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流散媒體與香港

海外抗衡「大外宣」　何以困難重重？

文／M.Y.

今期《如水》談「流散媒體（Diaspora media）」。讀者可能會一頭霧水，到底甚麼是流散媒體？筆者向香港、臺灣的友人介紹時，就說到：「通俗而言，即是一些離開了原居地、在海外運作、但仍然關心原居地社群的媒體，我們《如水》也是一例⋯⋯」

在國安法後，多間香港傳媒逐一停運，與此同時又有一些新的媒體誕生，面對這個現象，今期《如水》分別訪問《同文》、《棱角》兩間流散媒體，亦訪問了 RFA（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副主任胡力漢，一起探討現時在香港做新聞的環境，以及已在海外的流散媒體能做些甚麼。

RFA 是目前在香港仍有辦公室的外媒。在《國安法後　港媒噤聲　流散媒體資源弱　RFA 能做甚麼？》的專訪中，胡力漢自言：

「我覺得現在香港媒體有好多自我審查……不該說他們自我審查，而是大家都不清楚紅線在哪，所以香港媒體會退得好後 . . . （至於）香港傳媒可以做的，我們都可以做，而且還可以比香港媒體行前一步 . . . 面對（國安法）『紅線』，我們可以企得硬啲」。

雖說 RFA 可以相對「企得硬」，但在香港做新聞還是有不少局限，像是難找合適的人做訪問，他坦言在香港「基本上做唔到嘢」（當然，在海外做新聞也是有一定的挑戰，下文會講述）；還有一點，即使 RFA 相信在國安法下仍有辦法在港運作，但是否有美國政府資助就凡事都無所畏懼？答案是否定的，而令他們最擔心，是聲言即將立法的《基本法》第 23 條，會不會針對外媒。

「以我所知（若然立法後）有很多外國媒體都⋯⋯都咩嘅啦，都摺嘅啦、都走（苦笑），多間外媒都收縮得很厲害。」—— 胡力漢

當許多外媒離港，香港發放新聞的渠道減少，海外香港媒體就變得更有價值，筆者作為在流散媒體工作的一員，認為除了是可以利用海空間繼續為香港議題發聲，也在制衡政權外宣，讓外界聽到不同港人的聲音。故此，今期的主題訂為《流散媒體如何抗衡國家機器？》

在《訪問〈同文〉、〈棱角〉與香港民主女神：流散媒體如何在緊絀資源下生存？》的專訪中，他們不約而同講到在海外做港聞有一定局限，其中：

「海外的流散媒體無法如香港傳媒一樣快速、在現場報道即時情況，亦要依賴香港傳媒的第一手報道。」——《同文》總編 YC

「畢竟人在海外，能取得的新聞資料已是第二、三手，但相信仍可做到一些香港傳媒受國安法『紅線』所限而無法選取的新聞角度。」——《棱角》總編輯 Jane Poon

除此以外，流散媒體都面臨資源短缺的問題，因為難像主流媒體般有持續、穩定的廣告收入，只能靠讀者付費訂閱，兩者皆說更因此裁減人手，其中 Jane 說，希望減省支出能更容易達到收支平衡：

「無辦法啦，（目前）只有 cut（人手）啦⋯⋯大家同事都明白 . . . 因為大家都想做到落去。」

而破曉的評論文章《遙控器上的香港：比起媒體，未來更需要的選擇是……》就不看好香港流散媒體的前景：

「歷史軌跡表明，離散媒體成長所依賴的翻譯外電和移民專題，需求將隨後代融入當地社會而下降。有心人成功配對資金支持仍要面對缺乏影響力的困局，畢竟目前的復甦假象掩飾不了市場萎縮的事實。雖然多間新辦媒體先後吸納以往具公信力媒體的班底，但整體影響力疊加起來，仍不足以彌補一間傳統媒體的消失。要麼只能專注一類新聞、要麼隔周刊登深度報道、要麼在多地頻密更新而分身不暇。最不方便的真相是，即使媒體數量反彈，留下來的人發現以碎片化網誌的方式苟延殘喘，已難以重奪流失至綜合性外媒和專門時事評論的讀者群。」

