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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散的視野—黃英哲教授著《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序 ⊙李有成

不久前剛拜讀了黃英哲教授新近出版的《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一書，隨即收到他的新書《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的書稿；這兩本書性質不同，前者是學術專著，後者則屬於雜記隨筆，不過讀過前書，再讀這本即將出版的新著，我隱然覺得這兩本書其實互有關連，其中有不少關懷更是互有重疊。黃教授在《漂泊與越境》一書的〈後記〉裏說，他刻意探討兩岸文化人的「離散與漂泊、越境與入境的複雜歷史經驗」，也許與其「個人的生命史、生活經驗有關」，其實學術之所以動人，有時候正是著作中所渲染的個人的生命體驗。黃教授這本《櫻花‧流水》也是這樣的一本書。

這本新的文集收長短文章四十二篇，納為四輯，有記事，有評論，有感懷，有憶往，大抵屬於廣義的散文。這些散文內容雖然龐雜，但是題材多元，反而避免單調。整體而言，這些散文反映的是一種離散的視野，正因為離散所帶來的時空距離，才能營造出某種獨特的視野，這也說明了這本文集與《漂泊與越境》一樣，都是生命經驗沉澱的產物。這些散文有不少初刊於《文訊》月刊，發表時我早已讀過，如今重讀，體會更深。我以離散的視野來概括這些散文的氣勢與胸襟，也是整體重讀後相當具體的印象。

這種離散的視野不僅可見於黃教授所處理的題材，也往往反映在他的批評或論證的立足點。這樣的例子很多。在〈離臺三十年—漂泊與越境〉一文中，他很清楚指出這樣的體認。他說：「臺灣地理位置，以及臺灣的歷史發展機緣，使得其歷史充滿了各種人群的遷移的故事，南來北往，漂泊東西，離散經驗，早就內含於臺灣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動力」二字用得相當貼切，很能凸顯臺灣歷史進程中各種力量與機緣融合創發的現象，這種體認突出了離散的正面意義。這幾年我談離散，著眼的就是離散這樣的積極面向；黃教授以臺灣的歷史經驗，三言兩語就把我的關懷說得具體而透徹，這是我再三閱讀《櫻花‧流水》的諸多篇章後最為感同身受的地方。

或許正是這種離散的視野，黃教授在〈十二年前的承諾〉一文裏，特意強調「在臺馬華文學」的存在事實，並認為這樣的文學「已是臺灣文學大家庭的一份子」。有趣的是，「在臺馬華文學」正是典型的離散文學，在黃教授看來，其所「形成的標誌與社群，無形之中改變了臺灣文學的結構。這些創作者的寫作位置與題材，提供了與臺灣文學在身份／屬性／認同等平臺上的相互滲透照映，在形式上更拓展了臺灣文學的多元內涵，更呈現出臺灣文學繁複多樣的面貌。」旨哉斯言！這樣的體認準確地描述了文學史流變的本質，更點出了「遷移的故事」如何成為臺灣文學史發展的動力。這種情形初不限於「在臺馬華文學」而已，這本文集輯二「閱讀偶拾」中多的是類似的例子。其實黃教授的專書《漂泊與越境》講的不也是這樣的故事？

《櫻花‧流水》輯三「家事‧國事」與輯四「追憶」所收諸文多為感懷之作，可以歸為廣義的生命書寫。〈路過櫻村〉、〈離家〉，以及前面提到的〈離臺三十年—漂泊與越境〉等都是自敘文，所敘無不環繞黃教授求學任教的經過，有辛酸，有徬徨，也有歡樂，時過境遷，娓娓道來，真切而感人。寫櫻村記憶一篇，從親歷紐約九一一恐怖攻擊，到回顧筑波大學求學的歲月，再回溯任職中央研究院臨時助理的日子，我們看到時空的變化對一個人的深刻影響。黃教授念舊，他特別懷念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初窺學術殿堂的那段時日，他甚至說：「從夜校畢業後到出國前的三年多時間，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那是一九八○年代初期。其實那時候我已經進入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為歐美研究所）擔任助理，近代史研究所與美國文化研究所對門而立，可惜當時我們並不認識，結果要等到二十幾年後才有機會認交，而且一見如故，無所不談，彷彿是在填補當年失之交臂的遺憾。

黃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認識的一批學者，後來都是我的同事，有的還是很談得來的朋友。他最感念的呂實強所長，也是我很熟悉與敬重的長輩。那時臺灣社會各種改革運動雖然已經風起雲湧，不過大抵仍屬相對單純的年代，研究院所在的南港地處偏僻，交通不是那麼便利，黃教授說，「水田、土腳厝仍零散的錯落在研究院中」，這樣的描述相當寫實。我們這幾年見面偶爾會聊到當年研究院的情境，特別懷念當時的一批所謂老研究院人。這批學者對我們初識學術的年輕人曾經有過潛移默化的影響。呂實強老師就是其中一位。《櫻花‧流水》輯四收有〈懷念呂實強老師〉長文，是黃教授回憶他與呂老師的師生情誼與「三十多年之間的來往點滴」。這篇長文我讀過不只一遍，在黃教授筆下，呂老師生前的形象栩栩如生。譬如他寫呂老師與他和友人聚餐後跟他們道別的情形：「呂老師舉著蹣跚的腳步，牽著破舊的腳踏車，一步一步的慢行走回家。」這個景象其實我在院區內也曾多次見過。呂老師看到我，多半會停下腳踏車，跟我聊上幾句。那時他已退休，視力不好，我除了關心他的健康情形之外，每次都會勸他不要再騎腳踏車。在黃教授的長文中感人至深的莫過於呂老師給他的許多信函。在黃教授留學生涯屢遭挫折的時候，或者如他所說的，「每遇人生偶有困頓迷惘之際」，他總會把這些信函「再拿出重溫一遍，當作為人處事與問學的方針」。他甚至自承，「如果沒有自始至終從沒放棄過我的呂老師的鼓勵，我的人生際遇將會有很大的不同」。在日趨功利的教育與學術環境裏，上一代學者循循善誘的風範教人感佩，像黃教授如此自謙，而對師恩又是那麼真摯感念也同樣令人動容。

