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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文庫研究部部長　濱下武志教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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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鄭永常教授長期在國立成功大學任教，除了專長於越南史研究之外，對於東亞海域史也投注相當的心力，從2000年起即對於明朝海外貿易政策進行深入性的史料分析與探討，於2004年出版《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一書，此後更進一步將明朝初期海禁政策與鄭和下西洋的真實面貌，進行還原與釐清，將朝貢體系下的明朝運作方式予以重現，在2011年出版了《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一書。其間並在成大主持有關東亞海港城市的跨校際研究群，將研究的目光放眼於東亞以及東南亞地區，進行長時間、跨地域的整合型課題。而相關的東南亞歷史研究，陸陸續續發表了不少的學術論文著作，但由於二十幾年來這些文章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學術期刊，而且不僅發表於國內，也包含大陸地區、香港、馬來西亞以及美國等地，對於新的後輩學者要蒐集相關文章，有許多困難與不便，故藉此機會將其相關期刊論文蒐羅起來，集為一冊，以饗讀者，也期望海內外學者，不吝指教。

本論文集內容，主要以東南亞相關的文章為主，所牽涉的層面包含：越南史、海交史、臺灣荷蘭時代史、海港城市史以及東南亞華人史。其中以鄭教授碩士研修期間就開始投注心力的越南研究最為重要，也持續最久。從1987年《漢文學在安南的興替》一書到最近2015年《血紅的桂冠：十六至十九世紀越南基督教政策研究》的發表，鄭教授二十幾年間的教學研究生涯，與越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存在。除了1998年《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研究》一書出版之外，在成大任教之餘還發表了不少關於越南的期刊論文，研究課題包括：

〈日南與交趾：五世紀前中國第一個國際貿易港市〉一文，是以史料為基礎，指出中國古代第一個國際貿易港市，並非在南海（廣州），而是在日南和交趾（今越南境內），並特別重視其形成因素及其與南海各國的國際貿易關係。東亞海域二千多年的國際貿易港市一直不停轉移，這種現象又與海洋航路與船隻載體的改變，以及時代背景及國際形勢的轉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西元一至四世紀，日南和交趾是中國海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也是南海各國來華獻貢的出入港。當時的廣州也有對外貿易，但只屬於輔助性質港口。這種貿易格局的形成，與其沿岸航行的傳統形態有密切關係。從印度到中國的航路，加強做為中轉貿易點之中南半島的重要性，也促進當地政治、經濟的發展。到了唐代，前往廣州從事貿易的「蕃客」達十多萬人，到此廣州的國際貿易重要性才超越交趾，而也因為季風航運的發展，貿易中轉站由中南半島轉往蘇門答臘、爪哇等地。由國際貿易港市發展的脈絡可以發現，具有一種由南往北轉移的趨勢，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盛行，造成佛教用品需求的增加，也導致相關貿易的興盛，並促使佛教的傳播。

〈從蕃客到唐人：中國遠洋外商（618-1433）身分之轉化〉則指出，過去中國海外貿易的研究，多從交通、市舶、港口、物產等方面來論述，卻對海貿活動的主體「人」，特別是明代以前的海商，少有研究，原因在於缺乏具體的史料可供研究。「蕃舶」乃外國船，是學者的普遍認知，但有一些學者認為唐宋時期的「蕃商」，主要是中國的「海船和海商」，但若以此為基礎論點往下重建中國古代海貿史的脈絡，則從一開始便會出現偏差，應需給予有重大貢獻的蕃客更多關注，並認真思考蕃商與唐人一體兩面的關係。故該文由史料著手，系統地拼湊出外裔蕃商在唐、宋、元及明初，從「蕃客」轉化為「唐人」的過程。

