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雨欲來：范仲淹的早年經歷與北宋前期的政治局勢

一、岳州故事

慶曆七年（西元一〇四七年）三月的一天，剛上任沒多久的蘇州知州、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在蘇州州府的黃堂與世長辭了，時年五十七歲的他死於不久前染上的病疾 。滕宗諒活著的時候，他是一個倜儻自任、樂善好施的人。身為一名有著豐富仕宦經歷的官員，他有許多與他在政治立場上相同的朋友，也有許多與他在政治立場上不同的同僚。前者如范仲淹──他和滕宗諒一同於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還曾在滕宗諒被彈劾時挺身出面為他辯護，兩人可謂摯友；後者如王拱辰──正是由於這位御史中丞的不斷彈劾，才使得滕宗諒在三年的時間內先後被朝廷改判為三州的地方長官，令他車馬勞頓，奔波於從虢州到岳州再到蘇州的路途上。

事實上，在滕宗諒生前從政於地方的時候，他一向崇尚氣節、重視教育，興修了許多學校，江淮一帶也遍布著他的弟子 。身為一位有著如此作為的官員是應當會在去世後受到一定褒獎的。後來發生的事也印證了這一點──身為滕宗諒好友知己的范仲淹，在自己貶居的鄧州為這位已經逝去的故人寫下了一篇洋洋灑灑的祭文，同時還為他撰寫了墓誌銘。在〈滕待制宗諒墓誌銘〉和〈祭同年滕待制文〉中，仲淹追憶了他和滕宗諒「忠孝相勖，悔吝相懲」的深厚交誼，盛讚滕宗諒為人為文都堪稱楷模，嘆惋他有才有德卻沒能完全施展開抱負。

在祭文中，有八個字於後人而言顯得特別醒目，即「巴陵政修，百廢俱興」。這本是在講滕宗諒「知岳州軍州事」時政績斐然，然而這八個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那句「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再看墓誌，開篇即述「君諱宗諒，字子京」。於是，我們明白過來，曾任參知政事、在北宋政壇和士林都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力的范仲淹，何以會為這樣一個被貶謫的地方官員的去世，又寫祭文又寫墓誌。因為這逝者正是曾與他一同在西北戰場上對夏作戰、經他舉薦升遷、又在被誣陷時由他出面辯護的人物，他們之間的交情可謂由來已久。

然而，范仲淹真正成就了滕子京的作為，反倒是撰寫那篇〈岳陽樓記〉的事。這篇立意卓越、境界闊遠的千古名篇如今被刻石立在岳陽樓上，書石者蘇舜欽不僅僅是著名書法家，也是范仲淹的老朋友了──在范仲淹還是參知政事的日子裡，蘇舜欽曾是他堅定的追隨者，蘇舜欽所經歷的不幸遭遇，也和范仲淹當時主持的政治改革有著不可磨滅的關係。至於石刻的篆額者，則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邵餗。這樓、記、書石、篆額四者加在一起，在後世並稱「四絕」。

〈岳陽樓記〉是范仲淹於慶曆六年（西元一〇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完成於鄧州春風堂的。在一年零三個月前 ，滕宗諒寄來了一篇〈與范經略求記書〉給范仲淹，另附〈洞庭秋晚圖〉一幅。在文章裡，滕宗諒竭力向范仲淹闡明岳陽樓原先之雄壯以及為之作記的必要。可是，縱覽全文，或許是出於不想讓自己被貶的遭遇再次攪擾起仲淹內心的愁緒，宗諒在書信中全然不提國事，也不知這是否令心懷天下的范仲淹有所悵然。

不過范仲淹終究是願意動筆的，正如滕子京所說，他請仲淹作記不單是因為他的文章「凜凜然為天下之時望」，更重要的是，仲淹本人也「雅意在山水之好」。然而，滕子京為政不重民生卻興修樓宇，按照常理這不是仁政，仲淹又怎可能為之作下「政通人和」的斷語呢？原來，滕宗諒重修岳陽樓時的集資辦法，是昭告百姓，但凡捐獻便可銷抵在官府的舊債，他不久就集來了一萬緡。因而在岳陽樓建好後，岳州人裡沒有人非議這項舉措，反而人人稱讚滕宗諒的行政才能。

