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黃金在近代中國財經體系聯繫的提升

前言

中國自西漢以來，在很長一段時期，金銀比價十分穩定，在一千多年中，金銀比價的變動很小。中國古代的金銀比價較歐洲低，而銀價較歐洲高，隨著海運發達之後，加上歐洲人在美洲獲得了大量金銀，中國的金銀比價，漸漸不能維持往昔的孤立狀態。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金銀比價完全受到世界變動的影響，基本以倫敦市價為轉移。中國長期以來，經常是銀入超，金出超，因黃金在別國作為貨幣本位，而在中國則被視為商品、飾品。白銀作為主要貨幣，需求數量很大，而自身生產有限，只能依賴海外輸入，1926 年在印度放棄銀本位以後，中國成為了唯一的世界白銀市場，各國的銀大量湧入中國，雖需要有限，但由於以銀為貨幣，故巨大數量的生銀流入中國，皆可按幣價銷售，嚴重擾亂金融，中國對於金銀的流入與流出，又不能自主，受國際經濟影響甚大，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是否更改以往幣制，也成為財政經濟方面的一個課題。在金融政策的改革中，黃金開始進入中國的貨幣體系，雖不屬嚴格意義上的金本位制，然黃金在金融體系中重要性的顯著提升，也為抗戰時期國府黃金運用提供了理論上的基礎。

[…]

第二節　金貴銀賤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近代中國是用銀大國，但自身產銀不豐，存銀幾乎皆由國外輸入，其銀價完全操縱在外國，由於世界銀價自1928 年起，開始明顯下跌，也影響到了中國，其在1930年前後，中國爆發了影響經濟甚鉅的「金貴銀賤」風潮。

一、金貴銀賤的原因

關於1930 年代前後，中國金貴銀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各點：

要有以下各點：

（一）印度採用金本位

自19 世紀以來，印度一直是金銀並用，然自德國在1871 年採用金本位制及各國停止鑄造銀幣後，銀需要漸減，價值日跌。印度政府的收入全是銀幣，歲出中應付的公債利息金，和對外的支付大致皆用金貨償付，因此國際匯兌行市不利於印度，從1893 年起停止銀盧比的自由鑄造，1899 年印度政府決定將英鎊作為本位貨幣，規定英鎊和盧比的比價為1：15，同時在倫敦設立「金準備」，印度人民如有對用金國的支付，依此比例，將盧比交給政府，由政府在「金準備」中撥付，如人民將英鎊交給政府，也可依比例兌換國內的盧比，即所謂金兌換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l）。

（二）日本實行金解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各國為了要付出大批軍費，為避免財政呈現竭蹶現象，相較於加稅、公債等舉措，禁金出口更為直接，一次大戰時，日美兩國距離戰線尚遠，社會經濟並未受到戰爭太多影響，生產尚稱安穩，生產有驟增現象，從前由歐洲生產之貨物，亦多賴日美供給，於是日美生產品價昂而輸出額遠超出輸入之上。中國投機商人乘勢購進日金，日本亦感現金之流出，於大正6 年（1917）9 月12 日，以大藏省第28 號令禁止現金出口。但金禁之後，1920 年之後歐洲生產日漸恢復，日本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大多仰賴歐洲，使日本在經濟上的發展漸成過去，輸入又超過輸出，現金流出後日本實行金禁，人民必購外國之金以付外貨之債，需要甚鉅，於是歐美金價日漲，日本金價日跌，日本國民的購買力亦隨之下降，市況呈不振之狀。而因現金不能出口，故無從調劑。歐美諸國於是相繼解禁金出口，美國在1919 年6 月；1924 年4 月瑞典；1924 年10 月德國；1925 年4 月英國，其他各國也相繼解禁，歐美因禁令低落的金價得到恢復而高漲，日本則受禁令限制無從調劑。財政方面，日本尚有許多外債待還，而在國外金貴時還外債，在規定利息外尚有無形虧損，1930 年1 月11 日，日本金銀輸出禁止以後廢止，日本解禁之後，外匯大跌，日金奇漲，日金上漲造成中國標金下跌，因標金買賣多用東匯結價之故，標金既漲銀價自跌，故日本金解禁為中國銀價跌落原因之一。

