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懷友月千里

一

兩年前的暮春時節，鶯飛草長，蝶舞蜂喧，怒放的紅杏和漫天揮灑的白櫻，把整個柏克萊校園淹沒在紅白相間的花海。那正是柏克萊絕美的時刻。而我，為了吃一口飯，馬上就要萬里迢迢遷徙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在校園徘徊躑躅，幽徑旁的每一叢花樹，每一株綠草，都在牽曳著我的衣衫，阻滯著我即將遠離的腳步。我在柏克萊居住了十年，十年了，人生還能有幾個十年？柏克萊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和我靈犀相通、血脈相連。何況，那兒還有三十年來和我一道飽經憂患、打死不離的胞弟，還有燕爾新婚的妻，怎不教我遲遲其行，難以割捨！

我這人生於亂世，對人生黑暗面看得太多，難免有憤世的偏激；且無阮步兵之才，卻偏愛用青白眼臧否人物；我一輩子沒能交上幾個真朋友，由於朋友不多，故不免格外珍惜。文船山是有數的幾個朋友中，最能和我心意相通，意氣相投的一個。每星期和住在美國東岸的文船山通一個長途電話，一講就是一個多小時，是我在柏克萊十年如一日的功課，也是精神上最大的慰藉。這次遠赴南洋，越洋電話的昂貴收費，並非我和文船山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擔。實不相瞞，一想到以後再也不能和文船山在電話中暢談，我就更捨不得離開柏克萊。

在未曾認識文船山之前，我便已讀過文 船山以「海楓」為筆名撰寫的兩本書，一本是《海豐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另一本是《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前者讀後印象不深，後者所謂「述略」，其實是用了六百多頁的篇幅，把錯綜複雜的整個廣州地區的紅衛兵運動疎通董理，其條理之明、敘事之審、剖析之精、綜貫之力，令我和幾個逃港的廣州紅衛兵領袖讀後個個目瞪口呆，矯舌而不能下。當時我們都在納悶：「海楓」到底是什麼人？他對廣州的紅衛兵運動的了解，怎麼會比我們這些親身參加者和

組織者還要詳盡清楚？

一直到了一九七四年秋天，我才在九龍亞皆老街一五五號的大學服務中心，見到了像謎一樣的「海楓」。當時他才廿多歲，文質彬彬，舉止優雅，修長的身材，俊逸的面孔，合時的衣著，再加上鼻樑上那副玳瑁眼鏡，以及手中那本磚頭一樣厚的精裝英文書，人人都會認為他是出身於香港上流社會，又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翩翩俗世佳公子，無論如何也不會把他和粗鄙無文的「過河卒」引起聯想。當時在服務中心做研究的那些自高自大的洋學者和洋教授，成群追在他身後求教請益，口中「海楓」、「海楓」的叫得不知有多親熱。眼看著別人和自己差不多年紀，便已是友聯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國際的知名學人，而自己只不過是新亞研究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研究生，不禁有點自慚形穢。雖然文船山每次見到我，都客客氣氣地點點頭，打個招呼。但我覺得這純粹是社交場合的禮貌和客套，我們其實並不認識，當然更談不上交朋友。

二

這種點頭之交的關係大約維持了半年。有一次，在大學服務中心的酒會上，文船山拿起酒杯走過來主動和我攀談。他說注意到我最近常在報刊上撰寫的文章，尤其是那篇〈中國大陸乞丐現象目睹記〉。他有一個洋朋友，亦即《天讎》的作者倫敦教授，最近正從事大陸乞丐現象的研究，目前尚在香港逗留；文船山問我有沒有興趣接受倫敦教授的訪談。我當時正對西方的「中國通」非常反感。這些所謂的「中國通」，其實是「不通」之至。他們在未與你交談之前，便已先有了一套「中共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之類的觀念和成見橫亙在胸。當代中國人淋淋滴血的慘痛經驗，感動不了他們歷史命定論的鐵石心腸。中共各種不把人當人的倒行逆施，在他們眼中，無不一一出於「歷史的要求」並「符合歷史發展的律則」。一個和我在大學服務中心共用一間研究室的洋學者，則乾脆告訴我：在他眼中，中國的人民只不過是建造歷史的材料而已。