面對財政壓力、讀者群流失致難以經營下去的，其實不只流散媒體，同樣在國安法後成立，但紮根香港的新媒體亦然。Channel C HK 今年 6 月初「告急」，指一直以來大力支持該平台營運的「有心人」無法繼續提供財力支援，Channel C HK 須在一個月內自負盈虧，否則將在 7 月12 日開台兩週年之際停運。港人聞訊後一呼百應訂閱支持。

《同文》總編 YC 在訪問中提到：

「有賴《蘋果》當年推出訂閱制，讓港人慢慢接受付費閱讀，現在大家都比較願意捐錢給與民主自由有關的組織及媒體 . . . 《同文》今年有開設 Patreon 接受公眾捐款，儘管收到的款項不算多，但至少可以補貼一部分支出。」

那麼有多少香港人願意「課金」支持香港媒體？今期《如水》製作的 infographic 《海外、居港港人　有幾信任、支持香港媒體？》，希望與讀者、傳媒行家一起探討這個議題。我們在《如水》各個社交媒體發帖，邀請公眾分享對於香港媒體（包含國安法前、後成立之海外及香港傳媒）的可信度，以及每月願意花費多少錢訂閱等資訊。

我們透過數據發現，不論在香港還是海外的受訪者，無「課金」者皆超過四成；而願意每月付費者當中，分別有 57% 及 75% 人報稱每月支付金額為港幣 99 元以內。不過，居港受訪者相對比海外受訪者更願意支付較高金額支持傳媒機構，前者有約 25% 每月支付超過 100 港元，而後者僅 14%。

至於哪間傳媒在受訪者心中可信度最高，容筆者賣關子，請讀者在今期《如水》中找答案。

＊ ＊ ＊

在我們這麼厚一本的雜誌，當然不只是訪問傳媒行家，還有其他持分者。筆者在本期雜誌撰寫《行業前景黯淡　為何香港學生仍在海外讀新聞？》的報道，訪問了在 2019 年反送中後，赴英國、美國及臺灣讀傳播學系學士及碩士課程的香港學生，以瞭解他們為何明知香港新聞機構萎縮、就業機會減少，加上香港新聞自由度大幅倒退，仍繼續讀新聞相關科系。

筆者發現，他們或多或少是受到反送中事件影響，但不一定是受抗爭運動啟發而想做新聞，就如在美國讀大學的 Ariel（化名）就談到：

「因為（在旁聽的過程中）法庭內不可拍照或錄影，只能靠文字記錄，我希望自己未來能用記者的身分，透過報道記錄這些歷史，『否則可能之後就無人知道入面發生過甚麼事』。」

其實，她大學主修地質學，正是因為反送中，才突然副修新聞系，還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副修科目及做該校學生報記者，對此的熱誠更超越主修科系。

在英國讀書的 Reagan 想做記者，是源自從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加上讀中學時讀到一篇《傳真社》的報道，讓他認為記者追查鮮為人知的事件讓公眾知道，「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職業」。

至於在臺灣攻讀傳播學院碩士的 Patty（化名），是本篇 3 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人在香港讀過新聞系，並曾在反送中前線做採訪。會去臺灣進修，她不諱言其一原因是不想留在香港發展，也不想在香港繼續讀新聞。從筆者與她交談，察覺她對新聞行業前景的看法較另外兩位悲觀，對未來會否從事新聞行業，她的答覆也比較模稜兩可：

她認為，臺灣傳媒薪酬待遇較差，行業前景不太明朗。她亦會考量做傳媒能否幫助她未來的生涯規劃。她坦言不想在臺灣做即時新聞，只想做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 . . . 若找不到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則可能考慮做 Marketing 或者於研究中心任職。

而在訪問中，他們均告訴筆者，在學業或學生報上，做過、或爭取過做有關香港的議題，但當筆者問到假設未來在海外做傳媒，會否想繼續做香港議題，三者均認為該 move on，其中 Reagan 指出，2019 年香港反送中驅使他想做記者，只是一個起點：