〈橫山之爭：林邑疆域之變遷〉文中，主要想討論的是越南中南部於林邑國時期北疆的態勢變化。由於早期的越南史料受到越南學者阮文超的誤導，將林邑的疆域範圍限縮在南部，與之相比，中國史書上的記載則較為保守客觀。史料記載，馬援南征後，挑起林邑人不斷的抗爭，其目的在於取回橫山以南的領土，與中國以橫山為界，是林邑國長期奮鬥的目標，兩國之間的戰爭一直持續到中國退出越南為止。從東晉到隋唐期間，林邑屢屢發兵北上，但也往往遭到中國軍隊強力的反擊，甚至數度攻破國都，至晚唐時，中國對安南地區基本上已無力控制，使安南人漸取得自主權。五代後，安南取得政權自主，虛構日南象林縣界，往南延伸到石碑山，做為往南發展的藉口，林邑國作戰的對象便從中國變成安南，兩國連年交戰，至十五世紀時林邑已敗退至賓童龍一帶，但基本上形勢已潰敗，不復國家規模。

〈新州港：占城國都地理位置考〉一文提到，新州（Xin-zhou，Tan-chau）是古代占城國的港口，在宋元時的航海古籍中，便可見相關之記載，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新州港又稱設比奈（Sri Vijaya）；十五世紀中葉，新州為越南人所占領，明朝（Ming China）以宗主國身分，護送占城王古來（Gulai，Co-lai）回新州，而新州港究竟位於現今越南何處？根據汪大淵《島夷志略》等史料的記載，實際上新州的範圍應在大占海口至大古壘海口間，而非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認定新州在平定（Binh Dinh）歸仁（Quy Nhon）一帶，藉以導正過去研究的誤解。

〈朝貢關係本質：明中國與安占爭戰之處理政策〉一文，針對明代中國、安南和占城三國，在朝貢體制下的國際關係，釐清明代中國朝貢關係之存在及其本質意義。另一方面，安南與占城，分屬儒家文化與印度文化兩種不同的文化系統，明朝做為宗主國，如何處理藩屬國間之爭戰？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課題。朝貢體系之說常受部分學者的質疑，被認為只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美化，中國王朝自認乃天下共主，不過是一種對影響力的自我膨脹。另外，有些學者以國家主體性、平等等現代概念套用在過去，漠視歷史事實，以「歷史再詮釋」來重構「歷史」，這實為偏離歷史研究而成為歷史政治學，對瞭解過去的歷史進程並沒有幫助。該文認為，明朝中國雖以宗主國身分對南海國家進行干預，以維持穩定的東亞朝貢體系秩序，但不常以軍事力量來達成，與現代帝國主義概念不同。中國朝貢體系只是一種文化道德外交而非軍事結盟，宗主國中國是超然的道德主體，藩國遵循朝貢體系的規範，而這套系統以明朝中國所產生之穩定力量和威嚇作用來維繫，以及最優惠國待遇的朝貢貿易體系而形成。但也因為少用軍事力量，故對安南與占城的爭端，始終無法有效解決，為朝貢體系的局限性。

〈會安興起：廣南日本商埠形成過程〉一文，指出會安（Hội An, Faifo）是越南中部的重要港市，十七世紀中葉後成為華人為主的國際商埠，其商貿活動以及華人社會組織一直是學界關注的問題。但多數學者以為會安開埠時便有日人街和唐人街，這實為一種誤解。會安開創之初，在此從事貿易的主要是日本人，而華商則集中在大占海口附近的茶饒。十七世紀時，廣南阮主為與鄭主對抗，與日本談判開放貿易，藉此賺取外匯和獲取武器，許多日本人因而前往會安從事貿易，但隨同前往的還有逃避迫害的日本基督徒與葡萄牙、西班牙傳教士，阮主收容這些人並容忍基督教發展的原因，一方面是收容日本僑民，一方面則是希望藉此利用傳教士製造火炮。會安開埠初期，實是為安置日本人而設，中國人則散居於茶饒、安業等埠。唐人大量遷入會安是在明亡之後，而且1635年日本鎖國之後，由於沒有新客從日本輸入會安，日本人在會安的勢力開始受到唐人的挑戰。

由上述可以看到從〈從蕃客到唐人：中國遠洋外商（618-1433）身分之轉化〉（2008年發表）到〈橫山之爭：林邑疆域之變遷〉（2016年發表），作者透過釐清越南的港口城市貿易與國際外交關係，已經逐漸建構出一套嶄新的越南古代海洋史，時間縱貫中國漢朝到明朝，地理上從北到南，基本上已能初窺堂奧。

