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批評歷來史家史論之舉例

（一）「的」的位置

過去我寫文章僅知道要少用「的」字，定語也要少用為好，卻不知道「的」在諸多定語裡的位置放在哪也相當重要。請看一例：

《資治通鑒》一九九卷永徽二年（651）曰：

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

有一位研究府兵制度的專家，曾引此條作解釋云：「府兵是指這幾個都督府的兵」，又云「此時諸州多置都督府，府兵即指州都督府的兵」。而這位研究府兵制度專家的如此解釋，恰恰弄錯了。錯就錯在「的」的位置上。因為《舊唐書．地理志》記載各州置都督府的經過極詳。秦州此時置都督府，而成、岐、雍三州根本不是都督府。解釋此句，「的」字應放在「府」字之前，而不應放在「府」字之後：「府兵是指這個都督的府兵」。此句也就是發這四州的府兵，不是發這四州都督府的兵。

這就是嚴耕望先生在《治史三書》開篇所講治學要「專精」也要「博通」的話，而那位所謂專家只知講專精，而非能達「博通」的境界，出了個大錯。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三日草就，

後收入采诗《銅車馬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二）做人厚道，批評學者常不願點其名

嚴耕望先生做人特別厚道，在批評其他學者或專家時，常常不願點其名，而是輕輕一筆帶過；此乃可點可不點時，即如之。茲再舉一例：

嚴耕望在〈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中云：

「一九五二年二月，余曾寫〈唐人多讀書山寺〉短札一則，刊於同月二十八日出版之《大陸雜誌》第二卷第四期。其後續獲材料十倍於前，遂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撰竟〈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初稿，刊於《民主評論》第五卷第二十三期。近數年來，復有所獲，會本所編輯三十週年紀念刊，而余方自海外歸來，不暇撰述新稿，爰就前稿增補訂正，以應之。述證雖有進境，論點則無大異也。回憶本文初稿撰竟後，得讀劉某《唐代政教史》。其100頁有〈私人講學與讀書〉一節，全取拙作〈唐人多讀書山寺〉一文，而竟自以考證方式出之。附此申明，以免誤會。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於南港中研院」（《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第930-931頁）

查劉氏之書，《唐代政教史》，係劉伯驥所著，中華書局一九六八年四月版，愚見到的是二版本。

細讀嚴耕望而始知：古人引用他人的話，並沒有說明出處之說；現代學人，引用別人的話，不遵守學術紀律則有偷窺嫌疑。大陸則稱之為：雅賊。大陸學風更是敗壞，一次在《西安晚報》上同時刊發的兩篇姓名學隨筆，一篇是不才的，另一篇是他者的。他者其中許多例證，皆為愚在《尋根》雜誌發表論文中的例子。當時，惟有愚心裡知道，竟是如此尷尬。給《中華讀書報》投稿時，編輯非要刪去拙文出處。愚堅決不答應：學風如此懷，雅賊又如此多，標明出處，正是自己讀書體會與心路歷程，以別他人。若刪去出處，則拒絕發表之。

余英時先生曾說：「然而他在摘發別人的失誤時，卻毫無例外地隱去失誤者的名字。」（〈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余英時文集第五卷 現代學人與學術》，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2月，第420頁）讀《治史三書》及其重要論文，常常就會碰到此類情況。

然則，若是某一論題而不點名無以糾正其錯誤時，即點之。

對正史特別是《舊唐書》、《新唐書》撰述謬誤與版本奪譌之批評，更是嚴耕望之強項與大家熟知的事。

對於歷代、前輩或同輩大史學家，以及史論，無論評價或批評，特別是批評，即直呼之，本之以史德與史識，如北魏酈道元、唐人李吉甫、宋人司馬光、宋人曾公亮與丁度、宋人樂史、宋人祝穆、宋人李昉、宋人陸遊、清人王士禎、清初顧祖禹、清人閻若璩、清人王鳴盛、清人王先謙、清人王念孫、清人仇兆鰲、清人徐松、清人穆彰阿與潘錫恩等、清人張鼎彝、清人張穆、晚清楊守敬、吳承志、丁謙、陳垣、呂思勉、岑仲勉、陳寅恪、胡適、《中華民國全圖》的作者、顧頡剛、馮友蘭、方國踰、陳沅遠、馬乘風、丁山、周一良等，甚至還以史家眼光，批評張大千、林語堂別墅建造之不足。