「我不單只做香港新聞，甚麼地方的新聞我都想做。再者，做香港新聞，受眾真的太少了，我希望用英文做新聞能夠擴大受眾，為更多勢弱言輕者發聲。」

講到語言帶來的制肘，目前香港的流散媒體主要都是以中文發稿，這會否局限了傳播範圍僅在華語圈子，難以「衝出國際」呢？是否該改變模式要出雙語報道？

我們編輯部同事 Jacky 在《專訪媒體及傳播學者 Yazan Badran　流亡新聞的複雜性：敘利亞媒體對香港記者的啟示》一稿，訪問到專注中東和北非地區新聞和政治活動、研究敘利亞流亡記者的學者 Yazan Badran，他以敘利亞的經驗指：

「這對敘利亞媒體來說已經成為必要，現時大多數敘利亞媒體都是以雙語出版，至少有部分報道是這樣處理 . . . 對香港而言，首先，我想中國大陸如此龐大、資金充足，而且有國家支持，香港媒體不可能通過出版中文雜誌帶來甚麼變化。

但我認為，在另一方面，即使香港媒體只在一定程度上主動與華語圈的其他讀者互動，香港媒體也有一個基本責任參與這個更廣的公共領域 . . . 因為一旦你開始翻譯，你就開始在一個不同語言的語法及思考邏輯中重新思考問題，並試圖把它們翻譯成一個不同的範式，同時在該翻譯語言的文化領域生產知識。」

今期《如水》的兩篇學者訪問，英文版會在網站上刊出。

＊ ＊ ＊

然而，流散媒體並非香港、敘利亞獨有，全球各地只要有極權的地方，就會有流散或流亡媒體出現，有些甚至已有幾十年歷史。

就像今期《如水》獲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授權，將流亡海外的著名新聞網站 Confidencial 的編輯尼加拉瓜記者卡洛斯・F・查莫洛（Carlos F. Chamorro），今年在《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內容翻譯成中文發表。

查莫洛的身世頗為特別，其父生前是《新聞報（La Prensa）》總編（1978 年遭暗殺），查莫洛就在一個月後、獨裁統治下展開其新聞工作生涯；至於其母親，1990 至 1997 年間曾任該國總統，推動民主轉型，不過，隨著現在的當權者奧蒂嘉（Daniel Ortega）自 2007 年重新掌權以來，當地的民主體制就大幅倒退，甚至加強管控媒體：

（政權）設計出一套傳播戰略，強制推出所謂「未受污染資訊」，也就是她所謂的「純淨狀態」的資訊，通過官方媒體直接傳達到市民手中，不經任何獨立媒體的質疑或調查。

這種專制政府的模式，在 2018 年 4 月爆發的公民抗議運動下崩潰，政權看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遂以殘酷的鎮壓作為回應 . . . 並視新聞界為要粉碎的敵人 . . . 2020 年，政府通過「網絡犯罪特別法」，針對透過社交媒體和媒體機構傳播的所謂「假新聞」，並將涉案者處以 1 至 5 年的監禁。

何謂「假新聞」？當局無定義，某程度上是政府說了算。查莫洛說到，在法例生效後，至少有 20 人因而鋃鐺入獄，包括記者、社運人士、牧師，甚至一個沒有任何社交媒體賬戶的農民。此外，他的 Confidencial 編輯部，分別在 2018、2021年兩度遭警方查封，迫使他們流亡海外，在異地繼續無間斷做原居地的新聞。

另外，Confidencial 還是今年 4 月意大利佩魯賈舉辦的國際新聞節中，題為「流亡媒體不只是潮流（Exiled Media is Not Just a Trend）」的講者之一。《如水》編輯部一篇《佩魯賈國際新聞節　流亡媒體網絡 NEMO 正式成立》，記者專程前往意大利，參加及報道這場歐洲乃至全球最大的傳媒業界盛事。在這場討論環節，5 名分別來自緬甸、尼加拉瓜、俄羅斯等國家的媒體機構，其流亡媒體人進行小組討論，當中談及營運財政壓力，還討論到流亡媒體的目標受眾群：即應該面向（原居地的）本地居民，還是已經流散到海外的流散社群？