而在討論相關航海貿易問題時，對於活動的主體——人，也有不少關注。例如：鄭舜功與馮克寬，透過明末鄭舜功的旅行活動可以了解當時航海交通狀況與日本風土人情。而明朝萬曆時期馮克寬的出使，更能勾畫出當時的外交關係與漢字文化圈的密切往來關係。

〈鄭舜功日本航海之旅〉一文，通過《日本一鑒》此本史料及海圖，重建鄭舜功的航海路徑和過程，分析此次航海歷程及其中遇到之問題。鄭舜功是明代新安人（今徽州），曾以「大明國客」身分出使日本，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從海路出航，至嘉靖三十七年（1557）又從海路回至中國，回國後卻被誣陷入獄，究竟原因為何？又是誰派其出洋？更值得注意的是，鄭氏乃從廣州出發前往日本，不同於過往的航路，其原因為何？都是作者關注的問題。作者指出，鄭舜功因從事貿易而對日本有所了解，但因明、日間無正式外交關係，故受兵部尚書委託以「大明國客」之名出使日本，了解日本情況，鄭氏雖順利完成使命，卻因沒有正式委任文憑，返國後受到官僚體系操弄，以致下獄七載。而鄭氏之所以從廣州出海，是因為當時閩浙沿海倭寇肆虐，只能從廣州出海，但一方面當時海禁未開，出海實屬非法；另一方面過去未有人自廣州前往日本，缺乏航海資料更增加了困難，不過鄭氏仍克服萬難前往日本，並對沿途航海情形加以記載，留下珍貴的史料，同時從鄭氏的記載，也能發現到當時中國人流寓在日本九州、本州、四國等地的情況。

〈一次奇異的詩之外交：馮克寬與李睟光在北京的交會〉一篇，敘述明朝萬曆年間，安南和朝鮮皆遭逢政治上不穩因素，同時前往北京朝貢賀壽，以尋求明朝的支持。安南和朝鮮兩國一直被認為是漢化最深的兩個國家，兩國雖同為明屬國，但因朝貢期不一或是其他因素，兩國使者甚少有交流機會。萬曆二十五年（1597）朝鮮使者李睟光和安南使者馮克寬在北京相會，產生一段「詩之外交」的因緣，及至萬曆三十九年（1611）朝鮮使者仍在追尋再次交會的時機。作者寫作本文的目的，就是把這一段兩國「詩之外交」因緣整理出來，呈現十六到十七世紀時漢文化的東亞性格。作者指出，萬曆二十五年（1597），當朝、越兩國使臣相會於北京時，西力已逐步東漸，但當時以中國為政治中心的東亞體系，尚未受到強烈的衝擊，十六世紀的東亞如日本、朝鮮、琉球和安南等國，仍以漢文做為國際通用文字，但各國使者間能相與唱和的卻不多，據朝鮮使臣記載，琉球使者僅能以文字溝通，但使者多為貿易商，文化素養有限；暹羅使者更不通漢字，需倚賴通事官翻譯。安南使者不僅能與之用文字對談，甚至以詩文交流，實令朝鮮使臣意外，並通過共通的文字為基礎，以詩文進行外交，可謂是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話。進入二十世紀後，韓、越、中、日各國知識分子間已鮮少能以「同文書寫」溝通，相較於十六世紀時，各國感覺距離更遠，隔閡更深，實乃東亞文化圈被西力入侵干涉後的結果。

〈港市與華人：晚明東亞貿易商埠形成之華人元素〉一文，重要指出十六世紀以來東亞（包括東南亞）海域經歷了一次不尋常的變遷，而華人是這一變遷的重要元素。歐人航海東來，對東亞是不幸也是一個機遇。不幸的是東亞傳統治理受到挑戰，甚至淪為殖民地，而幸運的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海港城市應運而生；如澳門、馬尼拉、萬丹、暹羅、會安、長崎、巴達維亞、大員等。十六、十七世紀新興海港城市，受歐人東來和晚明海洋政策影響，構成了海港城市的格局。在十五世紀以前的港市如扶南、室利佛逝／三佛齊、闍婆（爪哇）、新州／占城、藍巫里、馬六甲等，因各種因素西洋各國如印度、波斯、阿拉伯商人漸少前來貿易。相反的，明代中葉後中國海商南來貿易人數大增，新的港市於焉興起，這種新格局的主要元素就是華人，沒有華人，新興的港市絕不能興旺起來。這情況延續至十八、十九世紀的檳城、新加坡、香港仍然如是。華人成為近世東亞港市的主要元素是不必懷疑的，對當時華人移民研究要與十六、十七世紀海港城市興起的課題一起討論，才具時代意義。本文主要是探討晚明（1567-1644）中國的海外移民，說明東亞各新興海港城市開埠初期的格局，分析華人扮演的角色及其意涵。

