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決定論與歷史

2014年6月25日

「政治乃眾人之事」，眾人之良窳不是就決定政治之良窳？

有人格的國民，才會有人格的國家，聽上辦事，無獨立意志的奴才，創造不了一個偉大的國度。

有些動物的中樞神經系統，在牠們出生後三個月就已完全定型，不會再有發展。有個動物學家把一隻剛出生的鶴完全和外界隔離，只和他一起生活三個月。從此，牠就認牠和人類是同類。相對於這些動物的人類似乎是高明多了，但到底高明多少？很值得我們深究。

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就以政治意識和信仰作為標竿，來探討人類到底有多高明？

政治思想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寫過：「人的政治信仰是當我們於襁褓時，被母親帶入教堂（以西方人為例）的那一刻就決定了。」歐威爾對於人的政治原性是相當悲觀，不會比三個月的動物高明多少，很早年歲就被決定了。早被決定是不是事實？這是很重要的課題，西方傳統有決定論和自由意志之爭，前面歐威爾之言，算是決定論之一種。這個課題為什麼重要呢？因為孩子上了教堂而被決定後，孩子長大成人，是不是需負因政治意識所引發行為的道德責任？

這裡我們不作有關自由意志和決定論的哲學討論，這些討論會牽扯上本體論或知識論。我們甚至可以激進地認為哲學的問題僅是語言的問題，只要作語言的分析即可，如同計算機的編譯法（Compiler）。自然語言再深也深不過數學的「數論」。

我們可從純淨的哲學轉移到庸俗的社會政治面，我們就以老套馬克思主義當做決定論的範例來討論。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認為經濟物質的條件可以決定歷史，因此歷史發展是可以預測的。

但是物質經濟的條件是會因生產工具的突破、創新而改變，而工具的創新是基於知識的創新，知識的創新是不可能預測的，因此歷史是不可能預測的──沒有所謂歷史決定論。

七十年代的半導體製作技術發展所提供積體電路的平臺，造就今日網際網路的新世界，七十年代前，誰能預測到這個？新世界還在演化中，誰能預測更新的新世界是何種面貌？簡單半導體技術就會有這樣衝擊，何況更複雜的有關生命的分子生物學？

我們可以再舉另一個歷史事實，這是和哲學的自由意志有關，依李約瑟（J. Needham）《中國科技史》研究，他認為古代中國本土道家的傳統中有相當的科學精神和成就，但後來這些本土科學精神為什麼一蹶不振？是因為佛教引入和佛教信仰，佛教教義中的「無」對道家相信自然界的「有」傷害很大。

如果沒有魏晉清談之風，佛教應該沒有成長的沃土，可以從一文化的時尚，成長到有關人生意義的顯學。連強調「不知生，焉知死」的教派也要玄理一番，發展出心性之學與之競爭。

中土對第一次外來（天竺）文化的挑戰是無力抗拒，臣服與之同化。顯見本土個體的精神（自由意志）之孱弱，這是不是大帝國形成太早，定於一尊，個體獨立性（自由意志）飽受摧殘？有帝國就會有國教，有國教就會有大傳統。個體只能在其中尋找卑微的地位。更甚者，大帝國需要有大水利，要大量徵調動員民工，帝國對百姓的戶口調查、控制，無所不用其極，百姓真是難逃天地之間。

大帝國、大傳統演化出來是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一治就人口大量增加，但土地農業技術所能養育的人口有其限度，加上難免天災，天下就大亂，人口大量喪失。因而土地取得容易，是另一波天下大治的開始。這種帝國結構是很難應付第二次來自海洋外來文化的挑戰，李鴻章當年曾說，這是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當年的變局經歷百年犧牲（有如歐陸的百年戰爭）真的獲得解決了嗎？或是解決在望？當年的大帝國變成今日的大黨國。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高度知識化的體系，歷史經驗雖證明其謬誤，不能用，但至少學會社會經濟的分析技術，這些分析技術加上黨國資本主義，再加上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就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嗎？就是今日的大傳統嗎？

