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斯坦堡一路向西，會抵達土耳其境內最接近保加利亞與希臘國境的城市「埃迪爾內」。這裡曾由羅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西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在位）建設，所以又被稱為阿德里安堡（Hadrianopolis，哈德良堡）。西元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一帶曾爆發一場大戰，交戰雙方分別是羅馬帝國東部皇帝瓦倫斯（Flavius Julius Valens）所率領的羅馬軍隊，以及哥德人為主的聯合軍隊。這支哥德人占多數的人群在這場大戰前不久，才被來自東方的游牧民族匈人趕至黑海北岸的居住地，渡過多瑙河之後被羅馬帝國接納，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難民集團。不過羅馬帝國對這群難民極為嚴苛，導致他們群情激憤，最終造反。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就是由羅馬皇帝親自率隊鎮壓叛軍的戰役。
瓦倫斯原本為了對抗薩珊王朝而留在敘利亞的安條克，但因為這場叛亂回到君士坦丁堡，接著於阿德里安堡布下重兵。長途搬運重武器與軍備的羅馬士兵抵達阿德里安堡時早已疲累不堪，再加上八月的陽光無情地照射，讓士兵渴得無處可躲。這場於下午發動的戰役雖是羅馬正規軍對上難民集團，但兩翼的羅馬騎兵為哥德人的騎兵擊潰，中軍的步兵也被哥德人的部隊壓制，導致全軍土崩瓦解。在一片慘敗的混亂中，負傷的皇帝被迫退入一間小屋，但這間小屋被放火焚燒，皇帝也被燒死。除了皇帝之外，光是將校階級就有三十五人戰死。現代的研究者推測，在這場戰役戰死的羅馬士兵高達一萬至兩萬人左右，完全是羅馬帝國單方面的慘敗。一時間，羅馬帝國東部軍隊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為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留下紀錄的同時代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寫下「無盡後悔的破滅」一詞。十八世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也根據阿米阿努斯的史料，將這場羅馬帝國的慘敗與羅馬軍被漢尼拔率領的迦太基軍包圍最終全軍覆沒、第二次布匿戰爭的坎尼會戰相互對照。
此外，時間回推至一九二六年，俄羅斯歷史學者米哈伊爾．羅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發表了名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當中提到羅馬帝國之所以滅亡，與撐起帝國的城市衰退有關。羅斯托夫采夫認為，羅馬帝國的繁榮全因帝國所轄城市及帶動城市活力的「資產階級」存在，但當帝國在三世紀陷入軍人皇帝掌權的混亂後，代表農村「無產階級」的軍隊便攻擊城市，古代帝國與引領文明前進的城市資產階級因此勢微，羅馬帝國也隨之滅亡。有人認為，這番見解與羅斯托夫采夫因俄國共產革命而不得不離開祖國的個人生命經驗有關。由此可見，歷史學者會深受自身所處時代的影響，來解釋羅馬帝國的衰亡。
但在八○年代之後，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進入了另一個境界。鑽研古代末期基督教的彼得．布朗（Peter R. L. Brown）所發表的劃時代專書與論文，改變了學界對羅馬帝國後期的研究取徑，循著布朗路線進行的研究也倏然大增。羅馬帝國後期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向來是被否定的一段時代，但布朗讓羅馬帝國後期與政治史脫鉤，而將這段時期定義為地中海周邊的文化轉型期，並從宗教、心理狀態及性別等角度切入，刻劃出歷史全貌。換言之，「羅馬帝國的滅亡」此一政治事件已不再重要，「羅馬世界的變貌」才是重點。於是從西元三世紀到八世紀，既非古典時代、也非中世紀，擁有獨立且正面意義的「古典時代晚期」歷史概念取代了向來被否定的羅馬帝國晚期，也重新解釋了這段時期。
「日耳曼人」也是類似的情況。古希臘人與羅馬人口中的「Germani」或「Germanoi」，是指住在羅馬帝國邊疆行省或俗稱「大日耳曼尼亞」的非行省廣大區域的人。但其實，我們不能將這些人統稱為「日耳曼人」，他們也從來不曾稱呼自己是「日耳曼人」。他們肯定是以自身所屬的小族群名稱來區分彼此。因此，若要將「Germanoi」、「Germani」譯成中文，根據地名譯成「日耳曼尼亞人」絕對比「日耳曼人」這個由後世賦予特定價值觀的譯名來得正確。今日的我們實在難以斷言西元前一世紀的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在《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中描述的「日耳曼人」，就是後來使用日耳曼語系的民族。
