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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以非常貼近群眾的文字，把艱澀的古代法律知識公眾化與普及化，無疑非常符應當代的史學潮流。但通俗化不代表沒有學術含量，相反的，書中幾乎每項主題都是通論...

聖旨的面孔》大眾視野裡的「皇帝詔曰」

歷史劇中，沒有什麼是一道聖旨不能擺平的，如果不行，那就兩道。玩笑歸玩笑，但在螢幕上，的確沒有什麼比聖旨更能代表皇權了：一聲「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無論朝臣還是百姓都必須層層疊疊地跪拜，待宣旨太監念完「欽此」二字後，再用洪亮的聲音高喊一聲「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代表皇帝旨意的聖旨的確能發揮「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的作用，不過從法律角度來看，聖旨就是一份再正常不過的下行公文，將皇帝的命令傳達給特定的受眾罷了。聖旨既不神祕也不神聖，細品之下還有一絲「文山會海」的案牘氣，而至於其內容，放在當今的語境下，大致可以翻譯成「○○皇帝關於○○一事的通知」吧……

做為皇權在民間最常見的代表符號，聖旨一向是歷史劇的常客。鏡頭往往是這樣推開的：衣著華麗、表情嚴肅的宦官勒馬而立，風塵僕僕地緩緩打開一卷明黃色綢緞，用略顯尖銳的聲調莊嚴地念著「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眼前的臣工百姓層層疊疊跪拜，只待「欽此」二字念畢，齊聲高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些故事場景中，聖旨常扮演「扭轉乾坤」的角色，做為王朝最強大的力量給予佞臣貪官致命一擊。這的確很符合人們對明君的期望以及對封建王權的想像，然而事實上，聖旨與尚方寶劍、龍頭鍘一樣，其大眾文化形象早已與歷史原型相去甚遠。做為中國封建王朝級別最高的「公文」，聖旨背後雖然也有如「故劍情深」般的浪漫故事，但做為君主命令下達的日常路徑，它所折射的畢竟是朝廷運轉機制的普通側面之一，而非大眾文化或是影劇中精心構建的傳說。

當然，這並不代表聖旨沒有屬於它的傳奇。

「前聖旨時代」：君命文書的漫長演進

通俗而言，聖旨相對正規的稱呼為「詔令」或「詔書」，可以理解為君主向臣民發布的下行文書，亦即君命文書。聖旨的歷史可回溯至宋元時期，詔書的歷史可回溯至秦朝時期，而君命文書的概念則更為源遠流長，早在皇帝這一「職業」誕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尚書》中的文體大致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種，其中誥為君主的告諭，誓為起兵命誓師文，命為君主的命令，雖然這些尚不是規範文類的名稱，但可視為君命文書的雛形。三代以降，不乏誥誓命的名篇：《尚書》中所謂「典謨訓誥」，特指〈堯典〉、〈大禹謨〉、〈湯誥〉、〈伊訓〉四篇，其中〈湯誥》即在此列。此外，如成湯興兵討伐夏桀時作的〈湯誓〉，周成王姬誦駕崩前下達的〈顧命〉等，均對後世君命文書的正式形成有很大影響。

清朝姚鼐《古文辭類纂》總結道：「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眾，猶有賴焉。」在姚鼐眼中，雖然周朝已經隕落，但文誥依然以其「昭王制，肅強侯」的獨特魅力在王朝更迭中流傳於後世。至春秋戰國時期，國君發布命令的文書被稱為令、命，這是君命文書得名之始。秦朝統一後，在「天子自稱曰朕」的同時改命為制，令為詔，君命文書從此有了法定名稱。

但秦始皇嬴政所用的「詔」字並非首創。周文王姬昌曾下達〈詔牧〉、〈詔太子發〉，前者主要內容為鼓勵農耕，類似後世的勸農詔；而後者則是對周武王姬發的教育和訓導。後世有學者將這兩份「詔」視為詔書的濫觴。從君命文書「自覺性」的角度來看，〈詔牧〉、〈詔太子發〉雖有詔之名，但未如秦朝一樣強調其專屬性與至高性，故「詔起秦時」一說並非完全基於詔書之名，更在於詔書之實。

漢承秦制，繼續沿用制、詔，又增加策、戒兩種，由此形成了君命文書的四大種類，如《後漢書‧光武帝紀》注云：「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其中冊封罷免諸侯王及三公、回覆臣僚均用策，東漢末年將冊封罷免諸侯王及三公的文書改為冊；戒也可稱為誡、戒書、戒敕等，用於告誡地方官員。

漢朝的君命文書制度經歷三國、兩晉、南北朝一直延續，直到隋朝依然以制、詔、冊、敕為四品，這裡的敕即戒敕的省文。制用於制定法律政策，詔用於發布重要政令，冊用於冊封王公貴族，敕用於處理日常政務——這一分工中，不難看出詔的皇權色彩已經相對厚重。