（三）批評學者又不得不點其名

對於一般具體論題，是必須點其名的，乃求治史之真，這在嚴耕望著作中乃舉不勝舉。依照愚讀嚴耕望著作時間先後，且不論吾國古代地理學諸大家，試概要舉例近代以來中外學者如次：

一、批評李之勤

嚴耕望考證云：子午谷北端未變，南端出口舊在安康故城（今漢陰西）境，梁世新開道口向西南移至洋州之龍亭也。

李之勤〈歷史上的子午道〉（刊《西北大學學報》1981年2期）云，《元和志》「舊道在今金州 安康縣界」語可疑。其理由是兩《唐書·地理志》皆云安康縣本在今漢陰縣境，唐 至德二年更名漢陰。今按，今漢陰縣（約E108°35′·N32°55′）自晉以來長期名安康，且曾置安康郡，至唐 至德二年始改名漢陰。《元和志》蓋直抄舊志書原文，或書漢陰之舊名，非為大誤。蓋其時今之安康縣（約E109°10′·N32°35′）名西城，尚無安康之名。後代西城乃有安康之名，遂滋誤會耳。（〈子午谷道附庫義錫三谷道〉，《唐代交通圖考第三卷秦嶺仇池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第671頁）

李之勤竟把古代「安康」（即今漢陰）誤認為今之「安康」（古代叫西城），古地理知識甚差也。

二、批評韓長耕

有大陸學者，是摸象的瞎子，竟然不讀臺灣《史語所集刊》第二十四本嚴耕望〈略論唐六典之性質與施行問題〉（1952年12月撰寫），即韓長耕的〈關於大唐六典行用問題〉（刊《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1期），卻妄言中國學人無研究此一論題者；實則與嚴耕望近三十年前發表的〈略論唐六典之性質與施行問題〉內容相近。最可怕的是，此領域重要的陳寅恪之著作，韓長耕亦不讀，就開始胡說。（《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第396-405頁）

三、批評佟柱臣

大陸考古學者佟柱臣〈從二里頭類型文化試談中國的國家起源問題〉（《文物》1975年6期），謂王灣三期亦在夏代積年之內，則非。因為碳十四測定年代皆須經樹輪校正，方可作為確鑿論據。佟氏用二里頭一期年代，取樹輪校正，而用王灣三期年代卻只取碳十四測定資料，未取樹輪資料。此一碳十四測定資料經樹輪校正為紀元前2390±145，則在夏代積年開始前三百數十年，故王灣三期只能視為龍山晚期，不是夏代文化。佟柱臣以王灣三期為夏文化。其行文用證之粗率，實令人吃驚！ （嚴耕望〈夏代都居與二里頭文化〉，《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第478、481頁）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日嚴耕望先生發表〈林壽晉著戰國細木工榫接合工藝評介〉，曾云：「近三十年來大陸中國田野考古事業發展得很快，成績極為可觀，但學人寫論文，無論在方法上或引用材料上，往往不夠謹嚴。大約此項事業發展得太快，往日訓練的人才不足，不免臨時粗爛的訓練人員以應急需，在這樣情況下所培養起來的學人，自不免學養不夠，工作態度也欠謹嚴。」（〈林壽晉著戰國細木工榫接合工藝評介〉，《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337頁）

這正是大陸所謂學人數十年來的通病。

四、批評鄒衡、殷瑋璋

殷瑋璋〈二里頭文化探討〉（《考古》1978年1期），鄒衡〈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文物》1978年2期）。按此兩說，不論何者為正確，但雙方之立論依據似皆不甚切當。何者？殷氏之文主要依據為陶器形與紋飾風格，次為湯都西亳之傳統說法在偃師。鄒氏之說之詳，尚未發表，但其主要依據只建立於湯都西亳在鄭州、不在偃師之一觀點上。（〈夏代都居與二里頭文化〉，《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第478頁）

嚴耕望云：「研究歷史要憑史料作判斷的依據，能有機會運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結論，創造新的成績，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從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閱讀過的舊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治史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23頁）

佟柱臣、鄒衡、殷瑋璋，即使能利用新的考古史料，卻並沒有做出人人所能做得到的正確而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研究成果，甚憾。