不過，「日耳曼人」在近代歐洲被賦予了正面意義。在相當於現今的德國與英國一帶曾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羅馬帝國時期史學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的作品，也總算能透過拉丁語了解這段歷史。德意志學者更解讀了他的《日耳曼尼亞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將古代的日耳曼尼亞人歌誦為自由純樸的人民，跟羅馬人不同。在十八世紀，學者也根據六世紀史學家約達尼斯（Jordanes）的《哥德史》（Historia Gothorum）進行考古學調查。到了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時代，基於對抗法國的意識，「德意志人」與「日耳曼人」的歷史開始交疊。古代日耳曼人的歷史對民族國家德國而言非常重要。一般認為，哥德人是從斯堪地那維亞故地移居至波蘭、烏克蘭及波羅的海一帶，最後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高舉純正日耳曼民族優良血統的納粹掌握了德國政權，哥德人的遷徙地區就被解釋成外交政策上的「日耳曼人的生活空間」。
從伊斯坦堡一路向西，會抵達土耳其境內最接近保加利亞與希臘國境的城市「埃迪爾內」。這裡曾由羅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西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在位）建設，所以又被稱為阿德里安堡（Hadrianopolis，哈德良堡）。西元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一帶曾爆發一場大戰，交戰雙方分別是羅馬帝國東部皇帝瓦倫斯（Flavius Julius Valens）所率領的羅馬軍隊，以及哥德人為主的聯合軍隊。這支哥德人占多數的人群在這場大戰前不久，才被來自東方的游牧民族匈人趕至黑海北岸的...
從伊斯坦堡一路向西，會抵達土耳其境內最接近保加利亞與希臘國境的城市「埃迪爾內」。這裡曾由羅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西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在位）建設，所以又被稱為阿德里安堡（Hadrianopolis，哈德良堡）。西元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一帶曾爆發一場大戰，交戰雙方分別是羅馬帝國東部皇帝瓦倫斯（Flavius Julius Valens）所率領的羅馬軍隊，以及哥德人為主的聯合軍隊。這支哥德人占多數的人群在這場大戰前不久，才被來自東方的游牧民族匈人趕至黑海北岸的居住地，渡過多瑙河之後被羅馬帝國接納，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難民集團。不過羅馬帝國對這群難民極為嚴苛，導致他們群情激憤，最終造反。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就是由羅馬皇帝親自率隊鎮壓叛軍的戰役。
瓦倫斯原本為了對抗薩珊王朝而留在敘利亞的安條克，但因為這場叛亂回到君士坦丁堡，接著於阿德里安堡布下重兵。長途搬運重武器與軍備的羅馬士兵抵達阿德里安堡時早已疲累不堪，再加上八月的陽光無情地照射，讓士兵渴得無處可躲。這場於下午發動的戰役雖是羅馬正規軍對上難民集團，但兩翼的羅馬騎兵為哥德人的騎兵擊潰，中軍的步兵也被哥德人的部隊壓制，導致全軍土崩瓦解。在一片慘敗的混亂中，負傷的皇帝被迫退入一間小屋，但這間小屋被放火焚燒，皇帝也被燒死。除了皇帝之外，光是將校階級就有三十五人戰死。現代的研究者推測，在這場戰役戰死的羅馬士兵高達一萬至兩萬人左右，完全是羅馬帝國單方面的慘敗。一時間，羅馬帝國東部軍隊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為這場阿德里安堡戰役留下紀錄的同時代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寫下「無盡後悔的破滅」一詞。十八世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也根據阿米阿努斯的史料，將這場羅馬帝國的慘敗與羅馬軍被漢尼拔率領的迦太基軍包圍最終全軍覆沒、第二次布匿戰爭的坎尼會戰相互對照。
