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田雷教授的這本書豐富了中國憲法研究的理路，開啟了中國憲法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新局面，甫一出版，即成為一本不可或缺的憲法學和法理學的重要著作。

——於興中（澳門大學法學院）

“八二憲法”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年代，香港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政策的體現，兩者都是“鄧小平理論”的產物。本書既介紹了“八二憲法”的起草和制定的來龍去脈，闡析了其背後的思路和概念，又探討了基本法規定的香港“五十年不變”的制度邏輯。作者提出的觀點新穎，充滿創見和睿智，對於有意深入瞭解當代中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政治和法...

序言

宇宙滄桑自飛馳，

道是可知似難知。

輕風微波震山裂，

去腐更新無盡時。

——彭真：《隨筆》，1981年2月5日

一

疫情在上半年突如其來，讓我不得不擱置原本的一個計劃——去一次山西侯馬，到彭真故居紀念館看一看。今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10月，是彭真同志誕辰的一百二十週年，而由他主持起草的“八二憲法”，也將在歲末迎來實施四十週年的歷史時刻——“八二憲法”誕生時，彭真已是八十歲高齡。

“八二憲法”之起草，法定程序始於1980年9月10日。這一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閉幕當天作出全面修憲的決議，1直至修改草案於1982年12月4日由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新憲法”的誕生，歷時近兩年半。彭真在對修改草案進行系統說明的報告中就指出，“這次憲法的修改、討論工作前後進行了兩年之久，是做得相當認真、慎重和周到的。”

回到修憲之初，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共和國歷史上一次大轉折的過程之中——此時距離毛澤東主席逝世以及“文化大革命”結束不過四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由此次會議所開啟的撥亂反正，對於修憲者來說仍歷歷在目，歷史的一頁已經掀開，但尚未落下。所謂轉折，所謂撥亂反正，就是在對歷史作結論的基礎上告別過去，“團結一致向前看”，找到萬眾一心的新路，堅持而不動搖。這期間又有兩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一件是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按會議公報，決議之通過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另一件則是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大會結束一週後，鄧小平就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由此可見，“歷史性的偉大轉變”從不可能一蹴而就，從“解放思想”到對“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經驗”作出正確結論，再到新局面的“全面開創”，具體到共和國的歷史行程中，對應著“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這接近四年的時間。“八二憲法”作為一部“新憲法”的誕生，也就脫胎於這段新路打開的歷史過程。關於修憲，鄧小平作為當時最高領導人所留下的具體指示並不多，但有一句話既概括了修憲的根據，也點明了時代的宏旨：“新的憲法要給人面貌一新的感覺。”

“新憲法”在當時之必要，關鍵在於立新。如果把成文憲法比作國家政治這個身體所要穿上的外衣，那麼身體變了，就必須重新量體以裁衣。1980年啟動全面修憲時，憲法政治可以說是“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共和國憲制處在一個急劇變動的“亂紀元”。從“七五憲法”到“七八憲法”，再到要將現行之七八憲法取而代之的新憲法，憲法文件更迭之迅猛，遠非生活在憲制“恆紀元”之歷史階段的我們所能理解。在本科生的憲法課上，我就這樣提示班上的“零零後”，這就相當於從你在法學院從大一讀到研三，這期間國家的憲法竟更換了三部！

處在這個歷史背景之下，對於“新憲法”的文本起草者來說，如何讓一部破舊立新的憲法能夠歷時久遠，打破此前七五、七八、乃至“五四憲法”的歷史週期律，就是彭真主持修憲時的心頭大計。從原理和邏輯上講，憲法當然要穩定，既然有了“八二憲法”，接下來就不要再有八五、八八或九二憲法。按《彭真年譜》記載，“八二憲法”通過前夕，彭真在同宣傳口領導談新憲法宣傳時，就說過：“十億人民的中國，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憲法，國家一定不安定。”談的是“穩定”，擔心的還是不穩定，審慎的文本起草過程就此而言是要“盡人事”。彭真在1982年年初的憲法修改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有過一段表述，至今讀來，一位八十歲的政治家的歷史責任感仍溢於言表。他是這麼講的：“憲法是大家制定，大家修改，大家遵守，不能主觀，不能疏忽，不能粗心大意，不能自以為是。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事。”

二

現在梳理彭真留下的各種文獻，從文選到年譜，聚焦於他領導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期的所述、所思和所為，在如何形成一部穩定的根本法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整理出三條與理論有關的線索：

其一，“憲法是根本法，在綱不在目，在要不在繁。”也就是說，憲法文本是作為綱要的存在，其條款“規定根本的東西”，“不寫枝節的問題”。自彭真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後主抓修憲，相關的論述在其年譜中多處可見。這一思路同中國立法中常說的“宜粗不宜細”較為接近。事無巨細都寫入憲法，就等於為政治設定下大大小小的條條框框，一旦發生變化，憲法文本也不得不隨之而變。數年後，鄧小平在談到香港基本法起草的方略時也有過異曲同工的論述，如他所言，“搞得那麼細，規定得那麼死，情況發生變化後，哪能不變？”

其二，“只寫那些成熟的、定下來的東西；還在實驗中的東西，最必要的，看得準的，行得通的可以寫，看不準的不寫。”借用刑法上疑罪從無的原則，我們可以把這一思路概括為“疑事不寫”。換言之，寫入憲法就意味著“定型化”，這就首先要求這個問題在立憲時就是成熟的，是可以定下來的，黨內對此是沒有爭議的——按《彭真傳》的記載，在草案經四個月的全民討論後，彭真自己也說過：“到了這個時候，修改憲法採取什麼態度？一句話：定。”“定”字作為憲法文本形成的標準，與之相關聯的是彭真多次強調的憲法“不搞不必要的創新”，“注意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爭論”。“疑事不寫”的思路，又同“八二憲法”歷次修改中一貫強調的“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是一脈相承的。追根溯源，1981年7月15日，此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剛結束，彭真剛接手憲法修改工作，他就說過：“可以大改，但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改了可能會引起問題的，不改。”

