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伊永文的工作看似瑣細，但卻正是我所希望的修復歷史細部的工作。這樣的工作能夠有更多的人來做，而且堅持不懈地做下去，積以時日，一定能為別一種歷史敘述奠定基礎。—— 著名學者． 陳四益



沒有時光機，我們只能憑文字、畫卷、古物來臆想古人過著什麼生活，但這樣的瞭解又因知識和愛好的局限而註定淺薄。恰好有個伊永文，他像張擇端一樣是「界畫」高手。行文自在，用筆平實，不必如我等小心翼翼掇弄文字，如同織錦，人在一方宣紙上隨意撥染，出來的東西，也是耐看到極致。 —— 作家．安意如

「葉子戲」的演變

關於牌的起源，以往在世界上有過不同的意見。法國學者認為是法國查理六世在位的一三九二年發明的，比利時學者則提出他們要比法國玩紙牌早，而瑞士一位僧侶的文件，卻記載一三七七年時紙牌在瑞士已非常風行了……近年來，由於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橋牌最初起源於中國唐代的「葉子戲」這一觀點，已被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所接受。

其主要是從「葉子戲」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來斷定的：

中國的「葉子戲」以天文曆法為基準，牌分四類，「以象四時」，西方的橋牌也有類似說法，四種花色象徵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橋牌共五十二張，而「葉子戲」在明代就已經明確分為四十張了，清代則產生了六十張一副，四人共打的紙牌樣式。

它們的方法是依次抓牌，四十張為四人各抓八張，餘八張為「中營」；六十張為每人抓十張，餘二十張另人掌握著，依次遞分給在局者。一到八或一到十，這基數和西方橋牌是一樣的。玩「葉子」，是「大可以提小」，標明萬萬貫、千萬貫等依次類推的葉子遵循「萬勝千，千勝百，百勝錢」的規則，這也是西方橋牌最一般的玩法。

特別是鬥葉兒時，喚作「發張」，以大小較勝負，牌未出時都反扣著，不讓他人看見，出葉兒後，一律仰放，鬥者以所仰之葉測未出之葉，以施斡運，這簡直是和橋牌的打法相差無幾了。至於「葉子」與橋牌的圖像，都是以人物形象為主。形狀，「葉子」與橋牌均為長方形……總之，從門類、張數、花色及對牌義的解釋來看，「葉子戲」和橋牌都是非常相像的。

倘若追溯這一驚人的相似之處的源頭的話，則要從中國的唐代說起。因為目前國內外所能看到最早的紙牌的前身「葉子戲」的記載，即人們都非常熟悉的那條史料，出自唐人蘇鶚《同昌公主傳》：

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

為了玩「葉子戲」，公主竟讓人掌上珍貴的「夜明珠」來照明，以通宵酣作，這反映出「葉子戲」是相當吸引人的。在唐代以後的鄭樵所編的《通志略》中，還有四種「葉子戲」著錄，其中〈擊蒙小葉子格〉一卷，註明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氏所撰。這確鑿地表明「葉子戲」在唐代中後期有很大魅力，也是很時髦的。

唐代「葉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樣的？歐陽修在《歸田錄》中曾認為：唐代書籍用卷軸展示不易，人們便用紙製為葉子狀，上書以備檢用的稱謂、提要等。可以說最初的「葉子戲」即以此為源頭。既然可以在紙葉上寫上文字，怎麼不可以繪以圖形？從中國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八六八年）《金剛經》卷首扉畫、唐五代後晉開運四年（九四七年）曹元忠所印〈大聖毗沙門天王像〉來看，它們都印刷得十分精美，或側面配以文字，或下面配以文字。這樣的一頁雕版印紙，可以看作「葉子」的面目，也就是說在麻紙上印上圖像，印上文字，分為一葉一葉，可充作紙牌玩賞娛樂。