洋學者驚人的坦白，使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原來透過「歐洲中心論」的有色眼鏡，他們看到的中國文化，無非是愚昧、野蠻和落後，合該讓中共連根鏟除；而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又使他們認為黃皮膚的中國人根本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理所當然要忍受中共的奴役和殺戮。明白了這一道理之後，我便發誓不再和中國通談中國問題，免得他們把我當成反面教員在著作中批鬥，或歪曲閹割我的原意，用以論證「新中國」如何如何的「偉大」，或「毛主席」如何如何的「英明」。

這次我自毀誓言，一口答應接受倫敦教授的訪談，一方面是發現文船山對時下中國通的厭惡，和我在伯仲之間，知音之感頓生；另一方面是我曾讀過《天讎》，覺得它是西洋的一本把中國人當人看的專書；而文船山又告訴我：倫敦教授由於在該書中對中共持批判態度，已引起中國通們普遍的憤怒和憎惡；對於這個在「歌德」潮流中反戈一擊的諤諤一士，在情在理，於公於私，我都應該表示由衷的感佩和道義上的支持。和倫敦教授見面約好在某日的傍晚六時，我和文船山到了倫敦夫婦下榻的半島酒店，便立刻開始了對談。倫敦教授不通中文，我那篇長達四萬言的〈目睹記〉，已由倫敦教授的同事李佑寧教授全部譯為英文。倫敦教授根據英文譯稿，逐一仔細和我深入討論。每當我們的英文溝通出現困難時，文船山便負責幫忙疏解。

三

和文船山由半島酒店出來，已是晚上十時半了。由於肚子在唱空城計，嘴巴不說，臉色大概也不怎麼好看。倒是文船山一臉的歉疚，死扯硬曳地把我拉到尖沙咀的一間中國酒樓坐下來，一疊連聲地道歉，好像一切都是他的錯。文船山的厚道，弄得我真有點不好意思起來：猶太佬不請吃晚飯，誰又料得著了？人家不是也和你一樣餓了四個半鐘頭？你的臉色要擺給誰看？堂堂男子漢，怎能這麼小氣！

文船山點了幾個小菜，又要了一瓶酒，我們一邊吃喝，一邊閒聊。原來文船山和我一樣，也是「過河卒」一名。文船山的父親，是廣東海豐縣著名的儒醫，母親則是傳統型的賢妻良母，兩人育有五子二女，文船山在家中排行最少。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文船山剛好畢業於廣州某大學的中文系，目睹著大學裏的老師，甚至是早他一年畢業，剛被分配到中學執教的同學，個個挨批被鬥，被紅衛兵糟蹋踐踏得不如豬狗。兔死狐悲之傷感和激憤，使文船山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大學畢業生的資歷以及廣州的戶籍，遠竄於窮山僻壤之間，靠著替各地鄉民繪畫肖像以換取兩餐一宿。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文船山因繪像來到沿海地區，由朋友引介，搭上了一條偷渡往香港的小漁船，幾經危難艱辛後終於僥倖地逃抵香港。

文船山的大學文憑，在當時的香港只是廢紙一張；書香世家熏陶出來的秀氣和一表斯文，又使香港工廠的老板都認定他熬不住出賣勞力的辛苦。幸而天無絕人之路，一個朋友知道他在大陸曾讀過大學，便把他介紹到「友聯研究所」工作。他精密敏銳

的頭腦，雄健清暢的文筆，再加上在大陸生活多年的親身體驗，使他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脫穎而出，成為中共研究領域中一顆光芒四射的新星。由於不能忘情於苦難的故鄉和鄉間的親友，文船山的專書和論文，大都以「海楓」（海豐）的筆名發表。

