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本書所載的採訪、故事，和作者們所用的田野調查方法，正好示範了對「日常宗教」的重視，還原宗教的實踐面貌，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關瑞文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副院長）

這本小書除了有助讀者了解香港的一些掌故與現況，更可提升讀者的興趣及洞察力，讓讀者自行發掘身旁的街坊眾神的故事。（賴品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宗教研究））

為大眾寫史的好處，是因為我們不常為立法的問題或企業併購的問題而煩惱，所以街坊對生活瑣事的切身經驗，可能是更有用的歷史知識。但願這部《街坊眾...

從高野山到獅子山——港人真言宗住持的苦行密法

日本的高野山真言宗設有一個香港別院，名為蓮華定院。住寺劉真華阿闍梨 有著一頭烏黑短髮，外出時穿便服，假若你早上在茶餐廳碰見她吃早餐，也許沒有辦法聯想到她修佛，更是一院之住寺。其實，劉真華在成為僧侶之先，她的生活與大多香港人一樣，有穩定的工作、閒時與朋友家人相聚、放假時到日本旅遊。她與香港人愛好日本的原因一樣，喜歡日本的寧靜、藝術、古建築、庭園與花道茶道等等，只是她比一般香港人多踏出了一步，而且是著重旅遊面向的香港人不會想像到的——宗教。佛教講求緣份，而劉真華的經歷淡然如一場因果的網絡，其中沒有非常顯著的轉折點。在過往的每個機緣以及她所作的每個決定，引領她走到日本高野山求法，體驗苦行生活。

說到真言宗的歷史與起源，則要追溯至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於十九歲已入山修行的日本僧人空海大師隨遣唐使前往西安拜於惠果門下，成為真言宗的第八高祖。學成後他回到日本開宗立派，名為「真言宗」。他在公元八一六年於高野山修行，並建立了金剛峰寺，成為真高宗的總本山，一直延續至今。傳入日本後的佛教與已與中國佛教大相逕庭。經過了一千多年的發展，佛教同日本嘅文化同宗教已經緊緊扣連，互相影響。

為求法不惜跨洋千里

出發到日本高野山求法之前，劉真華對於佛教可說是毫不認識，頂多是參拜觀音，都是一般受民間信仰影響的香港人會做的宗教行為。直到後來她到了日本旅行後喜歡上那邊的寺廟，才萌生出去日本留學的念頭。二十多歲時，她在日本唸了兩年語言學校，期間亦到訪過當地寺廟，被那裡的古代建築、古舊的佛像及寧靜安逸的環境吸引，漸漸對佛教產生興趣。因此，讀完書回香港後，她一邊打工，一邊了解佛教。

接觸到真言宗可謂是一種緣份，憑著一顆單純地喜愛日本寺廟及佛教的心，劉真華在網絡上搜尋「日本宗教」，並找到了高野山的出版社，真言宗亦成為她第一個接觸的佛教流派。劉真華因緣際會下讀了一些日文的佛教書後，發現了出版社的老闆認識寺院中人，從中可以介紹她到高野山修行。思慮之下，相比起香港的都市繁囂她更嚮往日本寺院的寧靜安逸，她便決定賣掉房子與離職，隻身前往日本學佛。

「現在我們多了很多可以在網絡上學佛的方法，甚至可以足不出戶就能接觸到密宗，」劉真華對比了如今與九○年代學佛的差異：「但那時我憑著有限的日語摸黑上山，從來都沒去過那麼荒蕪的地方，大概兩百米才有一盞路燈，大約到晚上六點左右，已經是伸手不見五指。那是十二月，正值冬天，我一個人夜晚爬上渺無人煙的高野山，嗰時都幾驚的。」上山也不是僅此一次的事，「我足足來回了六七次，上高野山與各個行政單位、教學部、師傅們去做面試。」每次上山面試，劉真華只是短短在山上逗留八天多便下山，不停來來回回。

在面試裡最常碰到的問題無非是「香港沒有佛教嗎？為甚麼跑來日本學佛？」劉真華的回應方式頗有佛教故事的慧黠：「一千二百年前惠果上人 沒有依據國籍來判斷應該把密法傳給誰，才有後來第八高祖空海大師把密法傳入日本創立真言宗的歷史。千幾年的今日也可以將密法傳給其他國藉的人。」起初她只是想認識佛法，她沒想到在這來來回回的經歷，以及過往搜集資料的過程中體會了佛法的可貴之處，潛移默化地喚起她將密法帶到本地的渴望。儘管她是香港人，也是女性，但這些外在條件也無礙她一心求法的決心，仍然決定不惜一切付上代價求法。從被拒絕、到接納、到上山出家，足足經歷了好幾年的考驗。在法心感動之下，從一九九○年皈依添田隆昭大僧正門下修習真言宗密法後，她到了一九九六年才感動到他們，得以在高野山蓮華定院得道，得到法號真華高野山終於願意讓她參與一百零八天的苦修計劃。

