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血色海灣》到法羅群島：論非原住民的鯨豚捕獵「文化」（林浩立）

一、前言

在美國大學教授「環境人類學」這門課時，我於其中一週主題為「環境倫理」的課堂上，安排學生觀賞以日本和歌山縣太地町捕獵海豚為主題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以及另外一部片長較短、探討北歐法羅群島島民捕鯨活動的紀錄片The Grind: Whaling in the Faroe Islands，並搭配幾篇關於原住民族捕鯨傳統的文章閱讀。這堂課的設計主要用意在於，以多元的案例來平衡獲得2009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強烈批判任何鯨豚捕獵行為的《血色海灣》。在聆聽這群學科背景紛雜的學生討論時，我發現他們雖然也不認同太地町的海豚捕獵，但卻沒有與《血色海灣》一樣站在動物權或鯨豚類智能說（cetacean intelligence）的立場，認為這群感知能力幾乎等同人類的生物不該遭受任何形式的囚禁或捕殺。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太地町漁民在紀錄片中被呈現的那種隱瞞的態度與顯得殘忍的獵殺方式。而更有趣的是，他們反而能接受法羅群島公開、歷史悠久、記錄完整、沒有涉及商業活動、且號稱人道殺戮的捕鯨活動，並認為前往抗議的「海洋守護者協會」（Sea Shepard Conservation Society）成員不應干涉當地的生活方式。簡單來說，他們的結論某種程度上是偏向所謂「文化相對主義」：鯨豚保育並非一種放諸四海皆準、不可撼動的普世價值；而根基於一地社會文化的鯨豚捕獵活動應該受到尊重。然而，怎麼樣的狩獵活動才是有「文化」呢？是源遠流長的傳統？是有限度的狩獵規模？還是不涉及商業利益的生計行為？同時，若不具備這些條件就不算是有「文化」嗎？這些疑問顯示，狩獵權辯論中的「文化相對主義」一詞其實有很大的不足，不但僵化了地方的複雜性與地方之間的差異性，也壓縮了與環保動保團體溝通的空間，更有可能反被拿過來攻擊一地的狩獵活動「文化意涵已消失」。

本文透過日本太地町與法羅群島兩個地區的民族誌、歷史、社會、經濟、生物等資料，討論地方鯨豚捕獵活動中有什麼尺度或大或小的力量在運作著，以及有什麼已產生的改變或未來變化的可能性，而這些都是僅用「文化差異」的視角所不能完全捕捉的。另外一方面，本文選擇這兩個地區而不談其他原住民的捕鯨案例（如1999年著名的北美馬卡部落捕鯨事件），目的在於將「多元狩獵文化」論述中兩個最有力的論點抽掉：一、原住民族與環境包含生態智慧與儀式意義的緊密關係；二、狩獵作為原住民族在殖民與現代國家的結構性不平等中的文化復振運動，來談工業化國家中的地方社群為何要進行鯨豚捕獵，以及這樣常被視為野蠻殘忍的行為能如何被理解。

在開始分析之前，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本文的討論是建立在這些地方鯨豚捕獵活動並沒有造成顯著的生態破壞上。以法羅群島為例，從2010到2015年間，當地島民平均一年捕獵約七百隻長鰭領航鯨，這個數字被認為不會影響東北大西洋中數量約七十七萬隻的領航鯨群體。至於太地町每年所捕獵的海豚中最主要的寬吻海豚、條紋原海豚、以及花紋海豚也都並非瀕臨滅絕的保育物種，且在太平洋的群體數量都算充裕。根據一項2007年的數據，在日本沿海捕獵活動中被捕殺的小型鯨豚類生物大約為兩萬六千隻，其中在太地町大約有三千隻，而其中有一千六百多隻為海豚。若單看日本沿海所捕獲的條紋原海豚的數字，的確有長期逐年下降的趨勢，但也有學者指出這還包含海豚肉與油脂被鯨魚取代、市場變小、漁村人口結構變遷、適宜捕獵的海岸被發展建設破壞等因素，並不全然代表海洋中的海豚數量劇烈減少。以人類學家Arne Kalland為首的一批長期研究捕鯨文化的學者更認為，「在國際會議與媒體上針對捕鯨的討論，大部分是踩在道德的立場，而非環境生態。而為了保護鯨魚所進行的種種行動，其思考邏輯是基於倫理政治，而非純然環境保育。」上面提到的「鯨豚類智能說」，就是時常用來反對鯨豚捕獵的倫理觀點。論者根據腦容量、腦部全身比例、涉及情緒與社會行為的神經元等研究資料，認為鯨豚類應被給予與人類同等的生存權利。例如2013年印度的環境森林部便認可鯨豚類為「非人的人類」，不得被囚禁。但也有學者表示這些研究未臻完全，其所衍生的保育論述也被認為將鯨豚類過度「擬人化」。