我由一九六九年末泅水抵港後，便有意和大陸出來的朋友保持距離。我太了解經過文革的大毀滅、大虛無之後中國青年一代的特性。桃樹還未曾栽種下去，他們便有本事為純粹想像中的桃子分配而扭打撕咬，弄得彼此的嘴角指爪都沾滿了毛和血。我不會咬人，更不願被咬，為安全起見我只好和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結交。

但是，由於生活和思想背景的歧異，面對著新朋友，我又時時為彼此缺乏共同的語言和興趣而倍感寂寞。眼前的文船山，不知何故，竟完全沒有引起我的防範和戒懼之心—這種警惕本來是我和大陸朋友一接觸就衍生的防衛本能—我只覺得有一種難以名狀的聲應氣求的同類之感，像磁場力一般把我們這兩個孤獨的靈魂緊緊吸附在一起。我不知何故會如此，這也許就是所謂的「緣分」吧。

天涯懷友月千里

一

兩年前的暮春時節，鶯飛草長，蝶舞蜂喧，怒放的紅杏和漫天揮灑的白櫻，把整個柏克萊校園淹沒在紅白相間的花海。那正是柏克萊絕美的時刻。而我，為了吃一口飯，馬上就要萬里迢迢遷徙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在校園徘徊躑躅，幽徑旁的每一叢花樹，每一株綠草，都在牽曳著我的衣衫，阻滯著我即將遠離的腳步。我在柏克萊居住了十年，十年了，人生還能有幾個十年？柏克萊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和我靈犀相通、血脈相連。何況，那兒還有三十年來和我一道飽經憂患、打死不離的胞弟，還有燕爾新婚的妻，怎不教我遲遲其行，...

推薦序／ 程門立雪，高山流水—翟志成的師友情緣

白先勇

我和翟志成首先結的是文字因緣。七十年代初，我在報章上讀到一連串翟志成寫的有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翟志成曾親身經歷文革煉獄，目睹過文革時期各種非人慘烈的暴力行為，他寫出來的文章，血和淚流，讀來震撼人心。我開始與他通信往來，以文會友。

一九八○我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去做訪問教授一年。恰巧翟志成也在那裡攻讀歷史系博士，於是我們初次會面，同時翟志成的未來妻子華瑋也在比較文學系唸博士，我跟他們兩人都有特殊緣份，華瑋後來變成我們大家一同發起的崑曲復興運動重要成員。從此以往四十多年翟志成變成我相交不斷的好友。華瑋畢業後曾到加大聖芭芭拉分校東方語文系教書，我們成了同事，翟志成拿到博士後也跟隨他的新婚妻子到聖芭芭拉來住了一段時期，我們在這時候開始來往密切起來。

翟志成是廣東人，有廣東人「硬頸」的脾氣，一條腸子通到底，直來直往，不講虛套，他是個講義氣、有血性的人，跟他聊天，沒有避諱。翟志成精於廚藝，聖芭芭拉盛產海鮮，翟志成夫婦常邀我到他們公寓去嚐他的美味烹調。翟志成買了幾個生鮮大鮑魚，慢火燉雞幾個鐘頭，我從來沒喝過那麼鮮美的雞湯。常常酒過三巡，我跟翟志成論起家仇國恨，扼腕頓足，講到激昂處甚至拍桌子，打板凳，引得鄰居來抗議。我常跟翟志成提起一九四六年四平街那一仗，蔣介石任命我父親白崇禧將軍到東北督戰，明明把林彪打得大敗，往哈爾濱急速撤退，孫立人軍已經追過松花江，父親向蔣介石力諫徹底殲滅林彪部隊，蔣不聽，把我父親硬調回南京，逕自下令停戰，林彪敗部復活，席捲東北，直下海南。那是父親平生最大憾恨，亦是國軍丟掉大陸的禍源。