[…]

二、金貴銀賤的影響

金貴銀賤對中國各方面的影響，大致可分為國際貿易、財政、工業及一般經濟等面向，以下分別從各方面略述：

國際貿易方面，中國向用金國輸入商品時，其商品價格概以金幣計算，而以銀幣折合交價。或以金幣作單位，或以銀幣作單位的匯兌率，因銀價暴跌，輸入品在平時計算為有利的，因匯兌漲高，所付銀價增多，成本增加，或反為虧損，如將貨價抬高，又恐不免影響銷售數量。中國輸入商對於客商托購的貨物，向無相當的擔保，如於貨到之時，適值金匯飛漲，訂貨者咸以貨價過高不予清結，所蒙損失不少。銀價跌落時，中國貨物若以金價銷售於國外，其所得銀幣比較以前為多。輸出商品，在國外售出，所得代價較在國內所得者為多，中國貿易有一特徵，即輸出者以原料品居多，此種原料品如屬剩餘，輸出後，固有利而無害；然中國對外貿易，一方為粗陋的原料品輸出，一方又為工業的原料品輸入，如原棉及各種材料、化學品等，粗陋的原料品，因匯票順利關係有過量流出，而工業原料品，因製造必需之故又必輸入，損失仍然不堪。

另外外匯鎊虧也是重要損失，就賠款與外債方面，庚子賠款等均以金幣為單位，金價飛漲，對於中國每個金幣的虧損也會增加，中國這幾年每年的賠款，原合國幣約35,251,950 元，合銀2 千5 百餘萬兩，依現金價（1930 年），需增加約1 千萬兩。至於外債方面，中國1929 年外債之由關稅支出者為：俄法洋款836,670 鎊；英德洋款947,05 鎊；英德續款825,54 鎊；善後借款1,496,00 鎊，合計4,105,261 鎊。這一筆金幣的債務，假使以七兩合一幣計算，只有2 千8 百餘萬兩的銀子，照現在的金，卻需4 千1 百餘萬兩，據海關稅務司的報告，外債與賠款合計，1929 年在關稅項下所支出的本息，為規元65,336,113,41 兩，而1928 年度的支出，為57,388,724,87 兩。1929 年所多支者，計7,947,388,54 兩，這就是因為金漲銀跌的緣故。

財政上的影響。中國財政受金貴銀賤的影響有三：（1）金價高，外國物品將日形騰貴，國民購買力不隨之增高，則進口貨物勢必減少，進口貨減少，則關稅收入亦必連帶減少；（2）近世各國財政上的支付，不以國內為限，中國亦然，惟他國以施行金本位故，國際間的支付雖受匯兌率變遷的影響，其漲落的程度有限，至於中國每年要支出一大部分借款及賠款，且此種款項，多指定關稅為還本付息的基金。但借賠則為金款，關稅收入則為銀款，故每因金價增加，必須多撥稅款，才能清償每年應還的借款及賠款的本息。以銀款折合金鎊的虧損稱為「鎊虧」，此項鎊虧隨匯價為轉移，多則數百萬，少亦數十萬，以目前金匯兌率而論，至少當在千萬以上。據總稅務司的報告，1929 年由關稅支付本息規元6,533 萬6,113 兩4 錢1 分，較諸1928 年的規元5,738 萬8,724 兩8 錢7 分，多支794 萬7,388 兩5 錢4 分，其重大原因，匯兌上的損失，達銀元1 千萬以上；（3）金價大漲，於中國內債方面亦大不利，因中國內債大部分，係指定關稅餘款，鹽稅餘款及海關二五附加稅擔保本息。今以匯兌大漲，所謂關餘及鹽餘，用之支付外債外將所剩無幾，而二五附加稅，亦因進口貨少而減收，於是內債基礎動搖。