其三，憲法是“在綱不在目”，“只解決根本問題”，同時只寫“定下來的東西”，“不搞不必要的創新”，意味著“八二憲法”就其文本形成而言是極其節制的，“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也就意味著這部新憲法在文本上是以絕對必需為限的。就此而言，彭真一方面認定“一九七八年憲法失之過簡”，在中國憲法譜系中，“八二憲法”以138條的篇幅而位列體量第一，但另一方面，它的起草過程卻始終保持高度自覺的節制——可寫可不寫的，那就不寫，故而也就沒有寫。至於到底哪些是因為“也可以不寫”而最終沒有寫的，哪些是全面修憲階段曾出現在議程上的問題，而最終卻以至少暫時不寫入憲法而得到解決的，簡言之，八二憲法可規定卻沒有規定什麼，彭真在主持修憲時做過什麼減法，本身就是很值得去考證的憲制問題。

正是因為修憲過程自覺堅持了上述三個“只寫”，最終形成的“八二憲法”在文本上有一個鮮明特徵，也是可見於其諸多條款的表述方式：簡單統計，“依照法律規定”，在憲法文本中出現了27次；而相似的表述，“由法律規定”，出現12次，此外還多次出現“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以法律規定”、“依照法律”、“根據法律”這樣的文本規範。舉個例子，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三節“國務院”部分，第八十六條有一款規定：

國務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

回到歷史的行程，就在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12月4日“新憲法”通過；6日，由時任副委員長兼法制委員會主任的習仲勳作《關於四個法律案的說明》；10日，包括《國務院組織法》在內的四部法律在此次大會的閉幕會上獲得通過，根據習仲勳所作說明，這四部法律均屬於“同憲法相配合的有關國家機構的”法律。在此沒有必要進行更多的梳理，由“新憲法”的一條一款，到一週內即通過的《國務院組織法》，後者如習仲勳所言，就是“同憲法相配合的”。由此可以設想，在八二憲法所奠定的政法秩序內，法律，也即由全國人大以及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在很多問題上所構成的是新憲法的“實施細則”。正是因為憲法“在綱不在目”，“只寫那些成熟的”，以及“宜於寫在其他法律和文件中的⋯⋯沒有寫上”，後續的立法，至少在憲法文本上有明文規定“由法律規定”的事項或問題上，都是我們常說的“配套立法”——它們構成了對“新憲法”的立法實施，故而稱其為“配套”。

說到這裏，我想起在網上看到的彭真故居紀念館的一個展廳，進入展廳，迎面所見是一堵法律牆，九部法律以法典的形狀排列，書脊部位燙印著法律的名稱，它們都是彭真在五屆、六屆人大期間領導制定的“基本的重要的法律”。這九部法律排成一排，看上去略有弧度。其中居中且最靠近參觀者的，就是《憲法》；兩旁分列的是《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四部“國家機構組織法”，如同兩個側翼，它們代表著彭真在當年立法奠基時期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拱衛居於中心的《憲法》。在這個結構中，《憲法》如同領頭雁，它是效力最高的根本法，不過同時也是法律中的一種，所以從未脫離法律的矩陣，只是以半個身位的優勢統領整個法律系統。這種格局以及關係，也許可以借用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角色定位來類比，在九位大法官中，首席大法官只是“chief among equals”。也是在這種格局中，《憲法》以及根據憲法而制定的法律，其實並沒有呈現出憲法學理論所偏好的對抗關係。如果說美國的憲法實施模式首先是基於對立法、立法者以及立法政治的不信任，那麼在中國立憲者的思考中，雖然不能說沒有意識到法律有違憲之可能（無論如何，《憲法》第五條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但基調仍是對全國人大以及立法的信任，進而言之，是沒有理由不信任，不信任於當時的立憲者而言反而是一種不可理解的態度和文化。

也是在這個邏輯中，我們才能在八二憲制的秩序中理解中共權威法學家張友漁的一個判斷：“憲法沒有規定的，法律可以規定。不是違憲。”

三

正是通過這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文本策略，“八二憲法”實現了它的穩定。所謂“有所為”，就是要把那些不可變的制度白紙黑字地寫進“新憲法”，它們屬於大事，是應由憲法規範的根本問題，同時它們也符合成熟標準，在立憲時就能看得準；但還有更多的問題或議程，立憲者的態度是在文本上有所不為，憲法不去寫，為改革、搞活和開放留下了充分的試驗空間，把檢驗真理的標準留給實踐，而不是凡事不決問道憲法。

“新憲法”誕生於五屆人大的最後一次會議，不到半年，彭真在六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委員長。連續起來，“八二憲法”之為“新”的階段，恰恰是彭真主政全國人大的五年。也正是這五年，從1983年到1988年，憲法沒有出現文本上的修改。“八二憲法”第一次修改，要等到七屆人大的一次會議，形成修正案兩條，時間是1988年4月12日，發生在彭真“退場”之後。1就中國現行憲法的性格塑造而言，彭真的歷史貢獻不僅要看他主持憲法修改草案起草的兩年時間，即在他的領導下，中國有了一部“好憲法”，在歷史的行程中，這部憲法之為“新”的階段同樣重要，而在此階段，彭真最大的作為就是在憲法修改上的不作為。