這幾年黃教授每次返臺，只要時間許可，一定邀我餐敘。我到日本多半會使用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黃教授就住在名古屋，因此我們也有很多機會見面。我讀過不少他的學術著作，對他的學術關懷稍有了解，也知道這些年來他對臺、日之間的學術與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與貢獻。離散東瀛三十年，從留學生到名校的教授，他的經歷和體驗都幾無保留地呈現在《櫻花‧流水》這本文集裏。我很高興黃教授終於願意將這些年來所寫的散文結集出版。在我看來，這本文集所收的四十二篇散文，不論說理，記事，或者抒懷，都是誠摯之作。因為誠摯，所以感人。



另一種婉約風情 ⊙封德屏

英哲這本《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大部分文章發表於《文訊》專欄「百草言」，自二○○九年八月起，三個月一篇，歷經七年多結集。在這之前，英哲早已是《文訊》的作者。

重讀「百草言」每篇文章，也再次翻閱英哲踏上東瀛後出版的著作，心有戚戚，幡然發現，英哲和《文訊》的契合，其來有自。

行事風格同樣屬於低調，都飽受風霜雨露洗禮；一在治學研究，一在編輯企畫，同樣受到實證主義影響，習慣從第一手資料中尋找主題，進而發展出研究論文或專題企畫。

英哲認為，研究台灣史時，眼中不能只有台灣，必須放在東亞大脈絡下來看；做人物研究時，他從「漂泊」與「越境」來觀察人的複雜心理狀態，反對將人做粗糙的類型化。《文訊》在報導人物、策劃主題時，也是做長期追蹤、比較，因為時空遞變、歷史事件，主動「漂泊」或被動「離散」，都會影響人的一生；民國一百年，《文訊》邀請了百位作家、藝術家，以「百年時間光廊」的概念，呈現作家、藝術家「流動、遷徙，終歸匯聚台灣」的百年足跡，緣起於此。

一九八五年，英哲離開台灣，到日本展開他所謂的「遊學放浪」。這一時期，對他的認識，都只透過出版的著作篇章。一九九一年，他的《扶桑書劍記》，自述成長背景、求學過程，以及如何浪跡異國他鄉，從關東到關西，從筑波大學、東京大學、應慶大學到大阪追手門學院，一段段從碩士到博士的坎坷生涯，這條漫漫長路，不見盡頭，他不斷奮進，卻顛沛窒礙，險阻重重。

憶及自己，一九九八年考上在嘉義的南華大學出版所，兼顧《文訊》工作，南北奔波三年，幾乎爆肝完成碩士學位。二○○三年《文訊》脫離國民黨，同時間考上淡江大學中文博士班，五年完成學位。資金財務越缺奧援，越需要在實務工作外，更多充實補強，深入台灣文學，讓《文訊》在轉型後，視野、道路能更開闊。

相較英哲，我是小巫見大巫，雀鳥比於鴻鵠，但已能銘心感同身受；他艱辛的歷程，也是激勵我、寬慰我的一股新力量。

他不屈不撓的毅力，透過大家敬重的近代史專家呂實強先生，得到再「認證」。英哲撰寫「族群書寫」專欄時，以〈中人之資，品德之路〉寫他的老師呂實強對他的期許及鼓勵。呂老師過世，英哲為文，剴切思念每次當他灰心、失望、茫然時，老師如實再三的諄諄教誨。我結識呂老師，是在一九九○年《文訊》舉辦的「近代學人風範研討會」上，當時呂老師負責撰寫「胡適」論文。之後，學者作家王聿均過世，又請呂老師撰寫回憶悼念文章，他也多次出席《文訊》每年舉辦的重陽節雅集，有一次還上台高歌抗戰時期歌曲，慷慨激昂，令人動容。

二○○八年，《文訊》二十五週年慶專號，英哲發表〈我與文訊〉一文，坦言「當時我把《文訊》列為國民黨的宣傳刊物，不是我的閱讀重點」，直到一九九六年出席《文訊》承辦的「台灣文學發展現象：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以及幾次與李瑞騰教授的接觸，才完全改觀。此後，他以實際行動支持，從一九九八年起長期訂閱《文訊》，開始了他與《文訊》的恆久情誼。二○○○年以後，只要他安排日本的現代文學研究團體訪台，《文訊》及其「資料中心」一定是參觀重點之一。

長期居留海外研究教學，不受國內政治社會紛擾影響，讓英哲和台灣保持一種客觀的距離，也許是他這十餘年來視野遼闊，論述不斷精進的強大根基後盾。本書是他學術研究、授業解惑之餘的副產品，無心插柳而柳蔭怡人，像是讀書札記、散文隨筆，或記事，或懷人，有回憶往事的台灣情，更有在地觀察的日本現象，無論感懷、嗟嘆、建言或批評，都充滿知識份子的淑世熱情，也映照他待人處世跳脫名利、不計得失，有如過往他問學、研究一樣，堅持去偽存真、實事求是的態度。

英哲曾言，從小立志要當作家，這本散文集的出版，應是他達成志向的第一步。理性澄明又感性細膩的他，觸摸史料時，埋首深入耙梳；轉身抬頭，是捻鬚沉吟、苦心推敲，或文思泉湧、振筆疾書的另一種婉約風情。

可預見的將來，看到英哲另一個作品的出版，也許是他的小說集，彷彿就呼之欲出了。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