五、批評譚其驤

1. 近年新出《中國歷史地圖集》，視楊氏《沿革圖》已大有進步。其第五冊唐代圖，敦煌以西亦已無此誤。然瓜、沙、以東，唐廷正州之境界仍多承楊氏《圖》，就北面疆界言，瓜、肅北界，既不取《通典》，又別無所據；靈（今靈武西南）、豐（今河套黃河之北狼山晏江間）之西，取賀蘭山脈為界，河套地區以黃河為界，檀州（今密雲）之北以古北口為界，大抵全線國界常內縮一兩百公里，約計面積殆逾二十萬平方公里，六七陪於臺灣省區。而自雲州以東，至媯州（今懷來）之北，與奚人國境饒樂都督府連為一片，更無正州境界。凡此皆欠正确。至於奚、契丹、室韋、靺鞨，今遼水東北至鄂霍次克海之地皆入河北道，骨利幹、黠戛斯，今貝加爾湖東西之地皆入關內道，葱嶺以西至鹹海、波斯（今伊朗）之地皆入隴右道，又不免失之過於誇張矣！（〈唐代北疆直接領轄之境界〉，《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第700頁）

2. 《漢書．地理志》各郡國之第一縣即為郡國治所，乃最自然之推理，故早自酈道元已明白承認之，迄胡三省注《通鑒》，均無異說。直到清人閻若璩、王鳴盛，始作翻案文章，列舉非首縣之例，且謂首縣未必均為郡國之首縣。譚其驤、李子魁〈西漢百三郡國守相治所考〉（《禹貢》雜誌第六卷第六期），即讀書無己見而跟風之文，襲用閻氏、王氏之說，也開始胡說。

班固《地理志》各郡國首書之縣即郡國治所，閻氏以下諸人之新說，絕不足信。因西漢二百餘年中，郡國時有增減，區劃時有變動，治所亦常有遷徙，班固《地理志》乃末年平帝世一時之版籍，吾人不能據秦及西漢初或中葉之事例以駁班《志》。明乎此；則此一問題迎刃而解矣。嚴耕望〈漢書地志縣名首書者即郡國治所辨〉之重要論文，是百年來集正論與駁論為一體的經典論文，居然十二次點其名批評譚氏（亦四五次表揚楊氏、譚氏）。（〈漢書地志縣名首書者即郡國治所辨〉，《嚴耕望史學論文集》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第587-620頁）

嚴耕望云：「為學只在一『理』字，說理尤當思路明晰，考慮周詳，不背邏輯基本原則。」（同上，616頁）有一次，愚看到一篇批評錢穆的文章，其所列舉證據皆為錢穆離世之後者，而甚感不妥。故愚批評錢鍾書注宋詩之誤時，當然應列舉錢氏生前能看到的正確例證（錢氏卻視而不見），乃妥當也。

嚴耕望批評歷來史家史論之舉例

（一）「的」的位置

過去我寫文章僅知道要少用「的」字，定語也要少用為好，卻不知道「的」在諸多定語裡的位置放在哪也相當重要。請看一例：

《資治通鑒》一九九卷永徽二年（651）曰：

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

有一位研究府兵制度的專家，曾引此條作解釋云：「府兵是指這幾個都督府的兵」，又云「此時諸州多置都督府，府兵即指州都督府的兵」。而這位研究府兵制度專家的如此解釋，恰恰弄錯了。錯就錯在「的」的位置上。因為《舊唐書．地理志》記載各州置都督府的經過極詳。秦州此時置都督府，而成...

古代學人，要想行萬里路，的確很難做到。宋人宋敏求（1019-1079）編纂的《長安志》，內容廣博、徵引宏富、體例嚴明而記述精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古都志，卻是他一家之力成就的大作。然而，宋敏求一生活動軌跡，主要是在當時都城開封府，比如蘇軾、蘇轍兩兄弟嘉祐元年（1056）在京城參加舉人之重要考試，即由他與諸考官監考的。雖然他也曾外出做過官，到過西京（今河南洛陽）、亳州、絳州等地，但其遊蹤卻從未能越過崤山、函谷關，更未能親臨長安故地以作實地考察。《長安志》的編纂，乃完全依據文獻搜覽而成。

