地位哪！」完全沒有任何不好的感覺。

政良的回想又繼續下去。「那個時候，沖繩也好、八重山也好，都沒有腳踏車吧？所以，只有待過台灣的我會騎車。」事實上，雖然數量很少，但不能說就沒有腳踏車，只是在八重山要學會騎腳踏車，這機會可說是少之又少吧！

為大家提點一下記憶，政良學會騎腳踏車，是在他寄居台北市大和町市田照相館時候的事。對政良來說，這段「台灣經驗」，不只足以自豪，同時也是區分他與其他不曾去過台灣的人的深刻烙印。正因為這輛腳踏車，他在徵兵時才會如此響亮地回答「是」。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在政良的心中，透過腳踏車連結在一起。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項連結兩者的東西，那就是公共運輸工具。

政良雖然被分配到熊本的部隊，但從與那國到那裡，必須歷經一段相當漫長的旅程。據政良自己的說法，「到熊本，得要花上一個月又好幾天的時間。」從與那國到石垣、沖繩本島、奄美大島、鹿兒島，沿路必須一再換船，然後還得搭火車前往熊本。在與那國島事先排好行程，買好船票和火車票才出發，根本是沒指望的事，只能到一站後，再找下一站的交通工具。等換搭的船一等就是幾天，也不是什麼稀罕的事。

就這樣，等政良好不容易抵達熊本、前去部隊報到時，才知道他所配屬的部隊，已經動身前往中國大陸了。

就在政良被徵兵的前一年，亦即1937年，爆發了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正式展開。大城正次因為蘆溝橋事變，被迫留在蘇澳南方；比他年長五歲的政良，則因為分毫之差，躲過了被派往戰地的命運。

熊本方面似乎做了判斷，認為不能只派政良一人前往戰地，所以政良不久之後，便帶著一筆旅費，踏上了返鄉之途。

回去的路上，政良並沒有循著來時的道路，而是從熊本一路北上。若是抵達門司，就能前往基隆。政良搭上了大阪商船的神戶—基隆定期船。他所搭乘的是客貨船「高千穗丸」（總噸數8154噸），1934年1月剛建造完成；九年後的1943年3月，它在基隆北方的彭佳嶼遭到魚雷擊沉，不過此時的政良，當然無從得知這艘船後來的命運。

從與那國經九州再往台灣的政良，對這趟大旅行是這樣說的：

我從鹿兒島到熊本，再從熊本到門司、下關。哎呀，那種電車（應為「列車」），老早就習慣了不是嗎？我從學校畢業之後，馬上就到了台灣、台北；搭交通工具的訓練，也是學校一畢業，馬上就在台北學到了。畢竟假日的時候，我總是台北基隆、基隆台北這樣來回遊玩嘛！

在台灣搭慣列車的經驗，結果在九州派上了用場。明明是出身和船淵源甚深的與那國島，但政良卻沒有特別提起海路，反而是說起了鐵路的事。

徵兵與殖民地台灣的體驗，在政良的心中，透過「列車」這種交通工具，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第二章　蘇澳南方的琉球人

裡南方　消失的琉球人聚落

那麼，讓我們轉換話題，來談談「消失的琉球人聚落」吧！

這個聚落被稱為「裡南方」，它的痕跡一直到1955年都還留存在蘇澳南方的一角。當地有一座被稱為「猴猴池」的池子，沿著池子周圍有道路可通，家家戶戶就沿著道路兩旁林立。

我向兩位在裡南方出生長大的人物，詢問了當時琉球人聚落的樣貌。

上原吉助出生於1928年，是在裡南方經營雜貨店的父親吉三和母親阿夫的兒子。吉三和阿夫都是出身自現在的豐見城市平良地區。就在上原家位於裡南方的自宅附近，另外住著一位1929年出生的台灣人黃春生。現在，吉助住在那霸市，春生則留在蘇澳南方，兩人仍然保持著相當良好的友情。

「那邊有池子和道路，我家在這邊。這邊有片果樹園……」當我向春生詢問裡南方的模樣時，他一邊用筆記紙描繪著當時的情境，一邊不住說明著。對於果樹園，吉助也有很深的記憶：

我總是會進到黃先生的家中，偷吃他們家的蓮霧和龍眼。但是，對方（春生）的父母親從來沒有趕過我。我也會撿熟透了的香蕉來吃。其實不只是我，琉球人的孩子們都會這樣做，只是我做得比較過分就是了—當時真是承蒙他們關照了。

