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中國傳統的聚族而居、等級森嚴的宗法農耕社會，總體上是一種通過血緣姻親關係相互聯結的熟人社會。遊學謀官、經商營市的江湖遊子以地域劃分的鄉黨行幫，是這種聚族而居、等級森嚴的農耕熟人社會的擴展延伸。只認鄉黨派別不認平等契約及公共法理的黨同伐異，因此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一種陋規習性。在民國時期已經初步近代化的北京大學內部，佔據明顯優勢的號稱「某籍某系」的浙江鄉黨，所公開奉行的就是這種黨同伐異的陋規習性。不屑於黨同伐異的安徽籍北大教授胡適，與浙江籍北大校長蔡元培基於全社會的學術教育事業的良性合作，反而是脫離時代、不合時宜的一種特例。

第一節民國初年的嚴復與蔡元培

1912年5月3日，中華民國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把滿清王朝遺留下來的京師大學堂，改稱為北京大學校，「現已由本照會該總監督任文科大學學長，應請大總統任命除經科併入文科外，仍暫其舊。俟大學法令頒佈後，再令全國大學一體遵照辦理，以求完善而歸統一。」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還於當日頒佈任職令：「任命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

當年的北京大學校，是全國範圍內唯一以大學命名的國立高等學府。時任教育總長的革命黨人蔡元培，雖然已經有過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的經歷，卻比曾經推動過地方選舉的袁世凱、徐世昌、張謇等前清官宦，更加傾向於一統天下的中央集權。1913年初，蔡元培主持頒佈新學制，把各省既有的高等學堂全部廢除，從而造成北京大學一校獨尊的畸形局面。直到1934年，蔡元培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承認了自己的施政錯誤：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接著這段話，蔡元培回憶說：「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蔡元培關於「嚴幼陵」──嚴復原名宗光字又陵―等人先後擔任北大校長的回憶嚴重失實。查勘王學珍等人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1912年1月24日，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勞乃宣呈請清朝學部，以病軀不能理事為由提出辭職。2月25日，剛剛於十天前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頒佈命令，「所有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事由嚴復暫行管理」。5月3日，袁世凱任命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10月1日，袁世凱任命章士釗為北京大學校校長。在章士釗拒不就職的情況下，袁世凱又於10月18日任命馬良即馬相伯代理北京大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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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胡適的「不敢」與陳獨秀的「不容」】

第七節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

胡適對人對事是很少採用謾罵話語的，1924年9月9日，他在寫給《晨報》副刊的公開信中，在批評高一涵的同時還採用「訟棍」的字眼，嚴厲駁斥了陳獨秀：

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混沌思想，一邊是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澈底批評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運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在大出力頌揚拳匪了！……今日那班處處畏資本家的陰謀的人，同時又往往為拳匪曲說巧辯：──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雨」，我們只好叫他做「訟棍的行為」。（這段不是對一涵說的，因為一涵並不至於頌揚拳匪。）

胡適所說的「訟棍」又叫「刀筆吏」和「紹興師爺」。出身於紹興師爺世家的周作人，曾經在《關於紹興師爺》一文中，為「翻手為雲覆手雨」的「訟棍的行為」，提供過一個經典說明：

筆記中說老幕友講刀筆的秘訣，反復顛倒無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勝者，曰彼如不真吃虧，何至來告狀；欲使被告勝，則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來告狀，是汝健訟也。欲使老者勝，曰不敬老宜懲。欲使少者勝，則曰：年長而不慈幼，何也（彷彿是紀曉嵐所說，但查過閱微五記卻又不見）。

為了便於理解，可以把周作人的這段經典話語翻譯成為白話文：紹興師爺能夠戰無不勝的制勝法寶，就是凌駕於法律條款和法律程序之上的「反復顛倒無所不可」。假如他想讓原告勝訴，就會說：「這個人要不是吃了虧，何必來告狀呢？」他要是想讓被告勝訴，就會斥責原告說：「人家被告不來告狀，你這個原告卻偏要來告狀，肯定是你善於打官司惹是非！」他要想讓老年人勝訴，就會對年輕人說：「你不尊敬老年人就應該受到懲罰！」他想讓年輕人勝訴，又會質問老年人說：「你那麼大年紀偏偏不知道愛護年輕人，是什麼道理呢？」