工業上的影響。形式上看，銀價暴跌以後工業上所受的影響，應當有利，因金價增高不啻無形中增加關稅，然實際上國內工業仰賴外國供給原料品，如棉紗毛織品等及機械者甚多，本國同樣的原料品，若不因其品質過於粗陋，便是交通阻隔，運輸不能接濟。原料品的供給即仍仰賴國外輸入，則成本必隨金價漲高而亦增高，且中國工業，凋敝已極，因銀價暴跌，工業開支勢必增加，工廠亦難以維持。

一般經濟的影響。銀價暴跌，致商業上產生極大不安，財政、工業方面，皆受到莫大損失，然其影響最甚者莫過於一般經濟情況，銀價暴跌的結果，銀的購買力必形薄弱低下，百貨物既以銀幣為其權衡，必反而騰貴。物價騰貴後人民生活水準（成本）必將提高，以變少的收入，供變貴物價的使用。

國民生活方面的損失。進口商所付的貨價增加，則所欲取於本國消費者的物價，當然非提高不可。有許多洋貨，差不多已成了人民必需用品，尤以機械類的物品最多，因此對於直接消費的洋貨負擔加重，而對於洋機製造的貨物，亦必受到相當影響，其使用舶來原料之產品，因成本既已增加，則售價亦必提高，而且進口貨價提高或進口貨物減少都足使物價上漲，加重人民負擔。再自出口方面看，中國的出口貨以原料品為多，外國購中國的原料品，加工製造後再復輸入中國，外國在中國購貨以銀，而其計算成本則以金，在其以金價計算範圍以內，對於銀價如何，例如國產棉花每石值銀35 兩，假定英金每鎊合銀7 兩，即為棉花每石值英金5 鎊，今金價漲為每鎊合銀10 兩，則國產棉花每石只合3 鎊有半，成本既輕，獲利自鉅，於是出而競購國產棉花，提高其價格至值英金5 鎊為止，而以金計則為50 兩。同一棉花，使售於外人則可值銀50 兩，售於國內則只得35 兩，一物二價，其他諸貨可以類推。

理論來說，銀價下落也未必沒有利益：第一，銀價跌則洋商對於中國的購買力加大，而國貨輸出便可因此增加；第二，因進口貨漲且減少，國貨中無待於舶來的機器及原料者可因此振興；第三，因進口商在金價暴前已進貨且已結帳者，其盈餘可因此增加。但實際上卻未必如此，在進口商方面，這也不過是一個很暫時的利益，且其利益又限於進口商。至於國貨的製造條件很多，絕非僅依賴銀價之下落所能振興。最後輸出增加部分，第一要看出口貨能否改良，第二要看國外對於中國貨的需要如何，第三要看海外有無強有力的競爭。銀價的下落，並非從1929 年才開始，而中國的入超，也是有增未減，此次銀價跌得太快，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所以輸出未受其惠，而鎊虧上的損失卻已很大，因此利益實微。

第一章

黃金在近代中國財經體系聯繫的提升

前言

中國自西漢以來，在很長一段時期，金銀比價十分穩定，在一千多年中，金銀比價的變動很小。中國古代的金銀比價較歐洲低，而銀價較歐洲高，隨著海運發達之後，加上歐洲人在美洲獲得了大量金銀，中國的金銀比價，漸漸不能維持往昔的孤立狀態。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金銀比價完全受到世界變動的影響，基本以倫敦市價為轉移。中國長期以來，經常是銀入超，金出超，因黃金在別國作為貨幣本位，而在中國則被視為商品、飾品。白銀作為主要貨幣，需求數量很大，而自身生產有限，只能依賴海...