作者長期在成功大學歷史系任教，對東亞海港城市與華人移民特別關注，因此對於臺南古都的歷史研究變遷也產生極為濃厚的興趣。從朝貢貿易政策開放之後，臺灣就漸漸成為國際貿易舞臺的一員，加上荷蘭人來臺的活動，以及隨後的鄭氏家族領臺，臺南都是其主要貿易據點，但是仍有許多問題需要釐清。

〈晚明月港開放與大員閩南聚落之形成〉一文，主要論述明代月港開放與大員地區閩南聚落形成之關聯性。明隆慶年間月港開放，及至晚明，閩南人已成最大宗的移民族群；而與此同時，荷蘭人占領大員並建造普羅民遮城和熱蘭遮城，從事農耕開墾與國際貿易活動而亟需人力，外移的閩南人大量湧入，為荷蘭人從事對外貿易與島內貿易、手工業、狩獵和農墾耕等工作。對荷蘭人來說，這些閩南移民是競爭對手，故對他們懷有戒心，除了通過收稅彰顯其掌控權外，也勸說閩南人改信基督教，但大部分漢人移民還是維持原有的閩南生活風俗，因此大員的移民與東南亞各地華人港市相近。大員初期形成是以閩南男性為主的華人聚落，到了明亡後，才有更多女性移居大員，使聚落的架構更加完整，而一直要到鄭氏入主臺灣，才移植了中國的統治模式與框架，將大員的聚落納入漢人政治體系中，也使大員的華人社會轉變為漢人社會。

〈晚明中國帆船的國際海洋性格：以《熱蘭遮城日誌》所載往來大員之戎克船來觀察〉一文指出，過去荷據時期臺灣史的研究成果相當豐碩，其中以大員為中心的對外貿易研究，也是相當熱門的課題，但過去的研究較多將焦點集中於荷蘭船貿易上，以「戎克船」貿易為主題進行討論的研究則較少見。該文是以《熱蘭遮城日誌》中對「戎克船」的相關記載做為基礎進行研究，時間斷限則在1624-1646年，透過觀察明朝最後二十年往來大員的「戎克船」貿易情形，分析中國海商在國際海域上活躍的海洋性格，並論證明朝結束前，大員的貿易港埠地位已建構完成。本文從《熱蘭遮城日誌》1630-1646年的紀錄中，整理出往來大員戎克船的貿易活動網絡，由北到日本、南到巴達維亞的海洋範圍內，各地重要的港埠都可以發現中國帆船的蹤影。

晚明中國海商乘著中國帆船，攜帶著中國貨物前往各地貿易，將商品脫手後，再從各地區購買當地之商品將其販運往其他地區以謀取利潤，且因為中國禁止大部分的歐洲國家前來貿易，但其又對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有極大需求，使中國海商得以做為仲介者從中獲利，而中國海商駕駛的戎克船（中國帆船）也比歐洲商人的大型海船更適合深入東亞各地位於內河的商埠，都是中國海商競爭力之所在，晚明中國海商一方面促進了東亞各地區商品的流動，一方面也成為歐洲殖民者的強大貿易對手，各地的港埠統治者不得不利用中國海商來繁榮其港市，充分展現了中國海商和中國帆船的國際海洋性格。

