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教民榜文：六諭宣講的起源與發展

　　「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宋﹞朱熹，〈勸諭榜〉，《晦庵集》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紹熙元年（1190），朱熹（1130-1200）到任漳州知縣，隨即頒布〈州縣官牒〉，要求官員依令行事，意在整頓州縣事務，樹立規範。 其中，所發布〈勸諭榜〉，除試圖改正地方風俗，提倡人倫秩序，也推廣其教化理念。從朱熹的教化理念，可見其對士人與庶民有不同期待。如其勉勵士人「讀書窮理」、「修己治人」，但卻僅要求庶民百姓能做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即可。此與儒家傳統有關，也正是朱熹「明德新民」的教化實踐方式。此外，朱熹也非常重視地方社會的禮俗教化，曾修訂呂大鈞（1029-1080）〈呂氏鄉約〉，以〈增損呂氏鄉約〉作為地方社會的禮俗規約，以期促進社會道德與社會互助。「鄉約」可說是藉由集會的方式，對民眾進行社會教育。最早可溯自北宋呂大鈞「呂氏鄉約」。至明清時普遍盛行於鄉里間。而後世的鄉約發展，亦受其影響甚深。 木村英一指出，明代六諭即源自朱熹任地方官時所作的〈勸諭榜〉。 就字句上來看，兩者確有相似之處，或可視為六諭較早的起源。

曉諭榜文：政令的傳布

　　關於「諭俗文」的研究，小林義廣〈宋代の「諭俗文」〉有較詳盡的討論，他指出早於宋代之前，唐代便有以皇帝名義發布諭俗文的實例，載錄於《大唐詔令集》中。而宋代則將此諭俗的主要職責轉移至地方官員身上。 熊慧嵐〈論宋代諭俗文─玉與守牧共天下〉則指出宋代的「諭俗」與「勸農」密不可分，地方官員常藉由勸農以諭俗。 至於地方士人所作的「曉諭榜文」，可溯自北宋陳襄（1017-1080）於皇祐年間（1049-1053）發佈的〈勸諭文〉：

　　　「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載于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

　　陳襄認為禮義之俗的道理在於應遵守三綱五常，濟助鄉里鄰保，不為非作歹。同時，從陳襄《州縣提綱》所作的「治縣箴言」中，表明為政應「先教化而後刑責」， 即可反映其制定勸諭文的理念。朱熹曾在〈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中為其作注，並藉其內容彰明教化，導民向善。 陳宓（？-1230）也於〈安溪縣到任諭俗文〉指出，擔心地方教化之意未明，無以導其向善之方，故採用陳襄教民之訓勸諭百姓。 由此，顯見陳襄〈勸諭文〉既是宋代曉諭榜文的開端，也是影響朱熹制定〈勸諭榜〉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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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六諭宣講形式的變遷

　　嘉靖八年（1529），兵部侍郎王廷相（1474-1544）見民間天災旱荒嚴重，預備倉積糧不足，上奏請設義倉，認為義倉可以「寓保甲以弭盜，寓鄉約以敦俗」，又在談及義倉具鄉約教化的功效時提出：

　　　「每月朔望日一會，在村鎮者以土地神為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神為主，至期設神位香案，社首、社正率一會之人，詣神位前上香奠酒，行再拜禮畢，社首以下各序長幼，立於神位兩旁，社副出於社末，中立，向神讀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云：『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讀畢，再讀曰：『凡我同會之人，能遵聖教者，神必降之福，有違聖教者，神必降之禍，慎哉！慎哉！』」

　　說明每月朔望各舉行一次鄉約會講，並由社首率約眾一同誦讀太祖高皇帝六諭。職是之故，以致於戶部題准：「每州縣村落為會，每月朔﹝望﹞日，社首社正，率一會之人，捧讀聖祖教民榜文，申致警戒。有抗拒者，重則告官，輕則罰米，入義倉以備賑濟。」 因此，王廷相的上奏可說是推動六諭融入鄉約會講之關鍵。再加上嘉靖十九年（1540），監察御史舒遷強調鄉約的推行，並以「立鄉約以厚風俗」作為教化之道。 自此之後，以鄉約治民之法，便開始廣為地方官員及士大夫所推行。地方上的鄉約漸與六諭相互結合，也使得六諭宣講的方式產生轉變。