序言

中國長久以來主要用銀，幣制也與白銀相聯繫，黃金雖亦有其重要價值，但在早期社會更多將其作為飾品，而非交易媒介。彭信威先生在《中國貨幣史》一書中提到黃金使用較白銀早，但主要作為裝飾品，戰國以後才用作寶藏及支付手段，而支付手段主要用為賞賜、饋贈和賄賂，並不具備貨幣最重要的兩種職能，即「價值尺度」和「購買及流通手段」。

近代中國幣制，自晚清至20 世紀30 年代，以銀為核心，但隨著海運發達之後，歐洲各國在美洲獲得了大量金銀，加上世界經濟連結日益密切的影響，中國的金銀比價，漸漸不能維持往昔的孤立狀態，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金銀比價完全受到世界變動的影響。

在1926 年印度放棄銀本位以後，中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白銀市場，各國白銀大量湧入中國，由於中國以銀為貨幣，鉅額數量的生銀流入，嚴重擾亂金融，中國對於金銀的流入與流出，又不能自主，故受國際經濟影響甚大。有鑑於此，經濟學者多皆呼籲應提升黃金在經濟體系中的比重，如經濟學者陶德琨即表示：「以我數千年用銅用銀之國家社會，忽感受世界金制潮流之大波及，只有急起直追，趨入與金制同化之一途而已。」在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正是影響劇烈，相關討論最為熱烈之時，本書也將從近代世界的黃金職能，與中國幣制改革中與黃金聯繫的變化，從宏觀經濟角度探討黃金如何影響了中國近代經濟的變遷。

1930 年代後黃金在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希望中國能將日本牽制在遠東，給予中國經濟貸款5 億美元，在討論用途的過程中，許多國府財經人士都有一國掌握了黃金，幾乎等於掌握了物資的觀念，使國府決定將美國5 億貸款中的2 億美元，在美購買黃金運回中國運用，購金事確立後，國府旋即議決「以黃金控制物資，以物資吸收法幣」，黃金政策也成為抗戰後期國府財政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自此之後，黃金政策一直為國府主要的財政經濟政策之一，在社會也逐漸成為最具象徵意義的經濟資源。至1948 年底至1949 年國府將經濟資源遷臺時，儘管除黃金之外，尚有鉅額白銀、銀元、美鈔等，但大家皆將其稱為「黃金運臺」，而少有人稱其為「金銀運臺」、「白銀運臺」。

此研究即嘗試探討，黃金在近現代逐漸進入中國貨幣體系的過程，以及如何在進入民國後，開始成為控制社會經濟的重要手段。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關於黃金拋售、吸收，公債、期貨的各種政策開始推出，黃金成為一種重要經濟政策的支撐，在通貨膨脹蔓延社會時，國府對於黃金政策更是寄予厚望，冀望能透過黃金運用，解決其財政問題。

而在近代的幣制改革中，1935 年的法幣改革；1948 年的金圓券改革；1949 年的新臺幣改革，從法幣到新臺幣，黃金在幣制改革中的角色一次重於一次，黃金在政策及幣制改革中運用與收效為何，也是本書要探討的重點。

此書的另一重點，在探討黃金運臺的起念、過程及阻力。關於黃金運臺事，過程與數額，為近十年學者研究最為詳盡的部分，但也仍有值得補充之處，如以往較為人所忽略的，阻止黃金集中、運臺過程等面向，本書亦將進行探討。分析蔣介石如何在下野之後，最後仍在反對派的壓力下，將黃金大部運出，更深一層的問題是為何蔣介石離開總統職務後，仍能無所障礙地動用這批黃金？

歷史學者柯文（Paul A. Cohen）在《歷史三調》中提到「人們普遍相信過去確實發生過的事─往往與嚴肅的歷史學家在仔細研究各類史料證據後，確定的過去真正發生的事，是大相徑庭的。」此書以義和團運動為例，分析人們經歷的歷史、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和神話化的歷史三者之存在的互動關係。任何歷史事件，在這三者之間必然存在其差異，然而國府黃金運臺事件的差異則顯得特別突出。

在兩岸長期或刻意或無意地，對於此事的宣傳及符號化之後，運臺黃金與故宮文物、各領域專業人才，並稱為運臺三大重點。社會大眾幾乎很少有人不知道這個「史事」，然而這種集體記憶，又帶著許多的誤區與空白，但在以往缺乏歷史證據的情況下，「史實」的影響力往往也難以與歷史故事的影響力相提並論，此著很大程度也由此得到啟發。