「葉子」在唐代是否傳向外國呢？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唐咸通九年（八六八年），日本高僧宗睿返回故鄉時，帶回去中國經卷、曆書、字書、韻書一百三十四部，這就使我們有理由做出這樣的推斷：有圖文的「葉子」，作為中國雕版印刷品的一種，極有可能在這個歷史階段就開始傳向海外了。

到了南宋，在臨安都城的市場上，有專門出售「扇牌兒」即紙牌的店鋪，如西湖老人《繁勝錄》所記的「行市」中就有這一行當，可見紙牌在南宋眾多的娛樂玩具中已是有相當可觀的獨立地位。在技藝節目中，有藝人竟將猴子訓練成為「鬥葉猢猻」，為觀眾表演。在飲食中，也有了「鬥葉」食品，而且多在年終向市民推薦的「宵夜果兒」中出現。若不是「葉子戲」十分普及，顯然不會有這樣的社會行為。

但是，宋代「葉子戲」的具體物象，不甚明瞭，我們只從《說郛》得知，有一種與飲酒連繫密切的「葉子戲」，那是曹紹的《安雅堂觥律》，其中有葉子一百一十九張，即觥贊一張，觥例五張，觥綱五張，觥律一百零八張。葉子均採錄古代善飲或嗜酒者，每張葉子用一首五言絕句概括這個掌故，以一句話作結，終寫罰酒、飲酒法。用作者的話來說：「以葉子行觴，歡場雅事也。」

《宋史．藝文志》中還有幾部「葉子戲」的著作，它們是：〈葉子格〉三卷，〈偏金葉子格》一卷，〈小葉子例〉一卷。這標示著宋代的「葉子戲」的打法已有多種。《遼史．穆宗本紀》就記錄穆宗與群臣玩「葉格戲」，可見宋代「葉子戲」影響之大，可惜的是遺存的史料十分寥寥。

元代，由於蒙古的西征，疆域擴大到了歐洲，這大約是紙牌傳入歐洲的時刻。笨重的火槍都是由元人在這時傳入歐洲的，更何況隨身便可攜帶的數十張紙牌呢？拉施特《史集》就記述了遠征歐洲的蒙古人是非常奢侈於娛樂的，他們每到一地，都要玩上幾個時辰，消磨時光，玩紙牌自娛是最合適不過了。

但是，義大利學者卻認為是威尼斯商人在漫漫旅途中，為了排遣寂寞而發明了紙牌。這一主張恰恰可以成為來到中國的馬可．波羅，或去歐洲的中國人將紙牌帶往義大利的一個證明，而不是相反。法國著名東方學者萊麥撒就曾說過：

歐洲人最初玩的紙牌，其形狀、圖式大小及數目，皆與中國人所用者相同，或亦為蒙古輸入歐洲者。

史實表明，當時的歐洲印刷條件還不具備大量印製紙牌來娛樂的程度。直到十四世紀末，歐洲才有印刷所。在此之前，歐洲所出現的紙牌只能是從中國傳去的。是紙牌的傳入，推動了歐洲印刷業的產生。現在發現最早的歐洲雕版印刷品是一幅刊明為一四二三年的聖克里斯多夫像，圖像下面也附有文字，這和中國上有圖像下有文字的印刷品完全相同，以此也可推斷，歐洲最初的紙牌也是這個樣子的。

宋元時期的「葉子戲」，至今未有史料來證明它的打法是什麼樣的。李清照的「打馬」或可算是「葉子戲」的一種變異？據傳後來的「宣和牌」打法倒是和「葉子戲」打法相像，但那是後人整理的。到了明代，「葉子戲」的面貌才逐漸在人們的眼前清晰起來。首先是在形制上：

新疆的吐魯番，曾發現過一張明代初期的紙牌，呈狹長形，繪有穿著盔甲的武將形象，上印有「管換」，下印有「賀造」字樣。「管換」、「賀造」是當時印製紙牌者的生意經，是為了擴大紙牌的銷售所精心設計的詞句。當然，這一紙牌並不一定是明代的紙牌，很可能是明代以前「葉子戲」中的一件，它有力地證實了中國紙牌的源遠流長。況且，吐魯番早在秦漢時期，就是中國通往西域的一條必經之路，從這裡，中國紙牌被傳向西方是不必多加解說就可明瞭的。