陳獨秀的《克林德碑》發表於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5卷5號，其中慷慨激昂地寫道：「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第一章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中國傳統的聚族而居、等級森嚴的宗法農耕社會，總體上是一種通過血緣姻親關係相互聯結的熟人社會。遊學謀官、經商營市的江湖遊子以地域劃分的鄉黨行幫，是這種聚族而居、等級森嚴的農耕熟人社會的擴展延伸。只認鄉黨派別不認平等契約及公共法理的黨同伐異，因此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一種陋規習性。在民國時期已經初步近代化的北京大學內部，佔據明顯優勢的號稱「某籍某系」的浙江鄉黨，所公開奉行的就是這種黨同伐異的陋規習性。不屑於黨同伐異的安徽籍北大教授胡適，與浙江籍北大校長蔡元培基於...

【自序我的家史與思想史（節錄）】

2006年，我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本關於民國時期之文史隨筆集《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主編馮克力先生要我為該書加寫一篇自序，我就大著膽子寫作了這篇《以不惑之思面對歷史（自序）》，在1989年之後的公開出版物中第一次以受害者家屬身分提到1959年前後所謂「自然災害」中的「非正常死亡」，比《炎黃春秋》的相關文章和楊繼繩先生的《墓碑》都要早。這篇自序還以《我的家史與思想史》為標題，刊登於《西湖》2007年第4期。2008年又錄入由我本人為青島出版社編選的「思想者文叢」之《私人記憶》。考慮到這篇自序專門提到閱讀胡適對於我個人的思想演變之決定性影響，我把它移用過來並稍加補充，作為這部三卷本的《胡適評議》之序言。

(......中略......)

5.《胡適評議》的寫作與思考

三卷本的《胡適評議》，是我關於胡適先生的一部較為全面、真實、立體、生動的學術評傳，也是我將近20年來圍繞胡適所展開的相關專題研究之初步集結，其側重點在於展現胡適以及同時代各色人等的思想誤區和歷史罪錯。書稿涉及到民國時期政學兩界知名人物數百名，包括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蔡元培、梁啟超、嚴復、林紓、吳稚暉、黃遵憲、鄭孝胥、夏敬觀；與胡適同時代的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馬敘倫、沈尹默、魯迅、周作人、高一涵、丁文江、王雲五、朱經農、張君勱、馬君武、章士釗、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蔣廷黼、顧維鈞、王世杰、朱家驊、陳誠、張群、楊杏佛、陳垣、錢穆；以及更加年輕的傅斯年、毛子水、楊亮功、雷震、陶希聖、吳國楨、孫立人、杭立武、陳雪屏、林語堂、殷海光、夏道平、蔣經國、陳之邁、周德偉、蔣碩傑、曾琦、徐復觀、胡秋原、徐高阮、李敖、蕭孟能、曹慎之、胡頌平、林毓生、余英時、周質平等等。全書力求在相關人物的比對碰撞過程中，立體性地展現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和歷史罪錯。

《胡適評議》是我寫作編著的第29部書稿，我從事學術寫作的主要目標讀者，是大陸方面的中國人，但是，我將近一半的書稿是在臺灣和香港出版的。在已經國際化、資訊化的今天，如此荒誕之事竟然能夠發生在擁有13億人口的號稱是中國的東亞大陸，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悲劇，同時也是全世界、全人類的一個悲劇。這個悲劇最為直接的罪錯原因，是胡適那一代的讀書人沒有把書讀明白；是蔣介石那一代的軍閥政客，不甘心遵守依法限權、「王在法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政法理。

