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農村和農民一直是學術研究的一個焦點，農民的生活水平、農村經濟的表現、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對農村經濟的影響、農村居民的社會分層、革命知識份子與農民的關係、農民與中國革命等問題，都曾引起熱烈的爭論。各式理論也在唇槍舌劍中誕生或經受檢驗。

但是這些並不是有關中國農村和農民的最早的辯論。最早就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和農民展開辯論的正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知識份子。當代學者提供的解讀和革命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創造的理論有一個重要差別，就是後者的政治動機和政治傾向更為明顯，因為二十世紀前期、即革命時代中國知識份子有關農村和農民的理論，是他們為消除民族危機而創立的各種政治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革命時期的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學術興趣必須從屬於政治需要。作為農民運動的領袖以及直接參與者，這些中國知識份子深切地關注中國農村和農民，因為他們相信農村和農民在他們為改變中國農村乃至整個中國而制定的政治綱領中佔有核心位置。換言之，如果說後人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是為了理解革命時期的農民和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行為的話，那麼革命時期中國知識份子書寫農村和農民的目的，則是為了替他們各自的計劃和行動提供合理依據。

本書旨在揭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知識份子和農民的關係以及農民革命和農村改革等方面的見解，並探究他們的主張如何被政治化。這是一部理論的歷史，而非歷史理論抑或政治運動史。書中討論的不只是共產主義知識份子的著作，也包括非共和反共知識份子的論述。各派知識份子似乎都同意，要想重建中國，就必須發動和改造農民，但除此之外，他們的觀點鮮有重疊，在如何發動和改造農民的問題上各持己見。

知識份子和農民在現代中國的邂逅是兩者關係史的起點，而這正是本書第二章的主題。這場邂逅的發生，源於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知識階級的誕生和壯大，以及中國民族運動的興起與擴張，也是民族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這場邂逅的後果之一就是各派知識份子開始創造各種農民形象，而本書的第三章就是對這些農民形象的描述和分析。在知識份子筆下，愚昧、質樸、貧窮、有力是農民的四個最顯著的特質，但為了適應各自的政治綱領並為這些綱領辯護，不同知識份子群體對這些特質的着墨力度以及詮釋角度都各不相同。然而，即使各派知識份子創造的農民形象有所差異，但總體的趨勢是他們都致力於把農民由一個無用、可鄙和消極的群體改寫成一個有用、可敬和積極的群體。

在塑造農民形象之外，知識份子也致力於發現和確定中國農村社會的性質，並由此引發了一場有關整個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持久論戰，而這也是他們為各自的政治計劃所做的另一種辯護。這場辯論的第一階段於1920年代初發生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改革派知識份子之間，而主要議題就是中國是否已經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以及革命的社會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辯論的第二階段發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蘇聯，參與辯論的有斯大林、托洛茨基和他們的追隨者，以及信奉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人們。這一階段的辯論聚焦在當時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以及中國應當採行民族民主革命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北伐之後，中國知識份子發動了第三階段的辯論，並逐漸將注意力集中到中國農村問題上，直到抗日戰爭結束後論戰的硝煙方才平息。本書第四章就分階段剖析了這場辯論。

與農民的接觸也促使知識份子認真思考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即使大多數深入鄉村的知識份子最初都來自農村，他們在回歸鄉村後卻發現，由於他們所受的教育和都市經歷，自己已經很難完全融入農民群體。因此，知識份子感到有必要去尋找規範知識份子與農民關係的理想模式。各派知識份子於是根據自己的目的和政治綱領構建了不同的模式，而知識份子回歸農村的過程以及他們建構的知識份子與農民關係的各種模式就是本書第五章的主題。

塑造農民形象、討論鄉村社會的性質，以及尋找知識份子和農民關係的理想模式都與各派知識份子的政治策略密切相關。知識份子有關中國農民和農村的觀點與他們有關中國前途的設想和計劃密不可分。在制定以消除民族危機為最終目標的政治策略和政治規劃時，各派知識份子都必須回答一個問題，即如何改造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以及如何把農民納入他們各自發動的以重建中國為目標的各種運動中。知識份子中有人主張革命，有人偏向改革，而在改革派中，有人要以農立國，有人則主張鄉村工業化，有人只關注生產技術問題，但也有人支持土地改革。本書第六章描述和比較了共產黨、第三黨、國民黨、鄉村建設運動和鄉村工業化派等不同群體的知識份子有關農村和農民的策略和規劃。