有位偉大的革命領袖曾說過「政治乃眾人之事」，眾人之良窳不是就決定政治之良窳？西諺說，哪種政府決定哪種人民；也可以說哪種人民決定哪種政府。我們常說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事實是，自由民主是一種技術，是發展國民自由意志成就國民人格的技術。袁世凱稱帝時，蔡松坡將軍於雲南起義，反對的理由是「為國民爭人格」。是的，為國民爭人格。中華民國的公民大概都忘了這位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偉大軍人，他知道有人格的國民，才會有人格的國家，聽上辦事，無獨立意志的奴才，創造不了一個偉大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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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歷史　自己解釋

2014年7月31日

歷史只是歷史解釋，所謂歷史只是以歷史的事件作為平臺，所作的歷史解釋而已。因此英國歷史有所謂輝格黨的歷史解釋；從法國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間，幾乎整個十九世紀的法國都在爭論王權派、共和派或社會主義派的歷史觀點。例如說，1871年巴黎公社事件如何解釋？即使最喜歡找尋共識的日本也有所謂薩長（薩摩藩、長州藩）對明治維新的歷史解釋。再看歷史最平順的美國，近年來每次大選都有所謂紅軍州、藍軍州之別，南北區域間楚河漢界。事實上，是因為對內戰歷史的解釋不同，衍生相異的政治態度。文化上，誰說南北戰爭已經結束？今年，剛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持續四載的戰爭殺戮數百萬一代歐洲精英，改變人類文明和歷史事件的原因，當然也有不同的歷史解釋。有些歷史學家說是德國中了英國奸計（德國擴充大海軍，參與非洲殖民地爭奪及柏林──巴格達鐵路計劃都威脅大英帝國利益）；也更有歷史學家認為奧國的王儲在塞拉耶佛（Sarajevo）被刺只該是嚴重外交事件，假如俄皇尼古拉不以斯拉夫民族解放者自居，支持塞爾維亞（Serbia）全面動員俄國軍隊，局勢也不會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可以俄皇震怒說為例，繼續我們的歷史討論，如果俄皇尼古拉不熱躁暴怒，可能就不會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不會有凡爾賽條約中，處理誰來承繼德國在華利益的山東問題，沒有山東問題，也不會有五四學生的愛國運動。又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發生，德國政府的特務也不會在戰爭末期，偷偷地把流亡在歐洲的列寧走私運回俄國，就不會有布爾雪維克的十月革命，就不會有「共產國際」，也不會有鮑羅廷和《蘇俄在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導師也不會審視時勢，想趕上世界潮流而接受革命先進國家的經驗和奧援來國共合作。俄國人穿列寧裝，我們穿中山裝，軍營中他們有列寧室，我們有中山室；他們有赤卡（Cheka），我們有軍統；他們有紅軍，我們有國民革命軍。這一切好像我們已趕上世界最新的潮流，偉大的中國革命導師愉悅地說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千古名言！

因此，假若俄皇尼古拉不暴怒，中國現代歷史會不會不一樣？是好是壞？是福是禍？

本文想表達倒不是歷史的虛無論，而是歷史的偶然論。歷史都有偶然和任意的成分，在天平任一方加上一絲稻草，天平就會傾斜。說過去發生一定是唯一的、必然的、是偉大的、恥辱的，都是缺乏想像能力的結果。再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軍事家估算希特勒若多兩年的準備，戰爭的結果就很難預料。德國V-2飛彈早一年上場，諾曼地登陸是幾乎不可能。發現原子核會分裂是德國的物理學家，而且德國也有與愛因斯坦同等級的偉大物理學家海森柏格（W. Heisenberg）。海氏在政治上有法西斯的傾向，卻沒有向德國當局進言發展核子武器，這些事例當時一定被視為不是那麼重要，但若偶然地被發現受到重視，及早執行，對歷史結果的衝擊是很難估算。

我們可再以西安事變作為另一事例，假若沒有西安事變，或是即使有西安事變，但假如史達林不認為蔣介石是唯一能領導對日本抗戰而消滅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威脅，而不全力相救，蔣委員長可能就被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公審而處決，那麼中國的現代史又要重寫。

