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omeland's bountiful nature heals wounded soldiers: Nation building and Russian health resort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Adele Lindenmeyr et al. (eds.) Russia’s Home Front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14-1922. Book 2. The Experience Revolution of War and Revolution, Bloomington: Slavica, 2016.
歐洲列強均勢的國際體系，成立於一八一四年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由於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控制歐洲的前車之鑑，讓各國在會議中一致同意，必須防止再次出現單獨稱霸歐洲的霸權國家，並且維持當前各國的現狀與國境。為達成這個目標，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法國等五大強國互結為同盟，形成所謂的維也納體系（Vienna System）。但五國的同盟關係很快就動搖，維也納體系也跟著縮小，最終消失於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浪潮之下。不過，列強均勢的國際體系，實質上在那之後也依然存續。在一八五三年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中，列強之間雖曾爆發軍事衝突，但戰場位於當時歐洲的邊陲，戰火並未波及歐洲本土。之後，義大利和德國實現國家統一，列強增加為六國。德國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雖促使列強的帝國主義向歐洲之外發展，但他仍致力維持歐洲的現狀與和平穩定。在列強增加後的國際體系支撐下，歐洲主要列強各國逐漸達成近代化與形成市民社會。
德國會提出停戰，是因為國內由於以軍需產業為主的經濟型態和糧食危機等因素，導致軍民疲弊，而且軍方從美國援助協約國陣營的經濟和軍事規模判斷，認為不可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然而，協約國陣營完全沒料想到，德國會在這個時間點上提出停戰。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令革命俄羅斯屈服，將廣大的中歐地區置於支配之下；同月並於西方戰線（Western Front）發動大規模攻勢，此次也越過了開戰後不久進攻法國之際無能突破的馬恩河（Marne），眼下已直逼巴黎。在七月初的時間點上，德國占領的地區和控制範圍，從巴黎前方到烏克蘭，自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達到大戰期間的最大版圖。八月時，德軍雖因協約國陣營的反擊而後退，但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仍說：「德國大概還能打上好幾年吧！」協約國的首腦們，就算不像他那麼悲觀，大多也都認為與德國的一決勝負，應該要等到一九一九年美國派遣到歐洲的軍隊完成部署之後。換言之，即便在一九一八年秋，協約國陣營最需優先處理的課題，仍是以軍事力量打倒德國。
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協約國陣營，別說是針對與德國之間的停戰協定，就連關於和平條約與戰後的各種復興計畫，也都未曾進行過任何事前的準備和協議。在停戰協定成為具體事實後，主要參戰國才展開協議，停戰協定成立前夕的十一月初，方決定以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作為和平會議的原則，以巴黎為和會的召開地點。協約國陣營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是因為除了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更完整的替代方案，且德方也已接受〈十四點原則〉。關於〈十四點原則〉，英國反對其中提出的「航海自由」，且由於擔心會讓愛爾蘭的獨立運動死灰復燃，對於「居民自決權」的態度也很消極。法國也基於報復、嚴懲德國的強硬方針，對威爾遜提出的「沒有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抱持批判的態度。另一方面，美國也憂心，和會召開地點定在仇德心理最強烈的法國首都，是否是一個適合作為冷靜且公平進行協議的場所。
威爾遜總統是首位在任期間離開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而美、英、法、義四大國的首腦，也是在一九一八年底才首度齊聚一堂。雖在法國總理喬治．克里蒙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的懇求下，決定以巴黎作為和會召開地點，但法國的仇德心理在和會中以各種形式爆發，拉長了協議的過程。不過，從和會結束後清楚可見的、參加國的外交團與來自新興國家和殖民地的請願團體的規模來考量，要在巴黎以外的地點召開和會應該是很困難的。