回到當時，中共中央由上至下，不斷發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改革開放信號，對內搞活和對外開放作為兩個方面，從沿海到沿江和沿邊，從經濟特區到開放城市、計劃單列，呈現出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大圖景。“我檢查自己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合理的必然為自己開闢道路”，“漢水橫沖”、上海“破冰”、重慶“衝關突圍”⋯⋯既然中央給了政策，允許各地以不同程度去“殺出一條血路”，那麼改革本身就成了某種各地區間的“錦標賽”，“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改革的大江大河浩浩盪盪，各地改革者都因地制宜，去試去闖，打破條框，衝破禁區，時代的最強音最終在鄧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視察中奏響，“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一時間“東方風來滿眼春”。

許多年後，當年的深圳市委書記李灝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他與小平同志的一番對話：

他說：你覺得不對了，總結經驗，糾正過來，只要不“一條路走到黑”，就不會犯錯。

我說：小平同志你說得很重要，我一定爭取不犯錯誤，少犯錯誤。

他說（他又聽出我這話裏有些不大對頭了，馬上進行糾正）：我第一是希望你大膽去幹，然後才是發現問題，總結經驗。你不能首先就想著不犯錯誤，那你就什麼事都不敢幹了嘛。

改革在大江南北爭奇鬥豔，“萬紫千紅總是春”，但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卻是要“定型化”並且“定於一”。如此說來，“八二憲法”在第一個五年期內一字未改，在第一個十年期僅形成兩條修正案，這種高度的穩定原本並非理所應當。非要說順理成章，反而應當是怕發生但沒發生的憲法不穩，畢竟改革如火如荼，如要修憲，按道理也是水到渠成。正如回到憲法起草的過程，可寫不可寫的，不寫，很多問題最終以不寫入憲法而得到解決，就此而言，憲法文本既不負責解決爭議，也不主動製造爭議，其所做的只是將問題以及爭議擱置起來，留給時間去解決；新憲法生成後，可改可不改的，則不改，既體現了法制工作領導人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一以貫之的審慎，也得益於當初“可寫可不寫的不寫”的立憲策略。根據王漢斌的回憶，“八二憲法”在1988年第一次修改時，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主要考慮的是私營經濟入憲，而對於這次修改，“張友漁同志也有意見，說不修改憲法也允許私營經濟存在和發展，憲法沒有禁止呀！”

回頭去看，“八二憲法”之好，就穩定性這個維度而言，在於它設定了某些根本問題的不變，不可變也不能變。這些不變的，首先凝練在“八二憲法”寫了什麼也即文本規範之中——1982年5月4日，在草案交由全民討論之初，彭真在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負責人座談時就說過：“國有國法，憲法則是十億人民辦事的總章程，全體人民包括黨和政府都要遵守”；與此同時，“新憲法”又容納甚至鼓勵更普遍、更常態化的變，相關的問題經常為法學者所忽略，原因在於法學研究慣於摺疊歷史，不知道如何研究未發生的事，但奧秘在於，要容納未來之變，往往要提前一步做到文本之不為。

六屆人大任期五年，1987年春召開了第五次會議也是最後一次大會。此次會議過後，彭真委員長也曾有過一次南方視察，他在4月中旬離開北京，首先到江西，5月初繼續南行到深圳、珠海和廣州，然後到福建。按年譜記錄，從4月18日到5月18日，這位85歲的老人一路行來，既參觀了井岡山等革命根據地，強調“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又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這些經濟特區，鼓勵“堅持改革開放搞活”。聽取深圳彙報時，彭真說：“一個是放得開，一個是搞得活，一個是上得快，我都看到、聽到了，你們是幹得成功的”，緊接著，彭真又說：“飛機在天上飛，海闊天空，似乎沒有什麼障礙，但儀表的指針還是在跳動，若不調整，也飛不到目的地。”

改革海闊天空，但並不是跟著感覺走；憲法如儀表上跳動的指針，它以尋常看不見的方式發揮著作用，只是偶爾才露出崢嶸——在我們即將迎來這部憲法實施四十週年的歷史時刻，應當記住，展開於這四十年的，是一段“有可歌也有可泣”的歷史。

而您在本書中將要讀到的，正是這段歷史的其中一頁。

2022年8月7日



後記 “君可見漫天落霞”

人在途中，人在時空。

——《如風》，林振強作詞，1993年

1981年7月中旬，正是一年之中酷熱難當的季節，香港的一位“普通報人”開啟了他為期一個月多的“中國之旅”——用他的話來說，旅途“從南到北，又從西至東，行程相當長，也很緊湊”，時間“剛好碰上最炎熱的日子，流的汗水可就多了”。隨後在9月號《明報月刊》，這位報人談到此次應邀的“中國之旅”，仍有“我這樣一個普通報人”的自謙。翻開當期《明報月刊》，封面用了一幅天安門的照片，紅牆金瓦藍天，中間則用黃色黑體字印著“查良鏞先生談中國之旅”。

