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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志（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副教授）

凌宗魁（國立臺灣博物館規畫師）

從建築樣式與風格發展脈絡討論安東尼．高第這位歷史上最特別的建築家之一，會把他歸類於新藝術運動、地域風格等範疇，這是從作品本位角度出發得到的歸納結論。但若從建築師個人生命經歷觀察，便會發現高第在建築史上獨到創新的表現，皆以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為源頭，甚至連考察建築的踏查（Excursionista）運動都有別於歐洲傳統遊歷法、瑞、義、德等國的壯遊（Grand Tour），而以加泰隆尼亞本土的建築文化為汲取養分的對象。在傳統語言和文化...

安東尼．高第創造了現代最奇特、最離經叛道的建築遺產。在一八七八年他的畢業典禮上，巴塞隆納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大喊：「各位，今天在我們眼前的不是個天才，就是個瘋子！」

他這一生，確實以「清心寡慾的瘋狂建築師」聞名──而高第的作品，總令人非愛即恨，鮮少有折衷派。包浩斯建築藝術學院（Bauhaus）的激進分子華特．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認為高第是個建築鬼才，畢卡索卻覺得他是個道貌岸然的守舊派。

高第過世後，有陣子世人將他歸類為伊比利新藝術的演繹者，但他設計建築的技巧及手法啟發了一代又一代的建築師。他的作品持續擄獲大眾的想像力，遠勝任何一名同輩建築師。

他在家鄉加泰隆尼亞是個大英雄──捍衛、推廣、拯救當地獨特的文化。在天主教信徒眼中，他是「上帝的建築師」，他信仰虔誠，足以為人楷模，後來也因此被奉為聖徒。

但高第骨子裡深愛自然世界，亟欲將大自然的基本法則轉譯成無與倫比的人文建築。

銅匠之子

高第雖大半輩子都待在巴塞隆納，但他其實是在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於南方一百公里外的雷烏斯（Reus）。他父親法蘭契斯科．高第．伯川（Francesc Gaudí Bertran）是個銅匠，母親安東妮亞．柯爾奈．伯川（Antonia Cornet i Bertran）則是銅匠的女兒。雙親都來自工匠之家，家境拮据但還算過得去，兩人奉父母之命成婚。

高第是難產兒，家人怕孱弱的新生嬰兒撐不久，便趕緊抱他到附近的教堂受洗。跟以父親之名法蘭契斯科命名的哥哥一樣，他的名字安東尼也是取自母名。

小高第體弱多病，肺部遭感染，並長年飽受類風濕性關節炎之苦。成年後，高第稱自己最早的記憶，是父母在他房間外頭和醫生討論他遲早會早逝。但這個法蘭契斯科與安東妮亞的孩子中最虛弱的老么，卻活得比全家人都久。後來他明白，自己是受上帝欽點要追求更崇高的目標，才會在童年吃盡苦頭，死裡逃生。

小時候體弱多病的他，長時間久臥病榻，只有腦海裡的想像和房間窗外的景觀與他作伴──雷烏斯鄉間特有的淺灰紅土、長青樹、榛果樹、橄欖樹、葡萄園。即使成年了，他還是對這些色彩和附近地中海的豔藍念念不忘，時常運用這些顏色來妝點他的建築。

不設防的城市巴塞隆納

一八六七年秋，托達與里博拉兩人都離開了雷烏斯，赴遠地求學。高第前程未定，那年秋天便先在父親的銅作工坊幫忙。一八六八年初，家人總算決定讓他到巴塞隆納和在當地學醫的哥哥法蘭契斯科同住。高第先完成了大學預科學業，然後進入大學科學學院；但這只不過是個過渡期，後來他即申請就讀新落成的建築學院。

大學預科學業並未讓高第忙得無暇他顧，在巴塞隆納的第一年，他大都在港口邊的中世紀街區遊蕩（里博拉區、波恩區、哥德區），吸收幾世紀以來豐富的建築層次感。這座城市就像一本立體書，毫不設防地向他大敞古老的輝煌榮景，只是好景不常，榮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便沒落。他尤其對海上聖母教堂（Santa Maria del Mar）難以忘懷。教堂建於十四世紀，是當地居民集資合力建成。對高第來說，它象徵了公共建築與民眾之間理想的夥伴關係。

從外觀來看，海上聖母教堂猶如沉重密實的石塊，座落窄巷間，但內部開闊，頗有彈性，也有哥德式高大建築慣有的宏偉肋狀拱頂。它的設計極具一體性，在哥德式教堂中相當罕見。哥德式教堂多由眾貴族或教會贊助人接連建造，工期常橫跨數百年，當地居民卻單憑己力，僅花了五十年就蓋好海上聖母教堂。高第夢想著把波布雷特打造成社會主義社區，對他來說，這座教堂正是歷史先例。雖然當時他自己不知道，但他看到的是自身作品聖家堂（Sagrada Família）的建築範本──光與暗的對比，石頭與空氣的對比，伸與縮的對比──以及民眾捐款集資建蓋。