我很早便有了替父親立傳的念頭，因為我看到兩岸官方民間有關父親歷史的訊息著作多有不實之處。歷史並非我的專業，父親一生等於一部民國史的縮影，民國史料浩瀚如海，替父親修史，困難重重，翟志成時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任職，我經常向他諮詢請教，翟志成非常關切我替父親立傳的計劃，並介紹一位中研院助理替我尋找資料，幫助甚大，前前後後我磨磳了二十年，終於完成父親傳記三部曲：《父親與民國》、《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翟志成仗義執言，寫下〈此情只待成追憶〉書評一篇，推薦《悲歡離合四十年》，翟志成寫這篇文章下足功夫，有兩萬字之長。他肯定這部傳記蒐集資料豐富，我與共同作者廖彥博花了四年工夫，四處尋找資料，光是蔣介石與白崇禧來往電報信件手令即達近萬件，廖彥博受過史學訓練，他負責《北伐．抗戰》、《國共內戰》前兩部，我撰寫第三部《臺灣歲月》，廖彥博梳理資料，精挑細選，多方比較，翟志成甚為讚賞，

前兩部廖彥博完全以史書筆法為之，第三部我則以文學回憶方式撰寫，翟志成以為國史與家史合而為一，相得益彰。他這篇〈此情可待成追憶：讀白先勇《悲歡離合四十年》的浮想曲〉便收入他這本《學林拾翠》文集中。

翟志成在中國大陸，讀的是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古文根基紮實，嗜好詩詞，其實文學才是他的初戀，鑑於文學的持久影響力，他經過文革抵港後，曾一度想從事文學改變人心。他努力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因為眼界高，標準嚴，發覺「除了有數的一些短篇小說之外，幾乎沒什麼像樣的東西可以拿出來見人的」，翟志成自述「當代中國的短篇小說家中，我最崇拜魯迅和白先勇。」他認為《臺北人》是「亡國之音哀以思」，但「絲毫不妨礙《臺北人》成了我的最愛」。翟志成為《臺北人》寫下十五首詞，調寄採桑子，除了〈序曲〉外，其他每篇故事一首，《臺北人》首篇〈永遠的尹雪艷〉：

輕顰淺笑嬌無那。

玉立婷婷，冰雪瑩瑩。

柳絮無蹤拂綠萍。

香巢引頸金龜客。

一罹其刑，九喪其靈。

奴本巡天白虎星。

最後一篇〈國葬〉：

曾將百萬貔貅旅。

北伐南征，塞上長城。

獵獵紅旗復故京。

嶺南一戰風流散。

幽憤難平，壯志未成。

寶劍靈堂迄自鳴。

〈《臺北人》像贊〉包括這十五首詞亦收入《學林拾翠》，翟志成是《臺北人》的知音。

一個人如果事業成功，一生中往往會在關鍵時刻遇見貴人，提攜一把，從此平步青雲。我曾對翟志成說：「當初你遇見徐復觀先生並拜在他門下，是你一生最幸運最關鍵的奇緣。」他認為是知言。一九六九年翟志成潛水逃往香港，孑然一身，前途茫茫。他去考新亞研究所，那時新亞研究所還未脫離中文大學，翟志成的英文根基不夠好，按常規是沒法錄取的，偏偏徐復觀獨具慧眼，給了翟志成國文一百分。翟志成不僅進入新亞還獲得獎學金，他自述「立雪徐門不僅是我學術生命的起點，更是我後半生許多福澤的根源。」翟志成與徐復觀的關係，亦師亦友，遠超過一般師生，徐復觀是新儒學大師，鑑於中國大陸把儒家思想連根拔起，與唐君毅、牟宗三幾位大儒在香港創立新亞書院，於海外興滅繼絕，發大悲願賡續儒學生命血脈。徐復觀大概看見像翟志成這樣受過文革摧殘的中華青年，一個人流落香港，而且又是一個可造就之材，因此對他特別憐惜，不僅教他學問，亦教他做人。翟志成因為看過文革太多殘害人性的事情，有一個時期他意志消沉，對國家、對社會、對自己、甚致於對人類感到失望。儒家溫柔敦厚的教誨，那時在翟志成看來，迂腐而不切實際。經過徐復觀循循善誘，翟志成終於慢慢恢復了對人性的肯定與信任，接受了孔孟仁愛之道。在新亞那兩年，翟志成脫胎換骨，除了徐復觀外，並受教於唐君毅及牟宗三兩位大師，最後終於成為新儒家的一份子。這個轉變，恐怕是翟志成一生精神生活發展最重要的一步，讓他日後在研究中國思想史上卓然有成，寫下多部斐然傑作。