雖然國庫資產在臺灣貨幣體系改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早期國府並沒有公開這些相關資料，更重要的是，1949 至1950 年代對國府而言是一段失敗的歷史，在戒嚴時期，投入這個研究領域也意味著將承受除了學術挑戰外的其他壓力。使此事儘管引起關注與興趣，常有以此事為主題的著作，如伴野朗著《蒋介石の黄金》、李喬編譯《蔣介石黃金之謎》等，卻少有相關學術研究，而這些帶有文學性質的著作，在缺乏相關學術論著情況下，很大程度取代了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理解。2007 年吳興鏞《黃金檔案：國府黃金運臺，1949 年》一書的出版，可視為此事件研究的開始，隨著檔案的開放，傳播媒介的普及，過去十年間，許多學者開始投入相關研究，但仍有許多課題未被討論。

本書即想探討這些黃金的後續運用及對臺灣政經的影響。1992 年中國大陸媒體表示臺灣的經濟奇蹟是因為運臺黃金之故，臺灣當局即做出駁斥；在臺灣內部，開始出現否定國民黨與運臺黃金對早期經濟發展的貢獻，對此質疑，國民黨方面又會強調其黃金作用。而近年關於國民黨黨產的討論，黃金又被作為一重要討論主題，各政黨皆因自身立場，對早期臺灣經濟中黃金影響程度各自詮釋，不免令人有霧裡看花之感。

本書又一重點，即想探究運臺黃金與國府遷臺初期臺灣經濟的關係。在臺灣研究中經濟方面常被提出的一個問題為「在大陸失敗後的國民黨如何做得那麼好？」對於戰後臺灣社會經濟發展，普遍認為臺灣在欠發達國家（LDCS）的成功是罕見的。臺灣在1953 年以後的兩年中，在兩項成就尤為顯著，即經濟增長率極高，同時家庭收入分配改善；就業率不足的問題，也在20 世紀60 年代末期便幾乎消失。過往研究戰後臺灣成功貨幣改革及經濟增長，往往強調美國經濟援助的角色。而研究財政與貨幣政策問題，通常分為短期穩定問題，如收支失調、通貨膨脹與失業；長期增長問題，如發展投資、儲蓄供應及政府支出、私人投資的融資。本書即嘗試將早期經濟區分為穩定與發展兩個時期，探討臺灣經濟穩定以及發展的過程，運臺黃金在其中的作用。另外國府遷臺初期黃金政策的運用，與大陸時期的差異，是否從大陸經驗中得到啟發，及這種黃金庫存豐厚的印象，對於政治、社會方面的影響，本書也都將進行分述。

上述這些問題都是本書研究關注的重點，本書雖涉及黃金運臺過程，但其目的並不在繼續深究其經過與數額，而是希望以此事為中心，以大歷史的視野，對於國府戰時、戰後及遷臺初期經濟情勢及黃金政策的使用，運臺黃金的作用與影響，作一探討。

本書在資料方面儘量利用海峽兩岸所典藏的檔案，如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行政院檔案》、檔案管理局，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的《中央銀行》、《行政院》、《財政部》，上海市檔案館等檔案，並參酌一些日記如《蔣介石日記》、《吳嵩慶日記》等及相關人士回憶錄、論著、當時報刊等，雖盡量蒐集，仍難免有疏漏情形，本書處理問題許多牽涉複雜，涉及面又較廣，許多細節部分或有未盡之礙，在研究過程中，有許多地方尚未能全盤了解，加以篇幅有限，並未延伸探討，只希望以其有限之力，從經濟層面的角度，再次檢視那個關鍵年代的經濟變遷。

現今歷史研究開始出現與各種社會科學融合之趨勢，其中許多新視角、方法、觀點，皆令人耳目一新。對照之下，實證史學相對顯得冷落。然而雖說歷史文獻史料，並非完全真實客觀的記錄，往往夾雜有當權者的主觀，但唯有利用豐富史料為基礎所建構起的研究，才能深入探究歷史表象背後的史實與歷史脈動，也是本書在內容上所希望達到的程度。

