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共收錄八篇論文，是作者近幾年對臺灣傳統戲曲與民間說唱文學之研究成果，探討範圍從古典戲曲元雜劇、明傳奇，到臺灣傳統戲曲南管戲、歌仔戲，以及民間說唱文學歌仔冊、子弟書等，論文主要立基於民間說唱文學之「文化傳播」脈絡來進行研究，以「地域群體文化」為論述重點。文化的「集體性」與「共享性」，主要產生於某個特定的時空，並與其他社會相互連結。不同地域民族，有著不同的語言文化與宗教信仰，並形成「地域群體文化」。本書透過對經典文本之改編，分析不同文化地域所產生之改寫策略，如何在相異文化場域間相互轉換，如何傳承與創造各自之文學與藝術價值。以下略述各章之旨趣。

第一章〈南管戲《鄭元和》之文化傳釋〉。南管戲之確切淵源與發展，向來眾說紛紜，在探尋南管戲之淵源時，主要集中於劇目與宋元南戲舊目關係之探討，並以此作為南管戲淵源於宋元戲文之依據。然而是否「同名劇目」就一定源自於「宋元戲文」？是否在劇目情節安排上，彼此就一定存在必然關係？「鄭元和／李亞仙」故事自〈一枝花〉話後，由唐人白行簡《李娃傳》定型，自此相繼改編成為話本、小說、戲曲等作品。從唐代至今，多樣化的文體呈現，其間可見其相互因襲與創新之跡象。本章節透過與各版本相互比對，發現南管戲《鄭元和》有著濃厚的泉州地域性特質，從李亞仙之忠貞守節意識來看，南管本李亞仙之性格更符合閩地「強悍剛烈」之民風，李亞仙不再是委屈禮讓自己的終身幸福，而是勇於追求。此外，不論是熱鬧的歌舞場面「踢球舞」、「拍胸舞」、「蓮花落」，或特有之情節關目「蘇州府遊玩」、「過樓潑水相遇」、「剪花容勸學」、「約看划龍船」等，都是泉州獨一無二之民俗風情，而此皆因地域文化之差異所造成之改編。

第二章〈歌仔冊《鄭元和三嬌會全歌》之文化傳釋〉。「鄭元和／李亞仙」是一部傳承久遠之中國文學，從唐傳奇《李娃傳》，到元明雜劇、傳奇，乃至於南管梨園戲、民間說唱文學歌仔冊等，一直是歷代文人喜愛改編之愛情故事，亦是一部得以窺見中國歷代「文士／歌妓」婚戀之愛情劇。隨著不同時空的書寫、接受，與不斷地再生、改編，都為「鄭元和／李亞仙」故事注入不同的元素，讓原本簡單的婚戀愛情，有了多元的生命與色彩。歌仔冊《鄭元和三嬌會全歌》雖延續李娃故事原型，然其所增衍劇情，卻是屬於歌仔冊傳播地域所特有之文化。閩南文學歌仔冊，展現了俗文化豐厚多變的生命力，歌仔冊中的「鄭元和／李亞仙」，不再是單一面向之傳承，而是將在地文化與民間信仰融入其中。因此，不僅有如祝英臺「女扮男妝」之情節，或者如再生緣「一夫多妻」之婚戀觀，亦有「善有善報」之「呂洞賓」神蹟顯靈，圓滿以往不曾被延續的「剔目復明」。歌仔冊承載著民間文學勸戒教化之功能，因此改編上反而較以往作品更具傳統思想。

第三章〈楊麗花電影歌仔戲《鄭元和》之文化演繹〉。本篇章以1980年楊麗花電影歌仔戲《鄭元和》為研究對象，探討臺灣電影歌仔戲在面對經典作品「鄭元和與李亞仙」之文本改寫時，如何突破舊有窠臼，再創經典情節。臺灣文化氛圍，使楊麗花版的「鄭元和／李亞仙」產生不同思想內涵。楊麗花之《鄭元和》以臺灣「父權體制」為基石，重新提升鄭元和形象，鄭元和成為坐懷不亂的正人君子，不再耽溺在情欲之中，面對接踵而來的挫折災難，亦不再是自身的問題，而是深受他人陷害所使然。此外，在面對苦難之後，鄭元和懂得自我反省，努力苦讀，不再需要李亞仙剔目勸學，此時鄭元和完全具備一位好男人之形象。同樣，所賦予李亞仙之形貌，亦從唐代的歌妓本性，演變成一位從一而終的傳統婦女，包括李亞仙逃離李家、於丐幫下嫁鄭元和、剔目護貞、功成身退等，其所彰顯的正是臺灣傳統婦女三從四德之精神。

