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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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窗後的自由》收集了劉曉波在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失去人身自由的三年中所作的部分讀書筆記。劉曉波1996年10月8日被北京警方拘留，隨後判處勞動教養三年，被移送至大連勞動教養院，直至1999年10月7日勞動教養期滿獲釋。曉波在其它時段也寫下了大量的文稿，但多半被員警搜走，因此，這三年的讀書筆記雖然遠不足以反映他在1990年代的閱讀、思考和著述，但仍然是難得的材料，使我們得以窺見他的思考線索，或多或少地瞭解他的思想從八○年代到九○年代的發展變化。這是一個從狂放到沉潛，從尖銳到包容，從出奇制勝到遊刃有餘的轉換，這種轉換既體現於文風，更表現於內容。
劉曉波這段時間的閱讀範圍相當廣，舉凡宗教、哲學、歷史、文學藝術、人物傳記、回憶錄等等，無不涉獵。劉曉波這段時間著力最多的是宗教問題，這既表現了他在知識
和興趣方面的擴展，更表現了他在八九之後的反省、懺悔心理和重新理解生命意義的努力。
作者簡介：
劉曉波（1955-2017）
中國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活動家、《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1955年12月28日，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1980年代，以「黑馬」之姿登上中國文壇。1988年獲得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
1989年，參與天安門學生運動，為「廣場絕食四君子」之一。天安門屠殺之後，被捕入獄。此後成為中國最勇敢和最活躍的異議知識分子。在海外出版多部著作，並在中文媒體和網際網路上發表數百萬字的評論文章。
2008年12月8日，因發起和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而被中國當局祕密逮捕。美國學者林培瑞讚揚說，劉曉波的選擇「如撲火燈蛾，無懼於赴湯蹈火」。2009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其妻子劉霞亦長期遭到非法軟禁。
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因「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而非暴力的奮鬥，已經成為方興未艾的中國人權奮鬥的標誌與豐碑」，而榮獲該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如果排除達賴喇嘛的國籍爭議，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也是當今世界唯一身在監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Time 時代雜誌》將劉曉波與翁山蘇姬、曼德拉、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恩等一同列為全球「十大政治犯」之一。
2017年6月，劉曉波確診罹患肝癌末期，7月13日劉曉波病情惡化而病逝。 中共當局以各種理由逼部分家屬同意於7月15日匆匆火化及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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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從犀利到深沉──徐友漁
本書是《劉曉波文集》第三卷，收集了他在1996 年10 月至1999 年10 月失去人身自由的三年中所作的部分讀書筆記。劉曉波1996 年10 月8 日被北京警方拘留，隨後判處勞動教養3年，被移送至大連勞動教養院，直至1999 年10 月7 日勞動教養期滿獲釋。曉波在其他時段也寫下了大量的文稿，但多半被員警搜走，因此，這三年的讀書筆記雖然遠不足以反映他在上世紀九○年代的閱讀、思考和著述，但仍然是難得的材料，使我們得以窺見他的思考線索，或多或少地瞭解他的思想從八○年代到九○年代的發展變化。這是一個從狂放到沉潛，從尖銳到包容，從出奇制勝到遊刃有餘的轉換，這種轉換既體現於文風，更表現於內容。
對於胸懷大志、堅忍不拔的人來說，牢獄是另一種類型的大學，坐了一場牢，不管是三年五年還是八年十年，出來後已然是另一個人，正如古人所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苦難和虐待的刻痕留在面容和身體動作上，而知識、修養的提升則表現在談吐、文字和氣度上。劉曉波是一個例子，陳子明也是一個例子，再遠一點，文化大革命中因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而坐牢十年的楊曦光（楊小凱）又是一個例子。他們把鐵窗生涯變成苦學深思的時光，這明顯地使他們知識增長、視野拓寬、思想成熟。熟悉曉波八○年代文字的人，很容易從他以前那種激越的、總是比別人高八度的聲音中對比到現在的從容與寬廣。
曉波這段時間的閱讀範圍相當廣，舉凡宗教、哲學、歷史、文學藝術、人物傳記、回憶錄等等，無不涉獵，從他做的筆記看，他是有目的地、自覺地學習、思考和研究，而不是憑興趣泛泛地流覽。曉波大學本科念中文系，是學生詩社的成員，碩士和博士也在中文系，他的專長是文藝理論，雖然在八○年代中期橫空出世，以〈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一文一炮走紅，但不論怎麼暴得大名，本質上還是文學青年。投身於民主運動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發言，促使曉波擴大和轉移專業興趣和知識視野，以更豐富的思想資源和更厚實的學理支撐理解中國的現實，思考中國的未來。
