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軍、封建解體與英國議會制演進

逆風突起的十字軍運動

提到近代歐洲「民主」之萌芽與演進，根據既存之正統傳說，在美國出現之前，英國乃絕不能不提的「典範」建構者：無論大憲章、光榮革命，抑或者在當前民主機制中最具關鍵性的國會制度等，這些英國歷史的重要點滴，無一不是當代政治學經典在推廣對民主演進之認知時所論列最起碼的常識內容。儘管如此，前述故事的真正來龍去脈究竟如何？我們又該如何認真、客觀地看待它們呢？

還是先接續前面的故事講下去吧。

上個段落大致上介紹了從西元五世紀到十一世紀間，歐洲中古時期封建社會發展的前因後果與重要制度特徵；正是在此時期歷史發展中提供的變數，埋下了近代歐洲慢慢走向民主化階段的伏筆。必須注意的是，儘管蠻族入侵並瓦解羅馬帝國，帶來了政治環境與單位碎裂化，亦奠下歐洲封建體制的基礎，但在細部變化方面，倒也並非到處都是一樣的。例如，相對法蘭西地區的發展大致符合前述歷史過程，原本自盎格魯─薩克遜人征服後始終在政治上處於四分五裂局面的英格蘭，卻在北歐的維京人於八世紀末入侵後，逐漸朝向統一趨勢發展，儘管整個不列顛（包括英格蘭、威爾斯、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單一化」還要等到一六○三年才實現。

可以這麼說，起自一○九六年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運動，不啻為英格蘭乃至整個歐洲的發展帶來另一個變數。主要集中在十二到十三世紀之間的八次十字軍東征運動，表面上之目的是西歐的虔誠基督徒們希望藉此對抗塞爾柱土耳其人擴張，以收復淪陷的聖地耶路撒冷，並重拾基督教對小亞細亞的影響力。實際上的理由則或許不這麼單純。

還是先從十字軍的對手看起吧。

由於長期習慣從歐洲人眼中看世界歷史，恐怕少有人真正理解自七世紀中葉從阿拉伯半島中部發跡，僅僅不到二百年時間，伊斯蘭影響所至的地理範圍已然包括西起庇里牛斯山以南整個伊比利半島，囊括整個撒哈拉沙漠以北非洲，北至高加索地區，東北直抵帕米爾高原，東南邊陲則延伸到菲律賓明答那峨島，橫跨歐、亞、非三大洲，涵蓋數億人口、幾乎廣袤無垠的世界。

相比之下，別說仍在分崩離析中掙扎的西歐，就連勉強維持帝國框架的東羅馬（拜占庭），在一○七一年的曼齊克爾特戰役後，也看似無力繼續跟伊斯蘭競爭。如同羅賓森（Francis Robinson）的描述一般，「從西元八到十八世紀，無論是勢力範圍或就創造力而論，伊斯蘭都是當時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主流文明。」與其相比，西歐不啻是個野蠻境地。穆斯林學者伊赫默德（Said ibn Ahmad）便曾在一○七○年如此描繪歐洲人：「這些民族沒有在科學上下功夫，與其說是人類，不如稱之野獸。他們住在極北地帶和人居世界邊緣，如同在天頂邊界，離陽光非常遙遠，空氣寒冷、天空陰沉，……所以他們缺乏敏銳的理解力和清晰知性，受冷漠無情所主導，往往愚昧而無見識。」看起來非常像近代歐洲人對其他地區的描述吧！

不過，雖說碎裂的西歐只堪比螢火之光，毫無與皓月爭輝的機會，讓人跌破眼鏡的是，儘管雙方看似實力懸殊，西歐仍自十一世紀起發動了一連串對伊斯蘭的挑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十字軍。

如此不自量力，西歐到底在想些甚麼呢？

直到九世紀為止，儘管地中海南岸早已成為伊斯蘭勢力範圍，前往東方的西歐朝聖者與貿易商依舊絡繹不絕，但在十世紀土耳其人取代阿拉伯人，成為穆斯林主流並代之領導伊斯蘭世界後，情況便有所不同。由於前者不若阿拉伯人具包容心且重視商業利益，希望對東羅馬施加更大壓力而堅壁清野以致封閉陸路後，海上通道自十一世紀初起也慢慢時續時斷。自此，重啟通道既成為眾人給予當時仍為基督教世界領導者之東羅馬帝國的義務，也成為西歐基督教會借力使力的大好機會。

由於羅馬教會企圖爭取更大自主性，降低西歐封建君主對於宗教力量的制約，自十一世紀起便開始推動一連串改革。但很明顯地，光靠教會本身並無充足能量跟大型貴族們競爭，因此，所謂十字軍運動與其說是部分歐洲虔誠貴族自動自發的動作，羅馬教皇在後面推波助瀾，目的在藉此激起民間支持熱情，以便於借力使力的努力，也可以說「功不可沒」。

當然，除了教會有它自己的政治盤算之外，參與東征的大批歐洲貴族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也有非常明顯的自利考量：最初參與十字軍的人多半是分布在法蘭西與義大利等地區的諾曼貴族，這批人的目標是利用遠征來奪取新領地，並獲取財富以及更加獨立的地位。除此之外，由於當時西歐發生普遍性飢荒而致流離失所的貧窮人口，以及希望利用貴族戰爭打通被土耳其人切斷之東方貿易商路的國際貿易商人（主要來自義大利半島北部，如威尼斯與米蘭等地），也都在這些打著宗教旗幟的戰役中扮演積極「出錢出力」的關鍵角色。根據估計，先後參與十字軍者介於六到十萬人之間，重裝騎士與貴族大概佔一成，其次，以中古時期每位騎士平均有三到五位侍從計算，低武裝步兵約占三至五成，其他就是一般平民百姓。

