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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有其他書能比艾琳娜．斐蘭德的《那不勒斯故事》更深刻描繪女性友誼。這個從五○年代跨越到二十一世紀的故事，帶有神話般的迷人魅力。——《時尚》

艾琳娜．斐蘭德的文筆如此豁達，如此自然，但又如此美麗動人，如此讓人臉紅心跳。對細節的描繪，以及忽而快如飛梭，忽而慢如爬行的敘事步調，產生了強烈的心理效果，讓你對人物心情的不安或急迫感同身受。艾琳娜．斐蘭德和其他作家不一樣，不是因為她獨特創新，而是她毫不忸怩，大膽無畏，坦率真誠。——《圖書論壇》

艾琳娜．斐蘭德筆下的女性內心對話無人能及，驚人的...

我最後一次見到莉拉是在五年前，二○○五年的冬天。那天一大早，我們沿著通衢大道散步，就像在這之前好幾年來一樣，兩人都覺得不太自在。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在講話，我記得。她只哼哼啊啊的，一面和不理會她的人打招呼，偶爾幾次打斷我，也都只是發出驚呼聲，而且和我講的話沒有什麼明顯的關聯。這些年來發生太多壞事，有些甚至很可怕，為了重拾往日的親密關係，我們必須講出心中隱藏的祕密心事，但我沒有力氣去找話來說，而她雖然可能有力氣，卻沒有欲望想講，因為不覺得講了有什麼用。

然而我還是很愛她，只要回到那不勒斯，我總會想辦法去看她，儘管我不得不承認，我有點怕她。她變了很多。當時我們都有了年歲，但在我慢慢變胖的同時，她卻永遠還是那麼瘦。她的短髮是她自己動手剪的，滿頭白，不是因為她刻意如此，而是疏於照顧。她臉上皺紋很多，而且越來越像她父親；笑聲神經兮兮的，簡直像尖叫，講話的聲音也太大。此外，她講起話來也總是比手畫腳，每個手勢都斷然用力，看起活像是要把房子、街道、行人和我切成兩半似的。

我們走到小學的時候，有個我不認識的年輕人追上我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對她嚷著說，教堂旁邊的花圃發現了一具女屍。我們匆匆趕到花園，莉拉抓著我擠過群集的好奇旁觀者，粗魯地開出路來。側躺在地的這個女人很胖，身上穿著過時的深綠色風衣。莉拉馬上就認出她來，但我沒有：這是我們的童年好友姬俐歐拉．斯帕努羅，也就是米凱爾．梭拉朗的前妻。

我已經好幾十年沒見過她了。那張漂亮的臉孔已經毀了，腳踝變得很巨大。原本是褐色的頭髮如今是刺眼的紅色，雖然還像以前那樣留得很長，但已經變得稀疏，散落在鬆軟的泥土上。她一腳穿著陳舊的低跟鞋，另一腳是灰色的羊毛褲襪，腳趾部分破了一個大洞，鞋掉在幾公尺之外，彷彿因為疼痛或恐懼而踢掉了。我立時哭了出來，莉拉則用很火大的眼神看我。

我們坐在附近的長椅上，默默等著歐俐姬拉的屍體被運走。她到底出了什麼事，她是怎麼死的，當時大家都還不知道。我們到莉拉家，也就是她爸媽原本住的那幢舊公寓。現在她和兒子黎諾住在這裡。我們談起我們的這個朋友；莉拉對她沒什麼好話，批評她的生活，她的自以為是，她的背叛。我聽不下去。我想起那張側臥在泥土上的臉，那頭稀疏的長髮，那白白的頭皮。和我們一起長大的女孩有多少人已經不在人世，因為疾病，因為她們的神經系統無法承受痛苦折磨，因為她們鮮血流盡，了無生息。有那麼一會兒，我們就這樣無精打采地坐在廚房裡，誰也提不起精神清理餐桌。後來我們就又一起出門了。