在九○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知識界發生了一個所謂「政治哲學的轉向」，一些原本以哲學、文學、美學、宗教學為專業的人文學者，把興趣和目光轉向了政治哲學、政治理論以及相鄰的學科。促使他們轉向的原因有二： 一是一些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文學者，或者是八○年代「文化熱」的風雲人物在1989 年的社會風潮中失語，使他們痛感自己在終極關懷和審美情趣領域的強項面臨社會風潮、社會問題時派不上用場；二是九○年代初期開始的市場化改革和商品化潮流使得道義立場的伸張，在理論分析的需要面前黯然失色。當然，大多數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還是以愛因斯坦和羅素的方式來處理專業和公共言說的關係：本行業的專家和社會批評者兩種身分明確區分，從不越界。但有少數人採取專業轉向的方式，使自己的社會角色和專業修養融為一體，相得益彰，在社會轉型期更好地保有對於公共事務的話語權。
曉波早就被排斥於知識分子群體之外，他不是追隨潮流或觀察動向而實行「政治哲學的轉向」，而是憑直覺、本能，或觀察、判斷，在困難的條件下獨自完成知識結構的轉換。在此，我們不得不佩服曉波對時代潮流的敏感和時代脈動的體察，雖然被政治權力排斥於知識界之外，但他不僅沒有落伍，反而站在潮流的前排。做到這一點並非輕而易舉，本書也留下了他的自我更新努力的印記，我們很容易看到，當談論莊子、尼采、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他熟悉的話題時，他是那麼得心應手、揮灑自如、神采飛揚，而在閱讀政治哲學著作，尤其是當代自由主義大師的作品時，表現的卻是學習、理解、探索的心態。他在〈自由：人性、文化和制度的原點—獄中讀哈耶克《自由憲章》〉一文中一開始就說：「看完了熊彼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打開了哈耶克的《自由憲章》（或譯為《自由秩序原理》），有種久違的激動和恭敬。」他反省自己「對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所知不多，九○年代才開始詳讀米瑟斯、哈耶克、羅爾斯、諾齊克、伯林、貢斯當、弗裡德曼、布坎南、熊彼德以及制度經濟學的著作。」
在八九民運期間，曉波主要是基於對專制的憎惡與反抗，對人的解放，對人性的發揚追求民主這個目標，道義和人道主義是他的主要推動力，而在九○年代中後期，他對民主的思考已經在歷史的維度中進行，焦點集中於制度層面。他在本書中的一篇筆記中說：「一個好制度的關鍵，還不在於鼓勵人們多麼積極地向善，而在於有效地防止人們特別是權勢者們隨心所欲地為惡，即把做惡的機會和可能減至最低。反而，一個壞的制度才在道德上一味高調提倡人們為善，結果越是大的為善者就越是做大惡。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善待人性並普遍地開掘出人的創造力，恰恰是由於這一制度在道德上是低調的，不以殘酷犧牲為手段，不以造就聖徒為目的，而是最最珍視無價的生命，充分尊重人的平凡的世俗欲望，以遵紀守法為做人的常識標準。」
曉波這段時間著力最多的是宗教問題，這既表現了他在知識和興趣方面的擴展，更表現了他在八九之後的反省、懺悔心理和重新理解生命意義的努力。他的讀書筆記沒有顯示多少教理的辨析，而是充滿了宗教的情懷。他在「鐵窗中的感動—獄中讀《論基督徒》」中寫道：「也許，我永遠不會成為教徒，不會進入有組織的教會，但是耶穌基督卻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終其一生也無法企及那種聖徒人格，但被這樣的書所感動所震撼，說明自己還具有作為一個人的虔誠與謙卑，並未被牢獄之災所吞沒，也沒有被曾經暴得的名聲所腐蝕，我還有救，還能夠把自己的一生變成努力地接近這種人格的過程。」
本書最讓我們感動和受到啟迪的是下面這段話：「人類必須有一個夢，這個夢要求我們在充滿仇恨和歧視的困境中尋找愛和平等，正因為絕望，希望才給予我們。即便明天早晨地球定將毀滅，我們也要在今晚種下一株希望之樹。在此意義上，信仰在靈魂中的扎根，需要一種『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的近於決絕的生存勇氣和意志決斷。」這是曉波的思想走向成熟時的自我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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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1955-2017）
中國作家、文學評論家、人權活動家、《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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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8日，因發起和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而被中國當局祕密逮捕。美國學者林培瑞讚揚說，劉曉波的選擇「如撲火燈蛾，無懼於赴湯蹈火」。2009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其妻子劉霞亦長期遭到非法軟禁。