〈鄭成功海洋性格研究〉一篇，主要是探討鄭成功的海洋性格。作者指出，鄭成功能把當時雄霸東亞的海權實踐者荷蘭人從臺灣趕走，實在具有劃時代意義，而過去對鄭成功的研究成果雖多，卻少有對其海洋性格進行探討，本文對其海權觀念及其海洋性格之形成及具體展現加以探討。作者認為，鄭成功海洋性格的形成與其成長過程及時代背景有密切關係，而其跨過臺灣海峽向魍港漁民收稅、保護航道安全、禁航馬尼拉、威脅大員荷蘭人張貼公告、警告巴達維亞善待商船，以及禁航大員、安南和放逐犯人到臺灣，在臺灣預收通行稅、決定用武力進攻大員做為貿易據點，及用軍事行動警告西班牙人等，都顯示他對海洋的認識及駕馭的能力，展現強而有力之海洋性格，可說是海權國家的實踐者，與當時的日本人及中國人截然不同，但和當時的荷蘭人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風雨飄搖中的東寧王國：來自海洋上的訊息（1681-1683）以《華夷變態》為中心〉一篇，作者指出，關於鄭經去世到鄭氏降清這段明鄭最後三年的史料，在國史中甚少記載，但從海洋上的船隻所傳遞的訊息中，卻有不少紀錄，故作者以《華夷變態．唐船風說》及《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為觀察，重建最後三年風雨飄搖中的東寧王國史實。作者認為，1656年清廷施行海禁，1660年開始實行遷界，迫使鄭成功渡過臺海，打敗荷蘭人，以臺灣為反清基地。然而鄭氏繼承者沒有記取教訓，仍然以海外貿易為立國之本，但當時的海外貿易必須依靠中國生產與消費的市場來配合。初期鄭氏尚可利用與三藩的貿易維持軍事力量，在三藩之亂（1673-1681）時期，鄭氏利用一時之便，海洋貿易更是空前興盛，並給予鄭氏反清復明的希望，但三藩之亂的機會，只是虛假的短暫現象。當清廷平定三藩，再次實施海禁與遷界，不出一年，鄭氏貿易便面臨困境，島內連糧食供應都成問題，可以說是東寧王國以商立國及統治，卻缺少長遠的政治規劃所導致。至此，清朝之後的東亞局勢有所不同，而以所關注的越南有更多的變化，從清朝乾隆時期開始雖然表面上還維持宗主藩屬國的關係，但是這樣的關係很脆弱，尤其到了越南嗣德帝面對法國的入侵，除了本身的努力抵抗之外，原本想要依賴清朝天國的宗主力量取得助力，但是事與願違，清朝眼見大勢已去，根本無心認真幫助，使得越南被迫簽署和約成為法國的保護國。

〈道義與現實：清越之戰與黎〔人冏〕抗清〉一文，作者通過清乾隆朝安南之役來探討清高宗對待藩屬國的處理手法與政策。安南古稱交趾，自秦代以降，皆屬於中國統治範圍，直至五代十國，中國局勢混亂無力南顧，才成功尋求自立，在宋代以後長期做為中國的藩屬國，但宋朝之後的歷代王朝也皆曾對安南用兵，意在收回安南統治權。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安南黎朝遭西山阮推翻，清朝出兵安南，助黎氏光復國土，隨即冊封黎氏後人為安南國王，其後，清軍為西山軍擊敗，清朝改而承認了西山阮惠新政權。清朝的政策對當時的政局有什麼作用？清高宗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這都是本文所要說明的問題。