冬日晴朗的太陽讓大地萬物顯得一片祥靜。儘管我們都變了，但舊街坊還是和以前一模一樣。低矮的灰色房舍猶在，我們玩遊戲的院子，隧道口，以及暴力，也都還在。但是周圍的環境改變了。一座座綠色的水塘已經不見了，舊罐頭工廠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閃閃發亮的玻璃摩天大樓，彰顯著以前沒有人相信的燦爛未來。這些年來，我目睹這些改變的發生，有時候非常好奇，但更多時候渾然不在意。小時候，我曾想像街坊之外的那不勒斯充滿各種不可思議的驚奇。例如中央車站旁邊的那幢摩天大樓，許多年前就曾經讓我驚嘆不已。起造的時侯，那一層一層疊高的建築骨架看在我們眼裡非常之高，就在那座野心勃勃的中央車站旁。走過加里波第廣場時，

我是多麼驚訝啊：看，這有多高啊。就在我們走向海邊，走到富裕區域周邊時，我對莉拉，對卡門、帕斯蓋、艾達、安東尼奧，對當時所有的同伴說。我心想，大樓頂端住的一定是天使，他們會讓整座城市洋溢喜樂。爬到上面，那騰雲駕霧感—我肯定會滿心歡喜。這是我們的摩天大樓，儘管不在我們的街坊裡，但這是我們一天天看著成長的東西。但那工程停止了。我從比薩回來之後，車站摩天樓不再是個城市復興的象徵，更像是另一個孕育低效能的溫床。

在那段期間，我堅信我們的街坊和那不勒斯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抑鬱不安從這個區域流向另一個區域，毫無阻礙。無論何時回到這裡，我總會發現這城市的懦弱，沒有骨氣，無法承受任何的改變，不管是季節、熱氣、酷寒，或者—尤其是—暴風雨。看看加里波第廣場是怎麼淹大水的，看看博物館對面的美術館是怎麼崩塌的；這裡曾經有過土石流，有過大停電。我記憶深處還牢牢記著那黑漆漆的街道，充滿危險，交通紊亂，路面破碎，處處積水。阻塞的水管破裂，水流得到處都是。山坡上擠滿太多脆弱的新建築，底下被掏空，流下一道道的水、泥流、垃圾和穢物，沖進海裡。人們因輕忽大意，因腐敗貪污，因濫權暴行而喪命，然而在每一次的選舉裡，卻

都還是熱心支持那些讓他們日子更加難以忍受的政客。只要一下火車，我就在這座我生長的城市裡步步為營，很小心地只說方言，彷彿要讓大家都知道：我是你們的人，不要傷害我。

大學畢業之後，像彗星爆發一樣，我寫的一部小說在短短幾個月裡意外出版成書，於是我出身的那個世界，對我來說似乎變得更加遙遠。在比薩，在米蘭，我都覺得很自在，有時甚至很快樂。但回到我生長的這個地方，我總是擔心會有不可預期的事情發生，讓我再也無法逃脫，讓我所獲得的一切都被奪走。我可能會再也不找到即將與我結婚的彼耶特洛，我可能會再也進不去那家井然有序的出版社。我可能會再也無法親近優雅的璦黛兒，我未來的婆婆，與我媽媽完全不同的一位母親。我打從過去就覺得那不勒斯很擁擠，從加里波第廣場到佛塞拉、杜崔斯卡、拉文奈歐、拉提菲羅，都非常擁擠。在六○年代末期，這擁擠的情況似乎格外嚴重，不耐與挑釁也無邊無際地擴散。有一天早上我到梅佐坎農路，很多年前我在這裡的書店打過工。我之所以到這裡來，是想看看我當年辛苦工作的地方，也想看看我沒能上的那所大學。我很想拿這所大學來和我在比薩上的師範大學比較一下，甚至還希望或許能碰到嘉利亞妮老師的子女—亞曼多和娜笛亞—誇耀我現在的成就。但那條街，那所大學的建築都讓我失望。這裡到處是那不勒斯、外省市和整個南方來的年輕人，衣著入時，洋溢自信，也有一些比較粗獷、比較沒那麼出色的人。他們擠在入口和教室裡，吵吵嚷嚷在系祕書面前排起長長的隊伍。毫無來由的，距我身邊幾步的

三、四個人開始打起來，彷彿光只看見對方就足以爆發辱罵和拳打腳踢。這些男生用我無法理解的方言忿怒咆哮，不濺血不罷休。我匆忙離去，彷彿在我自認為安全的地方卻碰上了恐怖的事情。