最為主要的是，這張紙牌上所印著盔甲的武將形象，與紙牌遊戲定型後的武將形象十分接近，這是目前能見到的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紙牌的具體物像。驗之明代的「葉子戲」，一個顯著特徵是紙牌上繪有了宋代水泊梁山起義的宋江、武松、李逵、史進等人形象，他們都是威風凜凜的武將。

有人解釋說：葉子上之所以畫上水滸豪傑，是寄寓了好賭而負，必去為匪；勝也僥倖，必同盜賊的深意。這或許可備紙牌釋義之一說？依筆者之見，繪畫與雕印，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葉子戲」可以選擇的最佳樣式。據周亮工《因樹屋書影》說：在明末清初，葉子不僅有作古將相圖的，還有作美人圖，作甲第圖的，還有分鳥、獸、蟲、魚門類圖形的，這就使「葉子戲」更具觀賞性，更吸引人。

更吸引人處，還在於自明代以來的「葉子戲」打法已具「角智爭新」性質。如這時「葉子戲」中的一種「馬吊」牌的打法：

四十葉為一具，一葉為一種，分四門，自相統轄。打時，四人入座，人各八葉，以大擊小而現出色樣，其餘八葉衝出色樣，出奇制勝，變化無窮。四門最尊者是「賞」，次為「肩」，最小者為「極」。「賞」、「肩」、「極」上桌，皆可配成色樣。色樣有大小，名稱有很多，但唯有「馬吊」最為韻事，入局者氣靜聲和，無容爭競，所以又叫「無聲落葉」，特別引得士大夫的喜愛。

打「馬吊」充滿了智慧機巧，龍猶雲（即馮夢龍）《牌經十三篇》認為：

凡牌在人手，雖不聞不見，可以意示之。示小者流多長，用大者道每短，滅疾者牌必醜，捉急者門必狹。可擒而故縱者餌也，可縱而故擒者狠也，餌則速圖，狠當徐守。藏盈而出虛者，樁家之巧也，棄少而用多者，散家之常也。先大後小者求也，先小後大者探也，得本惹生多應通路，獨行無繼須識關門……

正因如此，「馬吊」在明代，使許多人如痴若狂，窮日累夜地玩，金錢乘機也滲透其中。馮夢龍就曾專作〈紙牌》民歌說：「紙牌兒，你有萬貫的錢和鈔。我捨著十士門，百子輩，與你一路相交。」「馬吊」之盛原因於此可見。

為了應付日益迫切的需要，明代問世了大批的「葉子戲」著述，比較著名的專門著作有潘之恆的《葉子譜》、《續葉子譜》、《六博譜》，汪道昆的《數錢葉譜》，黎遂球的《運掌經》，王良樞的《詩牌譜》等。

至清代，「葉子戲」更為鼎盛，各種分支紛紛出現，如「鬥虎」、「紅樓葉戲」、「詩牌」，但最為普遍和最有代表性的仍推「馬吊」，這可從設立於城鄉之間的「馬吊館」見其端詳。清代酌元亭主人《照世杯》中就記有這種非常專業化的「馬吊館」情形：

見廳中間一個高臺上面，坐著戴方巾穿大紅鞋的先生，供桌上將那四十張牌鋪滿一桌，臺下無數聽講的弟子，兩行擺班坐著，就像講經的法師一般。

那先生將手指著桌上的牌說道：「這牌在古時原叫葉子對，有兩人鬥的，有三人鬥的。其中鬧江、打海、上樓、鬥蛤、打老虎、看豹，名色不同。惟有馬吊必用四人，所以按四方之象，四人手執八張，所以配八卦之數。以三家而攻一家，意主合從；以一家而贏三家，意主併吞。此制馬吊之來歷也。若來不打過樁，不打連張，則謂之仁；逢樁必提，有千必掛，則謂之義；發牌有序，殿牌不亂，則謂之禮；留張方賀，現趣圖沖，則謂之智；不可急提，必發還張，則謂之信。此運動馬吊之學問也。」

