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反腐肅貪

以往由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和需要，海峽兩岸對於蔣介石的評價截然相反，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是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歷史中無法迴避的重要人物。近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有關蔣介石日記和檔案的開放，推動了民國史的研究，愈來愈多學者開始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對蔣介石予以重新審視，並發表了眾多有價值的學術論著，而且兩岸學者在許多問題上的認識也愈來愈趨於一致，這應該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最近這幾年我正在進行抗戰以來貪腐大案的研究，希望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對每一重大貪腐個案發生的背景、經過以及最終處理的結果予以綜合分析和對比，從中尋找一些共性的特徵。在這中間，自然會涉及到蔣介石對待貪污腐敗的態度，以及他又是如何反腐肅貪的。

應該說，蔣介石個人的生活（特別是中年以後）還是相當清廉，也是比較儉樸的。作為黨國的最高領袖，為了政權的穩定，對於貪污和腐敗的行為蔣介石是極為憎惡的，這種言論在他的日記和講話中可以說隨處可見，而且他還經常對這類案件予以嚴厲的懲處。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亦曾努力懲治貪污，行政院祕書長翁文灝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的日記中寫道：「行政院通令鏟除貪污：（一）侵吞公款，（二）侵占公物，（三）濫用公物，（四）虛靡公物，（五）偽造報銷，（六）收官用，（七）浮報，（八）兼職兼薪或津貼，（九）超薪，（十）以公款生息。」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亦曾多次頒布懲辦貪污的法令，一九三八年三月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中第十六條即明文規定：「嚴懲貪官污吏，並沒收其財產」；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頒布《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又在其基礎上經立法院修訂，公布《懲治貪污條例》，並列舉了二十一種貪污的行為。與此同時，財政部亦曾多次下令取締國家行局以資金投機套利、禁止國家行局人員投機牟利以及禁止官員直接經營商業。但是，貪污的風氣不但沒有得到制止，反而愈來愈盛，特別是自抗戰中期以後，這種腐敗已經日益具有系統化、體制性的特點，這也是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

戰爭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物資極度匱乏，而大後方人口卻迅速增加，物價上漲。為此政府實施戰時統制經濟，所有出口物資均以統購統銷的方式運營，並全面管理外匯，而對事關國計民生的物資則實施專賣。這些舉措在戰時是必須的，但它卻使得那些主管財政經濟的官員所掌握的權力愈來愈大，導致黑市盛行，通貨膨脹，而官商勾結，以權謀私乃至於囤積、走私、貪污等各種腐敗行徑大行其道。同時，戰爭也影響了人們的心理，雖然抗戰初期人心振奮，同仇敵愾，然而到了相持階段，一是潰敗的陰影，二是相對的偏安，人們的心態發生變化，特別是在那些官員和商人中，悲觀厭戰、得過且過、及時行樂的心態日益嚴重，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對此就有生動的描述，而這些也都成為腐敗加劇的客觀原因。

就以軍隊的情形予以說明，當時軍隊官兵的待遇很低，中下級軍官的薪水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士兵的餉費就更少。國軍高級將領五十四軍軍長黃維就曾對蔣介石的侍從唐縱大嘆苦經：「今日如規規矩矩拿薪水，便要餓飯，而且不能做事，勢必失敗不可。反之，混水摸魚，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點油水，倒是人人說聲夠交情，有了問題大家包涵。這是做好不好，做壞倒好，正義掃地，是非顛倒。」

蔣介石對於官場中的這種腐敗現象並非毫不知情，他曾指責政府中「做官不貪贓、不納賄，真是鳳毛麟角。什麼人不到政界則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纏萬貫了」，為此他曾多次下令對於貪腐行為予以嚴懲。然而這種處罰往往是隨意性的衝動，遠非制度化的舉措，而且懲治的對象大都亦只是那些較低級的官員，這裡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予以說明。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之後，為了緩和物資緊缺的問題，特別設立平價購銷處，並委任經濟部商業司司長章元善兼任處長。章元善上任後儘管也頒布了一些法令，企圖實施「以量控價」的政策來抑制物價，然而沒有物資為基礎，那些空文如何制止得了物價的上升。章元善無奈之餘，只好辭去平價處處長一職。此時大後方物價已如脫韁之馬，老百姓更是怨聲載道，政府各部門之間也相互推諉。為了堵塞民怨，蔣介石決定「借人頭，平物價」，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指示戴笠等軍統人員將章元善和國貨聯營公司經理壽墨卿祕密扣押。然而調查了大半個月，並沒有查到章元善等人的貪污證據，加上經濟部翁文灝部長的力保，只能將他們釋放。但是為了面子，最終還是以「玩忽政令，貽誤事機」的莫須有罪名，免去章元善的所有職務。