第四章〈子弟書對《牡丹亭》之文化演繹〉。晚明湯顯祖《牡丹亭》一出，便「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享負四百年來「崑曲」重要劇作之美譽，雖然歷代評論之聲浪亦排山倒海而來，但終究不減《牡丹亭》在戲曲史上之價值與地位。本篇章突破以往對《牡丹亭》局限之「雅文學」領域，並以明清「俗文學」說唱曲藝「子弟書」為研究範疇。改編自《牡丹亭》之子弟書，齣目包括《鬧學》、《學堂》、《遊園尋夢》、《離魂》、《還魂》等，其間有承襲《牡丹亭》者，如《遊園尋夢》、《離魂》，亦有完全跳脫《牡丹亭》原本情節架構者，如《還魂》，然不論是承襲或創新改編，都展現了滿族子弟書之特質，從中可見滿族之方言、生活習性、民俗信仰等，更不時參雜著漢化之痕跡。如《還魂》一齣，完全跳脫《牡丹亭》原始架構，可見民間文學曲藝發展之靈活性，並未受限於歷來對於《牡丹亭》「為情生死」之框架，或許改編成「龍女降生還魂」看似「無稽荒謬」，但卻是民間文學重要的一種敘述模式。子弟書使湯顯祖《牡丹亭》改頭換面，不僅是民間文學多變特質展現，更見證將「雅文學」帶入「俗文學」所產生俗化改寫之現象。

第五章〈歌仔冊《呂蒙正彩樓配歌》之文化演繹〉。「呂蒙正」故事，自宋代便廣為流傳，「史實記載」與「野史筆記」，不斷豐厚「呂蒙正」故事內涵。呂蒙正由「貧寒進升仕途」之過程，具備正向激勵人心之條件，讓呂蒙正成為地方戲曲不斷敘寫之對象。歌仔冊《呂蒙正彩樓配歌》大幅度突破原本劇情，雖然主要基本架構延續故事原型，然其所增衍之情節，卻是屬於歌仔冊傳播地域所特有。歌仔冊對於劉月娥之貞節要求更甚以往，劉月娥不僅是一位美貌佳人，更兼具「理性與智慧」，此乃受到清代以來女子接受教育之影響所致。而呂蒙正不再是一位洛陽「名門之後」，只是一介山東「家貧寒士」。歌仔冊破除明代以來「門當戶對」之婚配觀，將呂蒙正身世從洛陽權貴，轉變成山東貧戶，將視域從政治中心轉換到經濟場域。歌仔冊不再刻意營造呂蒙正才子形象，劉月娥不是因為賞識呂蒙正才華而婚配，而是因為「命定姻緣」。雖然歌仔冊不再強調明代以來之「才子思維」，但卻賦予呂蒙正「良善」性格，最終呂蒙正不計較劉相爺對其輕蔑毒打，反向聖上求情寬恕，亦表述了地方文學對於善惡之處理，是寬恕包容，亦是善惡有報的信仰理念。

第六章〈子弟書《全彩樓》之文化演繹〉。歷史真實人物呂蒙正，隨著地域文化之差異，對文本創作亦產生「文化集體審美」之接受與再創。子弟書《全彩樓》雖以明傳奇為改編底本，然而隨著民族風俗以及文化背景之差異，亦發展出屬於滿族子弟特有之風貌。關於「呂蒙正」之故事，在正史及野史筆記小說中均有記載，呂蒙正從貧窮書生到金榜題名，也因而成為作家主要取材對象，包括元雜劇、明傳奇、地方戲、南管戲、歌仔冊、子弟書等，其中又以明傳奇之版本最為多樣，足可見其傳播之久遠。本篇章以子弟書《全彩樓》（全三十回）為研究對象，探討子弟書《全彩樓》在「時代變遷」與「地域文化」交互影響之下，對「呂蒙正」故事所形成之「情節改編」與「主題轉換」。子弟書《全彩樓》於關目情節之安排，著實夾帶著滿族地方信仰色彩，中秋節日的彩樓招親，不僅在於拜月，更聯結民間「月老信仰」，藉以成就呂蒙正與劉千金之婚配，其中月宮之形象，亦不時展現滿族自身之宗教信仰。子弟書的呂蒙正不僅是一位故事主角，其奮鬥歷程與完善性格，更是八旗子弟自我情感之投射，且承載著民間說唱曲藝最終之教化意識與目的。