長時期的言論出版方面的審查管控，導致我無意識或下意識地帶著鐐銬跳舞的自我設限和精神閹割，隨之而來的是書中內容偏重於敘事性的實證文字，較少理論層面的充分展開和深入探討。儘管如此，貫穿於整部書稿的敘事和考證，是我將近二十年來反復強調並且持續驗證的一套比胡適的相關言論更加系統嚴謹也更加具有生命活力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之價值要素和價值譜系。

在這部書稿裡面，我一再重複的觀點和結論是：

2000多年前的孔夫子，是把周王朝的愚民專制之術引入民間的始作俑者。打從孔夫子之後，前文明的中國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極具特色的以所謂天道天理及家國天下為本體本位，一方面在剛性的政權架構之制度設計層面獨尊君權、一方面在柔性的文化思想之意識形態層面獨尊儒術的政教合謀之神聖道統；由此而來的是在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怪圈魔咒和思想牢籠之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貌似全能全知卻從來分不清楚公私群己之權利邊界的人生價值觀。與這樣一種本體論和價值觀相配套的，還有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忠孝貞節廉恥之類神道設教、君權神授、奉天承運、天命流轉、替天行道、弔民伐罪、天下為公、天誅地滅、改朝換代、一統江山、「存天理，去人欲」的禮教綱常和道德規範。

在沒有個人自由、契約平等、法治民主、限權憲政之制度保障的情況下，持續提倡「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之價值觀念的胡適，只能算得上是半個文明人，其他所有的中國人加在一起，也湊不夠另外半個文明人。歷史長河當中號稱英明偉大的明君賢相、聖人君子、仁人志士，在人類文明的座標系裡，幾乎全部是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的一個個負數。

我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不是出於悲觀，而是出於絕望。個人自由、甲乙平等、法治民主、限權憲政的現代文明價值譜系及制度框架，歸根結底是由自由自治的主體個人及其社會組織創造發明和建設完善的。然而，即使在英美等國已經創立完善了一整套的現代文明制度規則的情況之下，最擅長於仿造劣質假貨的「中國人」，卻偏偏不願意低下頭來腳踏實地地學習仿造這樣的一套文明制度，就只能歸結於種群基因或文化基因的暗黑敗壞了。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糾結設問：

假如1860年（清咸豐十年）的英法聯軍，或者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的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之後，能夠像野蠻游牧的蒙古人、滿洲人那樣留下不走，現在被稱為「中國」的東亞大陸會是什麼樣子呢？

假如當年的狀元張謇不去依賴本國的官府朝廷，而是直接聯合上海租界當局在南通州的屯墾區域內實施像香港那樣的充分世界化的殖民自治；或者出任淞滬商埠總辦的丁文江，打定主意依託上海租界區的充分世界化的制度優勢和資源優勢，在上海周邊地區實施「一國兩制」的地方自治，會對江浙滬以及整個的東亞大陸，產生什麼樣的示範帶動效應呢？

假如提倡「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胡適，1945年卸任駐美大使滯留美國期間，能夠像日本的近現代文明先驅福澤諭吉那樣，對於中國傳統的孔孟之道有一種清醒的認識和決絕的態度，並且敢於利用美國社會充分世界化的輿論平臺，以負責任的獨立言論昭告國際社會尤其是中美兩國的政府當局，必須限制甚至剝奪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的軍事指揮權，以實現中國軍隊的國家化和世界化，如今的中華民國應該不會成為偏安於臺灣孤島的世界孤兒吧？

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蔣介石，不是極其愚蠢地扛起愛國愛黨、禮義廉恥的民族主義之破爛旗子自我約束、自我捆綁，而是腳踏實地虛心承認自己所把控的中華民國，是一個事實上的戰敗之國，進而老實認真地順勢搭上美國社會既文明又強大的順風舟船，蘇聯和中共就基本上沒有取得戰爭勝利的可能性。整個中國大陸地區腥風血雨的敗亡淪陷，就有可能被避免。展望未來，假如不久之後的某一天，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部隊再一次把承載著「充分世界化」的文明之光的強大艦隊駛向東亞大陸，無論如何都不能夠自主推動大陸中國之文明轉型的「中國人」，還會像當年的洪秀全、張之洞、梁啟超、章太炎，尤其是專門躲藏在外國租界裡面優中選劣地從事依附於某一個「帝國主義」而打倒其他「帝國主義」的祕密地下活動的孫中山、陳其美、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周恩來、宋慶齡、魯迅、郭沫若、田漢、潘漢年等人那樣，打著所謂的愛國旗號極力阻止平民大眾搭乘「充分世界化」的順風舟船嗎？！