明代「中」期的六諭

　　自明代中期里老制度崩壞，木鐸之教不行以來，陸續出現改以鄉約作為教化風俗的方式。 此時，鄉約中寓有六諭或透過六諭勸民教化的型態、先後出現的時間紛繁並陳，情況不一。如弘治年間，文林（1445-1499）任溫州知府時，曾推行鄉約之法，並試圖以此約束族人，頒行《教民榜》、《白鹿洞規》、《古靈先生勸諭》、《溫公居家雜儀》，以行教化之事。 但具體規範中仍以「每鄉每保各置木鐸一個，令耆民照依太祖高皇帝舊制」， 可知此時同為里甲老人「持鐸循道」的宣誦型態。其後，正德、嘉靖年間，其實已有不少早期鄉約的發展，如潞州仇楫、仇森、仇樸、仇桓、仇欄兄弟所行〈雄山鄉約〉、安陽高陵呂柟（1479-1542）〈解州鄉約〉、祁門人余光行於〈河東運城鄉約〉及安邑張良知〈許昌鄉約〉等。 其中，正德六年（1511），〈仇氏家範〉中曾以舉行《藍田呂氏鄉約》和刊印《太祖高皇帝訓辭》，家給一冊，諷誦體行，作為治家之法。 但未言明如何宣講六諭，僅知已於鄉約舉行之時，發給每戶一本《太祖高皇帝訓辭》，以規範族眾。

　　正德十五年（1520），王守仁（1472-1529）所頒〈南贛鄉約〉，明顯具有太祖六諭的痕跡，其內文指出：

　　　「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成，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雖未直接點出「太祖高皇帝」或「聖諭六言」之名，但仍將鄉約與六諭結合，期以發揮勸善規過的教化作用。 但其主要型態，仍是以《藍田呂氏鄉約》為本制訂而成。不過，王守仁〈南贛鄉約〉的推行，確是使其後鄉約發展越趨盛行的原因之一。 葉春及（1532-1595）曾謂：「嘉靖間，部檄天下舉行鄉約，大抵增損王文成公之教」。 明末陳龍正（？-1634）纂輯《陽明要書》時亦直言「鄉約莫詳於此」。 顯然王守仁〈南贛鄉約〉於明代鄉約發展中深具重要性。而王守仁的門生鄒守益（1491-1562）於〈敘永新鄉約〉中認為六諭有「遷善改過，潛移默化」的功效，並說道：「詢于大夫士之彥，酌俗從宜，以立鄉約。演聖諭而疏之，凡為孝順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訓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為之目十有四。市井山谷之民咸欣欣然服行之。」 說明此時已將六諭疏之為目，行於鄉約之中，並已開始對六諭進行初步的疏解。

　　至嘉靖四年（1525），呂柟行〈解州鄉約〉時所制定：

　　　「諸耆老善人，每朔望或七八日到書院，可將《大誥》並律令及《藍田呂氏鄉約》、《日記故事》、近日本府發下《諭俗恒言》，摘其開心明目，關係身家風化，孝如曾參酒肉、伯俞泣杖，悌如田真荊樹，友如管鮑分金，化盜如陳寔、王烈等。類一一俗語講譬，令其歸里，轉化鄉村街坊及家人子孫。其年五六十歲以上者，令坐聽；三四十以下者，立聽。後講之日，令報化過人數及不改過之人，本職量行勸懲。若有不順梗化之人，定依《大誥》、律令，申稟上司究治。」

　　呂柟所作〈解州鄉約〉，已然開始實行鄉約會講，講解文本有《大誥》、《藍田呂氏鄉約》、《日記故事》、《諭俗恒言》等。其中較特別之處為述及《日記故事》中淺顯易懂之古代案例故事，意在通俗易曉，使百姓教化改過。惟仍未以六諭作為主要強調之內容。直到嘉靖三年（1524）浙江淳安知縣姚鳴鸞（1487-1529）才首度在政令中明確指出六諭，使民誦習之，並附有簡短的解釋。 而嘉靖六年（1527），安溪知縣黃懌制定讀約之法：