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因「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而非暴力的奮鬥，已經成為方興未艾的中國人權奮鬥的標誌與豐碑」，而榮獲該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如果排除達賴喇嘛的國籍爭議，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也是當今世界唯一身在監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Time 時代雜誌》將劉曉波與翁山蘇姬、曼德拉、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恩等一同列為全球「十大政治犯」之一。
2017年6月，劉曉波確診罹患肝癌末期，7月13日劉曉波病情惡化而病逝。 中共當局以各種理由逼部分家屬同意於7月15日匆匆火化及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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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劉曉波文集》第三卷，收集了他在1996 年10 月至1999 年10 月失去人身自由的三年中所作的部分讀書筆記。劉曉波1996 年10 月8 日被北京警方拘留，隨後判處勞動教養3年，被移送至大連勞動教養院，直至1999 年10 月7 日勞動教養期滿獲釋。曉波在其他時段也寫下了大量的文稿，但多半被員警搜走，因此，這三年的讀書筆記雖然遠不足以反映他在上世紀九○年代的閱讀、思考和著述，但仍然是難得的材料，使我們得以窺見他的思考線索，或多或少地瞭解他的思想從八○年代到九○年代的發展變化。這是一個從狂放到沉潛，從尖銳到包容，從出奇制勝到遊刃有餘的轉換，這種轉換既體現於文風，更表現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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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知識界發生了一個所謂「政治哲學的轉向」，一些原本以哲學、文學、美學、宗教學為專業的人文學者，把興趣和目光轉向了政治哲學、政治理論以及相鄰的學科。促使他們轉向的原因有二： 一是一些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文學者，或者是八○年代「文化熱」的風雲人物在1989 年的社會風潮中失語，使他們痛感自己在終極關懷和審美情趣領域的強項面臨社會風潮、社會問題時派不上用場；二是九○年代初期開始的市場化改革和商品化潮流使得道義立場的伸張，在理論分析的需要面前黯然失色。當然，大多數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還是以愛因斯坦和羅素的方式來處理專業和公共言說的關係：本行業的專家和社會批評者兩種身分明確區分，從不越界。但有少數人採取專業轉向的方式，使自己的社會角色和專業修養融為一體，相得益彰，在社會轉型期更好地保有對於公共事務的話語權。
曉波早就被排斥於知識分子群體之外，他不是追隨潮流或觀察動向而實行「政治哲學的轉向」，而是憑直覺、本能，或觀察、判斷，在困難的條件下獨自完成知識結構的轉換。在此，我們不得不佩服曉波對時代潮流的敏感和時代脈動的體察，雖然被政治權力排斥於知識界之外，但他不僅沒有落伍，反而站在潮流的前排。做到這一點並非輕而易舉，本書也留下了他的自我更新努力的印記，我們很容易看到，當談論莊子、尼采、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他熟悉的話題時，他是那麼得心應手、揮灑自如、神采飛揚，而在閱讀政治哲學著作，尤其是當代自由主義大師的作品時，表現的卻是學習、理解、探索的心態。他在〈自由：人性、文化和制度的原點—獄中讀哈耶克《自由憲章》〉一文中一開始就說：「看完了熊彼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打開了哈耶克的《自由憲章》（或譯為《自由秩序原理》），有種久違的激動和恭敬。」他反省自己「對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所知不多，九○年代才開始詳讀米瑟斯、哈耶克、羅爾斯、諾齊克、伯林、貢斯當、弗裡德曼、布坎南、熊彼德以及制度經濟學的著作。」
在八九民運期間，曉波主要是基於對專制的憎惡與反抗，對人的解放，對人性的發揚追求民主這個目標，道義和人道主義是他的主要推動力，而在九○年代中後期，他對民主的思考已經在歷史的維度中進行，焦點集中於制度層面。他在本書中的一篇筆記中說：「一個好制度的關鍵，還不在於鼓勵人們多麼積極地向善，而在於有效地防止人們特別是權勢者們隨心所欲地為惡，即把做惡的機會和可能減至最低。反而，一個壞的制度才在道德上一味高調提倡人們為善，結果越是大的為善者就越是做大惡。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善待人性並普遍地開掘出人的創造力，恰恰是由於這一制度在道德上是低調的，不以殘酷犧牲為手段，不以造就聖徒為目的，而是最最珍視無價的生命，充分尊重人的平凡的世俗欲望，以遵紀守法為做人的常識標準。」
曉波這段時間著力最多的是宗教問題，這既表現了他在知識和興趣方面的擴展，更表現了他在八九之後的反省、懺悔心理和重新理解生命意義的努力。他的讀書筆記沒有顯示多少教理的辨析，而是充滿了宗教的情懷。他在「鐵窗中的感動—獄中讀《論基督徒》」中寫道：「也許，我永遠不會成為教徒，不會進入有組織的教會，但是耶穌基督卻是我的人格楷模，我知道終其一生也無法企及那種聖徒人格，但被這樣的書所感動所震撼，說明自己還具有作為一個人的虔誠與謙卑，並未被牢獄之災所吞沒，也沒有被曾經暴得的名聲所腐蝕，我還有救，還能夠把自己的一生變成努力地接近這種人格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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