吉助也一邊說明，一邊描繪著裡南方的地圖。那片他常去偷蓮霧和龍眼的果園，是位在池子邊緣之處。沿著池子有道路可通，當地的家戶便是面向道路林立著。試著對照現在的景物後，我們可以發現，在逼近西側和北側之處，都是足以稱為崖壁的險峻地形；在這險坡和池子之間，主要居住著台灣人。池子的南側是丘陵，翻越丘陵就可以抵達海洋。從池子往北邊有一條蜿蜒小河，它的盡頭也是大海。

據說，來自沖繩的人們主要居住的地點是在池子的南側和東側。當舉出住在那裡的人們姓名時，可以發現「上原」、「渡慶次」、「與那嶺」、「玉城」之類的姓氏；這些都是沖繩地方相當普遍的姓氏。「沖繩的人，住在那裡的一定有十戶。」吉助如此回想著。

沖繩漁民村

在本書112至116頁中，我曾經為了獲知沖繩人在蘇澳南方的活動軌跡，而試著閱讀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以及加拿大出身的傳教士馬偕在殖民地時期以前所寫下的日記，但結果並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另一方面，針對居住在裡南方的沖繩相關人士做出證言的吉助和春生，則都是昭和誕生的人物。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試著從連結樺山／馬偕日記，到吉助／春生證言的這一時期，也就是殖民統治開始之後的明治、大正時期的蘇澳南方，來探尋沖繩出身者的影跡吧！

根據台北州蘇澳郡蘇澳庄於1935年發行的《蘇澳南方澳水道誌》所述，「領台後移居的三十餘戶沖繩漁民，在此地形成漁夫部落，但因部落中央有稱為『猴猴池』的水池，所以幾乎沒有耕地可言。」儘管詳細時期不明，不過確實記載了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之後，沖繩漁民居住於蘇澳南方的事實。從「漁夫部落」中央有池子這點，也可以清楚判斷此誌所指的正是裡南方。

從一份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一年前、亦即1944年所撰寫，有關蘇澳南方的報告中，也可以窺見在明治時期，確實有相當數量的沖繩出身者居住在裡南方地區。這份報告是由文化人類學者國分直一於同年9月執筆寫就，名為〈海邊民族雜記（一）—蘇澳郡南方澳〉。國分在1943年5月被聘任為台北師範學校本科教授，不過在第二年，亦即1944年3月，因為軍事訓練的緣故被動員到蘇澳。他利用訓練的空檔進行對蘇澳南方的調查，並將這份報告寄到了雜誌《民俗台灣》的四卷十二號上。

國分在這篇報告中，設下了一項名為「沖繩漁民村」的子題。在討論沖繩漁民時，他是這樣寫的：「在蘇澳郡南方澳，也有據稱是三十餘年前到來的漁民。」1944年的三十餘年前，指的就是1910年前後；換言之，在這個時候，沖繩的漁民就已經定居在蘇澳南方了。

蘇澳的沖繩漁民

1920年10月發行的《台灣水產雜誌》58號上，刊載了一篇以自沖繩移居蘇澳的漁民為主題的文章。這是在蘇澳興建成為漁港之前的大正時期，對當地沖繩出身者的珍貴記錄。由於內容相當有意思，故茲全文引用如下：

〈沖繩漁夫〉

在本島的鮮魚供給方面，沖繩人可說居功厥偉，特別是台灣東部的鮮魚，過半數都是由沖繩人所供給。記者某日前往蘇澳某先生的居所探訪，那是一間寬度不過兩、三間（譯註：即三、四公尺。）的陋屋，一家三四口人，正團聚在一起邊喝泡盛（譯註：沖繩產的燒酒。），邊打嘴鼓：

「嘿！咱每年都會寄上一百五、六十圓回老家哪！你問魚是嗎？咱們捕的魚都是些沒什麼好提的貨色哪！鮪魚、鯔魚、鰆魚、蝦、九孔，有什麼就捕什麼哪！

一天捕多少？就只有這樣一點點哪！多的時候二三十圓，少的時候只有兩三圓。就像你看到的，因為只能用那條小舟上場，所以天氣稍微壞一點，就只能在家裡邊咕嘟咕嘟喝泡盛，邊休息了哪！嘿！你問捕魚的場所嗎？那場所可了不起啦！在浪速的旁邊有片好淺灘，灘裡能捕到的鮪魚可多了哪！」

