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上臺與全球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葉攀）

美國總統川普當選已經一年，但是川普對美國和世界政治引起的震動方興未艾。一石激起千層浪，川普的獲勝不僅引起了國際上評論人士的廣泛議論，也造成了美國各界的劇烈震動。在國際上，歐洲的各路新納粹組織例如法國的國民陣線，以及英國獨立黨等紛紛表示祝賀，並認為川普的勝利也意味著他們可能的勝利。這並不是這些人士的自吹自擂，事實上在歐洲一些國家例如奧地利、荷蘭與義大利將要進行的選舉中，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勢頭都十分強勁，義大利的右翼民粹主義組織在此之前已經拿下了羅馬市長的職位。在2017年的法國總統選舉中，勒龐女士不僅進入了第二輪，而且拿到了空前比例的選票。在美國國內，各路右翼人士也彈冠相慶，北卡羅萊納州的三K黨甚至要組織勝利遊行。巴菲特等金融資本家也很快就對川普表示了好感和贊許。而國際上的左翼人士紛紛表示震驚，例如賴特（Erik Olin Wright）直接就用「災難」形容川普的當選。大陸的「自幹五」則一以貫之地為一切比主流政治更加野蠻的事物歡呼。大陸的一部分自由主義者，也延續了他們「凡是保守的就是好的，就是應該支持的」這個態度。

川普的政治傾向已經不是問題，他也毫無掩飾自己政治傾向的意圖。在維州夏洛特維爾事件發生後，川普甚至拒絕譴責參與其中的新納粹——畢竟川普也知道，這些人就是他的社會基礎。英國《衛報》的一位專欄作家約拿桑‧弗里德蘭就認為，川普對美國三K黨和新納粹組織的消極無為打破了數十年來美國甚至西方對法西斯主義的禁忌，而且沒有為之付出任何代價。川普剛剛當選就任命了有法西斯傾向的班農為其首席顧問（現已辭職）。川普的內閣幾乎全部由華爾街和石油等傳統產業的富豪（這是金錢政治的不二標誌），以及美國軍方的鷹派人士組成。川普就任之後立即採取了大量相關措施兌現其競選時的諾言，比如廢除奧巴馬醫改（被美國國會阻擋），臨時禁止七個國家的公民（含雙重國籍者）進入美國（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沒有沙特、埃及等美國共和黨傳統盟友），對墨西哥的商品收取高額關稅並用這筆資金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立隔離牆，提高合法移民特別是技術移民的門檻，實行刻意吸納「高端」移民的措施。川普的這些措施不僅是對人民權利的侵犯，也極大地不利於十分依賴吸納全世界人才的美國高科技產業。事實上，川普的政策顧問斯蒂芬‧米勒本人就是持強硬右翼和反移民立場的。據報導，川普政府的教育部長公開支持密爾頓•弗里德曼的「教育券」主張，甚至主張強化學校中的基督教教育。這並不是這位部長的個人觀點：反對美國公立學校中的無神論教育，通過私人教育推行宗教主張，正是美國保守派特別南方保守派的一貫主張。根據《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的報導，川普本人也表示要廢除「詹森修正案」，允許宗教團體進入政治領域，從事政治活動。川普的其它經濟措施也是傾向於傳統產業特別是石油行業，而對諸如新能源等新興行業不利。川普提出的第一份預算案，延續了共和黨的「劫貧濟富」傳統。他提出的減稅計畫是：最富有的0.1%人士減稅14%，中產階級減稅1.8%，他還要求大幅度削減公司稅和房產稅。這些都是一目瞭然的。川普的種種舉措激起了美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的抗議，也受到了美國體制內部的阻礙。川普能走多遠，還要進一步觀察。

川普的當選不是孤立的，而是近年來國際上右翼民粹主義勢力崛起的一個標誌。西歐和東歐的右翼民粹主義已經於多年前崛起，成為各自國家政治活動中一支不可忽視的甚至主導性的力量。在東歐各國，自從劇變以後，各種牌號的右翼民粹主義尤其猖獗。在匈牙利，右翼民粹主義已經執政多年。波蘭的右翼執政者正在深入進行進攻。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也是大同小異，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更加右翼的勢力在這些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據的位置也不是秘密。在奧地利，海德爾也早已於1995年上臺執政過了。前述法國國民陣線早已聲名遠揚，本次法國大選中勒龐的進展也引人注目；甚至一向「安分」的德國，右翼民粹主義力量近來也不斷崛起。一向被認為是「保守」、「溫和」典範的英國，去年年中也公投的形式脫離了歐盟，這也被廣泛認為有右翼民粹主義的因素。亞洲也未能倖免，菲律賓的新總統正是這樣的人物。換言之，川普是全球特別歐美諸國右翼勢力不斷膨脹的一個標誌，也是其結果。川普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主要還是因為他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的領袖美國的政治首腦。但從川普宣示「美國優先」，並且對德國、韓國等國進行赤裸裸訛詐來看，川普似乎並不想擔任世界領袖。