然而反過來從另外一面來談，贊成捕鯨活動的人士有時候也會用生態的角度來辯護，認為捕獵海洋中的大小哺乳類生物，可以維繫海洋生態平衡以及保護區域魚獲量。這個在太地町已成為官方論述的說法，現在也被以Daniel Pauly為首的海洋生物學家以研究資料反對。也就是說，鯨豚捕獵無法像其他在山林中的狩獵活動（例如原住民族對山羌或馴鹿的狩獵）一樣，以生態管理的框架來支持。唯一稍稍能夠用類似生物觀點來解釋的，或許是位於高緯度低光照的法羅群島島民，需要依靠鯨脂來攝取高維他命D的養分，而這是當地其他海鮮食物無法取代的。然而之後本文也將會提到，法羅群島的鯨魚肉以及太地町的海豚肉其實都含有高度重金屬污染，已被建議停止持續食用。

最後，在法律層次上，國際上最大的捕鯨管制組織「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雖然在1982年決議暫時停止商業捕鯨行為（於1986年生效），但此法令管理不到像在法羅群島和太地町這種沿岸小型鯨豚類的捕獵活動。法羅群島甚至與挪威、冰島與格陵蘭這些國家地區成立了自己的「北大西洋海洋哺乳類委員會」（North Atlantic Marine Mammal Commission），以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為名支持捕鯨活動。另外一方面，法羅群島雖是丹麥的自治領地，但並不屬於歐盟，因此法理上沒有受到歐盟捕鯨禁令的限制。至於日本，除了在大型捕鯨活動上持續地以「科學」的名義進行外，像太地町這種地方捕獵活動則僅受到地方政府（如和歌山縣政府）以配額和許可證的方式管理，但也有研究者指出這成效並不彰。值得一提的是，國際捕鯨委員會雖然也認可原住民族基於生計與文化傳統的捕鯨活動，如在美國阿拉斯加的因紐皮雅特人、西岸的馬卡人、加勒比海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的貝基亞人、俄國遠東地區的楚科奇人、以及格陵蘭的因紐特人，但並無明確管制方式、管轄權也模糊，目前多依賴其所屬國家設定的配額來管理。

二、太地町的獵豚活動

因為《血色海灣》而惡名昭彰的太地町，是一個遠離都會地區、號稱擁有八百年之久的捕鯨歷史的海邊小鎮，目前人口僅有三千多人。其周圍沒有適合農耕的田地，腹地也不足，發展有限，因此捕鯨成為這裡最主要的經濟基礎。根據地方歷史記載，日本首次的大型魚叉捕鯨活動就是於1606年從這裡開始。之後1675年，一種更為有效率的漁網捕鯨方式，據信也是由太地町居民發明。在江戶幕府時期（1600 - 1868），太地町因為捕鯨產業而發達起來。然而後來在門戶開放後由於無法與西方捕鯨船隊競爭，地方經濟逐步蕭條，年輕人出走，使太地町傳統捕鯨活動終止。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捕鯨產業因為現代技術的引入而得到復甦，並在六零年代到達鼎盛，提供了城鎮大部分的賦稅收入。但好景不長，80年代產業又沒落下來，捕鯨公司成立的基地紛紛關閉，城鎮失去主要收入來源，負債增加，地方經濟再次衰退。正是這樣歷史與經濟的背景，讓太地町希望能藉由輝煌的捕鯨過去來復振自己的城鎮，建立地方身份認同。在日本所有的捕鯨城鎮中，只有太地町有一個地方捕鯨組織，並且持續舉辦鯨魚的「供養祭」，早在1969年更已成立了一個鯨魚博物館，有關於鯨魚的舞蹈、鼓陣、文化祭典也在之後被創造出來。在《血色海灣》中，導演Louie Psihoyos提到太地町的鯨豚捕獵活動與佈滿城市的鯨魚意象，讓他感到十分詭異，但對當地人來說這其實並不衝突。

上面談的都是捕鯨活動，那《血色海灣》中的主角海豚呢？在日本，將成群的海豚驅趕到海灣然後用漁網圍住的捕獵方式同樣也有悠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在1863年，博多灣的一個村落便有相關的詳細記載。那一次的獵豚活動中共有九十四隻江豚被捉到，其中大多數透過不同管道販賣掉，而賺到的錢在分給漁網以及船隻主人後，其餘則分配給村落各個家戶。位於長崎縣的有川町是日本另一個著名的獵豚城鎮，一位嫁給當地捕鯨船員的老太太回憶在三零年代間，村落最熱鬧的時刻就是成群的海豚被驅趕上岸之時。之後村民會醃製海豚肉，或直接弄成生魚片食用。但這樣的海豚食用傳統只限於日本西南部分地區，因此並無足夠的市場支持。1986年國際捕鯨委員會暫時停止商業捕鯨後，日本一些海豚肉開始以鯨魚肉的名目販賣出去，以填補市場的空缺。儘管如此，海豚肉的價錢還是不斷走低，許多地方的傳統驅趕獵鯨活動也逐漸消失，到了八零年代後只有靜岡縣的富戶、壹岐島的勝本、沖繩的名護市，還有太地町，而現今只剩太地町在進行。