　　　「聖諭及倣藍田呂氏古靈陳氏作鄉約一篇，頒示居民讀約法。首讀聖諭，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莫作非為。』次讀《藍田呂氏鄉約》，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次又讀《古靈陳氏教詞》，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載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終讀《本縣禁約》：『一禁火葬，二禁賭博，三禁教唆詞訟，四禁投獻田地，五禁男女混雜，六禁僧道娶妻，七禁私開爐冶，八禁盜宰耕牛，九禁偽造假銀，十禁般演雜劇，十一禁社保受狀，十二禁教讀鄉談，十三禁元宵觀燈，十四禁端午競渡，是皆責之約正，用以督勸。』 」

　　此時明太祖六諭已明顯見於鄉約之中，連同宋代《藍田呂氏鄉約》、《古靈陳氏教詞》及該縣禁約，一併納入讀約內容，以教化鄉里百姓。同時，從文中得知，鄉約體例大多會將規範析為條目，再分別疏解其內容。

　　由前述可知，嘉靖初年以前，六諭大多附載於教民榜文或地方官員的勸諭之中，仍未將六諭在鄉約中進行宣講。相較之下，《藍田呂氏鄉約》、《古靈陳氏教詞》等宋代鄉約、勸諭之文，則時常出現在明初士人文集與地方志中，顯見應已備受明代前期士人的關注。

第一章　教民榜文：六諭宣講的起源與發展

　　「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宋﹞朱熹，〈勸諭榜〉，《晦庵集》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紹熙元年（1190），朱熹（1130-1200）到任漳州知縣，隨即頒布〈州縣官牒〉，...

【序】

　　道德教化是傳統中國治理重要的一環，宋元以後，透過朝廷和士紳的提倡，儒家思想對社會生活的規範更彰顯了政治與教化密不可分的事實。明太祖開國之初，即宣示「為治之要，教化為先」，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頒布的〈教民榜文〉中，規定每鄉每里置一木鐸，於里內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理事之人，持鐸巡行本里，沿路宣誦：「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二十四字聖諭，稱為「六諭」，又稱「聖諭六言」、「聖訓六條」，自此成為明代基層教化的總綱。

　　嘉靖以後，宣導六諭的方式，由流動的「木鐸宣誦」逐漸轉為定點的「鄉約會講」，各地並刊行了許多宣講專書，有的是理學家為鄉約會講撰寫的疏解，有的是地方官向百姓宣導的教條。如湛若水（1466-1560）《聖訓約》、羅汝芳（1515-1588）《聖諭演》、章潢（1527-1608）《聖訓解釋》、郝敬（1558-1639）《聖諭俗解》、范鋐《六諭衍義》等。其中，清初刊刻的《六諭衍義》經琉球儒者程順則（1663-1735）翻刻，由琉球傳至日本，直到明治時期都是日本修身科教科書的主要內容，影響深遠，也最為研究者矚目。而成書於嘉靖十五年（1536），也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則鮮為人知。

　　本書主要探討《聖訓演》的編纂及其內容，析論該書的教化理念及其實踐，以見明代六諭宣講與地方治理之關係。《聖訓演》由陝西監察御史唐錡、陝西提學副使龔守愚纂修，書分上、中、下三卷，收錄了三原學派王恕（1416-1508）對六諭的疏解，刑部尚書許讚的贊語，以及改正婚喪禮俗、講勸婦德婦功的告示、府縣學官的風俗議論等。作者不僅釐清了《聖訓演》的成書時間與存佚問題，且透過各卷內容的分析，指出《聖訓演》是最早收錄王恕六諭疏解的宣講文本，重視女子勤事蠶桑的婦功，呈現關陝禮俗與女教內容的地域特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透過編纂諸人與王恕、呂柟（1479-1542）、馬理（1474-1556）等關陝儒者師承的考索，抉發關陝士人藉六諭宣講推動地方禮俗改革、致力基層社會教化，指出《聖訓演》一書富含關學「以禮為教」的思想特色。凡此闡幽發微，俱不無創獲之功，研究貢獻值得肯定。