本書用於重建知識份子有關論述的主要資料是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親身參與各種農民運動的知識份子的著述。自1980年代開始，這些知識份子中許多主要人物的著作已被結集出版，這為我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參與農民運動的各派知識份子在革命時期發行的重要期刊對本書也至關重要。這裏要特別提及對文藝作品的運用。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他的《喚醒中國》一書中指出「小說和時裝、建築和自傳，都被賦予和政治與歷史相等的重要性」，並敦促讀者「流連於作家、藝術家、哲學家、民族學家、革命者和戰士之間，雖然他們除卻都在本書中出現外，並無很多共通之處」。本書的讀者有時也不得不穿梭於小說家、政論家、學者和革命者之間。我對文藝作品的使用出於兩個主要原因：第一，許多革命時期的中國作家和藝術家都隸屬於不同的政治團體；他們不是純粹的作家和藝術家，而是有着明確政治傾向與立場的作家和藝術家，其中許多人還是農民運動的直接參與者，他們的作品也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他們努力通過小說和其他藝術作品為自己的政治行動提供依據，正如當時的政治領袖、理論家、學者嘗試通過政論和學術文章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辯護一樣。本書引用的文藝作品都屬於社會或社科類小說和藝術。據李歐梵觀察，這類小說是1920至1930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的主要文學體裁。他將這種體裁的興起歸因於中國的民族危機，因為正是由於民族危機的影響，作家的關懷才從個人轉向社會，並開始描繪都市和鄉村。

第二，我使用文藝作品的目的不是為了重建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現實，而是為了呈現當時的作家和藝術家們所想像的社會現實。在品評二十世紀有關農民的中國文學作品時，蕭鳳霞（Helen Siu）指出：「大部分農民形象不應被視為『真實人物』，但他們確實表達了作者對整個社會秩序的憤慨。作品展現了這些作家潛在的政治設想如何指導他們參與到新的政治文化當中，其本身即是一個重大的歷史敘述。」本書研究的主題正是這些潛在的政治設想而非社會經濟現實。

「農民」一詞曾在革命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中以及當代學者中引起諸多爭議。爭論的焦點在於中文的「農民」一詞在英文中的對應詞應該是peasant還是farmer，而這又關係到革命時期有關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辯論，以及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評價。大體而言，確信中國鄉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已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的知識份子傾向於把中文的「農民」譯為英文的「farmer」，而認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鄉村依舊屬於封建或半封建社會的知識份子則認為當時的中國農民更符合英文「peasant」一詞的含義。在賀康玲（Kathleen Hartford）看來，「問題是，這兩個與中國鄉村經濟中的耕作者相對應的詞彙都隱含着某種與經濟的關係；『farmer』代表着利潤至上的為市場生產的農人，而偏好使用『peasant』一詞的人們則支持恰亞諾夫派（the Chayanovians）或其他人的觀點（即認為非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農人從事生產的主要動機是滿足自己家庭的生存需要，而非擴大利潤）」。當代學者依然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人覺得中國知識份子把中國的農人叫做「peasant」而不是「farmer」，主要是為了製造出一個需要被改變的「舊社會」。

本書將以「peasant」一詞指稱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僱農等以土地為生的人們。這個定義是中性的，也更接近中文「農民」一詞的含義。與埃里克．沃爾夫（Eric Wolf）的定義相比，我的「peasant」涵蓋面還更廣一些。沃爾夫認為peasant是介於原始部落和工業社會之間的生產者。他顯然假設農民是在一個獨特的經濟體系中生活和生產，而這個體系就是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所說的分配式交易模式，以及恰亞諾夫（A. V. Chayanov）所建構的以自給自足而非擴大利潤為生產目的的體系。

判定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階層何時誕生，以及他們何時開始關注農民頗有難度，但本書以1900年為起點也並非一個隨意的選擇。那一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促使一批中國知識份子去關注這些起義的農民，並留下一些有關農民的著述。義和團運動後，知識份子對農民群體的興趣日益增強。義和團運動兩年之後，河北定縣的米氏家族開啟了旨在改造傳統農村生活的現代化改革；義和團運動五年之後，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並把這個口號列為他的四大革命綱領之一，他同時也開始借助主要由農民組成的秘密會社的力量。與此同時，身處東京的以劉師培為首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開始關注農民。到了1910年代後期，閻錫山在山西啟動了他的農村改革方案，陳炯明在廣東揭開了農村教育改革的序幕，而北京的李大釗教授則向青年學生發出「到農村去」的呼喚。1920年代初，浙江的沈定一、廣東的彭湃和廣西的韋拔群在各自的家鄉發動了中國最早的幾場深具影響的現代農民運動。在北伐戰爭期間（1925－1927年），更多知識份子回到自己的故鄉或是到別處的鄉村去發動農民。北伐之後，各類農民運動更是在中國鄉村蓬勃興起。本書雖然把重點放在1920年代及其後，但也涵蓋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因為這一時期實為知識份子邂逅農民之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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