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蓋拉德（Albert Guerardya）說：「一部古典作品（Classic）之所以爲古典作品，並非因爲它是在很久以前寫成的，而是因爲時至今日，它仍然新鮮如昔。」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就是這樣的一部歷百世而常新的作品。

關於普魯塔克的生平，我們所知不詳。連他的生卒時期，我們也只知道一個約計的年代（45?─120?A.D.）。他世居希臘比奧細亞（Boeotia）的一個小城，名字叫做凱洛尼亞（Chaeronea）。在一篇討論作家居住大城市之利益的文章裏面，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至於我自己，我是住在一個小城裏面，而且我願意住在那裏，因爲我一搬走，那個城市豈不將變得更小了。」他在雅典受教於一個名叫亞蒙尼亞斯（Ammonius）的哲學家。他去過埃及。在公元九十年之前，他爲了執行公務而在意大利停留相當的時期，並在那裏講學，很受注意。他曾擔任本城的執政官，和阿波羅神殿的祭司。他至少有五個子女，其中有兩個兒子長大成人；那兩個兒子之中的一個，名叫藍普里亞斯（Lamprias。後來也成爲一個哲學家，曾爲他的作品（包括現存的和已經散失的）編製一個目錄。

作爲一個哲學家，普魯塔克可以說是一個折衷派。他的思想線索，來自許多不同的淵源。他從柏拉圖的學院派習得了謙遜，從亞理斯多德的消遙學派（Peripatetics）習得了自然科學和邏輯，從斯多亞學派（Stoics）習得了堅忍，從伊匹鳩魯（Epicurus）學派習得了一種合理的享樂，從畢達格拉斯（Pythogoras）學派習得了對於一切生物都持著親善態度。換句話說，他似乎是一個獨立的思想家，並不依附某一門派。

普魯塔克的名聲，主要是建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之上。除了這部傳記之外，他的其餘作品的總名爲Opera Moralia，其中包括六十篇論文。我現在舉出其中幾篇論文的題目爲例，就可以窺知作者興趣的範圍是如何的廣泛：「論子女的教育」，「論機會」，「論迷信」，「論命運」，「論女人的美德」，「如何區別奉承者和朋友」，「論蘇格拉底的天才」，「論傾聽的正當方式」，「論月輪之面」（On the Face of the Moon's Disk），「陸上動物與海上動物何者更爲聰明」，「水與火何者更爲有用」，「論羅馬人的命運」，「雅典人所賴以馳名者，是戰爭？還是智慧？」

從歷史的觀點看來，普魯塔克所寫的傳記在某些方面是不夠確實的，因爲他對於數字有些馬忽，他所根據的資料未必盡屬可信，他的敘述有時也不免有些錯誤或前後矛盾之處。但是他對於傳記的寫作，卻懷有另外一種目的。他對於那些偉大人物的主要興趣，是去發現他們的道德性質。關於這一點，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的下面這段話做了一個很好的說明：「在閱讀普魯塔克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下列各點。他是一個道德家，而不是一個歷史家。他的興趣比較少在於政治和帝國的更迭，而更多在於人的品性、個人事蹟、和行爲的動機；被完成並且受到酬報的職責；受到懲戒的倨傲，獲得矯正的輕率的憤怒；在現實世界（the visible world）獲得成功、或者在靈冥世界（the invisible world）尋求憑藉的仁愛、公正、和慷慨。在寫作傳記的時候，他一直都在念念不忘亞理斯多德的道德學和柏拉圖的學說，那些東西構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有教養的人們的宗教。 」

在亞歷山大傳的第一段裏，普魯塔克曾就他爲亞歷山大和凱撒的傳記選取材料的原則加以說明：「大家不要忘記，我現在所撰著的並非歷史，而是傳記。從那些最輝煌的事蹟之中，我們並不一定能夠極其淸晰地看出人們的美德或惡德；有時候，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話，或者片言短語，會比最著名的圍城，最偉大的軍備，和最慘烈的戰爭更能使我們瞭解人們的性格和意向。因此，肖像畫家在作畫的時候。特別用心描繪最能表現性格的面部輪廓和眼神，而對於身體的其他部分則不必多加注意，同樣地，請讀者們也容許我對於人們的靈魂的跡象和徵兆多加註意，藉著這些來描寫他們的生平，而把他們的偉大事功和戰蹟留待其他作家們去敘述。」這是寫作傳記的一個正確的原則，也是必須具有大匠的技巧才能實行的原則。因爲「描繪人們的靈魂的跡象和徵兆」，寶在比逐一敘述一個人生平的事蹟，更爲困難得多。普魯塔克所提示的這種原則，一直被後世的傳記作家奉爲圭臬。