查先生這一年57歲，正如訪問他的明報記者所說，“你並不是普通的報人”。7月19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報道了查先生這次旅程的第一站。到京後，他即得到最高領導人的接見，按《鄧小平年譜》記載，“7月18日上午，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明報月刊》稱，“中國各地電視播映會談情景，引起廣泛注意。”按照常見的說法，此次接見查良鏞，也是小平同志第一次單獨會見香港同胞。尚要再過一年零兩個月，鄧小平1982年9月會見撒切爾夫人，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才拉開歷史的序幕，北京同香港之間也開始密切的迎來送往。1984年的農曆新年，鄧小平在廣州為深圳經濟特區題詞，經濟特區殺出的“血路”終於得到最高權威的認可；與此同時，《我的中國心》在“春晚”一歌，隨即從北京傳唱大江南北；是年年末，鄧小平將“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香港問題”列為他的年度大事，《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後，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也就提上了國家的日程。查良鏞作為港方委員參加了基本法的起草，後又被任命為基本法“政治體制專題小組”港方負責人。有文章稱查先生“深深介入香港回歸的歷史進程”，知史論世，這個評價可以說是恰如其分的。

《參考消息》報道，報人查先生此次返港後，就給熱心讀者鄧小平寄了一套《金庸小說全集》。根據民間版的《金庸年譜簡編》，正是查先生在內地遊覽祖國壯麗山河的同時，是年8月，“《鹿鼎記》修訂本五冊由明河社出版。至此，《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冊全部出齊”——想來，小平同志當時所收到的，應當就是這套恰好“至此全部出齊”的、三十六冊明河版的金庸武俠全集。同樣根據這個民間版的金庸年譜，這一年7月，“《武林》雜誌輾轉徵得作者同意後，開始在創刊號連載《射鵰英雄傳》⋯⋯此為中國內地讀者熟悉金庸小說之始”。

這就是歷史的行程：有些階段在結束，有些過程卻正開始；有的來得轟轟烈烈，俠之大者在做國之大事，也有些悄無聲息，不過是時代的顆粒散沙，如販夫走卒者引車賣漿流，也有他們的悠悠歲月悲歡離合。好像金庸先生曾打動無數華人的那句話，“你瞧這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歷史長河內的人事糾纏、因緣際會，又何嘗不是如此？十多年後，在為內地三聯版的《金庸作品集》作序時，金庸先生這樣寫道：“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看”，緊接著，他告訴自己的武俠讀者，“小說所想描述的，是當時人的觀念和心態，不能用後世或現代人的觀念去衡量”——把歷史作為語境，經由文獻所載而捕捉當時人的所為和所思，把握歷史中人物的觀念和心態，也是本書寫作時所追求的。缺失當然很多，主要是因為作者力有不逮，寫作過程中，我常有心有餘卻力不足的自知之明。

依稀往夢，心內波瀾——前次北上深入社會主義的內地，於報人查先生來說，還是三十年前的往事。新中國成立之初，應外交部顧問梅汝璈之邀，26歲的他曾在1950年初赴北京外交部謀職，此行得見時任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喬冠華，“但終因出身和家庭背景關係未能成功”。此後，按年譜記錄，1953年3月6日，查良鏞“到杭州，遊岳廟”，“是日，正值斯大林逝世，舉國致哀”，在1981年8月返港後同《明報月刊》記者談此行所見“主要的變化”時，查先生說“離開上海、杭州，有二十八年了”，也就是從1953年起算的。也正是在這28年間，查先生變為金大俠：1955年初，他以“金庸”筆名撰寫武俠，2月8日，《書劍恩仇錄》開始在《新晚報》連載⋯⋯1972年9月23日，《鹿鼎記》的報刊連載畫上句號。《鹿鼎記》第五卷，也是金庸作品集第三十六卷，金庸在末尾的“後記”裏寫道：“如果沒有特殊意外，這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為金庸武俠收尾的這則後記，落款日期是1981年6月22日，此時距離他和鄧小平在北京的會面已不到一個月。十七年的時間，十五部作品，金庸筆下的江湖，營造出了全世界華人最廣闊的文化宇宙，“吞風吻雨葬落日”、“欺山趕海踐雪徑”。

讀金庸，領導人中間也不是只有小平同志。再舉一例，曾長期在彭真身邊工作，後擔任七屆、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王漢斌，也是金庸的書迷。2012年出版的《王漢斌訪談錄：親歷新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對於本書寫作來說，是反覆研讀並常備手邊隨時查閱的著述。要研究1979年以來新時期的立法歷史，這本訪談錄，可說是接近真經寶典秘籍一樣的文獻存在。書裏就提到，“王漢斌讀遍金庸，家藏兩套金庸送給他的金庸全集。作為參與、領導制定了兩百多部法律的中國領導人，王漢斌肚子裏裝滿了中國法律。同時，他也留了一個小小的地方，用來盛放俠肝、義膽、古道、熱腸、劍影和刀光。”

王漢斌同金庸的交往，應當起始於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將“一國兩制”的天才構想用一部成文法典的形式寫出來，起草的過程用鄧小平的評價來說，就是“你們經過將近五年的辛勤勞動”。這五年，從1985年起到1990年止，主要對應彭真擔任委員長的六屆全國人大任期，王漢斌此時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王漢斌生於1925年，金庸年長一歲，耳順之年，他們投身一部基本法的起草，也是“今番良晤，豪興不淺”。這部法律意在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法制的保障，“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來自兩個世界的愛國愛港者五年間字斟句酌，有時或許是唇槍舌劍，正應了《獅子山下》所唱，“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憶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王漢斌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其傳記裏稱他少年時寫過小說，有文學才能；1942年入西南聯大時也先錄取在中文系，只是“後來卻發現自己不是寫小說的料子”，轉入歷史系。一年後，金庸也在重慶考入西南聯大，卻因“無錢支付各種開支，遂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就讀”；其後輾轉於亂世；1948年3月，年譜稱其“草草畢業”於上海的東吳法學院，修習國際法；當月末即“受命飛往香港，加入剛復刊的香港《大公報》”。王漢斌則在西南聯大畢業後抵達當時的北平，以報紙國際版編輯的身份領導北平的學生運動；於新中國成立前夕調至彭真身邊工作，去除“文革”動盪，他在彭真直接領導下工作亦是二十八年。人生旅途，寫小說讀文史的，卻成為卓越的立法領導人；而讀法學寫社評想做外交官的，反而成為武俠小說的宗師。不同人生的各自際遇，恰如當年一首粵語歌曲中所唱，“誰在黃金海岸，誰在烽煙彼岸”。當然，金庸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讀書時曾聽錢穆講國史，且為班上同學做無錫方言的翻譯，後又在八十六歲高齡以《唐代盛世皇位繼承制度（618-712）》為題在英國劍橋取得博士學位；而王漢斌在西南聯大讀歷史時，“錢端升講的《比較憲法》，是王漢斌最感興趣的課程之一”。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曾有哲理名言：“靈魂的慾望，是命運的先知”。個人的奮鬥或歷史的行程，哪個是偶然哪個是必然，只有歷史本身才知曉。