美國的右翼民粹主義從其獨立時期起就相當流行，這種思潮甚至在獨立之前的殖民地時代就產生了。從殖民地時代起，就有一部分白人殖民者以北美大陸的主人翁自居，發展出了一種「殖民者意識」。這些殖民者以「主人」的態度面對英國統治當局，也面對黑人和印第安人等「少數民族」。他們一手向英國統治當局爭取自己的自治與政治權利，一手奴役、鎮壓和屠殺黑人和印第安人。這樣一種殖民者意識並不是美國白人特有；南非的布林人，以色列的定居者也有這種意識。並非偶然的是，這三個國家也有，或者曾經有互相頡頏、互相比肩的種族隔離制度。這種殖民者意識正是右翼民粹主義的重要起源之一。這種態度也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兩面性的早期表現之一。右翼民粹主義是民粹主義，因為這種思潮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反對所謂「精英」，或者更準確地說，反對那一部分被他們認為「背叛」了自己，並造成現實中的種種社會問題的「精英」。右翼民粹主義是右翼的，因為這種民粹主義並不尋求克服現實社會中的政治壓迫（這一點是他們和沙俄民粹派的一個重要區別），恰恰相反，右翼民粹主義尋求的是維護並且強化現實社會中的壓迫。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基本主張是：現實政治制度是沒有問題的，社會的原則也沒有壓迫（當然也無所謂剝削）。這一點右翼民粹主義和世界各地的主流自由主義者是一致的。他們和主流自由主義者的區別是，右翼民粹主義一般不否認美國等國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美國的保守主義歸咎於「傳統價值」特別是宗教價值觀和市場受到了阻礙，他們的解決辦法也是強化這些傳統價值——很顯然這只能使得這些問題進一步惡化；以民主黨為代表的美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則拿不出太多解決辦法來，奧巴馬執政時期的無所作為，及其支持者對他和希拉蕊的失望就是證明。在右翼民粹主義眼裡，這些問題並不是這些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原則本身的問題——如果他們承認這個，那他們就不是右翼民粹主義，而是左翼的激進派乃至革命派了。在右翼民粹主義看來，這些問題是由於「精英」們的「背叛」導致的，這些「背叛」的具體內容就是和右翼民粹主義認定的那些替罪羊，例如黑人、猶太人還有拉美裔等「勾結」——這麼一來，美國政府出於補償目的實行的一些措施也就成了右翼民粹主義眼中精英和黑人「互相勾結」的證據（這也是因為在右翼民粹主義的歷史敘事中，黑人等有色人種在智力上是低等的、低劣的，無力自我組織社會運動，只能或者和精英勾結，或者被外部顛覆分子們煽動）。右翼民粹主義者們認為，只要清除了那些替罪羊，還有和這些替罪羊們勾結的精英，那麼一切就都會回到正軌上。美國社會中平時就已經有大量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種族主義、排外行為，右翼民粹主義的主張就意味著強化美國已有的種族主義：美國歷史上的排華、迫害黑人、三K黨等都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傑作。這一次川普則把矛頭對準了拉丁裔以及底層移民。就川普本人而言，他這樣的億萬富翁簡直就是美國社會達爾文主義「個人奮鬥」的樣板，簡直就是美國社會達爾文主義塑造的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 Alger）神話在現實中的化身。筆者以為，這也是川普脫穎而出，成為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偶像的一個因素。正因為如此，筆者以為，一些人從「精英」角度批評川普是不可取的，也是無法成立的。上述種族主義傾向和民族主義也往往混合起來，總的來說，美國產業界中和全球市場聯繫相對不那麼密切的那一部分比較傾向於美國的右翼民粹主義。川普內閣的構成及其初步經濟措施說明了這一點。

川普上臺與全球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葉攀）

美國總統川普當選已經一年，但是川普對美國和世界政治引起的震動方興未艾。一石激起千層浪，川普的獲勝不僅引起了國際上評論人士的廣泛議論，也造成了美國各界的劇烈震動。在國際上，歐洲的各路新納粹組織例如法國的國民陣線，以及英國獨立黨等紛紛表示祝賀，並認為川普的勝利也意味著他們可能的勝利。這並不是這些人士的自吹自擂，事實上在歐洲一些國家例如奧地利、荷蘭與義大利將要進行的選舉中，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勢頭都十分強勁，義大利的右翼民粹主義組織在此之前已經拿下了羅馬市長的職位...