嚴耕望（1916-1996）的意義：亦拘於一生條件之限制，未能暢遊大陸行萬里路而知其不可為乃為之的《唐代交通圖考》（共六冊），的確是超越前賢而震驚學界的創舉。嚴耕望一生活動軌跡，乃安徽老家安慶、武漢、四川、南京、無錫、臺灣、香港、偶爾乘飛機去美國，從未到過長安——西安，卻對唐長安城敦化坊都亭驛及其周邊能考證出的驛站逐一指認，以及每個驛站馬匹數，皆能數得清清楚楚：全國凡幹道每三十里置驛一所，都凡一千六百三十九所，則置驛幹道蓋四萬九千一百七十里；一般一所陸路驛站置馬僅數匹，而都亭驛為全國使臣、官員出入之總匯，置馬七十五匹，多時乃百匹。對長安城官吏軍將之眷屬與僕隸數計算為：官吏軍將乃八萬家即三十二萬人，加上僕隸約合四十八萬人。對唐長安城及其周邊規模相當大的佛寺計算為：三百餘所，其僧尼及侍者、淨人為八萬人。甚至對長安城東市印刷商家瞭若指掌，並對東市商家數計算為：每一行三百三十家，全市共二百二十行，即七萬二千數百家之多；東市、西市店舍合計必踰十萬之數，人口當踰四十萬或五十萬以上。這種求實而精益求精的精神與韌性，的確是值得後輩學習的楷模。

二○○四年七月始，愚已客居長安縣燈具廠十字附近一處省地質隊家屬院，一住竟達四年之久。居住長安縣最大收穫，即是常與驢友們攀爬秦嶺北坡數十條溝峪及其山脈。二○一○年八月，愚已購得嚴耕望之數部大作，故此後遍爬秦嶺北坡迫近西安城數十條溝峪及其山脈之頭晚功課，乃翻讀《唐代交通圖考》相關部分。那真是一種全新閱讀體驗：我等驢友過去叫了多少遍且爬過多少遍的「小峪」、「大峪」，竟然還有大名或別名。自己從小最欠缺的知識，即陝西地理、中國地理與世界地理——因為無論讀小學、中學及大學，卻從未學過這些課程，也從未有過此類教科書及翻看經驗（我自己記性特差。2021年1月22日與同學通電話，從高中同班同學即我知識青年小組組長羅道遠處也得到證實：高中從未上過地理課）。這當然是那個畸形年代留給個人的殘缺或遺憾。比如，解讀嚴耕望先生一九六八年刊發《唐史研究叢稿》中〈子午谷道附庫義錫三谷道〉大作中「洵水直水形勢圖」，此文此圖十年來雖讀過數遍，但若以現代地理之標準來準確說明直水是在漢水左岸還是右岸的簡單常識問題，恰恰是在二○二○年八月特請教了北京大學地理系朱競梅博士與安康學院中文系教授李欽業兄，又證之以《〈史記〉地名族名詞典》，才弄明白的。稍後，又讀到嚴耕望大作〈唐代武州及履津縣治所今地辨〉「唐代武州所屬三縣皆在今白龍江左岸（就面向下游言。）」是也。

然則，讀嚴耕望，卻能使自己開始對古代地理甚至當代地理產生濃厚興趣；甚至想奮起而多購多讀此類專著，來彌補此門領域知識與理論欠缺。當然，愚一生大部分時間之研讀經歷，是把姓名學中之人名作為史學一個小分支來研究的。在傳統國學中，人名與地名關係乃至為密切。

可能是從史之縱的角度研究姓名學，還常需旁及地理、地名緣故，自己古地理知識，漸漸也有了點滴積累，而能翻閱翔實的古地理圖書專著，且能讀出自己體會感想來；而到還能落筆為文，則已是二○一二年的事矣。拙文〈世界一週〉刊發《讀書》雜誌後，著實讓大學同學也羡慕過，實則自己心裡特別清楚：不才地理學底子實在太淺薄了，全是研讀嚴耕望的啟蒙或導引，才在自己專注而研讀的路上，看到了可能與之並行的另一條路上的優美風景。

嚴耕望旅遊觀，亦的確感人而令現代浮躁之國人反省：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若拘於條件所限而讓其選擇，則硬取前者。《唐史研究叢稿．序言》云：「余少樂山水，嘗期遍遊海內名山，而環境不許。二十年來研究中古地理，聊當神遊而已。」再看：

我寫《圖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獻作一番仔細的整理研究，而不能親履各地勘察為憾！這樣自必發生一些偏差，但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時間都很有限，縱然能有機會走偏全國，而一個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團體來支持，組合一個團體作工作，而這些在我都談不到，只能獨力奮鬥，盡我所能而已。（嚴耕望1995年11月中旬致劉健明信，劉健明〈筆耕室受教記〉，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稻禾出版社1997年12月，第96頁）