另一件令人矚目的事件則是中國前成都市長楊全宇的囤積居奇案。當時大後方物價飛漲、物資緊缺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特別是糧食供應的短缺更加牽動市民的神經。一九四○年三月十三日成都市發生搶米風波，作為一市之長的楊全宇自然負有一定責任，其後又傳出有人以他的名義購進三百石白米的消息，儘管他本人事先可能並不知情，但此事一經披露，立即引起成都市民的憤怒和輿論的抨擊。正為糧食問題感到焦頭爛額的蔣介石聞訊後更是極為憤怒，並下令從嚴懲治。於是，楊全宇先是被逮捕，免去所有職務，接著便移送軍法總監部審理。軍法總監何成濬以為楊囤積糧食數額未超過一千石，尚未達到死刑標準，對他擬判處有期徒刑，但蔣介石為了制止物價上升，決定殺一儆百，最終下令將楊全宇以囤積糧食之罪名處以極刑。

當時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看到報紙上刊載楊全宇被槍斃的消息不禁大吃一驚，他在當天的日記上寫道：「吃午飯時看報，朋友楊全宇被槍斃的消息突然射進眼簾。囤積居奇以至處死這是第一個，他是才卸任的成都市長、大川銀行的總經理，官不大不小，地位不高不低，這時候恰好做一個犧牲品。他囤的麥子雖不過三百石，處死的作用卻是不小的。」陳克文的說法倒是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對此蔣介石也很清楚，這就是亂世用重典，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星期反省錄」中寫道：「楊全宇於二十三日伏法後，人心為之一快，物價已趨平穩。」而在三天後的「本月反省錄」中他又重申：「石友三通敵謀叛，楊全宇囤積居奇，兩人先後正法，關於軍事與經濟前途之影響甚大。」

關於政府在反腐肅貪中「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的弊病，《華西日報》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的一篇社論中就曾評論道：「至於縣市以上，官愈大勢愈厚，而貪污數目愈為警人者，無有。這是不是說大官盡廉、小官才貪呢？不是。政治上從沒有大官真廉而小官敢貪污者。真貪污而無人告發檢舉。吞舟之魚漏網，而落網者皆鼠竊狗偷之徒。大奸大惡，逍遙法外，為所欲為，所以由此產生的下級貪污，也就誅不勝誅、愈來愈多了。」

這倒也不是說，蔣介石對於高層官員的貪腐行為完全不聞不問，他在日記中就經常痛斥屬下、包括一些高級官員貪腐的行徑。一九四二年，林世良以中央信託局運輸處經理的地位和名義，勾結大成商行章德武從仰光將三千萬元物資運往昆明，轉手就圖利一千萬元。此案為軍統人員所破獲，社會為之震動。但是林世良與孔公館的關係實在太深，他常替孔夫人與孔二小姐做生意，眾人皆知，因此孔祥熙竭力為其緩頰，軍法執行總監部判處他無期徒刑。此案傳到侍從室後，引起唐縱、陳芷町等人的不滿，認為執法不公，並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重判。當天蔣介石就親自下令，林世良判處死刑，不許緩刑，並限第二天執行公布。蔣介石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本星期反省錄」寫道：「林世良與許性初案，依法嚴懲，此實為以後袪除貪污、修明政治最大之關鍵。」

另一個案件則直接牽涉到孔祥熙。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接到有關孔祥熙涉嫌捲入美金公債舞弊一案的報告後，即多次下令財政部予以認真調查。當財政部將確鑿證據提交在他面前時，蔣介石極為憤怒，他在日記中說：「審閱中央銀行舞弊案全文，為之痛憤不已。」為此他曾親自召見剛剛回國的孔祥熙，「告以此案調查經過與事實及人證物證，屬其好自為之」。然而孔祥熙「總不肯全部承認也，可嘆」！甚至蔣介石「將其人證物證與各種實據交彼自閱，彼始猶指誓强辯，令人痛心，殊愧為基督徒矣」；「彼總想口辯掩飾此事，而不知此事之證據與事實俱在，決難逃避其責任也。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耻之至！」蔣介石雖然經常在日記中責駡屬下，但用「可耻之至」這樣的言辭辱駡孔祥熙還是第一次，可見蔣此時的確是對孔痛憤已極。