寒冬雪山裡苦行修練

那是冬季二月，日本剛開始融雪時期，正值全年最冷的一個月，劉真華凌晨三點就要起床。在她的房間裡只有一個聊勝於無的小暖爐，在高野山上根本算不上是甚麼慰藉。衣櫃裡只有三件僧衣 ，地上一雙木屐。她起床，打坐，唸經一直到五點半，就開始準備需要學習的課程和法事，然後六點上早課 。

其後她便去與師傅和同門吃早餐，在佛寺裡吃飯名為「過堂」 ，需要時時唸經。早餐過後她便開始打掃和唸經，直到十二點午餐後，苦修最辛苦的一段便來了。她要在冰天雪地中穿著木屐前往「奧之院」和「壇上伽藍」，前者是空海大師長眠之處，後者是空海建立的道場。這兩個地方距離午餐的地方足足有兩公里，沿途全是及膝雪地，她頭上也因苦修剃去頭髮：「有時真的冷到下意識哭了出來，沒有辦法。雪會在木屐的趾縫中卡上來，直到膝蓋全是冰冷的雪，成隻腳凍到爆拆，根本是舉步難行。」

除了外在環境外，人際關係也是一個難關。她是當期在高野山上唯一一個外國人，也是少數的女性，其他全是日本寺院的繼承者。他們前來高野山苦修後，便能回到自己祖傳繼承的寺廟擔任工作。日本是著名充滿潛規則的地方，比如餐具用具如何擺放等等他們不會直接告訴你，只會沉默告之，劉真華在初時就為此吃了不少苦頭。其後到了閉關修行後，這種人際關係的難題又變形成另外一種苦項，其時他們被下令禁語，除了唸經外不得交談，就算見面也只能合掌點頭致意。少了交流，卻多了孤獨，在修法的這些日子裡她唯一能交流的對象就是師傅：「如果讀經時有不懂的地方，我就會寫字條book appointment，在會面處等師傅來指導。」在冰天雪地的高野山上，佛教也悄然成了一個現代的規訓機構，有著各式各樣的行政事務。顯然，這種生活對在香港長大的劉真華來說實在不易，苦修期間十分掛念香港的茶餐廳以及閒時與朋友食飯聊天的生活。艱苦的修練、離鄉的孤寂，令劉真華萌生起放棄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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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除「迷信」再讀史 譚家齊

香港小學的中國語文課程，曾經有一篇可圈可點的課文，大意如下：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少年時代，於鄉下跟玩伴到寺廟中遊玩。在得意忘形之際，這幫頑童駭然發現殿宇中的神像面目威嚴，便都害怕起來了，更準備逃離寺廟。遊戲時間似乎要就此結束，但天不怕地不怕的國父為讓眾人釋懷，竟跳上神壇並併發神力，將神像的手臂折斷，聲稱「偶像」連自己的手也保不住，大家對它又何必敬畏呢！神像沒有反抗，是否即代表這個神靈是虛幻的呢？這則課文竟沒有指斥國父破壞家鄉的文化遺產，反而藉此誇讚這位基督教徒破除了「迷信」，從小便展示了革命領袖的本色。前輩學者已指出此故事疑點不少，而且相關行為也有充滿爭議性，最終在課程中消失了。不過，故事主要的教訓卻烙印在好幾代人的心裡，似乎成了香港以至整個大中華地區的精英價值：將傳統信仰標籤為「迷信」，視之為中國要進入現代社會必須「破除」的障礙。

在這種氛圍下成長的我，在小學至大學本科時代，竟不自覺地將不同的宗教信仰等同於「迷信」。雖然未敢如國父般跳上神壇，但往往對熱情投入於自身宗教的親朋戚友有所保留，甚至我自身信仰了基督新教，也是以極為理性的方式去「了解」教義，更視聖經及其他基督教文獻為「研究」的對象。因為在我的骨子裡，就是要拒絕「迷信」。