西安事變的結局，蔣氏「攘外必先安內」的軍略完全破滅，在救國家、救民族號召下全力抵抗日本軍閥蠶食華北、建立第二滿州國的企圖，不再像「何梅協定」、「冀察政委會」時採取的綏靖妥協策略。蘆溝橋事變日軍踩了西安事變後新的紅線，區域性的衝突演變成全面對抗，兩敗俱傷。史達林的戰略成功了，毛澤東說：「全中國解放要感謝日本軍閥。」

因此，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其偶然，甚至是荒謬的成分，為了有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及更靈敏的歷史感受，一種替代性（alternative）的歷史看法是必要的。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發生會怎麼樣？假如俄國革命不成功（它的成功有其僥倖的成分）又會怎樣？假如沒有西安事變會怎樣？假如1939年五月發生在外蒙的諾門罕戰役，日本關東軍能擊敗蘇聯紅軍，日本陸軍必然沿西伯利亞鐵路到貝加爾湖，尋找戰略的油源，而不依賴海軍所提南下印尼、婆羅洲和英、美、荷衝突，那麼太平洋戰爭不會發生，甚至蘇聯感受到東線的壓力，史達林會不會不敢和希特勒簽訂密約，瓜分波蘭，引發英法對德宣戰，希特勒會不會多二、三年的準備？

西方世界從啟蒙時代開始，都有個進步（progress）的觀念，大部分十九世紀代表進步的力量是自由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獨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左派社會主義，卅年代最進步的蘇維埃政權卻被證明是最極權和反動的。那麼「什麼是進步的內涵？誰代表真正進步的力量？」都需要解釋。歷史是歷史解釋出來的。「偶然」需視為「必然」，是理性發展進步的力量，假若能完成控制宣傳的工具，可以令整個國家民族發狂，讓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個具體而微的偉大領袖！

那麼過去真正的歷史是什麼？事實上，沒有真正的歷史，歷史是根據新的一代人解釋而出現的。假如新一代人不想解釋它，放棄自己的解釋權力，只有命中注定地接受不相干的過去人所創作、所解釋的歷史，而受其控制。因為人的文化和歷史是有結構的，這個結構多少控制我們的思想和行為，若我們不願思索新的歷史解釋，對舊有的結構有所批評，甚至畏怯創作自己的歷史，我們只有配合生存在那結構中，絕對沒有哲學家柏格森（H. Bergson）所說「文明躍升」的能力。

幸運地，今日工藝技術的進步，沒有一家一姓，一個政黨和政府能控制全民的思考。偶然發生的，或是偶然發生而被撲滅，或是被壓抑而一時沒有發生的；人類全面的歷史，而不是某民族的歷史；都可以是我們創作歷史的元素，我們有選擇的權力。我們可選擇對我們相干的，對我們有意義的歷史，歷史的結論不在過去，歷史的結論在未來。

我們無需對過去歷史負責，我們需對未來歷史負責，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歷史自己創作，自己解釋。



以上內容節錄自《城邦與帝國：兩種文明的選擇》韓非◎著．白象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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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決定論與歷史

2014年6月25日

「政治乃眾人之事」，眾人之良窳不是就決定政治之良窳？

有人格的國民，才會有人格的國家，聽上辦事，無獨立意志的奴才，創造不了一個偉大的國度。

有些動物的中樞神經系統，在牠們出生後三個月就已完全定型，不會再有發展。有個動物學家把一隻剛出生的鶴完全和外界隔離，只和他一起生活三個月。從此，牠就認牠和人類是同類。相對於這些動物的人類似乎是高明多了，但到底高明多少？很值得我們深究。

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就以政治意識和信仰作為標竿，來探討人類到底有多高明？

政治...