作者認為，乾隆年間對安南用兵，應不具有擴張領土之野心，而是履行宗主國的責任，但錯估安南形勢的複雜，導致軍事行動過於輕率，而在出兵受挫後，清廷便選擇接受政治現實，放棄黎氏而承認西山阮氏，這多少與清高宗鄙視黎氏而賞識阮氏有關，在傾向承認阮氏後，清廷便著手將阮氏遺族與支持者強制遷往北京軟禁，清除阮氏的後患，使阮惠政權得以順利確立，符合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而阮氏的入覲，又將清高宗的歷史地位推向新的高峰，國際關係往往以各自的利益為前提，談判過程中涉及道義方面的問題因此被妥協，而黎等人更可說是中越政治現實妥協下的犧牲品。然而，人的道德意志，往往因不妥協而呈現出偉大的人格，黎等人面對清廷強大的壓力，仍然能夠以不屈的情操和高尚的氣節與之對抗，他們的氣魄和精神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越法《壬戌和約》簽訂與修約談判，1860-1867〉一篇，作者指出，越南阮朝開國時因得法人之助，故曾短暫對法國傳教士採取開放態度，但自明命帝（1820-1840）開始，便收緊傳教活動，及至紹治帝（1841-1847）和嗣德帝（1848-1883）時，更採行禁教，迫害外國傳教士及本國教眾。法國以保護傳教士為由，開始入侵越南。1861年，法國一舉攻下南圻北三省（嘉定、邊和、定祥），隔年迫使越南簽署《壬戌和約》。而本文的重點便聚焦於嗣德帝面對法國的入侵，通過外交、談判及報紙公論等手段企圖修改和約，收回被占三省的過程。雖然嗣德帝曾通過各種手段修改和約，但他與朝廷大臣皆過於自信，又對和談代表潘清簡不信任，導致談判失敗，連南三省也一併失去。作者認為，嗣德帝並非昏庸無知的統治者，他是一位好學而有強烈自信的皇帝，而在大時代的轉變當中，弱勢的東亞傳統政權，面對西方國家入侵與現代化的壓力，嗣德帝雖企圖適應，並努力保衛祖宗留下的國家與人民，但就談判結果而言，他應負起完全的責任。

〈越南阮朝嗣德帝的外交困境，1868-1880〉一篇，自1862年越法簽訂《壬戌和約》後，嗣德帝雖通過外交等手段尋求取回領土，但策略失誤，反而損失更多領土，至此阮朝實際控制區域只剩北圻與中圻，而阮朝不欲承認法國占領南圻，故此後一直未與法國簽訂新約，但1874年阮朝卻再次與法國簽訂和約，其原因為何？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作者指出，英國在殖民印度後，便開始嘗試進入中國西南方的道路，而法國占領南圻後，也急起直追，欲通過越南進入雲南，與英國競爭。在這樣的背景下，阮朝嗣德帝以為跟法國簽訂《甲戌和約》及《越法商約》便可以得到法國的尊重，並獲取國際空間、自主外交及獨立性格，故一度排除清廷自行與法國談判。但當他企圖自立時，才認知到在西方條約體系下，表面的尊重只是虛幻的文字遊戲，反而是東方尊卑分明的朝貢體系，更具有獨立性及實質意義遠大於條約規範下的空間。他重新投向清廷，尋求庇護。可是，在複雜的十九世紀國際關係中，越南無論做何選擇都將面對殖民者的入侵。當然清廷出兵北圻亦非有愛於越南，是為了確保南疆的安全而已，縱然清廷願意為越南一戰，實也無力挽回頹勢，因為這是一個失衡的時代。

〈嗣德帝的最後掙扎：1880-1883年中越祕密接觸〉一篇，作者指出，《甲戌和約》簽訂後，嗣德帝一度以為法國會中止領土擴張，但顯然事實並非如此。而1873年的李揚才叛亂，清廷迅速平亂，似乎又讓嗣德帝對清廷產生信心，再度向清廷靠攏，並對法國的干涉進行對抗，這使得中國被捲入中法外交的角力中。

作者認為，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已迷失，忘記中越長久的宗藩關係，以及宗主國「興滅繼絕」的義務。從局勢發展來看，除非清廷無條件開放兩粵及雲南的邊境貿易，否則中法戰爭遲早爆發。若藉此機會駐軍順化，迫近法屬交趾支那，以戰迫和，越南藩屬地位也許能保，但晚清官僚已失去大格局的視野。隨著新時代的來臨，東方傳統的國際秩序因清廷衰弱而崩解，被西方帝國主義的國際新秩序取代，清廷也無力扭轉。而更值得同情的是越南及其統治者，在中法的夾縫中生存，為完全自主，越南一度尋求法國的庇蔭，但面對法國的逐步侵吞，只好回到朝貢體系中倚靠清廷，但清廷未如期望的提供協助，越南被迫簽署《癸未和約》，最終成為法國的保護國。