講到「我們」（私たち）時，用「咱們」（わっちたち）自稱的沖繩人，到現在還是很常見。當筆者在進行訪談時，裡面原本使用了很多沖繩的方言，不過我盡可能地將它們翻譯成共通語言，然後在做為小道具登場的泡盛助勢下，醞釀出那種屬於沖繩的獨特氛圍。海況不好就不出港打漁、躲起來喝泡盛的「海人」（譯註：原文為「ウミンチュ」，漢字寫做「海人」，是沖繩語對漁夫的稱呼。），這幅畫面難免會讓人感覺有些不太正經，但確實傳達了相當珍貴的情報。

序章

漁船在猛烈吹襲的北風中追逐著獵物。這是一種被稱為「突棒船」的漁船，特色是在船首有一塊細長伸出、可以供人站立其上的甲板；漁夫會站在這塊甲板上，對海裡游的旗魚投下魚叉，給牠們致命一擊。

與那國島祖納出身的松川政良（1918年生），過去曾在台灣東部的漁港—蘇澳南方和兄弟一起搭乘突棒船，並擔任投擲魚叉的工作。「我的眼力可是非比尋常喔！在整個與那國島，論起找旗魚的眼力，可沒人能超過我哪！」在台灣追逐旗魚的政良，在被遣返回與那國後依然繼續搭乘突棒船。對於自己能輕易找出海中的旗魚、堪稱島上第一的眼力，政良感...

雖近猶遠　海洋文學家／廖鴻基

那是個還只有收音機的年代，聽廣播劇時，收音機頻道轉著轉著，偶爾會跳出帶著喳喳雜音的日語廣播。阿嬤說，是日本電台的放送。當時我以為，電波或許會像光線漫射有時跨海穿越時空，老遠的從遙遠的日本跑進我們家的收音機裡。

小時候，好幾次有琉球來的一對中年夫妻到家裡作客，阿嬤和父母用日語與他們交談，記得那男的特別喜歡吃肥豬肉，每一口都讓他好像很久沒吃到豬肉般的搖頭嘆息，女的喜歡吃阿嬤做的台式醬瓜，而我們都喜歡他們帶來帶著甜味和酒味的日式醬瓜。後來才曉得，男的是阿嬤的遠方親戚，年輕時就到琉球做茶葉生意，娶琉球太太。後來，阿嬤和父母也去了琉球拜訪他們好幾趟，每次都會帶回來又甜又好吃的美國巧克力，以及草綠色的美軍衣物和軍毯。

這些回憶感覺遙遠，就像日本在我印象中那般遙遠。

花蓮高中海崖下，有個鳥踏石漁村，高中時常翹課去村子裡或海邊徘徊，不少縱谷來的同學寄居在村子裡。大約三十年前為了寫「消失的漁村」為主題的雜誌邀稿，再次回到踏石漁村做訪談，記得村民們在訪談時提及，村裡的房舍建築式樣及工法很特別，村人稱「琉球厝」；

他們解釋說，村子最早是宜蘭龜山島藍姓家族遷徙至此，後來幾位琉球漁人在此建屋定居，逐漸發展成漁村。

直到那次做完訪談後，我才曉得，日本雖遠，但琉球好像不遠。

記得三十歲當討海人第一次出海捕魚，搭乘的是我們討海人稱為「鏢船」的漁船，這種漁船最大不同是有座標台突出於船尖外。中秋過後，東北季風逐漸增強，「丁挽」（白肉旗魚），會在這時節來到台灣東部沿海，牠們常在浪牆上衝浪似的露出尾鰭，鏢漁船就在這個季節冒浪出海鏢獵旗魚。這是一種鏢手立於鏢台前緣，手持長鏢，冒浪追獵海上奔游旗魚的「鏢刺漁業」（本書中稱「突棒船」）。鏢手位置四周並無欄杆或繩索防護，大浪下作業，鏢手平衡感要好，更需十分膽識。

「不曾見過這樣直接、勇猛，而且死不干休的挑戰，這是一場滔天巨浪般的演出，沒有劇本，沒有觀眾，一場遠離人群的演出。」這是當年我搭乘鏢漁船對於鏢旗魚作業的一段描寫。

問過不少鏢船老漁人，如此高難度、高風險的鏢刺漁法，如何傳續下來的？

聽過最多的回答是：「琉球人帶進來的漁法，經我們討海人改良而成。」

也聽過不少老討海人談起過去在琉球人船上學討海，曾受過「日本精神式」的嚴格訓練，「想當鏢手，船隻一離港，就被叫上去站鏢台，大浪下鏢台劇烈起伏，往往一站上去就是七、八個鐘頭不准下來。」