文章開頭除了交代寫作背景，還講述了滕宗諒「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岳陽樓上的業績。這件事看似平常，卻實打實的是推動岳州當地文治發展的舉措，特別是宗諒讓人編排文章時不依照作者的官爵貴賤排序，更是別有風範。為此，宗諒還在慶曆六年七月十五日寫下一篇〈岳陽樓詩集序〉，文采斐然，也不枉仲淹曾說他「文思高若翔」。

在文正公的這篇駢散結合的作品正式開始描繪岳陽樓周遭自然景物伊始，作者懷揣天下事的胸襟所表露出的氣勢便蘊藏於文字之間。凝鍊簡潔的文字勾勒出的是洞庭湖水的浩蕩澎湃，「銜遠山，吞長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這種激昂震撼的描寫，將作者的胸中丘壑、壯志宏圖間接展現出來。此時的仲淹遠離開封、謫居鄧州，然而從他的文章中卻感受不出絲毫的消極頹廢之意。

緊接著，仲淹先寫「去國懷鄉，憂讒畏譏」之憂愁，後又寫「心曠神怡，寵辱偕忘」之得意，於一憂一喜間豁然自處，足見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境界。同時這或也是仲淹在有意勸諫宗諒看淡宦海沉浮，要有不在乎得失榮辱的坦蕩胸懷，畢竟眾所周知，宗諒是個自負才高的人，對自己被貶謫的遭遇一向心有積怨，以致後來岳陽樓落成之時友人前來祝賀，他卻仍鬱鬱不歡，只稱自己想大哭一場。

文至最後，仲淹以老健的筆力將全文的立意推上新的高度，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將儒家的普世價值觀一語道破。仲淹雖處仕途的低谷，卻完美地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宏大抱負、高風亮節表達出來。僅僅只是這句唸起來並不複雜的話，卻足以概括積極入世的宋代新儒家士人的精神綱領。

對於〈岳陽樓記〉這樣一篇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難以撼動的地位的作品，再多的褒獎之詞都是多餘的。然而，從史學研究的角度考慮這樣一篇文章，我們更多的，是從文章的「從容不迫，層次清晰，遣詞精煉，靈活而富於形象」看出「作者的雍容氣度，襟期磊落」 。看出范仲淹所活躍的那個時代裡整個士大夫社群憂國憂民的情懷。

這也恰恰是范仲淹，在兩三年前他身處權力核心層之時主持的那場政治改革運動中，所倡導的士大夫的核心思想精神。事實上，圍繞著滕宗諒知岳州，當時文壇、士林幾個重量級的領袖人物都應宗諒之邀留下足資後世的美文，除卻〈岳陽樓記〉，同樣是在慶曆六年，歐陽脩還在收到宗諒寄來的洞庭山水畫後寫下了散文名篇〈偃虹堤記〉，尹洙寫下了〈岳州學記〉。他們三人在不久前的那場政治風雲中都曾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如今又都遭逢挫難，然而他們卻都將自己的志向情懷寄託於文字中，讓他們在岳州這不大的地方重新相聚，在文學的領域共同做出了新的建樹。

然而，質疑常常會不期而至。對范仲淹而言，問題就出在那幅常常被人忽略的〈洞庭秋晚圖〉上。古時的文人，幾乎從未對〈岳陽樓記〉的寫作背景產生過任何懷疑，然而到了近現代，學者卻開始普遍質疑范仲淹有沒有到過岳陽樓──這無疑是對范仲淹人格的衝撞。有許多學者大膽猜測，仲淹不過是依照著滕子京寄給他的這幅畫中所畫的洞庭湖景，寫出了這篇文章，而並未真正親往領略過洞庭的水光山色。

事實上，這樣的說法並非沒有依據，因為今人向來查不到直接的證據證明仲淹在此前曾經有去過洞庭湖遊賞。然而，滕宗諒也未嘗表露過讓仲淹作記前，必先來岳州走一趟的意思，更何況宋時作記本也不必非要親歷其地 ，故而因此指責仲淹為文不嚴謹則是毫無道理的。