不過，究竟甚麼是「迷信」呢？我似乎沒有找到答案，因為如果視野偏狹，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若是胸襟夠廣，則「迷信」就根本不存在了。這個結論，是我在牛津大學修讀博士課程時體會回來的。當時我最勤出席的課程，是中國考古學權威羅森夫人（Dame Jessica Rawson）的研究生討論會。每個參與的同學都是學有專攻的，會就不同的考古學及藝術史課題作深度的報告，還會被教授、客席學者與「天不怕地不怕」的同學尖銳地詰問。有次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對漢代黃泉世界概念與墓葬關係作報告，提到那些宗教觀念是「迷信（Superstition）」，羅森教授竟當頭棒喝，厲聲責問那些概念有何不對，我們憑什麼說人家是「迷信」？

其實從歐美的史學史角度來看，「迷信」確是一個過時的標籤。早在一九六○年代開始，西方的史家在研究前現代的歷史時，已指出不同信仰的神學系統，甚至其中法術、魔力、神蹟等對世界運作的闡述，其實都是現代科學出現以前，對各種自然與人文現象的「技術性」解釋。例如在傳染病觀念未形成之前，解釋染疫者是受惡靈的侵害。那些宗教術語當然有別於科學語言，但都是在技術限制下盡量忠於事實的描述，不可一概說是欺騙百姓或胡思亂想的結果。以為掌握了科學，便會指出不用科學語言描述的世界觀是迷信；以為自己的信仰就是真理，便會指責其他的宗教是迷信。自己不解當然是迷，但自己不解自己便不必去信，何必辱罵其他能解能信的人為「迷信」呢？此外，既然有人能解，為何不嘗試問問人家的理解如何，也問問為何他們能接受有相關的信仰。有了這種「同情地理解」定體悟，便開闊了對歷史人物了解的新天地。

我一直相信歷史研究對今人最大的貢獻，是分析過去的人物在面對他們的處境時如何做選擇。受了現代科學、經濟學洗禮的我們，易以「最大利益」的「理性」框架，套入古人的思維來了解他們的抉擇。但是祖輩的信仰跟我們往往不同，他們眼中的最大利益或許超越了物質與現世。如果對人的了解缺少了宗教信仰的維度，就難免一知半解了。當然，要解決這限制是知易行難的，因為這是根深柢固的包袱，並不只能怪孫中山先生。

我們常說香港是中西文化的匯萃之地，那麼中西文化對本地的宗教發展，是否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呢？這要視乎站的是精英文化還是普羅文化的立場。中國的精英文化是高度理性的，天道是沒有喜怒哀樂的規律，而孔子也「不語怪、力、亂、神」。另一方面，西方的有識之士如果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無神論者，就多是秉持「在禮貌的社群中，不談政治與宗教」的原則，因為這樣大概能避免出現不禮貌的爭辯。所以除了系統研究宗教的學者外，中西的精英多慣於將鬼、神及信仰推到邊緣位置，不得已才觸及宗教的話題。流風所及在探索古人時，便盡量不以宗教為史事解釋的核心了。

當然，中西匯萃也包含了不受精英束縛的普羅文化。開埠以來世界各地的移民與訪客，便將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帶到香港這片彈丸之地，在擁擠的街坊中樹立各種聖域與寺廟。也許普羅大眾自有謙卑的心腸，不敢相信真理就在自己的手中，而香港的低下階層多視各種宗教都是「導人向善」的，因而不同宗教的信徒，通常也能和而不同地共處，甚至追求多教的融合，聽取不同的神諭與陌生的心聲。只是這個街坊的香港，在以政治家和大商家為主軸的歷史書寫下，只有模糊的面貌，往往隱沒於時代的洪流之中。

德維以宗教角度研究歷史起家，但言行時有刻意凡俗的傾向，所以他會告訴你被視為「痴漢」的困境，或者對「蘿莉控」的同情。正因為出聖入凡，更能走出精英的框框而進入普羅的世界，去探望及聆聽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靈魂，去了解鬼、神、天父如何跟他們渡過人生的喜怒哀樂，去分析他們的信仰如何指點迷津，幫助作大小的抉擇。德維與幾位同是有心人的伙伴，走入街坊的深處，為我們搜集一塊塊細碎的拼圖，以香港的不同宗教為經，以多個宗教信徒具體的信仰經驗為緯，為我們編織出一部以普羅為主角的香港故事。為大眾寫史的好處，是因為我們不常為立法的問題或企業併購的問題而煩惱，所以街坊對生活瑣事的切身經驗，可能是更有用的歷史知識。

先破除對「迷信」的執著，也不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並且尊重與理解有別於自身的信仰，再盡量走進普羅之中，嘗試去體會他們人生的抉擇，並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來書寫。這樣的「採風」編纂過程，會不會成為歷史研究的「新常態」呢？但願這部《街坊眾神》，能給我們有血有肉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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