這篇小說還交代了打「馬吊」的一些要領，如「分牌之敏捷不錯，出牌之變化奇幻，打牌之斟酌有方，留牌之審時度勢」等。作者還描寫了一位聽眾：

只道馬吊是個戲局，聽了吊師的議論，才曉得馬吊內有如此大道理，比做文章精微，不覺動了一個執贄從遊之意……

這些都表明了「馬吊」的魅力。可是清代的「馬吊」在更多的意義上卻陷入了賭博的漩渦，正像錢泳《履園叢話》指出的：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百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許多人為打「馬吊」而傾家蕩產，這是「葉子戲」最初發展所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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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刀萬剮話酷刑



「凌遲」酷刑，亦作「陵遲」，是指山陵斜坡逐漸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稱為「剮」。因其規例在千刀之上，「凌遲」還可通稱為「千刀萬剮」。

唐律尚無「凌遲」，五代才特置。馬端臨《文獻通考》說宋代中後期始用「凌遲」，但不常用。《宣和遺事》記章惇在越州時，專事慘刑，有「刀掊」、「釘手足」、「剝皮」、「斬頸」、「拔舌」，但不見「凌遲」。元代「凌遲」載於法典刑律，具體行刑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遲」用語頻繁起來，較為典型的是明代《瑞嚴公年譜》、《漁樵話鄭鄤本末》，其中對「凌遲」的詳述，使人見其具體步驟──

「凌遲」時搭起一座棚子，棚前豎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劊子手手持磨得鋒利的鐵鉤、利刃，三聲炮響後便開始，規例是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剮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條一縷，密麻叢集，猶如刺蝟。

初動刀時，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畢開膛，血都從這裡流出去了。「凌遲」後將受刑者五臟、軀體、頭都吊在杆上示眾，監刑官舞紅旗，策快馬，飛馳宮中，向皇帝報告刀數。

對犯人採取這樣厲害的「凌遲」，是因明初朱元璋就執刑甚嚴，當時官員們竟用鴆血染衣帶，一有捕拿，即吮帶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據《明史》、《明實錄》，當時刑法無所不用其極：朱有熺（造字）以掠食人肝腦為能事，朱憲(火節) （造字）逼姦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煇耳。還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讓受刑人吃自己兒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國楨《湧幢小品》說兩廣都督韓觀殺人成性，竟用人皮當坐褥，吃人眼。夏允彝《倖存錄》說一徐姓術士，因罵魏忠賢被捕，手足被釘在門板上，遍體澆上瀝青，用椎敲，一會兒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祝允明《野記》中的有關記載更讓人慘不忍睹：

高皇惡頑民竄逃緇流，聚犯者數十人，掘泥埋其頭，十五並列，特露其頂，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數顆頭，謂之「鏟頭會」。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裸置鐵床，沃以沸湯，以鐵刷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鉤鉤背懸之。有「稱竿」，縛置竿彼末，懸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入谷道，鉤腸出，卻放彼端石，屍起腸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執行起來也十分殘酷。如《詔獄慘言》，記敘明代鎮撫最為普通的五種刑具：一種是「械」。堅木製成，長一尺五寸，闊四寸多，中鑿兩孔，著臂上，就是受刑時也不脫，殺人最便利。

一種是「鐐」。鐵製，又稱「鋃鐺」。長五六尺，盤左腳上，因右腳受刑不方便。

一種是「棍」。楊、榆木製成，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似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繩束其腰，二人踏繩的兩端，使受刑人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腳，一人負之背，使不得伸縮。