我是金庸武俠的普通讀者。這裏說普通，指的是我談不上金庸武俠的“骨灰級”讀者，甚至都沒有十五部全部讀齊，只是如同我的同齡人一樣，也讀過並因此十有八九都讀過金庸。射鵰英雄倚天屠龍，對於這個江湖世界的想像和熱愛，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化家園。2018年10月30日，先生逝世刷屏時，我們所寄託的哀思不只是告別一個人，就此別過的，還有一個時代。次日，央視新聞頻道播出紀念節目，標題《紀念金庸，也是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他所創作的構成無數中國人之文化心境的武俠世界，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起承轉合，不同線索交錯而行，“聚了又散，散了又聚”，這也是歷史。

回到金庸先生此行，他攜家人7月16日首站到北京。小平同志接見後，按《明報月刊》訪談所述，金庸一行由北京到內蒙，再返回北京赴新疆，足跡至天池、吐魯番和石河子，然後一路經蘭州西安，轉到西南的成都重慶，坐輪船經三峽過宜昌，又從武漢到上海，最後在8月17日由杭州飛回香港，“遊覽了兩個直轄市、兩個自治區、五個省的十三個城市”。“我很喜歡旅行，覺得旅行是人生至樂”，於金庸來說，此次旅程就好像一次武俠人文的田野，書中百聞，還要現場一見：“我在小說中寫過不少著名的地方，但許多都是我從來沒有去過的，這次終於能‘到此一遊’，自然十分興奮。例如《射鵰英雄傳》裏的蒙古，《書劍恩仇錄》中的長城、新疆、天池、蘭州，《白馬嘯西風》中的古城高昌等等。”

“陳家洛依著她目光望去，只見半山腰裏峭壁之上，生著兩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綠，四周都是積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陽金光映照，嬌豔華美，奇麗萬狀”，這是《書劍恩仇錄》中的一幕場景。此次在新疆，金庸說：“天池旁，我還買到了兩朵雪蓮，就是陳家洛採來送給香香公主的雪蓮⋯⋯是向一個維吾爾族小孩買的，每朵人民幣五角。”金庸筆下江湖，“飛雪連天射白鹿”，但也正如他在不同版本作品集的序中所言，他要寫的是人：“小說寫一個人、幾個人、一群人或成千成萬人的性格和情感”（1986年，《金庸作品集》序），“我寫小說，旨在刻畫個性，抒寫人性中的喜愁悲歡”，“社會上的流行理念時時變遷，人性卻變動極少”（1994年，《金庸作品集》“三聯版”序），“武俠小說只是表現人情的一種特定形式”（2002年，《金庸作品集》新序）。

《射鵰英雄傳》裏有一幕經典場景：少年郭靖初入江湖，金庸筆下，安排他與黃蓉相遇在張家口的一家酒店，同江南桃花中長大的少女講述塞北大漠的風雪，“只說些彈兔、射鵰、馳馬、捕狼等諸般趣事。那少年聽得津津有味，聽郭靖說到得意處不覺拍手大笑，神態甚是天真”。回想起來，我小時候同這一幕的初遇，並不是讀到上面的文字，而是看。所看的當時也不是香港無線（TVB）在內地家喻戶曉的83版射鵰，而是一本沒頭沒尾的連環畫，不知如何輾轉到我手裏。在那個資訊匱乏的年代，想來很多同代人都和我差不多，各有自己進入金庸武俠宇宙的方式。翻開《明報月刊》的訪談，金大俠的有些講述，於我們來說，與其說是讀，還不如說是要跟著一位報人的眼光去看。如金庸講到在內蒙的見聞，正值盛夏，倒也不是“逐草四方沙漠蒼茫，哪懼雪霜撲面”，三言兩句，一幅生機勃勃的畫面展於眼前：

我在內蒙古見到一戶牧民，他們這一家本來只准養八頭羊，宰一頭羊要得到批准。現在新政策下，國家以公價向他們每年收購八頭羊，數字不變，但此外可以自由養羊，自由宰殺。現在這一家養了八十頭羊，還有幾匹馬。草原上牲口吃草根本不要本錢，政策一變，生產的改變可有多大！