　　誠如葛兆光教授指出：思想學說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識化」，分別對應了官方禮法制度的建立、民間風俗習慣的變化，和一般思想世界的形成這三個方面。明代短短二十四個字的「聖諭六言」，從朝廷頒行榜文，規定木鐸宣誦，「倫理成為制度，道德成為規定」，到儒者編纂疏解，鄉約宗族集會宣講，再到市井男女、鄉里小兒都能琅琅上口，也可以說是明太祖「六諭」從制度化、世俗化到常識化的結果。然而，「常識」與「行動」的關係為何？似亦有待更進一步的探究。本書在梳理《聖訓演》的內容與地域特色上用力甚勤，唯對明人六諭實踐的討論或仍有不足。萬曆年間，禮部尚書沈鯉（1531-1615）不僅在《覆十四事疏》中強調「聖訓六言，勸化民俗」，主張恢復洪武舊制，於城市坊廂、鄉村集店，「復設木鐸老人，免其差役，朝暮宣諭聖訓；更於所著《文雅社約》中約定將聖諭六條「各書一牌，尊奉於門屏冠冕處所，使家眾子弟朝夕出入，仰瞻明命。」清四庫館臣雖肯定沈氏力懲冠婚喪祭時弊，以古禮救奢崇樸之本意，但也批評其論「失於太略太儉，不合古禮」，認為矯枉過直。對照《聖訓演》富含關學「以禮為教」的教化理念，如何就六諭的實踐與反思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應是學者可以繼續追究的課題。

　　本書由作者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並榮獲郭廷以先生獎學金獎助出版。欣聞本書即將付梓，謹此推介，並請學者專家惠予指正。

　　　　　　　　　　　　　　　　　　　　　　　　　　　　　　　　　　　　　　　　　　　　　　　　　　　　　　　　林麗月

　　　　　　　　　　　　　　　　　　　　　　　　　　　　　　　　　　　　　　　　　　　　　　　誌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二○二三年九月

【序】

　　道德教化是傳統中國治理重要的一環，宋元以後，透過朝廷和士紳的提倡，儒家思想對社會生活的規範更彰顯了政治與教化密不可分的事實。明太祖開國之初，即宣示「為治之要，教化為先」，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頒布的〈教民榜文〉中，規定每鄉每里置一木鐸，於里內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理事之人，持鐸巡行本里，沿路宣誦：「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二十四字聖諭，稱為「六諭」，又稱「聖諭六言」、「聖訓六條」，自此成為明代基層教化的總綱。

　　嘉靖以後，宣導六諭的方式，由流動的「...

出版緣起
序／林麗月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第三節　史料運用與說明

第一章　教民榜文：六諭宣講的起源與發展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第二節　六諭宣講形式的變遷

第二章　聖明之治：《聖訓演》的編纂
　　　　第一節　編纂及注疏者簡介
　　　　第二節　《聖訓演》的體例與架構

第三章　聖訓明明：《聖訓演》的內容
　　　　第一節　六諭的疏解
　　　　第二節　婚喪與正俗
　　　　第三節　婦德與女教

第四章　以禮為教：《聖訓演》與明代的地方教化
　　　　第一節　《聖訓演》內容的流傳
　　　　第二節　地方教化的實踐

結　論

後　記

徵引書目

附　錄

出版緣起
序／林麗月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二節　相關研究回顧
　　　　第三節　史料運用與說明

第一章　教民榜文：六諭宣講的起源與發展
　　　　第一節　明代六諭的緣起
　　　　第二節　六諭宣講形式的變遷

第二章　聖明之治：《聖訓演》的編纂
　　　　第一節　編纂及注疏者簡介
　　　　第二節　《聖訓演》的體例與架構

第三章　聖訓明明：《聖訓演》的內容
　　　　第一節　六諭的疏解
　　　　第二節　婚喪與正俗
　　　　第三節　婦德與女教

第四章　以禮為教：《聖訓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