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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克式的族群關係面貌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長鎮

我與社區營造學會的朋友曾在1999年共同推動一個叫村史運動的計劃，也在自己的家鄉推動的村民參與的「村史博物館」建構，在蒐集村史博物的過程裡，看到了許多與以個人或家族為立足點的不同記憶和敘事觀點，在非族群脈絡下看到了一個山村生活的歷史特質，但也呈現共同記憶的馬賽克化現象。這些多元甚至相互矛盾的故事，如何能總成、共構為一全稱式的「村史」，變成一個棘手難題。但是我們當時的思考是，也許我們就應該用這種馬賽克，來呈現以日常生活為主體的豐富色彩，形成不精準、細緻卻可能更為動人的印象主義式畫作。因此，我們最後並沒有寫出一本全知觀點的歷史文本，而是以博物館展示的方式，呈現這種多元一體。

在工作過程裡，我收集到兩張鄰村黃姓家族的老照片，一張是全家30多人在老家前面的大合照，那是分家前的團聚。另一張照片是分家出去的一支落戶池上，雙方往來探親，在池上車站月臺留下了送別的身影。老家是竹編夾泥牆的客家樣式傳統家屋，只在大門兩側的這扇牆上了白灰，區牆面都是裸露的稻殼生土。從建築的簡陋可以知道，這個不算小的家族尚未能以密集勞力的投入，改善生活水準，就已經到了必須分家，轉進東部的狀況。北部客鄉山多田少，山林經濟隨著國際市場變動而沒落後，造成了開發時代以來，大約定居三二到四代人就必須分家再遷。

閱讀《緣於山海之間：東臺灣的原民與客家》，非常有當年村史運動經驗的既視感。本書以跨學科角度探討了：二次移民者與西部原鄉的牽絆；在東臺灣的落腳方式與新的客家鄉村社會的形成；還有在這個社會形成過程裡，如何跟在地原居的族群與社會交往等等。整體來說，我讀到不同領域的傑出學者，從國家、族群與社會生活三大變項交織，探討東臺灣客家與原住民的互動，呈現馬賽克式的族群關係面貌，以及不同層面上的交互鑲嵌。

「族群」這個概念範疇，原本即預設了民族國家的框架，它一方面是國家整體性建構的課題，一方面則挑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國家的構成正當性。也因此族群研究一開始就跟國家難分難捨，以國家的為背景談「族群」，基本上就是談「族群政治」。而「族群關係」也在這個脈絡上成為「族群政治」的一部分，所以也是國家建構的一部分。

在臺灣，族群議題首先是由少數族群提起，其議題化的背景是臺灣在民主化、自由化過程，批判威權國家的外來性與單一性（單一民族的文化想像），從而必須面對族群文化的本土性與多元性。從這個角度來說，不能忽視族群的建構，具有人民對國家形成主動性、或能動性的挑戰。所以，民主化的臺灣，國家承認多元文化的價值（姑且不論現實成就），是回應民族－族群運動的訴求，而不像某些文化研究者想像的：國家片面以多元文化為正當性化妝。

但既有的族群研究焦點多放在對個別族群文化社會的了解，對於族群與國家的互動、辯證關係，相對討論得較少。而「族群關係」與「國家」的辯證關係則更為罕見。本書的出版，或許能啟動這個研究方向，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本書企圖呈現去國家化脈絡後，族群人民在社會生活及族群關係的主觀能動性，及呈現出的非族群政治下的族群面貌。在國家的統治與行政之外的日常生活裡，客家與原住民在東部的個別社群生活中，甚至家庭與個人生活中，族群性的實踐及其情境、脈絡：不但不同於民族國家建構脈絡下緊張性的面貌，也不同於西部族群人口高度不均衡的對比性。也就是說，族群人民之間，日常生活中的相遇的「他者」，其「異己性」與「他者性」不必相互定義，而相對更具有「重要他者」或「關連的他者」的色彩濃度。

一向以來，臺灣的族群研究有兩個基本的現象需要檢討：一是假設族群的獨立性，客家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分家，各做各的。二是研究對象中的多數族群闕如，好像只有相對少數族群才是族群，主流族群不放在「族群」的脈絡中。本書以東臺灣這個族群人口比例相對均衡的社會與生活為場域，探討了原、客之間的歷史性相遇與生活交織，自覺調整了前面所說的第一個假設。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進一步擴大研究，並持續展開的方向。這個嘗試也給了我們靈感，針對第二個假設，未來值得從這個方向進一步延伸到Holo與「外省」族群的更多變項與行動者，讓「族群關係」的意義有機會從「族群政治」解放出來，放在社會生活的脈絡下，檢視「共同」與「差異」如何可能、如何實踐，呈現一個多元而共同的辯證社會形成的結構與歷程。