〈瞬間的光芒：越南阮朝裹銅船之製作與傳承〉一文指出越南阮朝建立之初，因受法人協助，在造船技術上領先亞洲其他國家，可是嘉隆皇帝立國後採取與民休息之策，未積極發展海軍。而繼位者卻面對西方的挑戰，唯有積極的興建裹銅戰艦，尤以明命皇帝的仿製能力最強，甚至引進蒸汽船。越南造船的能力引起鄰國清朝的關注，清朝為了振興圖強，對抗西方新式船艦，也曾經試圖借鏡越南裹銅戰艦。但是因為國內守舊勢力與其他因素的阻擾，而延緩了清朝海軍的現代化。雖然後來曾經進行船政的改革，但是仍有許多問題，致使在中法戰爭中還是遭受到嚴重的挫敗。所以，中越兩國都曾為引進新式造船技術付出過努力，但也都因自身的局限，以致於無法發展出與西方抗衡的海軍力量，使得曾經在亞洲一帶輝煌一時、成為歷史中耀眼光芒般的裹銅戰艦，迅速殞落，為世人所遺忘。

除此之外，作者所觸及的議題也包含東亞其他地區的歷史發展，例如：澳門、南洋和香港等地，審視澳門的興衰過程，並透過對於辜鴻銘先生以及南僑總會的研究，看看華人族群面對西方文化如何調適，以及如何在南洋地區建立自己的團體、保護弱勢者以及發揮抗日的力量。最後一篇是作者對香港專上研究所教育的回顧，這個中國大陸邊緣的小島，自割讓給英國人後，竟成為內地人才避難及追尋思想自由的基地，不自覺地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學術人才。

〈邊緣與中心：從16-17世紀東亞港口城市衰落看澳門的掙扎〉一篇，作者指出，大航海時代西方勢力入侵東方，建立殖民地，破壞東亞原有的國際框架，但也因此使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港口城市冒起，如澳門就是其中之一，作者欲以十六、十七世紀新興港口城市的興衰起落大脈絡來觀察澳門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的掙扎。

作者認為，十六、十七世紀興起的港市，皆曾是國際貿易中心，但在十八、十九世紀受到新的自由港體系，如新加坡、香港、上海的出現而終結。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新興港市中，華人皆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幾乎壟斷了手工業及貿易，透過他們來連結中國與各地港市，使新興港市得以繁榮，甚至到了十八、十九世紀新興的港市如新加坡、香港、上海亦都是以華人為主，而澳門能一再從邊緣回到中心，也可說與華人息息相關，再加上與中國大陸連接的地理位置，以及小而靈活的自治決策機制，才使澳門能不斷重新崛起。

〈道南大可望：辜鴻銘民族文化認同的追尋〉一篇，作者意在探討「清末怪傑」辜鴻銘成為張之洞幕僚前的一些事蹟，雖然過去的研究大多針對其學術成就或怪異行為討論，但對於一位思想家來說，青年時代的歷練，是最重要的成長契機，由於辜鴻銘沒有留下日記、自傳之類的文獻，有關他父親是誰？何時出國學習？哪裡與馬建忠相遇？他是否隨探險隊進入緬甸？如何學習國學？何時成為張之洞幕僚？等等問題，莫衷一是，弄清以上幾項疑惑，有助於了解辜鴻銘的天才、毅力及決心，也可對他的思想體系有更深入的認知。

作者指出，辜氏在印度洋上巧遇馬建忠，聽取馬建忠談及「自強」、「求富」等洋務思想，對辜氏造成極大鼓舞，卻也產生許多疑惑，究竟晚清的改革是否方向正確？洋務運動的目標何在？西方的文化及政治制度是否符合中國的發展？這促使他回到中國找尋答案。但從歐洲回南洋時，辜氏雖精通當代西方學術文化，對中國文化卻不甚理解，故重新追尋中國學問，是唯一的辦法。幸運的是，他幼時在私塾扎下基本功，對傳統的文化不會產生格格不入之感，數年間他已經跨入了國學大門，懂得分析中西文化的優劣所在。作者認為，如果辜鴻銘出生在沒有華文教育的國度裡，他將很難與學術性的中國文化連結上，這與馬來西亞華人移民至今仍保有的、努力維持民族文化的傳統息息相關。