總而言之，就在羅馬教會、西歐中小型貴族、飢餓貧民與國際貿易商之間奇妙的利益結合下，十字軍戰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前後共有八次之多。

大憲章的非正軌歷史意義及其暗示

除了法蘭克諾曼貴族，英格蘭也是十字軍的積極參與者。

在理查一世（Richard I）帶領下，英格蘭貴族首度在一一八九年參與了第三次的十字軍遠征行動。雖然主角表現還算傑出顯目，但因遭逢強勁對手，亦即埃及阿尤布王朝的薩拉丁蘇丹，不但結果是失敗的，理查一世自己還在歸國中途遭到俘虜，並被轉交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六世監禁（當時的歐洲封建貴族也經常扮演攔路綁架勒贖的土匪角色）。原本便因組織參與東征的八千名軍隊和一百艘運輸船艦，導致財政困窘不堪的英格蘭，為了能湊足十萬英鎊以贖回自己的國王，不得不在一一九三年開徵了五種不同的苛徵雜稅，最後當然引發人民普遍的不滿情緒。

在沉重的財政負擔（無論是軍費或贖金）之外，另一個後遺症則是由於涉及英格蘭家務事與英、法王室糾葛，英王隨後失去在諾曼第地區的大批傳統領地，從而在日益緊縮的財政問題上，增添了雪上加霜的龐大政治壓力。

繼任理查一世上台的約翰國王，不僅被謔稱為「無地者」（the Lackland），又因為在主教任命問題槓上了教會，結果在一二一一年被羅馬教皇片面剝奪王位正當性作為懲罰。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英王約翰只得向貴族與自由市民讓步，於一二一五年簽署了所謂「大憲章」（Magna Carta）；在這份由坎特伯里大主教親自起草，長達三千五百字的煌煌歷史文件中，英王被迫接受限制國王課稅權力的一系列新要求，其中最重要的規範載於第六十一條，內容規定由二十五名貴族組成的委員會，有權隨時召開會議否決國王命令，甚至可武力占據國王的城堡和財產。由於「大憲章」乃英格蘭史上第一個英國社會權利與自由的法案，且確立了國王必須受制於法律之新典範，一般也被認為是此地現代民主起源。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英國在薩里郡蘭尼美德（Runnymede）舉行了大憲章簽署八百週年的慶祝儀式，首相卡麥隆對聽眾宣稱，大憲章「永遠改變了被統治者和政府之間的權力均勢」，且讓世界各國世世代代人民從中蒙受其惠，不僅「八百年前發生的事仍與今日休戚相關，它散播的種籽更遍及全球各地。」紀念活動還包括高舉啤酒「向大憲章乾杯」，靈感來自憲章提及應為酒和玉米制定度量標準。

不過，憲章今日雖然備受推崇，當初約翰王一度仍企圖翻臉不認帳，終究不敵貴族壓力。憲章雖在一二二五年成為正式法律，但在隨後版本中，大部分直接挑戰王室絕對權力的條目都被刪除。甚至在接下來的二百年當中，王室事實上先後被迫四十四次「確認」大憲章內容，充分反映出國王無恥賴帳的頻繁程度，不禁讓人咋舌。

必須一提的是，前述英國的政治發展雖是無庸置疑的歷史「現實」，但從某個角度看來，卻似也未必「合理」。

正如本書第一個段落提過的，統治者暴虐無道與官逼民反在君主制時代中雖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一般來說，民眾（包括貴族）反叛的結果不是輸（由於武力遭壟斷，其實多半以失敗收場）就是贏（最終帶來改朝換代，但實則除上層階級抽換，結構上什麼也沒變），但是在英國卻相對地呈現出「有限勝利」或甚至「分期付款式勝利」（installment victory）的模式，例如每次再度確認大憲章都會附加新的要求，也會讓國王權力再次被限縮，最終在最高統治者在不斷被迫「逐步地」失去權力的情況下，結構本身慢慢地跟著轉型，從而在數百年後走出了君主制度。

所以出現這種偏離正軌情況的原因或許是，在漫長的歐洲中古時代裡，相對於世界上多數地方維持著以「中央集權」為主要概念的帝國架構（不管在內涵與持久性上有著多少差異），歐洲則不僅在羅馬崩解後遲遲無法完成重建帝國的工作，甚至轉而進入帶有更濃厚「地方分權」色彩的封建框架中（帝國的出現經常意味終結地方分權），這讓此地區的政治遊戲浮現「非零和競賽」（non-zero-sum game）的特徵，由於雙方未必追求全贏的結果，從而有機會帶來英國式的「有限勝利」。

蘭迪斯（David Landes）同樣描述了此種差異：「歐洲也有很多專制政體，但在法律與地理的分割，以及中央（國王）與地方（領主）分權的影響之下，……分裂造成了競爭局面，因為競爭，國家就必須好好照顧人民，……但大帝國就不怕子民逃跑，……因為百姓要逃也沒有地方可去。」此種描述不僅指出了歐洲歷史的特殊性，甚至還有人將歐洲以外的王權發展概括稱為「東方式專制」。

說實話，反稱他們為「西方式專制」可能更恰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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