如果選擇以流散社群為主要對象，傳媒機構便可能須要面對流散族群人數遠少於本地居民的現實。讀者人數不足會導致影響力不足、資源不足，傳媒工作可能會難以持續。儘管如此，放棄流散社群讀者、專注於本地讀者也未必是出路。最明顯的問題是，媒體工作者如何在異地報道自己家鄉的事。在拉脫維亞報道俄羅斯新聞的 Medusa 總編輯及創辦人之一 Ivan Kolpakov 坦言，「每個流亡媒體都會努力為他們的母國提供服務，並期望自己能與本地民眾保持聯繫」，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對於流亡媒體來說仍是個挑戰。

那麼，這些問題究竟可以如何解決？顯然沒有標準答案。事實上，即使有，答案也可能隨著時局的發展而改變，例如新科技的出現，可能會帶來新的解決方案，但威權政府採取新的打壓手段，又可能會加大應對問題的難度。——《如水》編輯部 著

也就如標題所示，5 人藉該活動，正式宣布成立環球流亡媒體網絡 NEMO（Network of Exiled Media Outlets），希望能將全球的流亡媒體連結起來，讓彼此能夠互相幫助、互相借鏡，以令流亡媒體工作者能夠一起走過艱難的路。

《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則寄語：

「尼加拉瓜的經驗表明，在獨裁統治下，流亡新聞業的抵抗並不足以為民主變革鋪路，但只要他們保持信念，繼續做更多、更好的新聞，新聞自由的火焰就會繼續燃燒，成為所有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

上文有提及到，俄羅斯也是一個有不少流散海外媒體的國家。凌志豪撰寫的《風暴中的獨立之聲：流亡中的俄羅斯地區獨立學生媒體》，訪問了網上學生媒體《風暴（Groza）》創辦人 Bezmaternykh Marina。受訪者已在俄烏戰爭後流亡海外，而她的媒體在經營 3 年後，正打算轉型。

轉型有兩種，一種像是《同文》，避免各家香港媒體都做一樣的事而力量抵銷，所以按實際情況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尋求改變。另一種就如俄羅斯的《風暴》，原是關注當地大學教育議題，現在因為當地政局愈趨敗壞，故想轉型成一個推動公民教育的組織。Marina 指：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年輕人急需學會如何捍衛自己的權益 . . . 例如由（學校）宿舍問題到（俄烏戰爭）軍方動員入伍等生死攸關的課題，人們需要知道如何自保 . . . 在現時的俄羅斯談人權是極為矛盾，儘管法律明文賦予言論自由，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言論自由。其他人權的狀況亦是如此。」

像這種的做法，香港亦有類似。香港民主女神的「本業」是聚焦在藝術及文化方面，加上團隊成員皆非做／讀傳媒出身，據香港民主女神發起人 Alex 說，是「（藉此）提供平台為港人帶來不同角度觀察社會議題」。

對於媒體應否參與社會運動，在《專訪挪威 NLA 大學新聞學教授 Terje S. Skjerdal　透明無隱：致力於社會運動報道的公正性》中，Terje Skjerdal 說道：

「如果媒體的主要動機是宣揚特定政治議題或代表特定政治立場，那麼我認為媒體需要公開這一點。他們需要保持透明，盡量不隱藏自己的意圖 . . . 其次，對於純粹的社運媒體，如果它唯一的動機是帶來改變、干預或推動某些政治議題，我對能否稱之為專業新聞有所保留。在這種情況下，它是與傳統新聞學所定義的新聞不同的東西。雖然，在當地社會完全滅聲，當局粗暴打壓言論自由和任何異見的情況下，我可以理解這種做法。」

Yazan Badran 也認同立場要公開透明，他以香港的情況表示：

「只要記者立場是透明的，我更願意閱讀一篇由一位記者清楚、透明地告訴我，他支持香港獨立運動，但更多層次、更深入的文章，而非一篇由外國空降當地記者寫的無味文章，因為外國記者去了那裡，也只會看到表面。與此同時，我亦可以閱讀另一位記者的文章，他可以告訴我他反對香港獨立 ，但為我提供更豐富和更詳細的細節。」

至於 Kennedy Wong 的書評《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評 》，回顧了香港的媒體歷史，講起新聞自由是「曾經沒有」，亦不是天長地久，「自由如空氣，只有窒息時才會察覺它的存在」，還指在極權下，「沒有新聞是一種壞新聞 （No news is a kind of bad news）。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本地傳媒因國安法而噤聲，Kennedy 則相信，在海外的媒體有一定空間運作：