“我在寫武俠小說的同時，也寫政治評論”，金庸這裏所談的，其實是他另一隻筆所寫的政治。1981年夏天的“中國之旅”，於金庸來說，一端在武俠，筆下的塞北江南，金庸對他所營造的“武俠環境”有自己的定義，是“古代的、沒有法治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社會”（1986年作品集序，而在寫於2002年的新序中，金庸在“社會”前特別加了“不合理”三個字）；另一端則在政治，古今之間的一大區別，或者現代社會較之於中國古代的最大合理之處，就在於“法治”，現代國家不允許有白駝山、桃花島這樣的化外之地，定分止爭也不能靠比武論劍，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任何一種法治都要承認的道理。既然訪問是應邀而行的，金庸此行也就不可能避開也沒有迴避政治。對於政治，他有自己非常成熟的理解和理念：

我覺得政治沒有是非，只有好壞，而好壞的標準是：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現代世界上只講結果，不講信仰，這是科學精神。科學方法是先假設一種理論，然後用實驗方法去求證這理論是不是正確，如果根本不正確，那就放棄了這理論，另找理論，再作實驗。如果理論一部分對而一部分錯，則保留對的而揚棄錯的，不斷修正，不斷發展。如果先固定一種萬世不移的主義或方法，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改變，那是古代的方式、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思想形態……是否幸福是具體的事。最大多數人民的衣食住行標準怎樣，教育與職業的機會怎樣，社會福利、安全感、醫藥照顧、個人的權力和自由怎樣。

金庸武俠寫的是人。寫到《鹿鼎記》時，他自己也認為，“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寧說是歷史小說”。而報人論政，關心的也是人，“最大多數人”，他們的“衣食住行”，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金庸關心具體的人，認為幸福是具體的事。“他的黑貓白貓論是眾所周知的”，“我個人贊成一步一步的不斷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決問題”，“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民幸福而自由”，這是金庸談到鄧小平改革時表達出的政治期待。

說起旅途見聞，金庸也以報人的視角講述著具體的變化，衣食住行是檢驗幸福的標準：在火車上，金庸發現“廣播中不再長篇累牘的誦讀《人民日報》社論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輕音樂，包括臺灣的《高山青》、《橄欖樹》等，甚至有Jinglebell，jinglebell的聖誕音樂”；到朋友家做客，“看到大疊《參考消息》堆放著”，“聽說近來《參考消息》連廣告也刊登了，訂戶的限制大大放寬，似乎漸漸有發展為報紙的趨勢”；與內地的親人久別重逢，“每個人的心境都很愉快⋯⋯這些事情都過去了，大家談起來都輕描淡寫的，說了就算。他們在七月十八日晚上，在各地電視中看到鄧副主席接見我的情景，都很高興。他們大都到杭州來聚會。現在旅行可以自由，不像以前那樣，要先申請，拿到路條才能買車票、住旅館。”

內蒙的牧民：“本來⋯⋯現在⋯⋯”；火車上的廣播：“不再⋯⋯而是⋯⋯”；《參考消息》：“近來⋯⋯發展為⋯⋯”；內地的親朋：“現在⋯⋯不像以前⋯⋯”。金庸的所見所聞從南到北，有親有疏，講起來是點點滴滴，前文也只是摘取隻言片語，但故事得以構成的脈絡就其邏輯而言是一致的：歸根到底，都可以凝練為其時正在發生的今昔之變——事實上，如果沒有歷史在當時走出的轉折，1981年7月也不會發生金庸的“中國之旅”。從前是什麼狀況？“那時如果我想見，也未必見得著；他們如果邀請，我也不敢去。”金庸口中的“那時”，指的當然是歷史轉折之前，而本書所講述的，就是內在於這一歷史轉折過程的法制篇。

鄧小平1979年6月28日講：“現在只是開端。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就好像兩隻手，任何一隻手削弱都不行”，此時正是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期間。三日後，本次全國人大會議在閉幕日通過了七部法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一段“新時期”即由此始。本書所做的，就是重返這段歷史的現場，回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奠基”時刻，以歷史的方式打入法制建設在特定時刻的複雜構造，如鄧小平所言，既是“開端”，同時又是“現在”，一切正在發生，由現在進行時所允許的開放性去凝視一段歷史秩序的形成，觀察者置身事內，“八面樹敵”，感受四面八方的力量交織，理解開端在其現在進行時所曾綻開的多種可能，由此突破從前“簡史+概論”的法治敘事模式，捕捉彭真所說的歷史的“可歌可泣”。當然，本書以觀其匯通的自覺來梳理1979年起的一段歷史，讓原本在簡史模式中板結僵硬的歷史重新流動起來，但同時也要指出，本書所處理的這段歷史，於社會主義法制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通史”而言，仍只是一種有所延展的“斷代史”。書名《當春乃發生》，我每次讀來心中總會響起一段熟悉的旋律，歷史一頁次第展開之後，回頭看也是社會主義法制一則“春天的故事”。

就在鄧小平會見金庸當天，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還做了另一件事，年譜在當天條目中對此未作記錄，這件“小事”類似寫作時的“現掛”，偶然發現於文獻的字裏行間，然而對本書的主題而言卻關乎宏旨。按《鄧小平年譜》記載，7月16日，“彭真給鄧小平寫信，請示憲法修改草案稿完成的期限，以便安排工作”；又按《彭真年譜》同日條目，“兩天後，鄧小平回覆：仍按原計劃完成，不要推遲”，由此“八二憲法”的起草在彭真主持下進入了“快車道”。這中間的起承轉合，構成我在本書第二章嘗試辨析的一處關鍵，在此不作贅述。“七月的北戴河，海水蔚藍，空氣清新，名義上是來休息的彭真，一直不間斷地工作”，這是《彭真傳》的敘述。就在金庸塞北江南覽勝的同時，中國現行憲法正處在文本起草的過程中，及至10月開始的玉泉山集中，工作班子按王漢斌回憶，“可真算是夜以繼日，上午、下午、晚上，每天三班倒，日夜伏案起草憲法修改草案。”