致讀者

過去十年之間，面對著資本主義的沉重危機，失業與低薪的威脅，以及日趨擴大的貧富差距，西方左翼逐漸扭轉此前「文化左翼」專注身分政治與利益團體式社會運動的路線，重返政治經濟學的整體公民立場，要求更為全面的社會保障體制，以及較為平等的資源分配。在這個背景之下，「全民基本所得」這樣一種體現了左派價值、又可以避開社會主義包袱與福利國家缺點的倡議，似乎為左翼提供了理論出路，並且可望跨越階級政治、身分政治，構成以全民為範圍的實踐事業。它能獲得各方的矚目，並不難理解。

全民基本所得構想的代表人物，公推比利時學者范‧帕雷斯。適逢雷震基金在年底邀請他來台灣講學，《思想》獲得黃文雄先生的協助，推出本期的「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專輯，幾篇文章介紹了該構想的基本主張，兼顧其規範面與制度面，並廣泛回顧多個國家局部試點實驗的經驗，包括台灣民眾的民調反應，同時也探討各種質疑與困難，內容十分精彩。台灣的社會保障不足而且碎片化，左派團體卻很少提出較有系統的社會綱領。值此經濟蕭條以及失業大潮侵襲的前夕，基本所得應是一個值得試探的方向。

對本刊讀者來說，白永瑞先生並不陌生。他在兩岸都已經有著作出版，也經常撰寫論文以中文發表。本期的訪談以他為主角，在中島隆博先生的引導之下，敘述他的「越南民」之子的出身背景，學習歷程，參與韓國學生運動與入獄的經歷，他的學術與思想的曲折發展，以及政治上的介入；他也說明了他的東亞論，包括他對東亞「分斷」歷史的分析，以及他正在發展的「複合國家」觀。這篇訪談所述豐富，時或令人感動，呈現了一個敏感知識人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下、在「運動」與「學問」的衝突中的生命歷程。

很多人知道，白永瑞在教學、研究等學院工作之外，長期擔任《創作與批評》的刊物編輯、叢書出版的規劃工作，對於韓國知識界、文藝界，以及公共討論均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從本期開始，白先生也將加入本刊編委會，參與我們的編輯工作，進一步幫助本刊與《創批》的合作，也增加台灣與韓國知識界的互動。

英國思想家伯林對中文世界的影響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殷海光先生在著作中提過伯林，不過顯然沒有給他留下特殊的印象。林毓生先生在1970年代回台灣講學，引進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狐狸」與「刺蝟」的對比等等，讓不少年輕人受到啟發，間接促成《自由四論》、《俄國思想家》兩書在台灣翻譯出版，風行一時。不過伯林對台灣的政治思想與政治運動，始終說不上立竿見影的具體影響。這多少反映著伯林所思考的問題與台灣的歷史環境有其隔閡。

對比之下，伯林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的衝擊卻很強大，也十分戲劇性。在大陸上自行翻譯伯林的著作之前，知識界已經通過台灣譯本讀到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廣泛含意，進而借用伯林對積極自由的質疑，特別是他所謂積極自由觀導向極權主義的指責，批判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傳統，引發了巨大的迴響。上個世紀末的中國自由主義意識，可以說是由伯林與另一位同樣反對「唯理主義」的哈耶克所界定的。但是尚未服水土的自由主義，很快就遭到挑戰。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知識界興起文化保守主義，施特勞斯成為批判自由主義的利器，於是伯林這位價值多元論的代表人物，反而淪為反面教材。前後十餘年的時間，伯林先後被賦予正反兩種角色，其間的是非，生動呈現了中國知識界的價值衝突與典範轉移。

今年是伯林去世的20週年，《思想》特意邀請兩位大陸學者撰文，重溫他在中國的「接受史」，應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思想流變大勢。

林孝信先生在2015年底過世之後，本刊在第30期發表過對他的訪談。當時我們表示，雖然這篇「未定之稿尚待後續補充，還有無數問題有待與他對話商榷」，可是機會不再，「只能起用這篇未定之稿紀念他的未酬壯志」。最近林夫人陳美霞教授邀請王智明先生整理孝信病危前在病床上的談話草稿，並同意抽取其中較有系統的一部分先由本刊發表，我們當然義不容辭。孝信一生數十年，不僅是運動界的苦行僧，也始終在苦思運動的策略與方向。他的知識廣博，所思集中在認識當代世界的歷史來歷，宏觀分析這個時代的形勢與動力，想要判斷今天的左派應該何去何從。他的觀點多有爭議性，甚至於可能引起一些生前友人的側目，不過他在學術與運動之間的獨特位置使然，他所提出的問題真實、切身，而且無法迴避。這是一位對人謙和、自抑但心底自有堅毅信念的人物，值得批評，也值得尊敬。

致讀者

過去十年之間，面對著資本主義的沉重危機，失業與低薪的威脅，以及日趨擴大的貧富差距，西方左翼逐漸扭轉此前「文化左翼」專注身分政治與利益團體式社會運動的路線，重返政治經濟學的整體公民立場，要求更為全面的社會保障體制，以及較為平等的資源分配。在這個背景之下，「全民基本所得」這樣一種體現了左派價值、又可以避開社會主義包袱與福利國家缺點的倡議，似乎為左翼提供了理論出路，並且可望跨越階級政治、身分政治，構成以全民為範圍的實踐事業。它能獲得各方的矚目，並不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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