唐朝承襲隋制之餘，又增加誥、御劄、榜等，詔書依然用於發布重要政令。唐朝向全國臣民發布的詔令要求各地方出榜張掛，故又稱為榜，宋承唐制，稱為敕榜。金、元兩朝在唐、宋舊制的基礎上又大有增設，其中金朝皇帝發布的君命文書種類繁多，有詔、制、冊、敕、諭、誥、令、旨、宣、祝文、祭文、鐵券文等。元朝，「聖旨」的名稱終於正式出現。

元朝《經世大典‧序錄》記載：「古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或出於一時帝王之言，或出於史臣之所修潤，其來尚矣。國朝以國語訓敕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

《經世大典》僅存〈序錄〉，之後列著的君命文書已不可考，但從〈序錄〉的隻言片語可以清晰得知，元朝的聖旨以蒙古文記錄，詔書則由翰林國史院用漢文起草代皇帝言。後世有學者以文法區分元朝的聖旨與詔書：其中白話者為聖旨，文言者為詔書。這倒也情有可原：聖旨初稿以蒙古文書寫，譯成漢文後並不求語句典雅；而詔書本為漢族官員書寫，落筆自然古韻森森。

以元朝的視角來看，聖旨即「白話詔書」，詔書即「文言聖旨」——元朝統治者當然不會想到，這樣一個少了風雅莊重的「俗稱」，居然會成為後人眼中皇權最具標識性的符號。

大眾文化視野裡的「聖旨」含義重塑

經過從三代到元朝二十餘個王朝的承襲，「聖旨」終於陰錯陽差地在元朝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元朝因蒙古文與漢文難以兼顧，遂將詔書與聖旨二分；明朝做為漢族統治的王朝無須做此區分，而清朝君命文書以滿文和漢文合璧書寫，故以「聖旨」一詞特指「白話詔書」在明、清兩朝已經沒有實際意義。聖旨依然存在，只是在歲月流逝中具有了新的含義。

明、清兩朝的君命文書在繼承前朝各文體的基礎上又有所創設，其種類趨於大成，大致分為制、詔、冊、誥、誥命、敕、敕書、敕命、聖旨、諭旨等，其中聖旨指皇帝未經擬稿，直接命太監各衙門傳達的君命——這「口頭詔書」的功能在清朝漸漸被諭旨類文書取代。

除聖旨與諭旨外，制用於宣布祭祀天地、立太子等重大禮節性活動；詔一般用於向天下臣民發布重大事項；冊、誥命、敕命用於覃恩封贈，其中王公貴族用冊，五品及以上官員用誥命，六品及以下官員用敕命；誥用於頒布皇太后遺命；敕用於指揮日常政務；敕書用於標明地方官員的權力與職責。

民間流傳的明朝君命文書大多是以「奉天承運皇帝敕曰」為開頭的敕命。如前所述，敕命用於六品及以下官員的覃恩封贈，這些文書授予受封者後通常被妥善保管，敕命上的文字甚至會被刻碑以作紀念，故敕命雖然未必是君命文書中最重要的文體，但距離民間最近，自然最容易被尋常百姓所知。

君命文書在清朝又有了極具特色的演進，便是上諭的出現。上諭主要用於發布日常政令，雍正之前通常由內閣大學士或南書房的侍臣撰擬，軍機處設立後由軍機處大臣、軍機章京撰擬。上諭又稱諭旨，可細分為諭與旨，其中皇帝主動下達者為諭，應大臣奏請而發布者為旨，若這種旨需要宣示中外，則被歸入諭的範圍。

上諭又可細分為朱諭、明發上諭與廷寄。朱諭由皇帝親自執筆或由內閣大學士起草並經皇帝審改；明發上諭由內閣公開擬發，通常會傳達至各地，與宋朝敕榜相似；廷寄則是密旨，其內容不得公開，由軍機處密封後經兵部捷報處飛馬速遞至承接者親啟，故存世極少，殊為珍貴。

經過十幾個朝代的發展，君命文書在明、清時期早非漢朝「策制詔戒」四種文體所能涵蓋，其複雜程度就連官員都未必能盡知，更何況百姓。如《明會典》所載：「朝廷頒命四方，有詔書，有赦書，有敕符、丹符，有制諭、手詔。」而清朝編纂《明史‧職官志》所載「凡上之達下，曰詔，曰誥，曰制，曰冊文，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一句，便將明朝常用的敕遺漏。雖兩種古籍不能簡單對比，但也體現了君命文書種類的多樣化。

更進一步地說，歷代王朝對君命文書雖多有微調，但所用名稱不外乎詔、誥、制、冊、敕等，一種文體在此朝為一含義，在彼朝又變成另一含義，其變化多端不亞於各朝官職。與此同時，聖旨做為正式的君命文書，其歷史相對較短，故而民間所謂的聖旨均無法定義為元朝的「白話詔書」或是明朝的「口頭詔書」，而更適合認定為皇帝或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類君命文書的總稱。唯有將通俗意義上的聖旨視為君命文書整體的代名詞，才能涵蓋自三代——至少是自秦朝以降的各種「聖旨類文書」。