本書架構共為七章：

第一章探討近代以來，世界與中國經濟聯繫日益密切之後，中國以金銀比價的變動，開始出現無謂損失，當局與各界遂討論以金為本位，或增加其與金掛勾的經濟政策，這種討論從清末開始，至1930 年前後中國發生劇烈的金貴銀賤時最為熱絡，最後在1930 年代讓金進入經濟體系，並於1935 年改革幣制，解除國幣與白銀的掛勾，黃金與財經體系的聯繫在這個時期顯著提升的過程。

第二章探討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府開始實行金銀集中，防範其流向淪陷區的政策，為黃金政策的大力推行提供了法令上的基礎。太平洋戰爭後美國對華提供5 億美元貸款，中國方面決定將其中2 億，在美購金運華，此政策訂定的過程為何？鉅額黃金將如何運用？美國內部對運華黃金政策的拉扯，及抗戰後期黃金政策的收效如何？為第二章要探討的主要內容。

第三章探討抗戰勝利後，社會因接收弊端及法幣與偽幣兌換率失當等種種問題，在1946 年開始引起通貨膨脹，當局藉由黃金政策解決經濟問題的過程和效果，並探究喧騰一時的黃金風潮案其引發原因，及分析黃金風潮案的發生如何造成黃金政策的轉向。

第四章探討1947 年2 月黃金風潮之後到1948 年8 月間，經濟情勢與黃金市場的變化；金圓券收兌金銀的過程、數量，1947 至1949 年黃金運用，及拋售黃金、黃金公債等政策的施行與收效情形。

第五章探討國府經濟、軍事情勢日壞，決定在播遷臺灣前，將庫存金銀運往臺灣的起念、過程、反對力量的運作及遷運數量，並藉由中國共產黨建政初期的黃金儲備，看國府運臺黃金數量，在政府國庫及社會藏金量中的所佔比例。

第六章探討1949 年中之後，國府已將重心移往臺灣，但中國大陸華中、華南、西南仍在國府掌握時期，國府如何在稅收大減，中央機關數次播遷，大量人員遣散，每月還須支出公務員與龐大軍隊鉅額薪餉的情況下，運用黃金應付局面，藉此分析遷運黃金的支出類目及數額。

第七章探討國府遷臺之後，利用運臺黃金，在臺灣推行幣制改革、黃金儲蓄存款、愛國公債與優利儲蓄存款等經濟政策，成功抑止當時臺灣惡性通貨膨脹蔓延的過程，並分析黃金政策在臺灣的施行較大陸時期成功的因素。

綜觀全書章節，便可看出部分章節看似與黃金政策無直接關係，然本書並不僅是對國府黃金政策的施行脈絡作一基本的梳理，而是嘗試分析從1940 年取締黃金投機，後開辦黃金存款，抗戰勝利後嘗試拋售黃金抑平物價，金圓券改革，強迫收兌社會金鈔，後又兌出黃金等等，可說十年來圍繞著穩定貨幣的措施，無不著重於金。但以黃金政策作為重點的國家並不僅有中國，然而出售黃金確有收縮通貨，減少發行的效果，但為什麼在中國就行不通？抑低外匯確有鼓勵進口，增加物價的功用，為什麼中國的物價就是難以減低？對黃金外匯的抑低政策，必須在何種條件下才能成功？是這個政策根本要不得？還是中國的條件不具備？或是政策本身是正確的，只是國府執行的技術上有問題？

這些問題如想求得解答，就不能單單探討政策本身，而應以開放式的視野，從同一時間段內的當局整體財經路線、社會經濟狀態、金融風潮等面向，儘可能完整地對當時的經濟環境有詳盡的掌握，以求更好地了解黃金在近代中國經濟體系中的角色變化。

最後對於書名作一說明，此書名的靈感得自金德平先生〈對上世紀40 年代「以金抑鈔」的回顧〉一文。雖說黃金運用過程，有時拋金抑鈔，有時又在市面收金充實庫存，但整體而言，大部分的政策皆屬向市面放出黃金，希望藉此抑平物價，差別在於明拋或暗配等操作方式的不同，認為此名稱頗能表現出國府整體黃金政策的精神，故以此為名。