推薦序／ 程門立雪，高山流水—翟志成的師友情緣

白先勇

我和翟志成首先結的是文字因緣。七十年代初，我在報章上讀到一連串翟志成寫的有關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翟志成曾親身經歷文革煉獄，目睹過文革時期各種非人慘烈的暴力行為，他寫出來的文章，血和淚流，讀來震撼人心。我開始與他通信往來，以文會友。

一九八○我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去做訪問教授一年。恰巧翟志成也在那裡攻讀歷史系博士，於是我們初次會面，同時翟志成的未來妻子華瑋也在比較文學系唸博士，我跟他們兩人都有特殊緣份，華瑋後來變成我們大家一同發起的崑曲復...

人的一生，據說至少會有一次福緣；而我平生的福緣，又遠遠多於一次。諸如尚見得人的學歷、稱心愜意而又能學以致用的工作、美貌賢慧而可商量學問的妻子、聰穎能幹而孝順貼心的女兒和女婿、幾個學界和非學界的知心朋友，再加上退休後尚算頑健的體魄，上蒼之待我，又豈止不薄而已。月前，友人白先勇更指出：「我覺得當初你遇見徐復觀先生並拜在他門下，是你一生最幸運最關鍵的奇緣。」旨哉旨哉，知我者白公子。

如果不是徐復觀先生在國文入學試卷上批了個一百分，我這個英文幾乎「一窮二白」的「過河卒」，由大陸泅水抵港之後，絕不可能考入當時尚未退出中文大學的新亞研究所。如果不是負笈新亞研究所時問學於徐復觀先生、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我這個自幼便被師長謬許聰明，又一向以聰明自負的後生小子，便無緣窺見人世間三個不可企及的聰明，而只會迷失在夜郎自大的虛妄之中，一輩子都不知學問為何物。唐先生海納百川的博大，牟先生鞭辟入裏的精深，常令我興起「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但總覺得自己的資質，還是學歷史比哲學更為適合，於是求得徐先生的俯允，擔任我的碩士論文導師。兩年七百三十日的徐門立雪，有軟語溫言的策勵勸勉，有洪爐烈火的改鑄錘煉，更有迷津中的接引和困學時的警醒。如果說，我在治學術文化思想史方面，總算沒有完全交了白卷的話，泰半得力於徐先生當年的耳提面命。立雪徐門不僅是我學術生命的起點，更是我後半生許多福澤的根源。

人生而平等，是純粹的理想境界；人生而不平等，卻是無情的客觀實際。即使是一貫宣揚「心同理同」，「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先秦儒家或宋明新儒家，也只能在每個人的「德性」上說平等，而談到每個人的「材性」，便只好承認確實有著強與弱、大與小、上與下、厚與薄、高與低等等的千差萬別。人的聰明才智既然屬於「材性」的範疇，當然是天生不平等的。子貢（端木賜）「貨殖」（經商）時「億則屢中」（算無遺策），在孔門高弟中素以聰慧著稱，但當孔子問到他與顏回誰更聰明時，他的回答是：「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天生的聰明才智不如人，並不能靠後天的努力來補救。「勤能補拙」或「人定勝天」，只不過是勵志的美麗謊言。龜兔賽跑的寓言更是如此。試問，參賽的兔不僅不去睡覺，而且還在不停地飛奔，烏龜仍有任何獲勝的可能嗎？我大半生在大學和研究機構學習和工作，過眼的聰明人可謂多矣，所見者盡是「可及的聰明」；而唯有徐先生、唐先生和牟先生三人，才是「不可及的聰明」。廣東人有一口句頭禪：「人比人，比死人。」我先天的聰明既不及三位恩師之萬一，而後天的努力更是望塵莫及，故從不敢有「傳薪」的野心，「出藍」的妄想。但畢竟曾入寶山，雖「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若云空手而回也有違事實。就像在學術園林中遊蕩嬉戲的童子，偶爾也能撿到幾片鮮艷的紅葉；就如同在智慧海灘上被髮行吟的浪人，好運來時竟拾得數根斑爛的翠羽。「越女沙頭爭拾翠，相呼歸去背斜陽。」我把多年來從學林慧海中撿拾到的一些落木和雀毛，權充作紅葉和翠羽，編成了這本小書。書名就叫《學林拾翠》。