與百年前全歐洲統治者之間的國際會議──維也納會議比較，可以清楚看出，在這期間的近代化過程中，國際社會是如何轉變與擴大。在維也納會議中，與會者幾乎全是當時握有國家主權的皇帝和國王，或是上流階級的貴族，人數很少，如英國的外交團只有十四人。然而到了巴黎和會，英國的代表團是兩百零七人，加上秘書、司機等隨行人員則超過四百人以上；至於美國代表團的規模則大到超過千人。而且，參加國的範圍，包含了南美洲各國、英國的自治領，以及來自亞洲的日本和中國等，名符其實地遍及全球；各國代表團和隨行人員的全部總數達到一萬人，成為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會議。除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主要國家的首腦，全都不是王族或貴族出身，皆是經由選舉選出、代表國民行使權力的平民政治家。此外還聚集了大量報界人士，如來自世界各國和各地的報社特派員就超過五百人以上。於是巴黎和會就如同威爾森總統所期待的，成為最早「在全球公眾注目下」舉辦的國際會議。在大戰前的歐洲列強均勢下舉行的國際會議中，像美利堅合眾國一般的歐洲以外的參加國，經常被當成客人對待。然而，在巴黎和會中，合眾國肩負起最受矚目的主要任務；來自亞洲的參加國日本，也要求在國際組織（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公約中加入種族平等條款，震驚歐美各國代表，顯露出存在感。中國於一九一七年三月正式跟德國宣布斷絕邦交，於八月對德宣戰，但早於一九一六年八月即應英國、法國的要求，送了十四萬名勞動者到歐洲，提供經濟層面的協助；儘管如此，中國期待在巴黎和會中獲得歸還的德國舊租借地卻被交給日本，中國對此提出抗議，在即將簽署和約之前退出和會，展現出獨立的姿態。
東歐和南歐的新興國家，由於境內少數民族錯居雜處，因此很快就清楚確定由單一民族建立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能做到的程度，頂多僅是修正國界線，盡可能減少各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數量，所有的新興國家都成為境內擁有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因此就必須要有保護新興國家境內的少數民族集團的架構，於是會議要求新興國家在簽署《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之際，必須同時簽署一份保護少數民族的條約（統稱為《小凡爾賽和約》［Little Treaty of Versailles］）。新興國家對於鼓吹民族國家，但實際上卻成為由多民族組成國家之事，深表不滿；更令新興國家忿忿不平的是，戰勝國中的大國並不需要簽署這份條約。因為這些大國被視為已是具有整合國民的能力與經驗的先進國家。新興國家的統治制度會仿效法國採用代議民主制，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The homeland's bountiful nature heals wounded soldiers: Nation building and Russian health resort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in Adele Lindenmeyr et al. (eds.) Russia’s Home Front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14-1922. Book 2. The Experience Revolution of War and Revolution, Bloomington: Slavica, 2016.
歐洲列強均勢的國際體系，成立於一八一四年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由於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控制歐洲的前車之鑑，讓各國在會議中一致同意，必須防止再次出現單獨稱霸歐洲的霸權國家，並且維持當前各國的現狀與國境。為達成這個目標，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法國等五大強國互結為同盟，形成所謂的維也納體系（Vienna System）。但五國的同盟關係很快就動搖，維也納體系也跟著縮小，最終消失於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浪潮之下。不過，列強均勢的國際體系，實質上在那之後也依然存續。在一八五三年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中，列強之間雖曾爆發軍事衝突，但戰場位於當時歐洲的邊陲，戰火並未波及歐洲本土。之後，義大利和德國實現國家統一，列強增加為六國。德國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雖促使列強的帝國主義向歐洲之外發展，但他仍致力維持歐洲的現狀與和平穩定。在列強增加後的國際體系支撐下，歐洲主要列強各國逐漸達成近代化與形成市民社會。