個人在生命短暫的時空中，如何做出最正確選擇，並幹出最扎實而最漂亮的事，嚴耕望先生毅然決然地做到了。然而，旅居海外諸多華裔名教授亦然，皆捨不得用微薄薪水坐飛機到世界各地亂逛，只喜歡坐在家裡踏踏實實地讀書、作研究。「神遊千萬里，亦靜坐書齋之一賞心樂事也」。（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一卷京都關內區．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第8-9頁）然而，當今國人與諸多學者，恐浮躁乃甚多；最缺少的，就是嚴耕望先生的這種「定力」！

踏踏實實地為華夏大地每一座山、每一條河、每一道溝峪、每一座城邑、每一所館驛立傳，一幹就是持久而終身不舍棄的近五十年，那是何等艱難、何等繁瑣，且又是何等氣概，何等宏偉，何等驕傲！嚴耕望先生做到了，耗時數十年心血凝聚的巨作——其恒心、其毅力，的確能驚天地而動鬼神！

愚讀嚴耕望，難入其門。所謂讀後感，大概亦僅僅是寫在論文邊上幾則短信而已。此非謙虛語，洵乃實際情形也。

醜小鴨之醜陋，的確有其真實處，即在前賢大作之某一點上，學其精神與研究學問的路徑，為其注釋，亦為其補充，或增進自己為學的點滴進步，或以之糾正他者的胡說而已。

這部書的編輯，還收入個別早期舊作，愚儘量修改或增訂之。

古代學人，要想行萬里路，的確很難做到。宋人宋敏求（1019-1079）編纂的《長安志》，內容廣博、徵引宏富、體例嚴明而記述精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古都志，卻是他一家之力成就的大作。然而，宋敏求一生活動軌跡，主要是在當時都城開封府，比如蘇軾、蘇轍兩兄弟嘉祐元年（1056）在京城參加舉人之重要考試，即由他與諸考官監考的。雖然他也曾外出做過官，到過西京（今河南洛陽）、亳州、絳州等地，但其遊蹤卻從未能越過崤山、函谷關，更未能親臨長安故地以作實地考察。《長安志》的編纂，乃完全依據文獻搜覽而成。

嚴耕望（1916-1996）的...

自序

安徽三大史學家
嚴耕望高中時讀恩格斯著作譯本小考
嚴耕望與嚴耕旺
嚴耕望與張成智
蒙文通〈秦之社會〉所刊雜誌名補錄
一字之師
為嚴耕望〈中國史學辭彙序〉作注
嚴耕望批評歷來史家史論之舉例
嚴耕望駁議伯希和
嚴耕望對陳寅恪的評價及批評
《史記》與「子午谷」
《史記》與「平利」
《史記‧貨殖列傳》與「趙」
《史記‧貨殖列傳》「微重而矜節」脫誤一例
《史記》點校修訂本注文錯誤又一例
唐長安城人口數字之猜測
唐代細柳驛
下馬陵、董仲舒墓及其他
孔平仲與女媧山
錢鍾書注釋宋詩的一處小錯誤
兩個安康縣
洵陽與旬陽
鎮平與鎮坪
關於嚴如煜／嚴如熤
初上雞心嶺
所謂改名派
讀《治史三書》有感
再說《印典》
《清史稿‧地理志》錯簡一例
謁西漢皇帝諸陵所見
嚴耕望校勘人名之舉例
程書田硯農氏生墳碑
「說有易、說無難」之舉例

附錄
錢穆《史記地名考》初版之猜測
中原鎮與翠花

跋

自序

安徽三大史學家
嚴耕望高中時讀恩格斯著作譯本小考
嚴耕望與嚴耕旺
嚴耕望與張成智
蒙文通〈秦之社會〉所刊雜誌名補錄
一字之師
為嚴耕望〈中國史學辭彙序〉作注
嚴耕望批評歷來史家史論之舉例
嚴耕望駁議伯希和
嚴耕望對陳寅恪的評價及批評
《史記》與「子午谷」
《史記》與「平利」
《史記‧貨殖列傳》與「趙」
《史記‧貨殖列傳》「微重而矜節」脫誤一例
《史記》點校修訂本注文錯誤又一例
唐長安城人口數字之猜測
唐代細柳驛
下馬陵、董仲舒墓及其他
孔平仲與女媧山
錢鍾書注釋宋詩的一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