當時說“現在只是開端”，對於四十多年後的我們來說，觀察的方法可以表述為，開端還在現在。不要以現代讀者的眼光去打量一部四十年前寫就的文本，不要用學科議程上的課題去裁斷歷史現場的文獻，不要今是而昨非，而是要繞到文本的背後，凝視它之成文的過程，以過程為語境，梳理並解讀歷史當事人生發於現場的所論和所思——歷史是已經發生的事實，但在研究“歷史”時，不能只讀“合訂本”，“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要理解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就要回到它們正在發生時，要跟著歷史的感覺走。

“我寫第一部小說時，根本不知道會不會再寫第二部；寫第二部時，也完全沒有想到第三部小說會用什麼題材，更加不知道會用什麼書名”，金庸在1994年內地三聯版的序中曾這麼說。他這裏所講的，是作者寫作時的自由，一篇“後記”寫到這裏，我真切感受到的，也是作者下筆時的自由——歷史在進行時是自由的，憲法在文本開端處也是自由的，為自己的一本書寫作後記，文責自負也是自由的。正是這種自由，前文的思路不斷蔓延，篇幅一再放縱，而我作為作者也越寫越焦慮，寫出來的，分明不是我一開始腦海裏構思的那篇文章，我就好像武俠小說裏豪奪秘籍卻不得其法的武癡，氣息體內亂流，眼看著要走火入魔。如何收場，思來想去就是坦誠自己的困境，動用作者的權力，強行收尾，回到我動筆寫後記時的關切所在：鄧小平同金庸在1981年7月18日的會面。

關於此次會談，《鄧小平年譜》有記錄，留下的是領導人談話的若干要點；金庸作為資深報人，也憑記憶整理出當日的談話記錄，賓主雙方你問我答或我問你答，如《明報月刊》編輯按語所言，“談論了中國當前的若干重大問題”，整個文本不僅更完整，而且兩個世界的碰撞也為我們進入歷史現場鋪陳出更靈動的語境。其中有一個回合的問答，若干年後，金庸對這個片段仍記憶猶新，且在他寫給池田大作的一封書信中往事重提，信落款在1997年7月20日，距離當年會面已過去十六年：“十六年前和他相對抽煙談話的情景，宛然仍在眼前”。在這封寫於鄧小平去世當年、香港回歸當月的信中，金庸又一次也是最詳細講述了當年交談的一個回合，“他忽然考了我一下，我答不出來，有一點狼狽”：

鄧：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

查：對不起，我說不上來。我想自從法國傅里葉、聖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的理論以來，世界上已有許許多多種不同的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你指教。

鄧（笑）：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一共多少種，數不清吧？

查：是。我想蘇聯的社會主義，與東德、波蘭、匈牙利的不同，與阿爾巴尼亞的恐怕也不同。我去過英國、南斯拉夫、澳洲、新加坡，北歐的瑞典、挪威、丹麥這些國家，他們都說實施社會主義，但我看情形各不相同。

鄧：是啊，沒有兩個國家是一樣的。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來，再抽一根煙。（他給了我一根“熊貓”牌香煙）

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出自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之口，其意旨在當時場景內是不言而喻的——接下來要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鄧小平對金庸說：“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要採用符合中國國情的方法”；金庸自己也說：“我個人贊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其時，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剛召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全會上得到“一致通過”，全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得以完成，“現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團結一致向前看”。而金庸此次的社會主義祖國行，在歷史長河的時間坐標中所佔據的“現在”，正是新的開端所在，是新路之打開的章回。這就是歷史本身為我們所留下的劇本，是我們的無巧不成書。

按《人民日報》翌日放在頭版的新聞報道，標題稍作提煉：“鄧小平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時說，六中全會後還有三件事⋯⋯最重要的是搞好經濟建設。”回到“六中全會後”的歷史時刻，“開端”仍在開端，仍處在現在進行時，“路”於是就構成了那個時代無所不在的隱喻：路在腳下，前路是殺出一條血路，要摸著石頭過河，對於在改革開放一盤棋中先行一步的“窗口”地域來說，“遇到綠燈搶著走，看到黃燈闖著走，見了紅燈繞著走”。而於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而言，這部誕生於“開端”的“新憲法”又是如何規範經濟建設的呢？彭真在對憲法修改草案作權威說明的報告中講過一段生動的話，在我們理解這個歷史的開端以及由這個開端所展開的歷史時，值得反覆重溫：

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既要是統一的、又要是多樣的。這樣做有利於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部門、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

2022年12月4日，於我寫作的這個當下其實就是本週日，是中國現行憲法通過並公佈施行的四十週年。作為一位憲法學者，心裏就好像放著一個面向這一歷史時刻的倒計時。這個裝置一旦於心中形成，就誘惑著我，驅使我回到歷史的開端，想要打開歷史這個未知的“盲盒”。四十不惑之後，我就好像一下子被拋入到中國現行憲法的歷史這一時間長河裏。就算剛開始，我也很自覺地意識到，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雖說分解為每一個當下，經常是笨手笨腳找材料，是在文獻中的山重水複，有時要手舞足蹈地掙扎許久，才能在時間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這個過程是未知的，研究在結果意義上講也充滿著不確定，但這些歷史及其文獻打開了我，向我敞開了懷抱；而與此同時，我也沉浸在它們的字裏行間，向它們敞開自己的思考，我自己並不清楚自己的寫作會被帶往何方，帶到哪裏，但同時也體會到此前研究極少有的“自由感”。仍用歷史當年的那句話“現在只是開端”，本書也只是“開端”，其中當然有繼往，不過於接下來所要進行的研究和寫作來說，只是序章。