〈南僑總會與閩南人〉一篇，作者對抗戰時期的南洋華僑籌賑團體「南僑總會」成員結構進行分析，了解其與閩南族群之間的關聯性。「南僑總會」為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由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所率領組成，南僑總會最為重要的工作是籌募抗日軍費，南僑總會涵蓋的範圍是整個南洋地區，這是歷史上第一個被南洋各地華僑承認是「南洋華僑」的代表。值得關注的是，華僑社會中有閩、粵、客、潮、瓊等五大方言群，而南洋地區一向以閩、粵為最大幫群，但南僑總會的組織領導階層卻似乎皆以閩籍人士為主，這是偶然的巧合？或是有其他的因素？而這種現象又帶來何種影響？究竟如何去理解這種現象？皆是作者在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作者指出，「南僑總會」以閩籍人士為主，應與其主導者陳嘉庚及其骨幹團體「怡和軒俱樂部」有關，由於陳氏及「怡和軒俱樂部」多為閩籍華僑，而又涉及私人或幫群間的恩怨，使其他幫群領袖較少參與，故「南僑總會」的領導階層始終以閩籍華僑為主。

但另一方面，從戰時或戰後資料可以發現，參與「南僑總會」賑濟之華僑，主導者雖多為閩籍華商，但返國投入戰場者卻以粵籍較多；閩僑多商人，粵僑多是華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此南僑總會的領導階層多為閩僑，似亦相當合理。作者認為，南僑總會的成立，在南洋華僑間產生了一呼百應的效應，雖然以幫群為主的習氣仍未消弭，但做為南洋華人歷史上第一次超越幫群和僑居地的華僑組織，已明顯的呈現出「後幫群時代」的跡象，這或許可以視為南僑總會時代性功能的展現；而閩僑主導南僑總會的情形，則是在時代及環境背景影響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這種結果儘管無法讓當時所有的幫群領袖完全滿意，但不可否認的，南僑總會的工作能如此成功，在對日抗戰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閩僑有力的主導是功不可沒的。

〈戰後（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對學術人才培育之貢獻〉一文指出香港戰後物價騰飛、貪汙盛行，局勢動盪不安又遇上國共內戰，難民陸續湧入香港，及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宣布新中國成立，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在此山河變色之際，一些知識分子隨內地各省難民南來香港。中共執政之後，又推行政治運動如「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都引起一波接一波的難民潮。難民成為一股廉價勞動力，形勢迫使香港從一個轉口貿易港轉向輕工業生產基地。當時香港的社會資源不足，如住房、中小學校、醫院等社會設施使政府已疲於奔命，對高等教育卻關切不足，況且殖民地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殖民地官員。相反地來自內地大專院校的知識分子有著強烈使命感，也因為他們擅長於教育工作，因而創立亞洲文商學院、香江書院等，一些原內地大學陸續在香港復校，如崇基學院、珠海書院、光夏書院等，這些書院都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以捍衛中華文化自居。香港政府雖不承認私立書院的學術地位，但卻沒有干涉私立大專辦學的目的，而香港私立大專多在臺灣教育部立案，這些大專院校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而又擴充至研究所，如新亞研究所、珠海研究所和能仁研究所等，並招考碩士生和博士生，為港臺兩地培養出一批學術人才，文史哲方面尤其特出，然而人們對私立研究所培育出的學術人才並不關注，本文就學術人才之培育論述私立研究所的貢獻，為香港的學術主體性勾勒出一面輪廓。

綜觀全書，雖為各篇論文集結所成，但是所關注的重心都是鄭教授長期以來所努力耕耘的東亞海域周邊史事為主，其包含的歷史斷限，雖從西元一世紀起到二十世紀，地理空間有從日本、朝鮮，遠到南洋地區，最後又回到香港。但是，焦點還是以海港活動的人們為舞臺，透過釐清其活動概況，也可以了解陸地上以及相關政權，例如占婆、廣南、越南以及鄭氏家族受到海洋貿易活動的影響與國家的走向。而瞬間的千年，東亞海域周邊的歷史發展，離不開與中國大陸的某種關係，無論是海上貿易、移民流徙、文化交流、政權播遷等都影響著東亞海域周邊國家或地區的關係，形成多采多姿的世界，但是歸咎起來仍然離不開海洋的元素與影響，就如同大海納百川一樣，雖殊途，但終究要同歸於大海。

（范棋崴、李貴民╱整理、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