第七章〈南管戲《呂蒙正》之文化版本考述〉。南管戲淵源向來眾說紛紜，然而來自民間體系之南管梨園戲，如何成為民間戲曲源流之一？南管戲如何在流播過程，以俗文學姿態，與雅文學進行交流？對於「同名」劇作是否在關目情節安排上，彼此就一定存在必然關係？本篇章將透過歷史人物「呂蒙正」，了解來自上層社會之文士，如何成為俗文學之演述對象。關於「呂蒙正」故事，始自《宋史‧蒙正傳》，此後相繼改編成戲劇、曲藝等形式流傳。然而經過時空變異，民間文學不但突破了歷史限制，重新形塑形態樣貌各異之呂蒙正，更隨著不同地域文化之差異，產生區域化之呂蒙正，如此改編與再生，不僅是民間文學之靈活生命，亦是雅俗文學之交融與變異。本篇章將以泉州南管戲《呂蒙正》為研究對象，探討南管戲《呂蒙正》在流播過程中，對同名劇作之接受與再生。首先，針對相同劇目進行版本考述，並從各劇作之主題思想、關目情節、人物角色、曲文賓白等面向，比對歷來相關劇作彼此間之承繼與創新；其次，分析南管《呂蒙正》所產生之地域化特質，以了解其於演述流播過程中所產生之文化變異。

第八章〈南管《蘇秦》版本考述〉。「文化集體性」是文本改寫過程中最主要變因，然而從「文人戲曲」到「地方戲曲」，為符合不同文化背景之差異，對於相同文本進而產生不同程度之改寫。關於「蘇秦」故事，始自《戰國策》，此後相繼改編成雜劇、傳奇等形式。然而經過時空之傳遞流播，各地改編情節亦有所差異，尤其閩南語系地域，因不同文化氛圍，使得劇作產生地域性之變異。本文將以泉州南管《蘇秦》為研究對象，針對相同劇目進行版本考述，並從各劇作之關目情節、曲文賓白兩大面向，比對歷來相關劇作彼此間之承繼與創新，不僅建構南管戲在地方聲腔演化過程中之地位與價值，並藉以窺見文人戲曲與地方戲曲所產生之雅俗變異。

本書各章節先後發表於各個學術期刊與學術研討會議，可參照「各章節出處與說明」。今以「文化傳播」為研究視角，希冀透過相同文本，了解「地域群體文化」對文本改編傳播之重要性。本書所探討之範圍，並未局限於一種文類，而是包括各地之說唱文學，如閩南地區南管戲、歌仔冊、臺灣歌仔戲、滿族子弟書等，深入分析不同種族文化，對於文本的接授與再生。書中所分析探討之文本，又以能廣為傳播及經典故事為主，如前三章為「鄭元和／李亞仙」之愛情故事，探討自中國唐代傳奇到臺灣電影歌仔戲，其間民間說唱文學之文化演繹現象，不論是泉州南管戲，閩南歌仔冊，還是臺灣歌仔戲，雖同屬於閩南文化圈，然其所改編之劇情卻差異甚廣，不論主題思想或角色性格，都已不同元明時期，這不但是文化集體性之創作，也是觀眾群體之審美意識再生。又，如滿族子弟書對戲曲經典《牡丹亭》之再創，能勇於跳脫歷代對於《牡丹亭》之改編局限，顛覆了《牡丹亭》「主情」核心思想，回歸民間文學的「合理性」與「宗教化」，並彰顯滿族漢化之儒家思想「孝道」。「文化演繹」所呈現的不僅是文本故事之生命力，傳播背後所承載的是群眾共同的文化信仰與民俗風情，或許某些情節看似「無稽荒謬」，但卻是民間文學重要之敘述模式，以及屬於在地的文化演繹。

時序來到2018年，距離正式踏入學術界已十年，此書距離博士論文（2015）出版雖然僅有三年，但卻是學術研究最美麗的時光。猶記得《明代戲曲發展之群體現象》出版時，恩師羅教授於〈序言〉標題寫下：「『出版』是學術研究的里程碑，絕非終點」，謹記教誨，這三年來持續拓展學術研究視野，不再局限於明代戲劇，開始關注臺灣戲曲發展動向，並於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兼任教授「臺灣傳統戲曲」課程，雖然每週往返台北、高雄兩地，舟車勞頓，然而研究契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感謝學術路上，恩師羅教授之督促鼓舞，以及學弟妹的學術相伴，使枯燥煩悶之研究，增添歡樂與笑聲。教學相長讓研究內涵豐盛厚實，也讓研究動力溫暖勃發。本書是個人學術研究新的里程碑，延續以往古典戲曲之研究領域，並持續精進民間說唱文學之探討，倘有疏漏之處，尚祈各方專家不吝賜教。

2018年秋分香君謹序於臺北市內湖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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