經過這些我們老討海人的傳說，這才發現，琉球離台灣真的不遠。

過去，琉球人頻繁來過我們這裡，曾經住在這裡一段長時間，也在我們海域裡捕魚，並將漁撈技術傳教給我們如今已幾乎完全凋零的老討海人。這些琉球人，在這本《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書中記載，大多數來自與台灣距離最近的與那國島。

多年的漁村或漁撈經驗，我曉得，與那國島與台灣的關係應該曾經十分密切。

後來查地圖才確認，就在我時常看海的花蓮海邊，或討海捕魚或尋找鯨豚的海域，往東北東望去，不過大約一百四十公里外，就有一座屬於日本，屬於琉球八重山群島最西緣角落，名為「與那國島」的小島（這座小島離東京二千二百一十二公里遠）。

不僅驚訝還有些震撼，年輕時看海，常想像那海天盡頭是否有座島嶼、有另一片世界存在？那如歷史記憶般滲入的收音機電波、隨漁村消失而如今已完全不見蹤影的琉球厝、琉球來的親戚、鏢漁船、我們老漁人的琉球討海師傅，在這本書中，那麼具體而近切的就隔著一道黑潮海流，仍然存在於不遠前方。

《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讀完這本書後，有如一幅記憶拼圖終於完成的感嘆。這本書對焦般，原來如此的還原了原本朦朧不清的記憶而豁然開朗的清晰起來。這書完全、完整的回應了上述個人成長背景與琉球相關的記憶。

一如本書「後記」提到的，「本書乃是一部描繪與那國島人們與台灣之間往來歷史的作品。」儘管本書設定的閱讀對象是日本讀者，目的是透過兩島間的田野訪談來重新整理這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喚起日本重視這段消失中的偏鄉離島，關於琉球群島的生活智慧與文化。

書中場景，隔著黑潮兩岸，與那國島和台灣，一大、一小兩座海島，同屬太平洋西緣，東亞陸棚東緣，無論地理或人文，都算是同個生活圈。

台灣是個四面環海的海島，應該算是群島國，由台灣這座大島，這隻母雞，帶領周遭一百多座小島，一百多隻小雞，組合成的以台灣本島為主的群島國。而與那國島，與台灣過去的種種關係，理應是其中一隻小雞，但現實猶如書名「國境斷裂」，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台灣和與那國島間，被劃上了一條國境線。國境，如一把利刃，一刀劃開了兩座島嶼間雖近猶遠的親密或疏離的今昔之別。

戰爭結束國界畫下初時，因地理、歷史時空的慣性，兩邊船隻依舊頻仍往返，一段日子後，才因「走私」緣故被嚴格禁絕。書中訪談人物之一，談及走私議題時，拋出了一個頗為震撼的疑問句：「只因為國家分離，所以就得被說成是『走私』嗎？」

現實如此，兩島間若是母雞小雞關係的話，就是物資運輸，切開來的現實就變成是「走私」。運輸和走私只是活生生被切開的例子，原來兩座島嶼間的人事物原本絡繹不絕來來往往，人為的蠻橫無理劃上一條國界線後，人情、文化、歷史的斷裂如一道再也無法輕易跨越的鴻溝。

這本書或許是為日本讀者而寫的，但因為和台灣地理、歷史距離不遠，書中盡是熟悉的地名，是我們生活的家園，陌生的是，今昔對比的差異感，以及本書的日本（與那國島）觀點。

讓我感嘆最深的是，親密和疏離交錯，不遠但已然遠去的這段台灣面向太平洋的歷史。

本書開始閱讀時，或許會覺得是一部為了研究目的而作的田野訪查報告，對一般文學作品來說，的確是「硬」了些。但到了後半部閱讀時，就能了解作者的細心及用心，處處是得以證明的真實且近在身邊的臨場感，將本書的張力與魅力欲罷不能的完全給撐開了。

五年前因參與活動，得以從花蓮港搭船航行至與那國島西側的久部良港。

航程中當視野中浮出與那國島西崎岬時，回頭還清楚看見台灣高聳的山陵線浮在雲端。聽說在與那國島上，晴朗又水氣少的日子，可清楚看見台灣山嶺。

雖近猶遠　海洋文學家／廖鴻基

那是個還只有收音機的年代，聽廣播劇時，收音機頻道轉著轉著，偶爾會跳出帶著喳喳雜音的日語廣播。阿嬤說，是日本電台的放送。當時我以為，電波或許會像光線漫射有時跨海穿越時空，老遠的從遙遠的日本跑進我們家的收音機裡。