雖然蔣介石在日記中對孔祥熙予以痛斥，但並沒有公開道破，還是讓他「設法自全」，算是給他留足了面子。然而在人證物證面前，孔祥熙還想抵賴，這時蔣介石憤怒至極，「更覺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因之未能午睡，痛憤極矣」。他曾一度決定將此案公開，由監察院和國民參政會進行澈底調查。他的親信聞訊後立即加以阻止，說此案若要深入調查，勢必破壞國家的形象，失去國際的援助。最終蔣介石決定，將此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只是「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這樁震驚中外的貪腐大案，最終就這樣不了了之、倉促結案了。

蔣介石對孔祥熙的態度從信任有加到暗中調查，從憤怒至極到不予追究，可以看出此時他的矛盾心理。儘管蔣介石可能一度曾有大義滅親的想法，但是一旦黨國利益與家族情誼糾纏在一起，他也完全無能為力了，這就像他在給宋子文的一封電報中所說，所有舉措必須「增加我內親之情感，免除外人之猜測」。

雖然此案在强權控制之下一時得以遮掩，黨國與家族的聲譽亦暫時得以保全，但這種後果卻極大地助長了貪腐行為的擴張。隨著抗戰勝利的到來，接收大員「五子登科」，軍政官僚貪贓枉法，豪門資本以權謀私，貪污與腐敗已逐漸成為體制性的行為，就像惡性癌細胞一樣，迅速蔓延到身體的每一部分。戰後接收不僅為貪官污吏創造了一個大好機會，就連平日奉公守法的官員亦都想盡一切方法參加接收工作，以圖謀利。因此大致上可以這麼說，接收工作中的貪腐現象不是有與無的問題，而只是多與少、放肆與克制之間的區別而已。接收之初蔣介石就屢屢接獲密報：「京、滬、平、津各地軍政黨員，窮奢極侈，狂嫖濫賭，並借黨團軍政機構名義，占住人民高樓大廈，設立辦事處，招搖勒索，無所不為，而以滬、平為尤甚。」他在日記中也多次強調，要「告誡軍隊及各級黨政人員，對收復區民眾只可撫慰，切勿驕矜自大。凡收復後在都市買屋占車與賺錢者，一經查明，必加嚴處；收留偽物資應以清廉簡樸為主」。當美國特使魏德邁對他說「中央派往華北大員之如何貪污不法，失卻民心」時，一方面蔣介石「聞之慚惶，無地不知所止」；但他又認為，這是魏德邁「不知現在我國社會之複雜，共匪之造謠中傷，惟恐天下不亂與中央不倒之陰謀與暴動如何其兇頑也」。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政權已面臨滅頂之災，失敗已成定局。三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在「本月反省錄」中對於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進行了總結，其中他認為比較重要的原因包括：外交失誤，軍事挫敗，派系分裂，組織混亂，財經崩潰，戰時行憲，個人的傲慢作風，以及缺乏有效的宣傳方法等，但就是沒有提及貪污與腐敗對於國民黨失卻政權所造成的影響。

一九七○年六月一日至七日，蔣介石百病纏身，此時已久卧病榻的他又對自己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原因進行了檢討。直到這時，蔣介石還是特別強調內戰期間的外國因素，指責蘇聯援助中共奪取了東北，批評美國的錯誤調停工作，他認為這些才是致使中共取得軍事上風的重要原因。雖然他也承認，政府官員的腐敗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實際上卻並沒有對此有深刻的認識。至於說他為什麼未能堅持反腐肅貪，蔣介石自己的解釋是因為他要處理的事務實在太多，而這類問題並非當務之急。因此直到蔣介石去世他都沒有意識到，對腐敗的縱容，使他成為貪腐的領袖，他的政府也成為腐敗的政府，最終必然遭到民眾的唾棄。

蔣介石與反腐肅貪

以往由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和需要，海峽兩岸對於蔣介石的評價截然相反，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是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歷史中無法迴避的重要人物。近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有關蔣介石日記和檔案的開放，推動了民國史的研究，愈來愈多學者開始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對蔣介石予以重新審視，並發表了眾多有價值的學術論著，而且兩岸學者在許多問題上的認識也愈來愈趨於一致，這應該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最近這幾年我正在進行抗戰以來貪腐大案的研究，希望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對每一重大貪腐個案發生的背...