前賢言，二、三十歲時沒有「左」過，就沒有年輕過。我是有年輕過，也左過。在那時的歲月裡，你敢左？只能「宅左」，最多只能和同好的「小朋友們」，自命是社會主義者，躲在咖啡廳裡，討論諸如「費邊社」的社會重建理論。只要能夠抓住幾個大字眼，把自己的思緒，從窄小的空間，盡力往外推，理論不懈，自以為可以成就非凡，問茫茫大地，誰主天下？

年少輕狂，倒是有經國濟世之志，寫起文章自以為是很了不起的大事，甚麼「知識分子的責任」，琅琅上口不絕，簡直氣吞山河如虎，固一世之雄也！這可算是年輕生命躍進的力量！

生命躍進不久，馬上就撞到天花板。有位公費留學生級的相識說，你們連交流電、直流電的差異都搞不清楚，何況相對論、量子力學和李氏群論，還談甚麼思想和理論？有號稱「經濟學大師」的朋友說，你們連凱因斯、新凱因斯理論，古典、新古典主義，都不明白，還談甚麼主義？就丟給我們一本山穆森第十幾版的《經濟學原理》，外加一本《計量經濟學》，說道：「（洗面革心）好好努力！」

幸好當時計算機理論，還不算是如日中天的顯學，要不然再有人丟來一本《演算法》、《作業系統》和《Compiler的原理和設計》；如果你又不幸在哲學系聽到甚麼「哲學就是語言分析」，你自以為是的小小宇宙，一定會爆炸崩潰！

宇宙崩潰了，你如何尋找和肯定自我？有兩種可能：一是，洗面革心，整天K教科書，一分不讓，爭取好grade，有朝一日可以到異邦，很方便可以每天讀NY Times，公然研究共產黨黨史，買本《好色客》過過情色癮：二是換個系，不要再讀困難，但「可吃遍天下」的理工，而投入社會改革運動，此舉你若過分真誠，就會有「自焚」的危險；我說的不是很有名，許多人可以「消費」的那位言論自由烈士；我說的是一位來自鄉下，低調而沉默的那位，現在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誰？為了甚麼改革，而在總統府前自焚？

這本集子收錄這幾年來在「新公民議會」網站所寫的部分短文，很可能只是「黑白講」或是難登大雅的「爛斷朝報」。收集這些短文，「自娛」成分絕對大於「淑世」。前賢說：求知不能在雜誌上找，絕對是至理名言；假如有讀者在捷運上隨意翻翻，或許靈光一閃，接著尋找相關的專書、專題，必然功德無量！

此序倒不是輕侮有關文史哲學讀書人的小敘述。實事求是、批判精神，不必也不會全由學術專著來承擔。作者試舉一例：文革前，《北京晚報》有一「三家村」專欄，有篇文章，說的是這樣的「歷史」故事，作者說，明朝有位皇帝遊太湖，見太湖之遼闊，喟然落淚。皇上說，要是太湖是農田，萬畝農桑，必能養活多少百姓！伴隨的王公大臣，隨即上奏，皇上仁民愛物，百姓之福，只要我們能在太湖旁，再挖個太湖，把湖水引到新太湖來，老的太湖不就是萬畝良田了嗎？

短短文章，巧思諷微，不著痕跡，大概是在批判毛某人的三面紅旗。作者大概是「三家村」中的那位明史學者。韓某不敏，讀過其所著作《朱元璋傳》，卻沒有此篇短文印象深刻，數十年難忘！

「社會改革工程」倒不見得是這個改革、那個改革，金融啦，司法啦，媒體啦，交通啦，或許你我寫點小文，編創些故事，滴水能穿石，細土可成泰山。原來社會改革可以從此開始，慢慢來，卻可能成效卓著，Slow but Sure，這不就是「費邊社」的社旨嗎？老朋友「洪費邊」你覺悟了嗎？這也算是作者這位「老左派」的「新右派」覺悟！

韓非

前賢言，二、三十歲時沒有「左」過，就沒有年輕過。我是有年輕過，也左過。在那時的歲月裡，你敢左？只能「宅左」，最多只能和同好的「小朋友們」，自命是社會主義者，躲在咖啡廳裡，討論諸如「費邊社」的社會重建理論。只要能夠抓住幾個大字眼，把自己的思緒，從窄小的空間，盡力往外推，理論不懈，自以為可以成就非凡，問茫茫大地，誰主天下？

年少輕狂，倒是有經國濟世之志，寫起文章自以為是很了不起的大事，甚麼「知識分子的責任」，琅琅上口不絕，簡直氣吞山河如虎，固一世之雄也！這可算是年輕生命躍進的力量！

生命躍進不久，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