每一本書的背後，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講，在此我只能長話短說。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離不開香港三聯周建華老師的鼎力支持；也要感謝蘇健偉先生，本書脫胎於他的編輯之手，整個出版的過程都得益於他的專業能力、嚴謹態度，以及對我不斷拖延交稿的寬容和鼓勵。六位前輩學者應邀為本書寫作了推薦，感謝於興中教授、陳弘毅教授、韓大元教授、崔之元教授、張旭東教授、強世功教授，他們都是我所敬仰的老師，有些褒獎的話，我理解為師長對一位後學的關愛，於我而言是一種積極性的鞭策。我還要特別感謝周順斌先生，本書封面所用圖片，取材於他的攝影作品《升》——今年暑假，在讀一本深圳黨史文獻時，我同這張照片偶遇，那種由開端所迸發出的勃勃生機，讓我覺得可以拿來做自己的文章，後輾轉聯繫到周先生，隨即得到他的慷慨授權。《升》這幅作品，拍攝於1984年，兩棟大樓之間，一個身穿綠色背心的建築工人，高舉雙臂吹著哨子指揮吊車，陽光從左上方打到他的身上，高聳的大樓從他身側崛起——多年之後，我們仍能從畫面中感到一段歷史的脈動和力量。

後記原本是不需要題目的，至少不是必要的。“君可見漫天落霞”，其實是我預留給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只是自己遲遲未能動筆，現在拿來放在這裏，既與前文後記算得上貼合，也想著藉此再一次表達對香港文化的熱愛。本書作者出生於八十年代的開端，在香港回歸進入倒計時的九十年代，成長於一個沿海省份的內地縣城，“香港”於我們這代人的青春時期而言，始終是時代先進文化的代表所在。回到上世紀的九十年代，“香港”深入社會主義中國的大江南北、城市鄉村尤其是縣城，它既有東方之珠的璀璨奪目，也有皇后大道的狂野喧囂，還夾雜著狂野之城的迷惘墮落，“馬照跑，舞照跳”，資本主義的這種活色生香在當年是那般令人著迷，至今想來仍不免唏噓。如此說來，金庸的武俠宇宙也只是此時“香港”文化版圖上的一塊拼圖，它同TVB、寶麗金、午夜場、古惑仔⋯⋯甚至歌裏所唱的旺角、灣仔、彌敦道、百德新街，錄像廳、電影院或者電視機屏幕裏閃現的重慶大廈油尖旺舞廳、乾炒牛河蛋撻叉燒、鑒證實錄陀槍師姐、西九龍重案組、甚至紅白藍塑膠袋，《大時代》的股票之後就是《創世紀》的地產，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內在於這個文化，交匯在這個借來的時間和地方，共同構成了我們所理解以及想像的那個香港（HongKong）。更重要的是，當八十年代結束，鄧小平的南方談話開啟市場化轉型的大潮之後，“香港”更是小城大事，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展開中構成了樞紐的存在。本書終結於1992年，自此後十億神州“改革春風吹滿地”，而與這條歷史線索相互交織的，就是艾敬在1992年所唱的《我的1997》裏那句歌詞：“讓我去那花花世界”——關於香港作為一種模式是如何塑造我們的市場經濟法制的，這一歷史過程又是如何鑲嵌在改革開放“九十年代”的整體秩序之中的，法制變革與文化改造之間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何種有機聯繫，希望我在以後能有機會做系統的研究，發表扎實的見解。本書的主體部分結束於第四章的香港，也即將在香港三聯出版，寫作後記時，我忍不住在行文時不斷埋入一些香港文化的彩蛋，如果有些地方顯得刻意矯情，也請讀者在考慮到我的少年情懷後能夠諒解。

後記沒有結論，結尾還是回到金庸先生當年的對話：

記者問：你的結論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

金庸答：非常樂觀。對中國大陸樂觀，對臺灣樂觀，對香港樂觀，也就是對整個中國樂觀。

我們應該樂觀，“香港明天更好”！

完稿於2022年11月28日

序言

宇宙滄桑自飛馳，

道是可知似難知。

輕風微波震山裂，

去腐更新無盡時。

——彭真：《隨筆》，1981年2月5日

一

疫情在上半年突如其來，讓我不得不擱置原本的一個計劃——去一次山西侯馬，到彭真故居紀念館看一看。今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10月，是彭真同志誕辰的一百二十週年，而由他主持起草的“八二憲法”，也將在歲末迎來實施四十週年的歷史時刻——“八二憲法”誕生時，彭真已是八十歲高齡。

“八二憲法”之起草，法定程序始於1980年9月10日。這一日，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閉幕當天作出全面修憲的決議，1直至修改草案於1982年...

序言 001
引言 鄧小平在一九八四 017
壹 奠基：“八二憲法”與五屆全國人大的歷史行程 065
貳 開端：“新憲法”何以“長期穩定” 111
叁 湧現：中國憲制的“反定型化”戰略 173
肆 構造：以“香港”作為方法 229
後記 “君可見漫天落霞” 285

序言 001
引言 鄧小平在一九八四 017
壹 奠基：“八二憲法”與五屆全國人大的歷史行程 065
貳 開端：“新憲法”何以“長期穩定” 111
叁 湧現：中國憲制的“反定型化”戰略 173
肆 構造：以“香港”作為方法 229
後記 “君可見漫天落霞” 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