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時刻」：早期嚴復政治思想中的聖王之道與社會契約（蕭高彥）

一、緒論：轉型時代與「嚴復時刻」

梁任公嘗言：「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這個挫敗也拉開了新時代的序幕，中國知識份子急切地找尋救亡圖存之道。1895到1925年因此被張灝先生稱為近代中國思想的「轉型時代」。傳統的經世思維，在巨大的歷史衝擊之後，在思想、價值、制度以及行為層次都產生了重大轉變。在這個承先啟後的關鍵年代，主要的變化有兩個面向。首先，是報刊雜誌、新式學校與學會等現代傳播媒介的大量湧現，以及新興知識階層的出現；其次，在思想內容方面，則包含了文化取向的危機以及新的思想論述之形成。在政治文化的危機方面，普世王權的崩潰不僅引發宇宙觀以及政治秩序的瓦解，同時產生了重構正當性原則的迫切需要。而新起的知識階層必須快速發展出新的語彙與觀念，以討論其所共同關心的政治社會問題。在這個關鍵時刻，最具代表性的轉型知識份子有兩位：嚴復（1854-1921）以及梁啟超（1873-1929），而本文將以嚴復早期思想為研究對象。

在甲午戰敗之後，嚴復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包括〈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原強續篇〉，以及〈救亡決論〉。這些發表於1895年的文章，從理論的角度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則，並且與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加以比較，探討國家在當時劇變中的未來走向。以當時中國知識界而言，並無任何其他思想家能夠如嚴復一般，深入西方的經典作品，並且爬梳政治制度背後的基本價值。1898刊行的《天演論》一書，更鼓動風潮，喚起了保種救國的意識。事實上在1896-98年之間，改革派知識份子間已經口耳相傳《天演論》的翻譯並傳閱手稿，更讓梁啟超說出「南海先生讀大著後，亦謂眼中未見此等人」。所以，若吾人將1895至1902年這個時期命名為「嚴復時刻」（The Yan Fu Moment），並不為過，因為嚴復是在轉型時代的起點，在強烈的危機意識下，確立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論述結構的主要思想家。雖然百日維新失敗後，大量學生赴日本留學，引介「東學」思想資源與詞彙，逐漸掩蓋了嚴復英雄式的翻譯志業，然而，作為當時唯一能從英文直接翻譯西方政治社會經典作品的中國學者，嚴復的思想仍是最具深度，值得以政治思想史以及政治哲學的角度深入分析。思想史家J. G. A. Pocock所稱的「馬基維利時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代表了一種西方共和主義面對特殊性政治世界所發展出的政治論述結構；由此觀之，「嚴復時刻」也不僅僅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而已。本文將探討，在近代中國的關鍵歷史時刻中，嚴復對於西方現代性與中國傳統所做出的奠基性綜合分析，其處理的議題與方式，仍為當代政治理論所無法迴避的課題。

轉型時代的政治斷裂點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文化的斷裂點，則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已經確立五四時代興起的「激烈反傳統思想」深切影響了近代中國文化政治的發展進程。然而，此種反傳統思想做為一種激進主義（radicalism）的意識型態，近來學者也開始注意到嚴復對其歷史與思想根源所發揮的關鍵影響。林毓生先生指出：

嚴復於1895年發表的〈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即以中西對比的二分法來譴責中國制度與文化的落後。這種以——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二分法來衡量中西制度與文化的價值與功效的方式，已經隱含著極強的反傳統的信息——他事實上是現代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濫觴。

雖然周振甫（1964）認為早期的嚴復是「全盤西化論者」，然而本文將論述，早期的嚴復政治思想，比所謂的全盤西化論要複雜深刻許多。嚴復所從事的志業，是用中國士大夫階層以及知識分子可以理解的方式，說明西方政治制度以及價值的理據，從而在更高的視野之中，可以知所採擇，救亡圖存，並成就國家富強。換言之，嚴復所做的，是現代意義下的證成（justification）以及說服（persuasion）工作。而如同余英時先生所指出，嚴復1895年的系列論文標示著中國的政治論述，自「詮釋」（interpretation）轉變為「發現」（discovery）的分水嶺。這呈現在兩個重要面向上：首先，政治的價值不再如之前洋務時期改革派知識分子，需要將西方政治制度（如議會）詮釋為中國三代之治來證成改制的正當性；其次，嚴復「發現」並直接援引西方重要思想家如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以及史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理論來證成其論述，成為新的權威，也使得「西方政制之道」與「中國聖王之道」可以在同一層次上分析比較。

本文的主旨，在於以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分析嚴復早期政治思想，爬梳其文本以及譯文旨意，分析其西學之所據，以形成一個「比較思想史」（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的圖像。以下分三個層次探討於「嚴復時刻」，他如何以西方現代性為本，而為中國現代性奠基：第一、在實質的政治價值與制度層面，他提出了「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著名主張；第二、在正當性的層次，嚴復主張傳統中國聖王之道在新的世變下已經失效，必須以西學為本追求富強。基於此，他挑戰中國自古以來的聖王之道，並因此引發了張之洞集團的強烈反彈，譴責他「貶聖賢以遵西洋之善治」；第三、在《天演論》中嚴復發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治論述，將西方富強之所本舉為世變之際的新聖王之道，並引進社會契約的正當性理論證成人民參與的「公治」，以及赫胥黎式的「倫理自由主義」，以說服中國士大夫階層瞭解運會之所趨。在最後一節餘論中，探討《天演論》中赫胥黎思想與嚴復案語所展現出的史賓賽主義是否矛盾的思想史公案。

二、「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現代政治價值的倡議

嚴復在〈論世變之亟〉開宗明義指出，甲午戰敗後，中國「積弱不振之勢，不待智者而後明矣。深恥大辱，有無可諱焉者」。中國所面對的，是秦以來未曾有過的世變，而甲午戰爭所反映的，只不過是這個世變的一個縮影。為了讓中國人從西學角度理解這個世變趨勢，他介紹了達爾文以及史賓賽兩位英國思想家，而通過達爾文之口，他提出了著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演化觀念：

所謂爭自存者，謂民物之於世也，樊然並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而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焉。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角度下，人與天地萬物一樣，都必須爭自存，只不過人有「群」與「國」，而群體本身自然也必須尋找最適合爭自存之道。他接著略述了錫澎塞（史賓賽），說明他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而闡釋「人倫之事」，而號其學為「群學」，而其所論和中國的《大學》所謂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有不期而合之處，甚至有更深入的分析。

在新的世變情境中，中國不再能將西力東漸視為異族入侵的再一事例而已。他引用蘇子瞻之言「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但「無法」的異族，進入中國成為支配者之後，仍然必須據中國之法而治理，這是歷史上中國對於異族入侵的基本觀點。面對新世變下的西洋，此種觀點不再適用，因為「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所謂無法之勝，嚴復主張西方「自其自由平等觀之，……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不僅如此，西方亦能以有法勝，因為「自其官工商賈章程明備觀之，……莫不備舉」。這些西方現代世界在「無法」與「有法」面向上所形成的完備體制，「推求其故，蓋彼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這也是嚴復對於西方政治現代性最有名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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