一種是「拶」。楊木製成，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拶，兩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兩端，隨即用棍左右敲，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種是「夾棍」。楊木製成，長三尺餘，去地五寸多，貫以鐵條，每根中各綁拶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繩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動。又用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以上的大杠，從右邊猛力敲足脛，使足流血灑地……

這幾種刑具，是中國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來簡單，但用起來極苦，如明人所說：「棍則痛入心脾，每一下著骨，便神魂飛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紀實》敘楊漣、魏大中等「六君子」在獄中受「棍刑」，毒打三十棍，股肉就已經腐爛了，只得用帛急忙纏上。

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鐐、棍、拶、夾棍等刑具同時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稱為：「五毒備具，呼暴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以致在明代，許多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給他們感觸最深的就是這幾種刑具和酷刑：

阿里．阿克巴爾《中國紀行》說中國犯人在監獄中：戴著鐐銬和鏈子，固定在鐵樁上，頭髮也被拴在鐵釘上。即使這樣還不讓他們自在，他們的腳被板夾住，背上和胸上纏著一百碼長的鏈子和刑具，恐怕要壓斷了肋骨。

戴著鐐銬和鏈子的犯人，被強力推進高度只有一臂長、又小又窄的三角形籠子裡時，「為了關上籠子把他的頭壓低到和四肢擠在一起，好像沒有骨頭的一堆肉塞在籠子裡，打開籠子後，這個人戴著鏈子和鐐銬被拉上來時，使我們嚇掉了魂」。

克路士《中國志》這樣說道：犯人「把指頭放在棍裡，然後使勁拉繩子使骨頭嘎紮作響」，「足刑很厲害和痛苦，刑具是兩塊方木條，約四拃 長，一邊用一根鉸鏈連接。他們拿繩繫在另一側，足踝夾在中間。他們用槌子打木條頭」。

拉達《記大明的中國事情》記載：

官員一聲吆喝，五六名劊子手就撲向可憐的犯人，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褲子。他這樣面朝下爬著，一名劊子手緊緊按住他的腳，另一個按頭，再一個高舉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勁打他大腿後的肉，直打到叫住手為止。他們每打五下，便轉過身子好打另一邊。這時候，另一名劊子手跪著大聲報打的次數，那簡直太野蠻，挨過六十下的人難逃一死。

這三位外國人看到的只不過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殘酷了！這些酷刑一般來講，主要是對下層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別是對那些「犯上作亂」者。清嘉慶八年（一八○三年），因刺嘉慶而被當場捉住的內務府廚役陳德，在審訊時就已經是徹夜熬問，擰耳跪煉，掌嘴板責，刑夾押棍……經嘉慶親審，陳德被處以「凌遲」。據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宮闈祕史》載：

執行時，從陳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魚鱗形狀。然後再右臂，再胸和背。一開始還見血，過一會兒血流盡了，只流黃水。當割完上身時，陳德忽然張開眼睛叫道：「快些。」監刑者卻說：「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剮陳德！

以仁義自我標榜的嘉慶，對「大逆不道」者是從不心慈手軟的，對陳德的「凌遲」，充分暴露了統治者對反抗者所能夠採取的極端報復手段。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階級鬥爭與壓迫」來概括，是有失偏頗的。

因為像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巢；李元吉當街而射，觀人避箭；妲己置蠆盆，觀其楚毒以為樂；齊後主置蠍浴斛，令人裸浴，觀其叫號則大喜……這些並沒有直接刑事緣由的酷虐之刑，並不是階級的、政治的影響，而是一種野蠻的文化觀念的表示。《通典》記錄北齊時對濫劣秀才飲一斗墨水的懲罰，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明代小說《封神演義》描繪了所謂的「炮烙」：「約高二丈，圓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門，將銅造成，如銅柱一般，裡邊用炭火燒紅」，人被剝去衣服，「將鐵索纏身，裹圍銅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須臾，煙盡骨消，盡成灰燼」。但此酷刑並非用於反抗的平民，而是對付臣僚。