德國會提出停戰，是因為國內由於以軍需產業為主的經濟型態和糧食危機等因素，導致軍民疲弊，而且軍方從美國援助協約國陣營的經濟和軍事規模判斷，認為不可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然而，協約國陣營完全沒料想到，德國會在這個時間點上提出停戰。一九一八年三月，德國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令革命俄羅斯屈服，將廣大的中歐地區置於支配之下；同月並於西方戰線（Western Front）發動大規模攻勢，此次也越過了開戰後不久進攻法國之際無能突破的馬恩河（Marne），眼下已直逼巴黎。在七月初的時間點上，德國占領的地區和控制範圍，從巴黎前方到烏克蘭，自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達到大戰期間的最大版圖。八月時，德軍雖因協約國陣營的反擊而後退，但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仍說：「德國大概還能打上好幾年吧！」協約國的首腦們，就算不像他那麼悲觀，大多也都認為與德國的一決勝負，應該要等到一九一九年美國派遣到歐洲的軍隊完成部署之後。換言之，即便在一九一八年秋，協約國陣營最需優先處理的課題，仍是以軍事力量打倒德國。
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協約國陣營，別說是針對與德國之間的停戰協定，就連關於和平條約與戰後的各種復興計畫，也都未曾進行過任何事前的準備和協議。在停戰協定成為具體事實後，主要參戰國才展開協議，停戰協定成立前夕的十一月初，方決定以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作為和平會議的原則，以巴黎為和會的召開地點。協約國陣營會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是因為除了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更完整的替代方案，且德方也已接受〈十四點原則〉。關於〈十四點原則〉，英國反對其中提出的「航海自由」，且由於擔心會讓愛爾蘭的獨立運動死灰復燃，對於「居民自決權」的態度也很消極。法國也基於報復、嚴懲德國的強硬方針，對威爾遜提出的「沒有勝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抱持批判的態度。另一方面，美國也憂心，和會召開地點定在仇德心理最強烈的法國首都，是否是一個適合作為冷靜且公平進行協議的場所。
威爾遜總統是首位在任期間離開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而美、英、法、義四大國的首腦，也是在一九一八年底才首度齊聚一堂。雖在法國總理喬治．克里蒙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的懇求下，決定以巴黎作為和會召開地點，但法國的仇德心理在和會中以各種形式爆發，拉長了協議的過程。不過，從和會結束後清楚可見的、參加國的外交團與來自新興國家和殖民地的請願團體的規模來考量，要在巴黎以外的地點召開和會應該是很困難的。
與百年前全歐洲統治者之間的國際會議──維也納會議比較，可以清楚看出，在這期間的近代化過程中，國際社會是如何轉變與擴大。在維也納會議中，與會者幾乎全是當時握有國家主權的皇帝和國王，或是上流階級的貴族，人數很少，如英國的外交團只有十四人。然而到了巴黎和會，英國的代表團是兩百零七人，加上秘書、司機等隨行人員則超過四百人以上；至於美國代表團的規模則大到超過千人。而且，參加國的範圍，包含了南美洲各國、英國的自治領，以及來自亞洲的日本和中國等，名符其實地遍及全球；各國代表團和隨行人員的全部總數達到一萬人，成為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際會議。除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主要國家的首腦，全都不是王族或貴族出身，皆是經由選舉選出、代表國民行使權力的平民政治家。此外還聚集了大量報界人士，如來自世界各國和各地的報社特派員就超過五百人以上。於是巴黎和會就如同威爾森總統所期待的，成為最早「在全球公眾注目下」舉辦的國際會議。在大戰前的歐洲列強均勢下舉行的國際會議中，像美利堅合眾國一般的歐洲以外的參加國，經常被當成客人對待。然而，在巴黎和會中，合眾國肩負起最受矚目的主要任務；來自亞洲的參加國日本，也要求在國際組織（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公約中加入種族平等條款，震驚歐美各國代表，顯露出存在感。中國於一九一七年三月正式跟德國宣布斷絕邦交，於八月對德宣戰，但早於一九一六年八月即應英國、法國的要求，送了十四萬名勞動者到歐洲，提供經濟層面的協助；儘管如此，中國期待在巴黎和會中獲得歸還的德國舊租借地卻被交給日本，中國對此提出抗議，在即將簽署和約之前退出和會，展現出獨立的姿態。
東歐和南歐的新興國家，由於境內少數民族錯居雜處，因此很快就清楚確定由單一民族建立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能做到的程度，頂多僅是修正國界線，盡可能減少各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數量，所有的新興國家都成為境內擁有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因此就必須要有保護新興國家境內的少數民族集團的架構，於是會議要求新興國家在簽署《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之際，必須同時簽署一份保護少數民族的條約（統稱為《小凡爾賽和約》［Little Treaty of Versailles］）。新興國家對於鼓吹民族國家，但實際上卻成為由多民族組成國家之事，深表不滿；更令新興國家忿忿不平的是，戰勝國中的大國並不需要簽署這份條約。因為這些大國被視為已是具有整合國民的能力與經驗的先進國家。新興國家的統治制度會仿效法國採用代議民主制，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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