「例如《光傳媒》、《棱角》、《綠豆》等，其實依然會對本地和海外香港人社群產生影響。當香港網絡依然流動，大陸防火牆尚未來臨之前，這些新聞消息和討論，仍會成為連結海外與本地港人的重要聯繫。因此，一天尚有報道香港的新聞，而非『宣傳』香港的『新聞』，這便是一則好新聞。」

＊ ＊ ＊

既然今期的題目有講到「抗衡國家機器」，重點文章是《如水》精心製作的調查報道《統戰部借香港秘密持〈歐洲時報〉大外宣　曾與〈經濟學人〉等知名外媒合作　英政府落廣告》。我們過去數月透過於英、法兩地實地採訪，以及查閱香港、法國、英國及德國的商業登記資料，調查號稱全歐洲最大華文媒體《歐洲時報》的架構與運作，並發現它實際上是由中共統戰部，透過一家香港註冊、名為「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的公司操控，公司成立年分甚至能追溯到 1980 年。

對此，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葉飛立（Filip Jirouš）接受《如水》訪問時表示：

「香港這麼多年來，尤其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之後，都一直被國家企業和機構用作前往海外的渠道 . . . 這種做法令到西方政府更難看清這些公司的真面目，因為香港一直在商業與投資領域，一直被視為合法而且管治優良的地方。」

他又提到，中共操控海外傳媒影響歐洲輿論的手法已符合歐盟「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的定義：

「既然歐盟已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競爭對手，而且中國試圖干預環球民主國家政治的意圖愈來愈明顯，我認為合理的做法是審查相關機構，特別是接受外國資助的一群。」

筆者作為有份參與這個調查報道的一員，我們從蒐集資料、查冊、整理資料、實地調查及聯絡各方做訪問等，確實花了很長的時間、人力及資源（真是砸重金做調查）；但在花心思做這個調查報道的同時，我們還是要處理其他稿件，有一段時間忙得天昏地暗（笑）。

趁著撰寫《編者話》，筆者懇請讀者繼續購買《如水》雜誌、大力 CLS 支持我們的工作，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做深度報道；倘若這個調查報道的成果反應熱烈，編輯部會希望未來作進一步調查，但前提是需要得到大家實質支持。

借讀者莫離投稿《守望麥田﹕當代香港媒體的探索與挑戰》的一段話作結：

想起蔡元培先生一句話，「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筆者斗膽改幾筆，「要有良好的媒體，必先有良好的社會，要有良好的社會，就要先有良好的個人。」媒體固然匯聚、輸出文化，可羊毛出自羊身上 . . . 在演算法當道的時代，媒體的內容水平也是我們想看的內容水平， 媒體不再只是報紙、編輯的責任，自我、群體成長不可或缺。

環球流散媒體與香港

海外抗衡「大外宣」　何以困難重重？

文／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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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環球流散媒體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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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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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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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月　外媒觀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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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月　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紀錄
文／編輯部

2－4 月　香港研究進展
文／編輯部

學者觀點
專訪媒體及傳播學者 Yazan Badran
流亡新聞的複雜性：敘利亞媒體對香港記者的啟示
文／Jacky

專訪挪威 NLA 大學新聞學教授 Terje S. Skjerdal
透明無隱：致力於社會運動報道的公正性
文／Jacky

專題
行業前景黯淡　為何香港學生仍在海外讀新聞？
文／M.Y.

風暴中的獨立之聲：流亡中的俄羅斯地區獨立學生媒體
文／凌志豪

意國直擊
佩魯賈國際新聞節　流亡媒體網絡 NEMO 正式成立
文／編輯部

《路透社》紀念講座
如何在獨裁下報道：尼加拉瓜及其他地區的經驗
翻譯／Jacky

評論
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評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文／Kennedy Wong

遙控器上的香港：比起媒體，未來更需要的選擇是……
文／破曉

創作
以攝影走入社區
文、攝／陳啟駿

四手聯彈
畫／日巷、瑪珂、Justin Wong、vawongsir

編委答
編者答（一）・文／馮敬恩
編者答（二）・文／式

讀者投稿
守望麥田：當代香港媒體的探索與挑戰
文／莫離

編者話
環球流散媒體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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