「希臘羅馬名人傳」原名「對比的傳記」（希臘文爲Bioi Paralleloi;英文爲Parallel Lives），分爲若干「卷」（Books），每卷包含一個希臘人物和一個羅馬人物的傳記，後面附有一篇「比較」，把兩個人的顯著特點加以對比。普魯塔克所採取的步驟，顯然是先來評斷人物們的道德本質，再來衡量他們所發生的影響，最後把他們的長處和短處，成功和失敗，分別加以比較。可惜的是，這些傳記後來佚失了若干部分；而作者原來的計劃也有若干遺略，顯然是由於他並沒有全部完成這部傳記的寫作工作。現在所留下來的共有五十篇傳記，其中有四十六篇是排比成對的，四篇是單人的。在排比成對的四十六篇之中，有八篇是沒有「比較」的。不過，就這部作品的現有的形貌來說，它迄今仍被認爲是一部只能做爲模倣對象，而不能侈望加以改善的完美傳記作品。這部作品不僅是西洋文學的寶貴資料之一，而且由於其中所包含的豐富的學問、優美的文學性質、和嚴正的人生哲學，也一直被列爲愛好文學者的必讀之書。

「希臘羅馬名人傳」的英文譯本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幾種如下：

（一）Sir Thomas North譯本，刊於一五七五年。

（二）John Dryden譯本，刊於一六八三年。

（三）John and William Langhorne譯本，刊於一七七○年。

（四）Bernadotte Perrin譯本，爲希臘文與英文對照本，刊於一九一六年。

在這幾種譯本之中，最著名的當推諾斯（North）和朱艾敦（Dryden）的兩種譯本。諾斯的譯本，也就是莎士比亞所使用的譯本，並非自希臘文直接譯出，而是從亞繆（Jacques Amyot）的法文譯本（一五五九年）譯出的。不過，如桑普孫（George Sampson）所說的，「這個譯本﹝指諾斯的譯本﹞已經不是普魯塔克，而是利用普魯塔克的題材寫成的一部新的傑作。諾斯的普魯塔克距離亞繆法文譯本之遙遠，正像亞繆的法文譯本遠非普魯塔克希臘文原著的本來面目一樣。」但是，諾斯的伊利莎白式的散文，瑰麗奇特，本身成爲上好的文章。

譯者所採用的，是朱艾敦的譯本。採用這個譯本的原因，不僅因爲它是譯者在臺北所能找到的一種最佳的譯本（對於本書的譯述工作，有關方面規定的期限不長，所以來不及向國外選購書籍），也因爲這個譯本的文字和句法比較現代化，而又保持著原著的濃厚的學術的和文學的氣息。這個譯本雖然名爲朱艾敦譯本，實際上卻是出自好幾個人的手筆，所以文筆並不十分一致。譯者所根據的，是克拉夫的一八六四年的修訂本。Everyman's Library和Modern Library裏面，都用這個版本。朱艾敦是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批評家、和戲劇家，英文裏面的biography（傳記）一字，就是由他在「希臘羅馬名人傳」的「緒言」裏面首先創用的。英譯本原文的句法有時很冗長而繁複，譯者盡力保存其文體上的風格。在翻譯的時候，譯者並且參考一部殘缺的Perrin譯本，和Langhorne譯本的一個選本，這是我目前所能得到的僅有的兩種其他譯本。有少數費解的地方，我採用了Perrin的說法，因爲Perrin譯本是希臘文和英文對照的，應該比較切合原文：這類情形中的比較重要之處，譯者都在註解中說明。

朱艾敦英譯本原書共載傳記五十篇（如全部譯成中文，約有一百四十萬字），本書只選譯了五篇（約二十萬字），每篇都是完整的翻譯。原書有克拉夫的長序一篇（近二萬字），在一個比較大規模的譯本裏面，那篇序當然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在目前這個小型的譯本裏面，譯者只把那篇長序做爲這篇「譯序」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

因爲參考書的缺乏，和時間的限制，譯文的註解做得不夠周詳，這是譯者引爲歉憾的事情。其他方面的疏誤，當亦不免，希望讀者不吝指正，我想將來在適當的時機，再做一些增補工作。

本書是由譯者受國立編譯館的委託而譯出的。王館長鳳喈很重視這部書，在這五篇譯稿完成付梓之後，王館長又設法克服一些物質條件上的困離，計劃繼續出版一冊。現在譯者已經接受王館長的囑託，即行著手將這部「希臘羅馬名人傳」再選譯二十萬字左右，作爲本書的下冊出版。

本書譯稿承梁寶秋先生在他本身的著述工作非常繁忙之中，惠予校訂，譯者深爲感謝。

五十二年十月吳奚眞序於臺北

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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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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