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

民國八年的「五四」，隔現在已經是三十二年了，當日曾直接間接參加過這一幕的青年人，除一部分已經死亡以外，其存在者，大率也都是五十六十的老頭，經過三十年以上時代的煎迫，有的是壯志銷磨，有的是銷聲匿跡，還有不少的是腐化惡化，墮落不堪，其能不背初衷，堅守著自己學術或事業的崗位，仍在繼續奮鬥，苦苦掙扎者，大概已如鳳毛麟角。

所謂「五四運動」，有兩個顯然的含義：其一是政治的，其一是思想文化的。中國人受著外來的影響，起而謀政治的革新，與思想文化的改造，在「五四」以前，已經過悠長的歲月，出現過無數承先啟後的鬥士，然而關係之大，入人之深，甚至如戊戌維新，辛亥革命那樣的波瀾壯闊，從某一意義上看來，也不能與「五四」相提並論。此何以故？

因為戊戌一幕，僅僅是中國少數的士大夫，多少受了一點西洋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啟示，感於當時那一套陳腐的，因襲的治理國家的方式，已經完全不能適用，因而倡率徒眾，投袂奮起，提出了中國歷史上那種書生式的改革要求，以當時的環境，其失敗是必然的，也正因為是失敗了，所以才能在中國革新運動的過程上，留下一份頗高的歷史價值。假定他們不遭遇殘酷的打擊，而有局部的成功，則以當時各方配合的困難，想求得如日本明治維新那樣的成績，也斷不可得。

辛亥革命是合政治與種族的兩個因素而形成的，其成功只限於種族的一面，政治則四十年來並沒有表現什麼顯著的成績。我們細檢革命前後的史實，沒有發見怎樣了不起的政治家，即令就有，他們也從來沒有得著一個從事政治建設的機會。他們似乎是並沒有準備一套具體的政治方案才開始革命，是革了命才去找政治方案。革命成功可能發生的後果，立憲派的想像還較為正確，革命派則過度的偏於樂觀。截至今天為止，由辛亥革命所留給我們這輩孤臣孽子的，似乎已經只剩下一塊「中華民國」的招牌，此外大概也就沒有什麼了。

「五四」不然，當時的爭外交與打賣國賊，這僅僅是引起這個運動的導因，如果只此一點，也就不過是一種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的愛國運動而已，雖然在意義上也相當嚴肅，但內容究竟簡單，其影響決不會如此的深刻。惟其把這個運動的範圍，擴展到了一般的思想文化，然後才把它的色彩，渲染得異常的強烈。後來有人把這一運動的目標，歸納於「民主」、「科學」，雖然已算扼要，但仍嫌狹隘：「五四運動」充沛了一股活力，洋溢著一種熱情，它的傾向不只是求善求真，而且在求美，對文學藝術要求的熱烈，是在以往任何一種運動中所沒有的。單調的民主可流於形式，單調的科學可陷於枯澀，賴文藝有以潤色之，然後才做到篤實光輝，使人不倦。戊戌辛亥的外表，自然也側重在趨新，但戊戌的手段為「託古」，辛亥的號召為「光復」，其本質卻是保守的。一直到了「五四」，然後才是一個現代中國的奠基，才是把中國推進現代文化雰圍中的第一步。「五四」決不反對歷史文化的回顧，但著眼在舊文化價值的重估，其精神是進取的，決不是保守的；其目的在提煉舊的在新的中間去找位置，決不在歪曲或貶損新的在舊的中間去求附會。不只「中體西用」之說，與「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國本位」之說，也與「五四精神」格格不入。

領導戊戌一幕的是康有為，領導辛亥一幕的是孫中山，領導「五四」的卻是蔡元培。我們要就這三幕研究其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與價值，必於這位領導者的性格，修養與活動求得充分的理解。因為我們知道：規範一種運動的形態及其進展，依於其領袖人物的性格，修養與活動方式者是非常密切的。研究康孫不在這篇文字的範圍以內，為追懷「五四」，我只在這裡談談蔡元培。