收入本書的二十四篇文章，其中有三篇和摯友文船山（黃載生）密切相關。回首前塵，文船山化去已有三十二年了。重讀這三篇文章，文船山的聲言笑貌，又重現眼前。這本書就獻給他，作為我們當年情誼的一點紀念。

人的一生，據說至少會有一次福緣；而我平生的福緣，又遠遠多於一次。諸如尚見得人的學歷、稱心愜意而又能學以致用的工作、美貌賢慧而可商量學問的妻子、聰穎能幹而孝順貼心的女兒和女婿、幾個學界和非學界的知心朋友，再加上退休後尚算頑健的體魄，上蒼之待我，又豈止不薄而已。月前，友人白先勇更指出：「我覺得當初你遇見徐復觀先生並拜在他門下，是你一生最幸運最關鍵的奇緣。」旨哉旨哉，知我者白公子。

如果不是徐復觀先生在國文入學試卷上批了個一百分，我這個英文幾乎「一窮二白」的「過河卒」，由大陸泅水抵港之後，絕不可能考入...

推薦序／程門立雪，高山流水—翟志成的師友情緣 ◎白先勇
自序

1.—天涯懷友月千里
2.—這樣的吳詠慧
3.—圓亭憶往錄
4.—此情可待成追憶：讀白先勇《悲歡離合四十年》的浮想曲
5.—《臺北人》像贊
6.—感時十二首並序
7.—雖九死其猶未悔：宗璞和她的《野葫蘆引》
8.—馮友蘭研究的所見、所感與所思
9.—馮友蘭在西南聯大的「一二．一」風暴中
10.—鄧林賣畫
11.—要不得的「以德報怨」和「向前看」
12.—呼吸的自由
13.—書生未敢忘憂國
14.—亡友文船山遺書序言
15.—新儒學的見證者蔡仁厚先生
16.—含璋光化、經師人師：懷念戴老師
17.—徐復觀佚書三通導言
18.—林毓生致徐復觀佚書二通導言
19.—為了「把人當人」：《做大戲》自序
20.—幾點省思：《當代新儒學史論》代序
21.—《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自序
22.—《五論馮友蘭》自序
23.—《新儒家眼中的胡適》自序
24.— 珍重我新亞精神：《新亞學報》合訂本景印出版序言
25.—始於新亞研究所的學思歷程—專訪翟志成教授

推薦序／程門立雪，高山流水—翟志成的師友情緣 ◎白先勇
自序

1.—天涯懷友月千里
2.—這樣的吳詠慧
3.—圓亭憶往錄
4.—此情可待成追憶：讀白先勇《悲歡離合四十年》的浮想曲
5.—《臺北人》像贊
6.—感時十二首並序
7.—雖九死其猶未悔：宗璞和她的《野葫蘆引》
8.—馮友蘭研究的所見、所感與所思
9.—馮友蘭在西南聯大的「一二．一」風暴中
10.—鄧林賣畫
11.—要不得的「以德報怨」和「向前看」
12.—呼吸的自由
13.—書生未敢忘憂國
14.—亡友文船山遺書序言
15.—新儒學的見證者蔡仁厚先生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