序言

中國長久以來主要用銀，幣制也與白銀相聯繫，黃金雖亦有其重要價值，但在早期社會更多將其作為飾品，而非交易媒介。彭信威先生在《中國貨幣史》一書中提到黃金使用較白銀早，但主要作為裝飾品，戰國以後才用作寶藏及支付手段，而支付手段主要用為賞賜、饋贈和賄賂，並不具備貨幣最重要的兩種職能，即「價值尺度」和「購買及流通手段」。

近代中國幣制，自晚清至20 世紀30 年代，以銀為核心，但隨著海運發達之後，歐洲各國在美洲獲得了大量金銀，加上世界經濟連結日益密切的影響，中國的金銀比價，漸漸不能維持往昔的孤立狀態，特別...

劉常山教授推薦序
序言

第一章 黃金在近代中國財經體系聯繫的提升
第二章 第一節　黃金開始進入中國貨幣體系
第二節　金貴銀賤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第三節　1930年代前期國府經濟改革中的黃金因素
附錄

第二章　抗日戰爭時期黃金政策的運用與收效
第一節　抗戰前期黃金政策與美元貸款購金政策的確立
第二節　如何運用黃金的討論及定案
第三節　美國方面對華運金的討論
第四節　黃金政策大力推展時期及收效
第五節　黃金舞弊案至抗戰勝利的黃金政策
附錄

第三章　抗戰勝利至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黃金政策及影響
第一節　戰後接收造成的不良影響
第二節　中儲券與法幣兌換率失當引發通膨
第三節　以黃金政策調節經濟金融
第四節　黃金風潮案
第五節　蔣介石與宋子文因黃金政策導致關係生變─
　　　　以蔣介石日記為中心
附錄

第四章　黃金風潮後至國府遷臺前黃金政策及影響
第一節　黃金風潮後至金圓券幣改前經濟情勢與黃金市場
第二節　幣制改革的起念到金圓券收兌金銀
第三節　上海經濟管制與延長收兌期限
第四節　維持金圓券幣值及修正辦法
第五節　拋售黃金及黃金短期公債政策的施行
第六節　銀元券時期的黃金運用
附錄

第五章　黃金遷運臺、廈的經緯、阻力與數量
第一節　黃金遷運的起念與過程
第二節　劉攻芸在事件中的角色
第三節　黃金集中、遷運過程的反對力量
第四節　遷運黃金總額
第五節　中國共產黨建政初期的黃金儲備

第六章　一九四九年前後國府軍政經費的金銀支出
第一節　在華中方面的運用
第二節　1949年金銀購糧與武漢、福州的運用
第三節　廣州與重慶政府的運用
第四節　其他方面的金銀支出
第五節　臺灣軍政經費支出情形
第六節　裁減部隊與軍政機關
第七節　軍政經費的支出數額

第七章　國府遷臺初期財政經濟方面的黃金運用
第一節　臺灣光復至國府遷臺初期經濟情勢
第二節　幣制改革
第三節　黃金儲蓄存款
第四節　配合黃金儲蓄的經濟政策─愛國公債與優利儲蓄存款
第五節　經濟環境漸穩，黃金功成身退
第六節　戰時、戰後與遷臺初期黃金政策的差異
第七節　經濟穩定的其他因素及對社會的影響
附錄

結論
後記
大事紀（1927年至1952年）
參考文獻

劉常山教授推薦序
序言

第一章 黃金在近代中國財經體系聯繫的提升
第二章 第一節　黃金開始進入中國貨幣體系
第二節　金貴銀賤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第三節　1930年代前期國府經濟改革中的黃金因素
附錄

第二章　抗日戰爭時期黃金政策的運用與收效
第一節　抗戰前期黃金政策與美元貸款購金政策的確立
第二節　如何運用黃金的討論及定案
第三節　美國方面對華運金的討論
第四節　黃金政策大力推展時期及收效
第五節　黃金舞弊案至抗戰勝利的黃金政策
附錄

第三章　抗戰勝利至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黃金政策及影響
第一節　戰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