嚴格的講起來，我不是一個適於談蔡元培的人，可是在我同時代而年輩較早於我二三十年的若干人物中，蔡先生卻是我很歡喜的一個。他生平的言論，行事，以及若干種已印行的著作，我大致沒有多少遺漏都曾加以注意。尤其他所實踐的一種生活態度，也似乎給了我一個有力的啟示。記得有一次，我大概是搭最早一班的火車由上海去杭州，當我走進車站的時候，正看見蔡先生坐在月臺上一張給旅客休息的長櫈上，穿了一件褪了色的夾長衣，一手捏著個小紙包，一手抓著紙包裡的東西往嘴裡送。其時車站上的人還沒有幾個，我著實看了他幾眼，因為我在注意他，也引起他望著我，這是蔡先生給我第一回的印象。看樣子他最多不過六十，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我已不能確指了。另一次，我剛剛跳下上海靜安寺最後一站的電車，向百樂門的一方走去，遠遠看見蔡先生攜著他的周夫人緩步而來，走進了百樂門隔壁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其時我並不要買書，但也跟著進去，看見他東望望、西望望，選購了好幾本新出版的哲學書，內中有兩本，我知道譯者的本領並不高明，但他還是買去了，當下我頗懷疑，他為什麼要買這種東西？近年我有一位朋友，能暢讀英德文的名著，他自己譯的書也不少，因為他平日不歡喜翻閱別人的中文著作，乃至累得自己的幾句中文，也愈來愈不圓熟；在他的譯著中許多極尋常的人名地名，往往也要自出心裁，運用一些面生可疑的字眼，因此我才感到蔡先生把別人那種譯得不大好的書也買去翻翻，並不是完全沒有益處。這次我看蔡先生的容色很好，衣履也很整齊，其時大概是民國二十年以後他已遷居在靜安別墅的時候，他的年齡已在六十六七，態度多少有點龍鍾了。還有一次，這是一個比較更早的時候，我偶然在上海《時事新報》的副刊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內容大概是鼓吹「戀愛至上」一類的東西，淺薄而頗有力。第二天，在同一報上便有一篇文字駁我，措辭很溫婉，態度很嚴肅，還引了柏拉圖的一番說法，頗引起我的注意。同一天的下午，該報的副刊編者老友崔萬秋走來問我：「你知道今天駁你的那篇文字的作者是誰？」「我不知道。」「蔡孑民！」「哦！」在我是那樣輕率，蔡先生卻是這樣的不肯馬虎，這實在使我非常感動從何處可找著一個這樣青年人的領導者呢？

蔡元培也只是一個書生，但是一個很像樣子的書生；他也是中國新舊過渡時代的一個人物，但別人過渡或者永遠在過渡中，或者永遠渡不過去，而他卻是一個真正渡過去了的人物！

以翰林而參加革命，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的第一人。以一個革命者而把他畢生的精力貢獻於教育與文化事業，而自身又能夠不斷的向新知方面求開拓，他也是最徹底的一個。

【五四運動與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

民國八年的「五四」，隔現在已經是三十二年了，當日曾直接間接參加過這一幕的青年人，除一部分已經死亡以外，其存在者，大率也都是五十六十的老頭，經過三十年以上時代的煎迫，有的是壯志銷磨，有的是銷聲匿跡，還有不少的是腐化惡化，墮落不堪，其能不背初衷，堅守著自己學術或事業的崗位，仍在繼續奮鬥，苦苦掙扎者，大概已如鳳毛麟角。

所謂「五四運動」，有兩個顯然的含義：其一是政治的，其一是思想文化的。中國人受著外來的影響，起而謀政治的革新，與思想文化的改造，在「五四」以前...

【自序／左舜生】

近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多到不可勝數，就我個人所搜集的而論，不算太多，但包括整本整部的書，以及零篇斷簡，已不少於七八千萬字。

以一個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的立場來說，這些東西自然都有一定的用處；但不適於一般大學史學系的學生翻閱。甚至為大學畢業以後，進入研究所專攻近代史的人，用處也不太大：