然而仲淹到底有沒有可能去過洞庭？

這還要從仲淹少年時代的經歷說起。

第一章　山雨欲來：范仲淹的早年經歷與北宋前期的政治局勢

一、岳州故事

慶曆七年（西元一〇四七年）三月的一天，剛上任沒多久的蘇州知州、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在蘇州州府的黃堂與世長辭了，時年五十七歲的他死於不久前染上的病疾 。滕宗諒活著的時候，他是一個倜儻自任、樂善好施的人。身為一名有著豐富仕宦經歷的官員，他有許多與他在政治立場上相同的朋友，也有許多與他在政治立場上不同的同僚。前者如范仲淹──他和滕宗諒一同於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還曾在滕宗諒被彈劾時挺身出面為他辯護，兩人可謂摯友；後者如王拱辰──正是由於這位...

序

半年前，我老伴張平生上網，跟我說：網路上在傳一個研究歷史的高中生，很熱門。我不以為然地說：哪有這種事，歷史是累積出來的。過了不久，七月二十二日，北師大研究生張閌等人來訪，一位年輕人跟隨其後，他自我介紹：林嘉文，高二學生，西安人。送我兩本書。我接過來，看了一眼，著實吃了一驚，那不是兒童讀物，而是有學術含量的著作。一本是已經出版的《當道家統治中國：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迅速崛起》，寫的是漢朝建國與道家的關係。和一本待出的書稿《救斯文之薄：北宋慶曆年間的新政、黨議和新儒學運動》，寫的是范仲淹領導的北宋第一次改革運動。兩本書均有三十多萬字。我很納悶，現在高中生應付作業和考試，都忙不過來，哪有時間看書寫作？還寫得那麼厚重。我在五六十年前上高中時，看一些課外書，讀《綱鑑易知錄》，知道一些課外的歷史，寫點心得筆記，就算不錯了，寫書的事根本不曾想過，更不必說付諸實踐了，真不可思議。臨別，小林拿出予在二〇〇九年出版的《宋史考論》，請我題詞，我寫了一句：「考據是治學的基本功。」十月十七日，嘉文來電，說他準備要重新出版，請我寫個序。我說：寫序可以，只是現在忙於準備下個月去武漢講學、赴杭州參加國際宋史學術討論會，十一月二十日後才有時間。十一月十一日自杭返西安，用了幾天時間對即將發表的論文做些修改寄出，這才有時間坐下來，讀一讀林的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學術規範，言必有據，注文長達六萬多字（編者按：出於行文流暢的考慮，略有刪節），占全書五分之一以上。博覽群書，引證古籍一百二十七種，今人論著三百一十一種，其中外國著作四十餘種。充分吸收了中外有關范仲淹與慶曆新政的成果，對於有爭議的問題，做了認真的分析，提出取捨意見。其治學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其水準放諸當今有關范仲淹慶曆新政較為優秀的論著之列，也是當之無愧的。

說實在的，我對當今史學界存在的粗製濫造成風、學術垃圾成堆的現象十分擔憂，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當我看到年輕高中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確信，不可小看年輕一代，他們其中是有好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茁壯成長，成為學術界的新星。我一向不願為年輕人的書作序，我的學生們修改論文後出書，請我寫序，都拒絕了，而今自破其例，為了鼓勵這位年輕人，我欣然答應作序。此書的優點，讀者自會鑑別，我就不多說了。我只想說，現在僅是良好的開端，千萬不可以此為滿足，從研究角度講，還沒有真正上路，要更上一層樓，必須知道自己的缺陷，只有不斷克服缺陷，才能不斷前進，前進的過程就是克服缺陷的過程。