總之，此書雖非一個大型的科際整合性研究計畫，卻具體而微地演示了一個臺灣族群研究值得繼續開發的方向。我也希望這個方向能吸引更多後繼者持續開發，並將東部研究經驗回饋到西部，帶動更多元廣大的臺灣族群研究視野。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臺灣東部有東臺灣、後山之稱，是臺灣東半邊區域，西側以雪山山脈、中央山脈與臺灣西部相隔，東側臨太平洋，佔臺灣島總面積約三分之一，通常指花蓮與臺東。由於具有孤立的地理特質，以及與在臺灣整體政治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位於邊陲地區，東部研究往往被視為獨立的研究區域。除了自然與地理位置的特質外，相較於臺灣其他地區，東部的人口結構、信仰、族群、物質文化、衣著、食物等日常生活與社會組成都有其獨特之處（康培德，2000：26）。林玉茹的研究更指出：「邊區東臺灣的研究明顯展現區域不平衡與區域差異的現象，大部分全稱性的臺灣史研究都不能檢驗東部」（林玉茹，2013：23）。康培德從文獻資料與文字論述中分析，也凸顯出東臺灣具備一體性的區域特色，像是荷蘭時代東印度公司1650年舉辦東部地方集會；1880年清朝設置的臺東直隸州、日本時代的花蓮港廳等（康培德，2000：18）。夏黎明的研究提到「東臺灣及其生活世界的構成」，除了自然環境之外，還有海洋東亞與歷史；國家治理、居民與人群、網絡、日常生活及其變遷這五方面的獨特性（夏黎明，1997：7-16）。

從臺灣東部的歷史研究出發，15世紀之前，東部仍屬於史前時代的型態，15世紀後列強競逐海洋東亞，直到19世紀清廷將後山納入版圖，日本帝國的擴張後，相關的歷史研究開始發展，孟祥瀚（2014）整理〈東台灣國家與族群之歷史研究的回顧〉，指出兩個重點：第一、漢人在數量上並未居絕對多數，且因歷史因素自清末、日治時期與戰後移入，形成多元族群並立，文化彼此滲透的情況明顯；第二、國家政策造成東部的邊陲性，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構成東臺灣特殊文化性格（孟祥瀚，2014：57）。孟祥瀚並提出不同時期的族群歷史研究重點：第一個時期為荷蘭時代：康培德研究荷蘭時期在東部建立集會區，與排灣、卑南、阿美族接觸，造成部落間的消長，建立新的不平等關係（孟祥瀚，2014：63）。第二則為清領時期：鼓勵漢人進入番區開墾，導致西部山區的泰雅族與布農族向東遷移，對中央山脈東側的阿美族與卑南族形成衝擊，迫使阿美族群在縱谷與海岸地區的遷移（施添福，2005）；潘繼道許多作品針對平埔族群向東遷移的歷史，以及奇萊平原原住民族與清廷國家力量抗衡的過程，例如加禮宛事件的影響（潘繼道，2001）；詹素娟檢視噶瑪蘭族遷移至花蓮平原後，與太魯閣族、撒奇萊雅與奇萊各社的關係（詹素娟，1995）。

第三為日治時期：國家體制延伸進入東部地區，土地調查、地籍登記、警察、保甲等制度，都對東臺灣的原住民族帶來巨大的變化，衝突日增（李宜憲，2000）；張素玢則是以日本移民村的政策、設置、作物栽培、信仰方式等影響深入研究（張素玢，2001）。第四則為戰後時期：相關的東部族群研究更為蓬勃，除了當代原住民族的研究外，客家族群也是重要議題。學者指出，客家委員會與原住民委員會的成立，支持了東部的客家與原住民研究，可以大概解釋這樣的發展（孟祥瀚，2014；陳鴻圖，2014）。陳鴻圖的論文更指出，在研究資源貧乏的東臺灣，公部門的投入更為重要，積極補助或出版相關研究的單位包括：花蓮、臺東縣政府對於在地文化歷史議題的開發；鄉鎮公所的鄉誌編寫；中央部會的客家委員會與原住民委員會、退輔會、太魯閣與玉山國家公園、東海岸與花東縱谷區國家風景管理處，則因為業務的關係，皆或多或少投入東部客家或原住民研究的出版（陳鴻圖，2014：77）。這股延續村史運動與部落誌書寫的熱潮，從1990年代末期一直到2010年後，東臺灣的政府相關出版品則開始萎縮（陳鴻圖，2014：94）。