小時候，好幾次有琉球來的一對中年夫妻到家裡作客，阿嬤和父母用日語與他們交談，記得那男的特別喜歡吃肥豬肉，每一口都讓他好像很久沒吃到豬肉般的搖頭嘆息，女的喜歡吃阿嬤做的台式醬瓜，而我們都喜歡他們帶來帶著甜味和酒味的日式醬瓜。後來才曉得，男的是阿嬤的遠方親戚，年輕...

距離台灣最近的111公里……

每當說起有關與那國島的事時，總會在如詩如歌的文句中，湧現起這個旋律。

這111公里，究竟是連結哪兩個地方的距離呢？

在與那國島這邊，我們可以立刻清楚地答道，最接近台灣的，就是位在西端的西崎。

那麼，台灣這邊又是哪個地點呢？

正確答案是位在宜蘭縣蘇澳鎮的蘇澳南方（南方澳），一座位於台灣東部的港口城鎮。

在這「最近的111公里」、狹窄的海路間，曾經有過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與那國島的島民曾積極奔走於這條路上。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從以前一直到戰爭結束後數年的時期。

為了什麼目的而奔走呢？

有些人是為了工作。

也有些人是為了求學。

還有些人是活躍於與那國與台灣之間，從事著「地下貿易」的工作。

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或許也會想試著從與那國島前往蘇澳南方一趟吧！不過，只要稍微調查一下，就可以發現這並不是一段輕鬆愉快的旅程。

首先，你必須從與那國島前往石垣島或那霸，從那裡搭飛機前往台灣的台北市；接下來，你要從台北搭巴士或是火車，花上兩個小時來到蘇澳火車站，接著還要再轉乘巴士或計程車，才能抵達蘇澳南方。

這樣一趟就得花上一整天，搞不好還得先找個地方住宿下來才行。所謂「最近的111公里」的旋律，其實遠比歌頌的還要遙遠許多。

「既然如此，那麼與那國島和台灣，事實上並非如此接近是嗎？」

閱讀這篇文章的你，或許也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吧！

不過，還請稍安勿躁，不要這麼急著做出結論。

渡過這片海洋，從與那國島前往台灣的人們，他們的想法是怎樣的？請側耳傾聽他（她）們的話語吧。然後，你應該就能體會到一水相連的與那國島和台灣，那種彼此貼近的感覺。

本書，正是一本以那些渡過海洋前來台灣的人們所言所語為主軸，描繪出與那國島和台灣關係的作品。同時，我也嘗試用這種「說故事」的方式，將描述當時景況的紀錄與文獻包含其中，好重新建構起那段只屬於與那國島、與台灣之間密切牽繫的歷史。

故事的開頭是從大海開始的。

我提起筆，開始描繪某個渡海前往台灣的與那國島年輕人，追逐旗魚的畫面──

距離台灣最近的111公里……

每當說起有關與那國島的事時，總會在如詩如歌的文句中，湧現起這個旋律。

這111公里，究竟是連結哪兩個地方的距離呢？

在與那國島這邊，我們可以立刻清楚地答道，最接近台灣的，就是位在西端的西崎。

那麼，台灣這邊又是哪個地點呢？

正確答案是位在宜蘭縣蘇澳鎮的蘇澳南方（南方澳），一座位於台灣東部的港口城鎮。

在這「最近的111公里」、狹窄的海路間，曾經有過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與那國島的島民曾積極奔走於這條路上。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從以前一直到戰爭結束後數年的時期。

為了什麼目的...

序　雖近猶遠／廖鴻基
　　基隆．和平島
　　南方澳（蘇澳南方）

前言
序章　刺旗魚
第一章　前往台灣
第二章　蘇澳南方的琉球人
第三章　新港
第四章　基隆
第五章　終戰
第六章　戰後生活
第七章　重返台灣
第八章　走私
後記

參考文獻

序　雖近猶遠／廖鴻基
　　基隆．和平島
　　南方澳（蘇澳南方）

前言
序章　刺旗魚
第一章　前往台灣
第二章　蘇澳南方的琉球人
第三章　新港
第四章　基隆
第五章　終戰
第六章　戰後生活
第七章　重返台灣
第八章　走私
後記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