最近幾十年，我一直致力於民國史研究，自然，十分關注海內外相關學者的動態。例如，他們有何出版的新著，發現了什麼新資料，提出了什麼新觀點，在哪些方面推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等等。其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鄭會欣教授是我十分關注的學人之一。

我之所以十分關注會欣教授的研究，原因很多。其一是他研究專長為民國時期的財政經濟史。如所周知，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活動，人類社會的其他活動，例如政治、軍事、外交、文化諸種類型的活動都建築於經濟活動的基礎之上，受制於經濟和財政狀況。不了解經濟史、財政史，就無法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人在其他領域的活動。無法了解一個集團、黨派、政權的生存、發展與興衰。我自己在大學時期學的是中國文學，畢業後有十年左右的時間研究中國哲學，後來由於命運安排，踏上史學研究之途，可以說「勾掛三方來闖蕩」了，但是，我絕不敢踏入經濟史、財政史領域，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的著作和文章雖然寫了不少，但是，卻基本沒有寫過經濟史、財政史的文章，無他，自知學養不足，「藏拙」而已。然而，研究民國史，不了解經濟史、財政史又不行。例如，不了解辛亥革命時期，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財政困難，就無法理解他們何以未能長驅北上，「直搗黃龍」？不了解上一世紀二十年代江浙金融集團和廣東、兩湖等地民族資產階級的狀況，就無法深入理解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清黨」和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至於其他一系列全域性的、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例如，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謂「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資本主義」等等，恐怕更無從置喙，只能人云亦云了。會欣教授是研究民國時期財政經濟史的專家，著有《改革與困擾：三十年代國民政府的嘗試》（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一九九八年）、《從投資公司到「官辦商行」：中國建設銀公司及其經營活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年）、《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貿易研究》（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二○○九年）等書，他的這些著作都能匡我不逮，引我思考。

原因之二是會欣教授曾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七年，高度熟悉民國檔案，善於發現並利用珍貴檔案，解決疑難問題。

歷史研究是實證科學，需要從史實出發，靠史實立論。史實已逝，需要靠史料還原、重建。在眾多的史料中，檔案最為重要。有些歷史事件，當時就撲朔迷離，事後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就要查找可靠的、有權威的檔案資料加以論列。會欣教授由於熟悉檔案，因此常能利用這一優勢，解決民國史上一些不易解決的問題。以一九四七年孔、宋家族套購外匯一案為例。當年七月二十九日，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南京《中央日報》刊載消息：聲稱財政、經濟兩部奉令查明：自一九四六年三月政府開放外匯市場到同年十一月修正進出口條例，強化管制的八個半月中，孚中實業公司共結外匯一億五千三百七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三美元，揚子建業公司共結匯一億八千零六十九萬一千零六十九美元，中國建設銀公司結匯八萬七千七百六十二美元，三者相加，共達三億三千餘萬美元，占同一時期中央銀行售出外匯三億八千萬美元的百分之八十八弱。這三家公司分別是宋子良、孔令侃、宋子文創辦的，屬於豪門資本。消息刊出後，立即引起社會的強烈憤慨。但是，兩天以後，《中央日報》卻又刊登〈孚中、揚子等公司結購外匯之實數〉，說明前登消息，有「數處漏列小數點」。按照新公布的「實數」計算，三公司的結匯數字僅為三百三十餘萬美元，原報導誇大了一百倍。但是，這一更正不能為人取信，被認為是官方的庇護、掩飾，社會的憤怒和聲討更烈。甚至在多年後，原報導人、《中央日報》記者陸鏗仍堅持舊說，並稱「漏列小數點」是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為化解危機而採取的高招。這樣看來，孔宋豪門套購巨額外匯一案似乎已成鐵案，無可懷疑了。然而事實真相到底如何呢？會欣教授從當時經營進口的商品機構、進口貨品的種類、價格等方面分析，認為《中央日報》最初報導的數位顯然過於誇大，與事實「相差實在太遠」。不僅如此，會欣教授更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檔案中找到當年財政部的《簽呈》和經濟部的《會呈》，證明原文確有「小數點」，《中央日報》在據以報導時確實將之漏掉了。這就為解決這一多年疑案提供了無可辯駁的鐵證。