後來，高第進大學的科學學院就讀，接下來五年間，都在鑽研更高深的數學，如微積分、三角學、幾何學、力學、化學。他還得通過寫生、法文、德文考試──建築學院即將開跑，有望入學的考生都必須修過這些科目。高第在一八七四年正式獲錄取。

這段期間，他都和哥哥住在一塊，身為學生他們也免不了常東徙西遷，放假時會回雷烏斯老家。但他們總是沒離開過巴塞隆納中世紀中心地區──因為房租便宜。高第和哥哥跟許多學生一樣，手頭不寬。兩兄弟的學業由父母資助，聽說衣服還會共穿。話雖如此，高第卻在此時始獲公子哥盛名──手套非某店貨不買，帽子只買某家的。想必他天賦異稟，理財有方，才能在拮据中如此揮霍。

高第跟其他年輕人一樣，似乎也愛泡城裡的咖啡館交際。他尤其常光顧佩拉由咖啡館（Café Pelayo），這間咖啡館在城市知名的蘭布拉大道（Ramblas）上，位處十九世紀巴塞隆納文化圈正中心。據說他還和一群反教權的年輕男子來往──步入三十後，他變得篤信宗教，與昔日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朝加泰隆尼亞式建築邁進

在大學圖書館和巴塞隆納的書店，高第初遇了以照片作插圖的建築和設計書籍，從此踏入了嶄新的世界。他如饑似渴地讀了如歐仁．維奧萊．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中世紀巨擘的當代著作（後兩者他讀的是譯本，因為他從未學過英文）。維奧萊．勒．杜克的《建築論述》（Discourses on Architecture）（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七二年）中的新哥德主義，以及如羅馬萬神殿的古典建築的照片，格外觸動他心弦。高第開始對具摩爾式西班牙風情的穆德哈爾風格感興趣，尤其深受收錄東方設計的書籍影響，像是歐文．瓊斯（Owen Jones）的《裝飾語法》（The Grammar of Ornament）（一八五六年）。中世紀西班牙的圖樣和富裝飾性的設計，尤其是加泰隆尼亞風，日後將長存於高第的作品，在他建築生涯前二十年間更是如此。

高第在巴塞隆納求學及早年執業時，剛好也爆發了復興加泰（Renaixença）運動（復興加泰隆尼亞）。西國幾百年來都以較為普及的西班牙（或卡斯提爾）傳統為重，復興加泰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復興長年遭打壓的加泰隆尼亞文化、遺產、語言，並加以修復。復興加泰運動是由詩人、劇作家、小說家、語言學家、哲學家、建築師及藝術家發起的。但這並不單純是文化現象；還相當具政治性，對年輕的高第影響深遠。

路易斯．多明尼克．蒙坦納（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是任教於建築學院的年輕教授（只比高第大兩歲），也是復興加泰運動的領袖。高第和許多同學也紛紛投身其中。復興運動相當關注加泰隆尼亞的中世紀遺產，高第也熱中於此，自然有所共鳴。一八七八年，多明尼克寫了一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摸索國族建築〉，文中力挺連結過去和現今的加泰隆尼亞建築的折衷主義（亦即融入昔日的建築風格）。他也要大家展現加泰隆尼亞特色的建築裝飾，提倡結構乃建築「首要法則」的精髓。這篇文章成了加泰隆尼亞現代主義的聖經。

高第總是說他只會動手做，不會舞文弄墨，所以能讓人一窺他作品背後的構思的手稿很稀少。不過，倒是有一篇寫於一八七八年，題為〈裝飾〉的手稿流芳後世，從文中可見二十五歲的高第對多明尼克文章的感想。文中，他同意「物體的特色」取決於國族及習俗，國族特色應作為「裝飾的準則」。但高第將裝飾及美定義為純粹的幾何。他也相信顏色是不可或缺的：「（裝飾應）是五顏六色；因為在大自然中，沒有任何東西只有同一色調」。因此，他的觀點比多明尼克更極端，堅持幾何與自然定義了裝飾的準則，因而定義了國族特色。

多明尼克和高第意見一直不太合。事實上，據說一八七八年三月不同意高第取得建築師資格的教授，就是多明尼克。

安東尼．高第創造了現代最奇特、最離經叛道的建築遺產。在一八七八年他的畢業典禮上，巴塞隆納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大喊：「各位，今天在我們眼前的不是個天才，就是個瘋子！」

他這一生，確實以「清心寡慾的瘋狂建築師」聞名──而高第的作品，總令人非愛即恨，鮮少有折衷派。包浩斯建築藝術學院（Bauhaus）的激進分子華特．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認為高第是個建築鬼才，畢卡索卻覺得他是個道貌岸然的守舊派。

高第過世後，有陣子世人將他歸類為伊比利新藝術的演繹者，但他設計建築的技巧及手法啟發了一代又一代的建築師。他的作品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