現今太地町的獵豚活動又與上述所謂日本傳統驅趕獵豚不一樣。首先，太地町有每年固定的獵豚季節（從九月到三月），而以往則是隨機的。其次，太地町漁民使用的是高速摩托漁船來大範圍地尋找迴游中的海豚群體，此方法據信是在二零年代從伊豆半島發展出來的，並且在六零年代後開始普及。事實上，太地町的傳統捕豚活動與多數日本漁村一樣，大約在六零年代就終止了，而現今的活動是在1969年幾位當地漁民從伊豆半島學到新的技術後才開始的。同時根據一項2006年的資料，太地町其實只有二十六位漁民有獵豚執照，所以這從來就不是媒體上所形容的「全民活動」。

從《血色海灣》到法羅群島：論非原住民的鯨豚捕獵「文化」（林浩立）

一、前言

在美國大學教授「環境人類學」這門課時，我於其中一週主題為「環境倫理」的課堂上，安排學生觀賞以日本和歌山縣太地町捕獵海豚為主題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以及另外一部片長較短、探討北歐法羅群島島民捕鯨活動的紀錄片The Grind: Whaling in the Faroe Islands，並搭配幾篇關於原住民族捕鯨傳統的文章閱讀。這堂課的設計主要用意在於，以多元的案例來平衡獲得2009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強烈批判任何鯨豚捕獵行為的《血色海灣》。在聆聽這群學科...

致讀者

2017年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問世的150週年，也是蘇聯十月革命的100週年。十月革命所開啟的列寧主義專政以及全盤的社會管制，在上世紀末的蘇東波巨變中已經崩塌。蘇東陣營的結束，加上中共的全面右轉，似乎顯示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挑戰終於敗北，《資本論》畢竟不敵資本主義，一場自許追求人類理想社會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就此終結。

但是在這個已經沒有「社會主義陣營」的世界裡，資本主義卻敗象連連：全球經濟長期不景氣，成長停滯，失業嚴重，貧富懸殊；到了2009年的華爾街大崩盤，多國陷入金融危機，幾乎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這時候，馬克思主義又顯得並不是「死狗」，它對資本主義的全面批判在新的環境中是不是仍有意義，尚待繼續的檢驗。

不過馬克思主義在過去150年的理論發展，連同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以來150年的政治實踐，同樣需要嚴肅的檢討。科拉科夫斯基的名著《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三卷，多年來被譽為最完備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堪稱理論檢討的經典。該書中譯本即將在台灣出版，本期《思想》先發表北京清華大學劉東教授為該書撰寫的譯序。針對馬克思傳統在政治上的「道成肉身」，嚴搏非先生發表〈幻象的湮滅〉三部曲，從文革中「上海公社」的瞬間興滅，追溯毛澤東、列寧，以及馬克思的「國家消亡」浪漫幻象，如何竟在文革的硝煙中打出原形而歸於「湮滅」。這篇文章所針砭的對象其實不止於馬克思主義傳統，更及於各種激進政治特別是某些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民主觀，值得我們重視。

原住民族的政治與文化權利應該獲得「差異」的待遇，理應是多元文化主義的要求，也是對原民主體地位的尊重，在台灣廣受認同。不過在一些情況之下，這類差異權利注定會與權利本有的普遍性格發生衝突，動物權與狩獵權利的爭議即為一例。當動物保護團體（其中成員主要為漢人）要求禁止狩獵的時候，原民的感受卻是他們生活方式中一種重要的成素橫遭非議、剝奪，自然產生強烈的反彈。原民團體與動保團體在狩獵問題上的爭議已經延續多年，互信蕩然，很少有機會對話。《思想》借用吳宗憲教授所組織的一次研討會，情商參與者將發言改寫成專文，組成本期的專輯，希望雙方都更理解對方的思路與價值觀。無庸贅言，保護動物並非特屬於漢人的主張；動保運動也不是任何族群專屬的道德覺悟。原漢之爭畢竟屬於人類內部的衝突與壓迫，不應該外溢連累到了動物。相信原住民族會善用自身與自然生命更為平等、親和的傳統，積極發展自己的動保論述與保育實踐。

最後，本刊有一個好消息，要跟所有的作者、讀者共享。2017年韓國坡州的亞洲出版獎，決定將它四個獎項中的「策劃獎」頒給《思想》。獲此殊榮，本刊編委會首先要感謝作者們提供高水準的文章，其次得感謝讀者們熱情的精神鼓勵，最後則必須感謝聯經出版公司不計成本，一貫地為了一種純樸踏實的文化理想而在財務、行政，以及編務上堅定支持這份刊物。我們會繼續努力，為了華人世界以中文為載體的公共文化、思想事業盡棉薄之力。

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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