本書稿斷斷續續寫作了將近20年的時間，當初的一些資料是在圖書館裡用手抄寫下來的，輸入電腦之後幾經拷貝，已經很難找到原始出處。等到事實上並不整全的《胡適全集》出版之後，我的一居室的家中實在擺放不下這套42卷的大書，一直沒有狠下心來花錢購置。本書各個章節的注釋，也就無法保持比較充分的一致性。

十多年來我一直被限制出境，境外尤其是臺灣方面的相關書籍，我只能利用間接管道獲取碎片性的二手資料，真誠希望以後再版時能夠彌補這一缺憾。

(......下略......)

2005年11月初稿於北京

2018年1月28日補充改寫

【自序我的家史與思想史（節錄）】

2006年，我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本關於民國時期之文史隨筆集《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主編馮克力先生要我為該書加寫一篇自序，我就大著膽子寫作了這篇《以不惑之思面對歷史（自序）》，在1989年之後的公開出版物中第一次以受害者家屬身分提到1959年前後所謂「自然災害」中的「非正常死亡」，比《炎黃春秋》的相關文章和楊繼繩先生的《墓碑》都要早。這篇自序還以《我的家史與思想史》為標題，刊登於《西湖》2007年第4期。2008年又錄入由我本人為青島出版社編選的「思想者文叢」之《私人...

自序我的家史與思想史

第一章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第一節民國初年的嚴復與蔡元培
第二節北京大學的鄉黨派系鬥爭
第三節蔡元培與浙江鄉黨
第四節「某籍某系」的「黨同伐異」
第五節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第二章胡適的「不敢」與陳獨秀的「不容」
第一節陳獨秀與胡適的最初碰撞
第二節胡適的「不敢」與陳獨秀的「不容」
第三節胡適理想中的同人刊物
第四節《新青年》的短暫輝煌
第五節《新青年》的資本積累
第六節《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揚鑣
第七節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

第三章胡適的求同與錢玄同的伐異
第一節錢玄同加盟《新青年》
第二節錢玄同與胡適的精神互動
第三節錢玄同與胡適的精誠合作
第四節《新青年》同人的精神歧異
第五節胡適的求同與錢玄同的伐異
第六節錢玄同的「偏謬精神」
第七節胡適與錢玄同的後續交往

第四章胡適與劉半農的善始善終
第一節《新青年》「台柱」劉半農
第二節劉半農崇拜周作人
第三節劉半農淡出《新青年》
第四節劉半農對胡適的認錯致敬
第五節魯迅與劉半農的反目成仇
第六節劉半農與胡適的善始善終
第七節劉半農的身後是非

第五章胡適與高一涵的同住和歧異
第一節高一涵與章士釗的早期交往
第二節胡適與高一涵的同住經歷
第三節胡適與高一涵的學術合作
第四節《努力》時期的胡適和高一涵
第五節胡適與高一涵的碰撞和歧異
第六節晚年高一涵的「摸風捉影」

後記從江勇振之胡適研究談起

自序我的家史與思想史

第一章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第一節民國初年的嚴復與蔡元培
第二節北京大學的鄉黨派系鬥爭
第三節蔡元培與浙江鄉黨
第四節「某籍某系」的「黨同伐異」
第五節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第二章胡適的「不敢」與陳獨秀的「不容」
第一節陳獨秀與胡適的最初碰撞
第二節胡適的「不敢」與陳獨秀的「不容」
第三節胡適理想中的同人刊物
第四節《新青年》的短暫輝煌
第五節《新青年》的資本積累
第六節《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揚鑣
第七節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

第三章胡適的求同與錢玄同的伐異
第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