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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劍──賀李保陽博士論文修訂本出版

晚清國勢衰頹，許多文人藉詞抒憤言志，創作不輟，因而產生了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等四大家。其中以王鵬運為冠，歷來研究者甚夥。王氏流傳最廣的詞集為晚年刪定的《半塘定稿》，由於刊削太過，無法窺其創作全貌，朱祖謀曾為之補輯《半塘賸稿》，但仍與全貌相去甚遠。而其平生所創作的許多詞集，流散各地，或湮沒不彰，殊為可惜。因此有不少學者用心在發掘王鵬運的詞集及生平資料上，對認識王鵬運其人其詞有莫大幫助。

李君保陽出身陝西興平農村，天資聰穎好學，為村中第一位大學生、碩士生，熱愛詞學與文獻，畢業後任職於浙江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為了能在學術界發揮所長，他繼續報考博士班，雖然專業科目名列前茅，英文成績卻始終以些微之差而落榜，歷經五年九次的考試，終於考上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班，其求學過程之坎坷及所展現之毅力，實在令人佩服。

李君讀碩士班時，在廣西圖書館意外發現了一部王鵬運、龍繼棟唱和詞手稿，從此展開蒐集與探究王鵬運文獻之旅。在考取博士班之前，儘管生活諸多波折，他對王鵬運文獻之關注卻不間斷，撰寫多篇論文發表。入讀博士班後，即以「王鵬運詞學文獻」為研究主題，經過三年努力，終於完成三十萬字的博士論文，順利獲得學位。他原本可以留校擔任研究員，無奈因故不得不出走美國。李君遠在他鄉仍不忘懷學術，繼續修訂增補其博士論文，並經華藝學術出版社審查通過，定名為《王鵬運詞學文獻考（附王鵬運年譜稿）》出版。

綜觀全書之貢獻犖犖大者約有六端：一、蒐羅王鵬運詞集相當完備，考述精詳。李君將各處公私藏的稿本、抄本、刻本、排印本匯於一爐，並詳加考辨介紹，對重整王鵬運詞作之全貌居功厥偉。二、考察前人整理王鵬運詞集之得失，論辨平允。此書針對朱蔭龍、呂集義、曾德珪等三位學者所整理的王鵬運詞集，一一探究其校勘特色及不足之處，可供使用者參考。三、以不同角度審視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的校刊，諸多發現。如透過王鵬運之父王必達所留下的帳冊遺墨，瞭解王鵬運刊刻詞總集的經濟背景。又從梳理校勘內容著手，總結王鵬運「校詞五例」理論的形成歷史，都極有見地。四、藉由王鵬運詞學文獻個案考察，解決問題。如以王鵬運批校本《心日齋十六家詞選》為考察中心，探索王鵬運的詞學主張，言而有據，富說服力。五、以王鵬運的收藏認識其人，別開生面。書中梳理王氏對金石、書畫、書籍之收藏及其流散經過，勾勒出更多元的王鵬運。六、新編王鵬運年譜，詳實完備。書末所附年譜，不僅資料豐富，並時加按語解讀，對深入認識譜主助益良多。

余與李君為詞學同好，素未謀面，而其多位師長皆余舊識，今有感於李君漂流海外，尚不忘追求學術初衷，故樂於為之推薦並祝賀之。

2022年清明　黃文吉識於臺北外雙溪畔

李保陽博士的《王鵬運詞學文獻考：附王鵬運年譜稿》廣事搜羅，別具一格。作者具備非常紮實的獲取和利用文獻之能力，這一點在全書正文及附錄中在在皆是，無用多言；作者更具有開拓學術視野的勇氣並努力實踐。作為年輕一代學者，這種學術研究的開拓勇氣值得肯定和表揚。

通常中西文學之研究，無不建立於可信的文本基礎之上。細讀文本既是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知人論世的重要方法，同時也是演繹文學之為「美典」的基礎。中西方不同時代都有許許多多的學者致力於校勘、考證經典文本。斯為傳統文學研究之根基。

本書在大量傳世文獻的基礎上既考查文本之優劣，同時在文獻中考索作家與時代、同時代學者之間的關係，乃至於透過經典文本校勘過程的梳理，來研究一位詞學家的學術貢獻及其思想。這種突破文學「美典」的實證研究，在在顯示出作者在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方法之下，為個案研究所做出的極大貢獻。

迄今為止，王鵬運研究不可謂冷門，但其形象始終拘限於詞人、重拙大理論的首倡者、詞學文本的傳播者這樣一個單薄刻板的形象，甚至僅僅屬於「四大詞人」這麼一個群體形象。本書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則試圖顛覆一些傳統認知（比如重拙大理論）以及構建更加形象豐滿的詞學世界之外的王鵬運等。李保陽博士的研究，顯然已經突破了「美典」研究本身，而進入到歷史研究的大領域。

——孫康宜（耶魯大學東亞語文系Malcolm G. Chace’56榮休講座教授）

李保陽積十餘載之功，廣羅素材，細加求索而成《王鵬運詞學文獻考》一書，為王鵬運詩詞創作、詞學研究和清代文人群體的研究集合了詳盡的文獻資料，是任何一個對王鵬運和清代詞壇感興趣的學者、讀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基石。

此書首功在於文獻收集全面，梳理細緻。豐富的材料之下，綱舉目張，分門別類，使得全書體例清晰，一目了然。在文獻整理之餘，於細節出發，迭出妙論，對王鵬運詞學主張和寫作編校實踐的全貌做出了客觀具體又能見微知著的評價。對於一些未刊鮮見而重要的材料，更有首發之功，譬如王鵬運披校《心日齋十六家》以及朱蔭龍《王鵬運先生年譜長編》。

就點校搜集而言，作者的視野也突破了固有的只重視紙質文獻，或者說只關注詞學一科的局限，而聚焦於更廣泛的文化場域。作者於王鵬運金石書畫方面的相關文獻及實物的整理，不但增進了對王鵬運的詞學實踐中與金石文化相關部分的理解，更對一些書畫史研究的重要問題了提供線索。例如《半塘老人評畫集》殘存稿本提供的資料，可以補正《睢陽五老圖》傳承的一段公案。

全書雖然以文獻點校為基本功，但眼光常常不囿於文獻，從點校出發，進而勾連起更開闊的學術視野。第三章通過對王必達《安肅公遺墨》中賬目的研究，對王氏家族經濟狀況進行解析，揭示了王鵬運得以專注詞學的經濟基礎。又通過王鵬運詞學校刊的體例在同時和後輩學人中接受史的研究，展示了他在晚清詞壇的深遠影響。

除了促進王鵬運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此書收錄的材料也可以大大推進對清代詞學總體的深入探討。書中對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梁啟超批校宋人詞集八種的整理，彌補了對梁啟超相關文獻的忽視，也揭示了梁啟超詞學思想受到的王鵬運的直接影響；再加上同是第三章對《四印齋所刻詞》未收的三種宋代詞人詞集的探討，更能夠推進我們對宋詞這一文類在歷代的接受、刊刻方面的研究。

佔全書近乎三分之一篇幅的王鵬運年譜稿，是文獻校刊、互證互注之功所結出的碩果。在清晰的時間軸和大事件之中，作者常有長篇的按語，對相關問題做了審慎的討論，可謂全書綱舉目張，的論間出這一總體特點的又一集中展現。

作者排除困境，用功勤苦，然幸得此王鵬運詞學文獻集大成之作，充實了晚清四大詞人研究中相對薄弱的一環，提供了豐富扎實的材料，進行了細緻準確的校刊，啟發了有趣重要的議題。

凌超（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