「天下第一公文」的面子與裡子

無論聖旨的歷史在後世引發多少誤讀，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聖旨「天下第一公文」的地位不容置疑，這種尊榮直接體現到聖旨的形制上。

清朝聖旨多為朝廷監製，江寧織造府製成。以最常見的誥命和敕命為例，誥命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文以「奉天誥命」為始；敕命用純白綾織成，文以「奉天敕命」為始。誥命、敕命均為卷軸式，以升降龍盤繞，內容以漢文和滿文合璧書寫。聖旨圖案、材質以受封者地位不同而有所區別：一品以下官員不分文武均為祥雲錦面；一品文官誥命圖案為鶴錦面，武官為獅錦面，俱用玉軸；二品用黑犀牛角軸；三品用貼金軸；四品及以下用黑牛角軸。

與元朝聖旨用蒙古文、詔書用漢文不同，清朝聖旨兼用滿文和漢文，其中漢文行款從右向左，滿文行款從左向右，合於中幅書寫日期。誥命、敕命均由翰林院撰擬，經內閣大學士奏定後，再按品級填發，由庶起士書寫。若遇襲封，每襲一次都要在原給的誥命、敕命之後增寫。

誥命、敕命承載著浩蕩皇恩，受封者與襲封者自然會妥善保管。事實上，清朝針對聖旨的保管制定了嚴格的規定：受封人務必小心珍藏，如偶遇水、火、盜毀失者，經申請覆議，尚准許重新補給。若因收藏保管不善，導致蟲蛀、損傷或潮溼破壞汙染者，便要罰俸六個月；若是直接丟失或家道中落將聖旨典當，被發現則革去官職。在嚴苛的律令下，受封人自然不敢大意。

如果將聖旨的形制視為其「面子」，聖旨的內容就是「裡子」。大多數君命文書的內容與形式都相當固定，誥命、敕命更是典型的公牘文體，故雖多出於才子之手，但其創作餘地非常有限。從明、清兩朝的誥命、敕命來看，其字體均為端莊的館閣體，幾近於印刷，行文精悍洗練。

詔書涉及的內容相對駁雜，故而能給書寫者較大的創作空間。從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能夠大致品味出「天下第一公文」的文風演變過程。自秦漢以降，詔書大體沿著從散體轉向駢體、從古樸轉向雅麗的方向發展。漢朝詔書多以散體行文；崇尚駢儷的六朝，詔書的文風漸漸變得「錯彩鏤金」；而唐、宋兩朝駢散相間，各有其趣。從這個角度來看，詔書的文風與王朝的氣質相互呼應，如漢朝詔書的雍容不迫、宋朝詔書的巧不傷雅，均為後人所稱道。

詔書文風的演化自然有文人雅士斟酌評判，但聖旨中最有名的章句，勢必要數「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開場白」。那麼，這八個字又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詔書的開頭語自古並無定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多以「應天順時，受茲明命」開頭。唐朝詔書一般由門下省審核頒發，故多以「門下」開頭，也有用「朕紹膺駿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等句。直到元朝時，聖旨（此指白話聖旨）的開頭變成了「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

元朝聖旨以蒙古文為藍本，「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這幾個字就是翻譯成漢文時的「傑作」。做為君命文書的開頭語，這樣的文字顯然不雅，於是在漢人的潤色下漸漸被譯成「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個字。元朝徐元瑞《吏學指南‧發端》更有解釋：「欽惟聖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故曰上天眷命。詔敕之首，表而出之。」

明朝承襲元制，但明太祖朱元璋不滿「上天眷命」四字的張揚，改為「奉天承運」。如《明太祖實錄》所載：「上以元時詔書首語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謂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命易為『奉天承運』。庶見人主奉若天命，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

朱元璋之語是托詞還是真意已不得而知，不過「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斷句卻在後世引發了爭議。究竟是該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還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呢？從歷史上來看，「詔曰」二字自漢朝以降便出現於君命文書之中，而明朝皇帝又有「奉天承運皇帝」之稱，故而採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說有其邏輯。然而，明朝承襲元制，元朝聖旨的開頭語正是「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朱元璋親自將「上天眷命」改為「奉天承運」，故而採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說亦符合語境。因此，這一爭議孰對孰錯，還需要研究更多史料方能解答……

＊

聖旨在大眾文化中是古代皇權最直接的象徵物，故而其定義只能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重塑。中國歷史悠久，王朝更迭頻繁，君命文書的文體與定義過於複雜，將聖旨做為大眾文化意義上君命文書的代名詞，未嘗不是一個取巧的方式。如何劃分嚴肅歷史與大眾文化的界限？聖旨在此出了一道難題。不過，這一切並不影響有心人去探索追尋聖旨背後林林總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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