治史大致可分寫史和研史兩類。寫史是描述歷史，如人物傳、歷史事件等。歷史轉瞬即逝，又不斷翻新，它不可能重複出現，紛繁複雜的歷史過後，只留下一些殘片碎末，後人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去復原歷史，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適認為這是文學家的任務。研史是研究歷史問題，資料有真有偽，需要辨別，許多疑難問題，需要解決，表象背後隱藏的奧祕，需要去探索。胡適認為，這一切才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當然兩者之間，並沒有鴻溝，現在研究歷史的往往兩者兼顧。寫史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蒐集相關資料，連綴成文，不看他人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證。這類論著比較淺薄，缺乏學術含量。第二個層次，是盡量吸收他人成果，這類論著能反映當前已達到的學術水準，但缺乏新的突破。第三個層次，則是在作者自己做過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能表現最新最好的水準。本書屬第二個層次。這一層次的局限性在於，對有分歧的見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對尚無不同看法的見解往往會照單全收，如有人說宋代是「文不換武」，本書就說「文臣們鐵了心『文不換武』」（頁四十二）。事實上，宋代武換文、文換武兩種現象一直同時並存。王應麟（西元一二二三至一二九六年）《玉海》卷一百二十七：「宋朝文武無輕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學授文資者，若興國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㟸，咸平三年錢惟演（西元九七七至一〇三四年）。有文臣以智略易右職當邊寄者，若雍熙四年柳開（西元九四七至一〇〇〇年），祥符九年高志寧，天聖元年劉平，四年劉牧，慶曆七年楊畋（西元一〇〇七至一〇六二年），皇祐四年蘇緘（西元？至一〇七六年），治平二年種診、諤（西元一〇二七至一〇八三年），三年種古及張亢（西元九九九至一〇六一年）、劉幾（西元一〇〇八至一〇八八年）、李丕諒之屬，熙寧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換官法。」除上舉各例外，文官主動要求換武者尚有景泰（《長編》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九月己未）、呂渭（《長編》卷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冬十月壬戌）、李時亮（《長編》卷兩百七十五熙寧九年五月己卯）、蘇子元（《長編》卷三百七十八元祐元年五月壬午）、趙叔盎（《長編》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冬十月壬辰）等，後者還是宋皇室成員。

擺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務是如何提高至第三個層次，這絕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達到的，必須從寫史走進研史之路，向歷史學家邁進。即不能滿足於看他人的論著，而必須從閱讀原始資料著手，切記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帶著問題去讀，才能發現新問題，然後設法解決新問題，寫出有獨到見解的論文來。

對於一些熱門話題，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輕易相信已有的結論，要多問幾個為什麼？就范仲淹與慶曆新政而言，論著多得不勝枚舉，似乎已無文章可作，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如范仲淹憑藉什麼取得仁宗和大臣信任，支持他實行變法？為什麼後來仁宗又改變主意，不再支持？為什麼范仲淹靜觀變法終止，沒有採取任何挽救措施？為什麼新政的積極支持者，才過二十來年，到王安石變法時通通成為反對派？他們為什麼那麼一致地變成保守派？為什麼王安石從來沒有正面讚揚范仲淹的新政？……

下面，就多數人視為定論並被林書所接受的一些問題，如認為祖宗之法是保守的，范仲淹新政的矛頭指向祖宗之法等，談一下我的不同看法，供作者參考。

我認為，祖宗之法是先進的，而不是保守的。它的宗旨是「防弊」，防止一切可能危害政權的弊端，為此，創造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完善了用以限制皇權和相權的臺諫制度。應該說，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最好的體制和制度。它的實施，使唐末五代軍閥專政的混亂局面得以終止，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皇室內亂（如八王之亂）、太后篡權（如武則天建大周）、宰相篡權（如曹操）、外戚（如王莽）、宦官篡權亂政，不再重演。它使宋文化達到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化的頂峰。

任何改革都需要尋找一個權威力量作為支撐，在古代，權威力量有兩種，一是祖宗之法，二是儒家經典。范仲淹依託的是前者，王安石依託的是後者。當社會出現種種問題，但尚未達到政權覆亡的程度，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會站出來變法，對一些直接背離祖宗之法的，可以變回去，對新產生的問題，則用祖宗之法的精神去解決。在研究慶曆新政時，不可局限於范仲淹（西元九八九至一〇五二年）個人，這是一批菁英共同的行動，特別不應忽視新政的第二號人物富弼（西元一〇〇四至一〇八三年）的作用。