這樣的情況非僅一例。抗戰時期，孔祥熙的美金公債舞弊案，我曾根據蔣介石日記、國民黨黨史館檔案、傅斯年檔案等多種資料，論證其事，並且仔細闡述了蔣介石查處此案的經過。拙文發表後，《歷史研究》雜誌轉來了會欣教授的同一主題的文章，要我提出意見。我讀後發覺會欣教授的文章由於有二檔館等處的資料支撐，因此比拙文更詳實、更豐富，便大力推薦此文。收在本書中的〈唐紹儀被刺的原因〉和我的一篇舊文所述大體相同，甚至利用的主要檔案也大致相同，但是，拜讀後，我仍然感到，會欣教授的文章所引用的資料比我豐富。在若干方面的論述比我深入。

會欣教授本書，闡述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唐紹儀、張嘉璈、章太炎、張自忠、王雲五、戴笠，以及唐壽民、孔令侃等人的事蹟，大都見人之所未見，述人之所未述。其根據，則或來自南京、台北等地所存民國檔案，或來自蔣介石、王世傑、張嘉璈、陳克文、唐縱等人的私人日記或筆記，因而都證實、可信，既可供研究者採用，補充現有史著之不足，又可供歷史愛好者知人論世，藉以了解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物。

我和會欣教授相識多年，多次在海內外的檔案館和學術會議上相見，得到過他的許多幫助。我所希望於會欣教授的是，沿著已經開闢的道路繼續前行，在民國財政、經濟史和民國人物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楊天石

最近幾十年，我一直致力於民國史研究，自然，十分關注海內外相關學者的動態。例如，他們有何出版的新著，發現了什麼新資料，提出了什麼新觀點，在哪些方面推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等等。其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鄭會欣教授是我十分關注的學人之一。

我之所以十分關注會欣教授的研究，原因很多。其一是他研究專長為民國時期的財政經濟史。如所周知，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活動，人類社會的其他活動，例如政治、軍事、外交、文化諸種類型的活動都建築於經濟活動的基礎之上，受制於經濟和財政狀況。不...

序／楊天石

蔣介石與反腐肅貪
蔣介石查處美金公債舞弊案
蔣介石與雅爾達密約
蔣介石日記中的香港受降
蔣介石與孔祥熙的恩恩怨怨
宋子文「以行為家」
宋子文的人際關係
戰時重慶官場異動
宋子文的「認錯書」
宋子文與戰後初期的財經政策
宋子文下台以後
宋子文與九龍城寨事件
宋氏家族在上海的房產
民國股改往事
合作與分歧
「理財高手」孔令侃
《金山日報》倒孔，孔氏心腹滅火
家僕狐假虎威，孔少仗勢欺人
小數點之謎
章太炎抵制外資侵東北礦權
張嘉璈被撤職的前前後後
唐紹儀被刺的原因
張自忠：以死明志，以身殉國
戴笠也做媒？
有關宋美齡訪美的幾封電報
唐壽民的落水與入獄
戰後接收大員強民營企業之一例︱從王雲五致宋子文的一封親筆函談起

後記

序／楊天石

蔣介石與反腐肅貪
蔣介石查處美金公債舞弊案
蔣介石與雅爾達密約
蔣介石日記中的香港受降
蔣介石與孔祥熙的恩恩怨怨
宋子文「以行為家」
宋子文的人際關係
戰時重慶官場異動
宋子文的「認錯書」
宋子文與戰後初期的財經政策
宋子文下台以後
宋子文與九龍城寨事件
宋氏家族在上海的房產
民國股改往事
合作與分歧
「理財高手」孔令侃
《金山日報》倒孔，孔氏心腹滅火
家僕狐假虎威，孔少仗勢欺人
小數點之謎
章太炎抵制外資侵東北礦權
張嘉璈被撤職的前前後後
唐紹儀被刺的原因
張自忠：以死明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