換句話說，情況一年比一年惡化。雨季時，整座城市爆裂開來，老舊的建築傾頹，彷彿有人坐在老舊的椅子上，傾身靠著被蟲蛀朽的扶手，跌了下來。喪命，受傷。咆哮、鬥毆、鞭炮。整座城市彷彿停泊在無法宣洩的忿怒上，因而由內向外爆裂，或者是從表面的膿瘡一一炸裂，那因為蓄積眾人怨毒—孩童、成人、老人、其他城市來的訪客、北約組織的美國人、各種國籍的觀光客和那不勒斯本地人—而腫脹的膿瘡。這麼失序危險的地方，無論城郊、市區、山丘或維蘇威火山腳下都混亂不堪的地方，怎麼有人能受得了呢？特杜西歐的聖吉瓦尼和到那裡去的路程，讓我留下非常不堪的壞印象。莉拉工作的那座工廠多麼野蠻無情。而莉拉自己—莉拉和她的小孩住在破舊的公寓裡，和恩佐住在一起，雖然他們並沒有同床共枕。她說他想研讀電腦，她也努力幫他。我還記得她講話的嗓音，她彷彿想抹去特杜西歐的聖吉瓦尼，抹去薩拉米肉腸、工廠臭味和她的景況，而裝腔作勢地引用縮寫的專有名詞：米蘭國立大學電腦控制學中心、電腦科學之社會科學應用蘇維埃中心。她一心想讓我相信，像這樣的研究中心不久也會在那不勒斯成立。我當時想：在米蘭或許會有，在蘇聯肯定是有的，但在這裡不會有，在這裡有的只是你那無法控制的腦袋想出來的愚蠢夢想，把貧困忠貞的恩佐拉下水的夢想。離開吧。永遠離開，遠離這我們從

出生以來一直過著的生活。在井然有序的地方，在一切真正有可能實現的地方安身立命吧。我是逃離了。但是在後來的數十年裡，卻發現我錯了，這只是條鍊圈一圈比一圈大的鎖鍊，我們的街坊連著那不勒斯，那不勒斯連著義大利，義大利連著歐洲，歐洲連著整個地球。我如今已然明白：病入膏肓的不是我們的街坊，不是那不勒斯，是這一整個地球，這一整個宇宙，或無數個宇宙。而所謂的精明就是躲藏，對事物的真相避而不見。

二○○五年冬天的那天下午，我和莉拉聊到這個問題，用著強調的語氣，彷彿賠罪似的。我希望能公開承認她打從年輕時就什麼都懂，儘管從未離開那不勒斯。可是我話才出口就覺得羞愧了，我在自己的話裡聽見了急躁不安的悲觀，是年華老去的人會有的悲觀。我知道她也察覺到了。

她臉上是緊張痛苦的微笑，露出一口老朽的牙齒，說：「你這是在假裝無所不知，假道學嗎？你究竟想做什麼？你想寫我們的故事？你想寫我？」

「不是的。」

「說實話。」

「太複雜了。」

「可是你想過了，你現在還在想。」

「是有一點。」

「放過我吧，小琳。放過我們吧。我們必須消失，我們一文不值，不管是姬俐歐拉

或我，沒有人值得。」

「才不是這樣的。」

她一臉不滿的醜陋表情，盯著我看，瞳孔幾乎看不見了，嘴唇半張。

「好吧，」她說：「寫吧。你想寫就寫，寫姬俐歐拉，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是不准寫我，你敢寫試試看。答應我。」

「我誰也不寫，連你也不寫。」

「小心點，我會盯著你。」

「真的？」

「我會查你的電腦，讀你的檔案，刪除掉。」

「少來。」

「你以為我做不到？」

「我知道你做得到。但我可以保護自己。」

她笑了起來，是以前那種刻薄的笑。

「碰到我就不行。」

我最後一次見到莉拉是在五年前，二○○五年的冬天。那天一大早，我們沿著通衢大道散步，就像在這之前好幾年來一樣，兩人都覺得不太自在。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在講話，我記得。她只哼哼啊啊的，一面和不理會她的人打招呼，偶爾幾次打斷我，也都只是發出驚呼聲，而且和我講的話沒有什麼明顯的關聯。這些年來發生太多壞事，有些甚至很可怕，為了重拾往日的親密關係，我們必須講出心中隱藏的祕密心事，但我沒有力氣去找話來說，而她雖然可能有力氣，卻沒有欲望想講，因為不覺得講了有什麼用。

然而我還是很愛她，只要回到那不勒斯，我總會想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