二〇一一年，我在第二屆嶺南宋史會上提交了〈「祖宗之法」是實施慶曆新政的武器──富弼《三朝政要》研究〉的論文，並作為主題發言，指出新政是范仲淹與富弼共同策劃的，在范實施變法的同時，富弼邀請歐陽脩（西元一〇〇七至一〇七二年）等人編寫《三朝政要》二十卷，此書雖佚，但仍散見於宋代各書中，我輯得佚文近八十條。從佚文中可以看出，富弼等人把太祖、太宗、真宗三皇帝言行分門別類彙編成書，所選事例，全是為糾正時弊、實行慶曆新政提供史實依據，其內容多與范仲淹的變法主張相對應（除了軍事之外）。富弼在《政要序》中明確地說出編寫此書目的，要用盛美的祖宗之法，去扭轉近來法制不立的現狀。書中所採用的史料，主要是反映祖宗之法的《聖政》和《寶訓》。

正因為扛著祖宗之法的大旗，才得到皇帝和大臣的支持，使變法得以實施。然而當變法觸及太多官員利益時，必然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在失去多數士大夫支持後，按照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仁宗只能下令終止新政，而范仲淹從維護共治天下體制的大局出發，也只能接受這一事實。新政雖然失敗，但並不妨礙仍然出現慶曆之治、嘉祐之治的繁榮局面。

王安石（西元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年）變法動作非常大，他扛著儒家經典的大旗，對經典做出有利於變法的新解釋，以此否定祖宗之法中的重要內容，這當然要遭到維護祖宗之法的慶曆新政派的強烈反對。王安石為了推動變法的進行，一再鼓動神宗加強君主獨斷，使臺諫官淪為宰相的附庸，破壞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新法推行幾十年，其後遺症非常嚴重，北宋之亡，他是難辭其咎的。

李裕民

序

半年前，我老伴張平生上網，跟我說：網路上在傳一個研究歷史的高中生，很熱門。我不以為然地說：哪有這種事，歷史是累積出來的。過了不久，七月二十二日，北師大研究生張閌等人來訪，一位年輕人跟隨其後，他自我介紹：林嘉文，高二學生，西安人。送我兩本書。我接過來，看了一眼，著實吃了一驚，那不是兒童讀物，而是有學術含量的著作。一本是已經出版的《當道家統治中國：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迅速崛起》，寫的是漢朝建國與道家的關係。和一本待出的書稿《救斯文之薄：北宋慶曆年間的新政、黨議和新儒學運動》，寫的是范仲淹...

序

自序

第一章　山雨欲來：范仲淹的早年經歷與北宋前期的政治局勢
　　一、岳州故事
　　二、幼年坎坷
　　三、苦學生涯
　　四、北宋的建立
　　五、邊患重重
　　六、貧弱之局

第二章　萬千氣象：仁宗朝初年的士人結盟與朋黨政治
　　一、范仲淹早年的仕宦與思想
　　二、「救斯文之薄」
　　三、「儒者報國，以言為先」
　　四、「四賢一不肖」
　　五、西北軍政的壓力

第三章　同道為朋：革新思潮下志同道合的人與慶曆新政
　　一、「患法之不變」
　　二、天章閣對策
　　三、慶曆新政的十條綱領
　　四、吏治改革與其他
　　五、歐陽脩的文史之學及其思想史背景
　　六、虛虛實實的「朋黨」
　　七、慶曆興學與「宋初三先生」

第四章　人散曲未終：新政的夭亡與北宋的士大夫精神
　　一、「天下議論相因而起」
　　二、「當世已不容」
　　三、「自知其不可行」
　　四、政治、權勢與「風」

尾聲　波峰浪谷—近世清流的命運

附錄1：晚唐至宋初社會歷史大背景與慶曆新政

附錄2：關係、典範、歷史想像—對歷史研究的若干隨想

參考書目
　　基本文獻
　　今人論著

序

自序

第一章　山雨欲來：范仲淹的早年經歷與北宋前期的政治局勢
　　一、岳州故事
　　二、幼年坎坷
　　三、苦學生涯
　　四、北宋的建立
　　五、邊患重重
　　六、貧弱之局

第二章　萬千氣象：仁宗朝初年的士人結盟與朋黨政治
　　一、范仲淹早年的仕宦與思想
　　二、「救斯文之薄」
　　三、「儒者報國，以言為先」
　　四、「四賢一不肖」
　　五、西北軍政的壓力

第三章　同道為朋：革新思潮下志同道合的人與慶曆新政
　　一、「患法之不變」
　　二、天章閣對策
　　三、慶曆新政的十條綱領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