在學界的部分，當代東部原住民族研究學者眾多，研究阿美族的有黃宣範、羅素玫與張慧端；噶瑪蘭族的有林素珍與詹素娟；太魯閣族的有謝世忠與Ciwang Teyra；布農族的有黃應貴；卑南族的有陳文德、林志興；西拉雅族的有詹素娟與潘繼道；達悟族的有謝世忠、楊政賢與蔡友月；撒奇萊雅族的有楊仁煌與王佳涵外，近年來還有很多年輕原住民學者投入自己族群的研究。

除了歷史與人類學的取徑外，關於原住民權利與法律、自治與公共行政、政治思想與哲學、健康醫療、社會福利、精神創傷、經濟產業、語言調查、土地開發、環境生態、建築藝術、展演與樂舞、文化資產、媒體傳播、文學創作的研究更是多元豐富。而在東部客家部分，學術能量與多樣性雖不如原住民研究，但也積累許多成果。東部客語的學者就有呂嵩雁、鄧盛有；客家歷史有李文良、潘繼道與張振岳；客家信仰與習俗的劉還月；族群關係有夏黎明與蘇祥慶、客家產業的黃宣衛；菸樓建築的黃蘭翔、客家認同的黃靖嵐等等。

既然東臺灣研究有其獨特性與區域特色，那東部客家族群的特色為何呢？與原住民族的相互滲透又帶來哪些影響呢？聚焦於東部客家，可以發現花蓮、臺東的客家族群人口總數分別為10.8萬人與4.4萬人，雖然總數不高，但佔總人口比例高於全國平均的19.3%，花蓮的客家比例更高達32.4%，僅次於新竹縣、苗栗縣、桃園市、新竹市，位居第五。花蓮可稱之為客家大縣。再者，在花蓮原住民佔四分之一，包括相對於桃竹苗的客家族群，原客有更不同的經驗，族群邊界與日常文化實踐更複雜與交疊。呂嵩雁（2007）指出，花東地區最強勢的語言是華語，其次是閩南語，花東客家人雖從西部遷來，但遷入花東後，因地形阻隔與顧及三餐溫飽而日夜工作，除了重大節慶以外，幾乎不曾返回前山，反而是由於生活與經濟上的需求，花東客家人到達當地後必須與花東在地的各個族群密切地交流與互動。

另外，東部客家另一個特殊之處在於，其客家組成具有高度多樣性，而且以不同方式不同時期移民過來。根據呂嵩雁（2014）研究指出：

花蓮北區、中區以來自桃園、新竹、苗栗以四縣腔、海陸腔為主的客家人為大宗。至於南區還是以北部的四縣腔、海陸腔為主，加上少數來自南部六堆「南四縣腔」的移民。還有其他腔調分別來自不同地區：來自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的詔安客家人、新竹的饒平客家人、中壢市的長樂客家人，他們零星分布在吉安、壽豐、鳳林、富里。

除此之外，呂嵩雁進一步指出，花蓮還有隨著戰後的外省移民中，包含來自客家原鄉的客籍外省人，如廣東梅縣、福建長汀縣、以及廣東揭西縣的「唐山客」，被視為外省人，且多聚集於眷村或榮民社區，例如花蓮市的榮民之家、壽豐鄉的農場眷村，讓花蓮的客家文化與語言現象更為複雜。而在原客關係部分，陳文德指出，要跳脫漢人思考方式與社會文化脈絡，是東部族群研究的重要思考基點。另外東部的歷史發展過程，特別是國家的力量，做為影響族群發展的一個外部因素，必須特別加以重視（陳文德，2005：56）。謝若蘭與彭蔚榕（2007）的研究則關注原客通婚的認同影響，廖致苡（2009）則探討花蓮地區客語阿美語接觸後，彼此在語言上所產生的變革與影響。

以上關於東部客家與原住民族的研究雖然豐富，但隨著東部族群的遷移與混居的歷史經驗逐漸積累，族群關係與邊界互動的議題更為重要，如何在每天生活與文化交融中，還要持續確立「我們」與「他們」群體的分類方式與文化內涵，並形成有用的族群認同或行動的框架，在當今的臺灣社會更具有重要性，也是本書希望貢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