此外，時間回推至一九二六年，俄羅斯歷史學者米哈伊爾．羅斯托夫采夫（Michael Rostovtzeff）發表了名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當中提到羅馬帝國之所以滅亡，與撐起帝國的城市衰退有關。羅斯托夫采夫認為，羅馬帝國的繁榮全因帝國所轄城市及帶動城市活力的「資產階級」存在，但當帝國在三世紀陷入軍人皇帝掌權的混亂後，代表農村「無產階級」的軍隊便攻擊城市，古代帝國與引領文明前進的城市資產階級因此勢微，羅馬帝國也隨之滅亡。有人認為，這番見解與羅斯托夫采夫因俄國共產革命而不得不離開祖國的個人生命經驗有關。由此可見，歷史學者會深受自身所處時代的影響，來解釋羅馬帝國的衰亡。
但在八○年代之後，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進入了另一個境界。鑽研古代末期基督教的彼得．布朗（Peter R. L. Brown）所發表的劃時代專書與論文，改變了學界對羅馬帝國後期的研究取徑，循著布朗路線進行的研究也倏然大增。羅馬帝國後期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向來是被否定的一段時代，但布朗讓羅馬帝國後期與政治史脫鉤，而將這段時期定義為地中海周邊的文化轉型期，並從宗教、心理狀態及性別等角度切入，刻劃出歷史全貌。換言之，「羅馬帝國的滅亡」此一政治事件已不再重要，「羅馬世界的變貌」才是重點。於是從西元三世紀到八世紀，既非古典時代、也非中世紀，擁有獨立且正面意義的「古典時代晚期」歷史概念取代了向來被否定的羅馬帝國晚期，也重新解釋了這段時期。
「日耳曼人」也是類似的情況。古希臘人與羅馬人口中的「Germani」或「Germanoi」，是指住在羅馬帝國邊疆行省或俗稱「大日耳曼尼亞」的非行省廣大區域的人。但其實，我們不能將這些人統稱為「日耳曼人」，他們也從來不曾稱呼自己是「日耳曼人」。他們肯定是以自身所屬的小族群名稱來區分彼此。因此，若要將「Germanoi」、「Germani」譯成中文，根據地名譯成「日耳曼尼亞人」絕對比「日耳曼人」這個由後世賦予特定價值觀的譯名來得正確。今日的我們實在難以斷言西元前一世紀的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在《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中描述的「日耳曼人」，就是後來使用日耳曼語系的民族。
不過，「日耳曼人」在近代歐洲被賦予了正面意義。在相當於現今的德國與英國一帶曾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羅馬帝國時期史學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的作品，也總算能透過拉丁語了解這段歷史。德意志學者更解讀了他的《日耳曼尼亞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將古代的日耳曼尼亞人歌誦為自由純樸的人民，跟羅馬人不同。在十八世紀，學者也根據六世紀史學家約達尼斯（Jordanes）的《哥德史》（Historia Gothorum）進行考古學調查。到了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時代，基於對抗法國的意識，「德意志人」與「日耳曼人」的歷史開始交疊。古代日耳曼人的歷史對民族國家德國而言非常重要。一般認為，哥德人是從斯堪地那維亞故地移居至波蘭、烏克蘭及波羅的海一帶，最後進入羅馬帝國境內。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高舉純正日耳曼民族優良血統的納粹掌握了德國政權，哥德人的遷徙地區就被解釋成外交政策上的「日耳曼人的生活空間」。
從伊斯坦堡一路向西，會抵達土耳其境內最接近保加利亞與希臘國境的城市「埃迪爾內」。這裡曾由羅馬皇帝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西元一一七～一三八年在位）建設，所以又被稱為阿德里安堡（Hadrianopolis，哈德良堡）。西元三七八年，阿德里安堡一帶曾爆發一場大戰，交戰雙方分別是羅馬帝國東部皇帝瓦倫斯（Flavius Julius Valens）所率領的羅馬軍隊，以及哥德人為主的聯合軍隊。這支哥德人占多數的人群在這場大戰前不久，才被來自東方的游牧民族匈人趕至黑海北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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