第一、因為他們沒有許多閱讀的時間。

第二、這些資料，出於無數人的手筆，無論對事對人的記載，都不免矛盾衝突，希望博觀約取，加以剪裁或選擇，他們似乎不容易做好這種準備。

第三、歷史上既無孤立的人，也沒有一件不牽涉多方面的事，要他們就一個專題去找材料已經很難，何況作一種廣泛的搜集？

此外，就進一步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來說，截至現在為止，無論在臺灣，在香港，乃至在日本或美國，我還不知道有沒有一所理想的圖書館，可供他們充分的運用。再加上最近五六十年，中國變亂紛乘，一個新的執政者起來，往往把有利舊執政者的史料，故意加以湮沒；或改頭換面，隨意竄改或曲解；而學術思想與黨派的分歧，乃至私人間的恩怨，更足以淆亂是非，顛倒黑白；以致非躬與其役或曾親接其人者，要對有意或無意寫出許多不正確的記載加以矯正，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何況，百餘年來的中國近代史，實與世界近代史不可分，如果不對若干與中國關係密切國家的近代史有一大致的了解，則遇到一件涉及國際的大事，在敘述上便難免流於主觀或偏見。

基於上舉種種原因，希望在目前即有一部比較妥善完備的《中國近代史》出現，乃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也決不是三五人之力所能成功。目前所能著手的，只能期待有志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們，分工發展，通力合作，根據多種資料，加以鑑別，就一事一人，反覆重寫，為將來寫這部綜合性中國近代史者，節省時間與精力。

我這本《中國近代史話集》，錄正文十五篇，附錄十五篇，合計三十篇，半數以上是十年前在幾種刊物上發表過的，而且曾以舊版新版的方式，編入《萬竹樓隨筆》，印過四次，共六千冊。後來因為發行隨筆的「自由出版社」停頓了，也就沒有再印。這次又加入最近寫的若干篇，在臺灣發行，並使我有一個淘汰、訂正、補充的機會，但究竟能有多少貢獻，卻很難說。惟有向我的同行們求教。「文章總是自己的好」，我是今生今世決不會存此妄想的。

　1965.12.24，記於九龍鑽石山

【自序／左舜生】

近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多到不可勝數，就我個人所搜集的而論，不算太多，但包括整本整部的書，以及零篇斷簡，已不少於七八千萬字。

以一個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的立場來說，這些東西自然都有一定的用處；但不適於一般大學史學系的學生翻閱。甚至為大學畢業以後，進入研究所專攻近代史的人，用處也不太大：

第一、因為他們沒有許多閱讀的時間。

第二、這些資料，出於無數人的手筆，無論對事對人的記載，都不免矛盾衝突，希望博觀約取，加以剪裁或選擇，他們似乎不容易做好這種準備。

第三、歷史上既無孤立的人，也沒...

導讀：左舜生和其近代史研究蔡登山
序
林則徐的一生（一七八五－一八五○）
記張蔭桓（一八三七－一九○○）
清末建設與盛宣懷（一八四四－一九一六）
張謇及其事業（一八五三－一九二六）
清民之際的梁士詒（一八六九－一九三三）
譚嗣同評傳（一八六五－一八八九）
文人兼經師的王闓運（一八三二－一九一六）
亢直敢言的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七）
戊戌得罪的皮錫瑞（一八五○ －一九○八）
遊戲召禍的葉德輝（一八六四－一九二七）
五四運動與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
我所見晚年的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
厭世自沉的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
記梁濟自殺（一八五九－一九一八）
最近大陸去世的三位老人冒廣生、張元濟、冷遹
宋教仁評傳（一八八二－一九一三）
清末改革運動的四大領袖─康、梁、孫、黃
我們怎樣紀念中山的百年誕辰？
壽介公總統八十─述我與蔣先生之間的幾件小事
讀書雜記十七篇

導讀：左舜生和其近代史研究蔡登山
序
林則徐的一生（一七八五－一八五○）
記張蔭桓（一八三七－一九○○）
清末建設與盛宣懷（一八四四－一九一六）
張謇及其事業（一八五三－一九二六）
清民之際的梁士詒（一八六九－一九三三）
譚嗣同評傳（一八六五－一八八九）
文人兼經師的王闓運（一八三二－一九一六）
亢直敢言的王先謙（一八四二－一九一七）
戊戌得罪的皮錫瑞（一八五○ －一九○八）
遊戲召禍的葉德輝（一八六四－一九二七）
五四運動與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
我所見晚年的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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