徐學聚《國朝典匯》說嘉靖年間朱觀烷淫戲無度，常使男女裸體群浴，無復人禮，「左右有陰議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這表現了一種殘忍的文化心態。而東林黨人左光斗，也受「炮烙」，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說他「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這卻是階級內部不同政治派別的鬥爭所造成的。

所以，對酷刑要具體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單純為摧殘皮肉而設，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草木子餘錄》記述朱元璋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衙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

這一慘無人道的酷刑，從本質上講是統治者企圖以殘忍手段奴役下屬意識的投影，但它冠冕堂皇地歸入了法制的軌道之中，這在客觀上對貪汙受賄的官員還是有很大的震懾作用的，就像歷史學家分析的那樣：明初吏治之所以較好，這與朱元璋常用、大用酷刑，或許有一定的關係。

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貼貼，古代統治者將酷刑的主要目標定在平民百姓身上，這一現象在清代尤為突出。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真實地記述了道光年間四川的酷刑：監獄裡的犯人，有的裝入籠內，一日而斃，有的則用鍋煮，「慘酷不可言狀」。如捉到造反的「嘓匪」，不問真偽，先打四百小板，還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訊供，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腦裂骨折……

由於酷刑濫施，甚至錯捉入獄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清代劉省三所寫的公案小說集《躋春臺》，其中有一篇〈雙冤報〉，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這對男女表親，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

釘竹籤十指鮮血噴，痛得奴死去又還魂。不招供太爺刑法狠，招得來又辱了先靈。……不得已把供來招認……

這一陣夾得魂飛盡，痛得我屎尿一齊傾。想不招表嫂已招認，要辯脫除非問閻君。因姦淫謀毒表弟，大老爺施恩快鬆刑。

清代的官吏還挖空心思，不斷在刑具上「推陳出新」。李伯元所寫的《活地獄》，就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於刑具的厲害而造成的殘酷景象：例如，「一雙鐵鞋，放在火裡燒紅，著在腳上，這叫『紅繡鞋』」。其實這是明代天啟年間魏忠賢的義子許顯純發明的「紅繡鞋」的延續。

還有「過山龍」，「是叫錫匠打一個彎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夠二丈多長，把犯人赤剝了，用管子渾身上下盤了起來，除掉心口及下部兩處。錫管子上邊開一個大口，下邊開一個小口，用百沸的滾水，從這頭澆進去，周流滿身，從那頭淌出去。這個開水，卻不可間斷」。

這與謝肇淛《文海披沙》所說的萬曆時福建某官府中盤在犯人腰間的「錫蛇」是一樣的。審訊犯人時往「錫蛇」的空心裡灌開水，犯人受不住燙，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過山龍」要比明代的「錫蛇」更殘酷，這是一個總的趨勢。

再如行刑時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獄》中已出現了鐵板子，用它打人，「打上十幾板子，大腿上的肉都會一片片地飛起來，連肉帶血飛得滿處都是。等到打至十幾下，肉已飛完，便露出骨頭。他此時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卻用板子橫在大腿上亂敲，砍的骨頭殼殼的響。有的還將骨頭打開，骨髓標出來好幾尺遠……」

通過打板子這一在古代最為常見的刑罰，人們看到的是殘酷！這也正是李伯元創作《活地獄》的用意，旨在揭露清代官府衙門像地獄一樣……

「葉子戲」的演變

關於牌的起源，以往在世界上有過不同的意見。法國學者認為是法國查理六世在位的一三九二年發明的，比利時學者則提出他們要比法國玩紙牌早，而瑞士一位僧侶的文件，卻記載一三七七年時紙牌在瑞士已非常風行了……近年來，由於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橋牌最初起源於中國唐代的「葉子戲」這一觀點，已被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所接受。

其主要是從「葉子戲」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來斷定的：

中國的「葉子戲」以天文曆法為基準，牌分四類，「以象四時」，西方的橋牌也有類似說法，四種花色象徵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