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真虎，必有風」

　　北大名動華夏，中研院名垂史冊，蔡元培是厥功至偉的。沒有他的當機立斷、大刀闊斧，中國教育哪能輕易掙脫鏽跡斑斑的千年枷鎖，煥發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沒有他的運籌帷幄、折衝樽俎，新文化運動哪能勢如破竹、風起雲湧？

　　陳獨秀與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但如果沒有蔡元培為他倆提供北大這個舞臺，兩人縱有百般武藝，也難以呼風喚雨，大顯身手。

　　陳、胡攻城拔寨時，當時任教於北大的周氏兄弟、錢玄同、高一涵等搖旗吶喊，也功不可沒。這幫人的因緣際會，不能不歸功於蔡元培。梁漱溟的評價十分公道：「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篤厚誠摯

　　蔡元培的種種識見與行為，無不源自他篤厚誠摯善良的天性。

　　清代儒林中，蔡元培崇敬黃梨洲、章實齋、戴東原和俞理初四位先生。黃、章、戴赫赫有名，自不必說，俞理初為何也躋身其間？在一篇文章中，蔡元培道出自己崇敬俞理初在於兩點：一、男女平權；二、時代標準。關於前者，蔡元培說：男女「種種不平，從未有出面糾正之者。俞先生從各方面為下公平之判斷」。關於後者，蔡元培認為：「人類之推理與想像，無不隨時代而進步。後人所認為常識，而古人未之見及者，正復不少。後人以崇拜古人之故，認古人為無所不知，好以新說為古人附會，而古人之言反為之隱晦。俞先生認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見解與推想，分別觀之，有證明天算及聲韻者。」

　　正因為有一顆善心，蔡元培才會認同、理解並欣賞俞理初從各方面為男女「下公平之判斷」；又因為有一雙慧眼，蔡元培才會認同、理解並欣賞俞理初「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見解與推想」之高論。

　　蔡元培對法國革命時期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一見傾心，想必也是因了天性之醇厚。他還為這口號找到了儒學的淵源。他認為「博愛」就是孔子所說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平等」就是孔子所謂的「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由」則是孟子那句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推出等級森嚴的「三綱」論，蔡元培則認為，必須結合「五倫」來施行「三綱」，他說：「綱者，目之對，三綱，為治事言之也。國有君主，則君為綱，而臣為目；家有戶主，則夫、父綱而婦、子為目。此為統一事權起見，與彼此互相待遇之道無關也。互相待遇之道，則有五倫。故君仁，臣忠，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義，婦順，非謂婦當順而夫可以不義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不特不合於五倫，亦不合於三綱也。」

　　「三綱」本來是強者控制弱者、尊者駕馭卑者的法則，而蔡元培卻把它施諸強者、尊者。

　　生性狡獪者會利用一切機會攫取名利，天性醇厚者則習慣為弱者撐腰，替他人著想。蔡元培屬於後者。

　　1940年代歐洲有一種廢除財產與婚姻的說法，蔡元培在自己主編的《警鐘》中也加以介紹。一些別有用心者竟利用這種理論滿足私欲，他們認為，既然取消了私有財產，別人的財產也可為我所用；既然取消了婚姻，別人的妻子我也可隨意勾搭了。蔡元培聽了這種怪論，當即加以斥責：「必有一介不取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

　　「自由、平等、博愛」，對蔡元培來說不是空談的口號，一旦有機會，他就將其付諸實踐。20世紀初，他就積極支持愛國女校，執掌北大後，他又開放女禁，在中國首次實行了男女同校。此舉在當時影響甚巨。王世傑對此大加讚賞，說：「男女同校制普遍實行以後，所謂教育機會平等的主張，便得著了一個廣大的基礎。這是蔡先生所領導的一種思想革命所給予全國婦女界的一種實惠。」王世傑感慨：「這是何等的實惠！」當時的日本，男女在教育上都未做到平等，一位日本女士聞知此事後，流淚向羅家倫夫人說：「日本沒有賢明的人作同樣的提倡，使我傷心。」

　　男尊女卑的觀念盤踞中國多年，蔡元培敢為人先開放女禁，足見他有一顆關愛弱者的善心。

　　妻子病逝後，很多人勸其續娶。蔡元培在擇偶條件中特別提出一條，男死後女可以再嫁。在整個社會都提倡女子守節的時代，蔡元培此舉充分表明了他對女子的深深同情。

　　既然主張平等，有人認為，責己重者責人也可重，責己輕者責人也可輕。但蔡元培卻堅持「躬自厚薄責於人」。他的理由是，自己犯錯，透過反省可找到原因：「其受前定的遺傳、習慣和教育所馴致的應如何加以矯正？其受環境和感情所逼成的應如何加以調節？操縱之權全在我自己。而於他人呢，則其馴致和迫成的原因，我絕不會完全明瞭的；假使我僅僅憑了隨便推得的一個原因，就去嚴重的責備他，哪裡會確當呢？況且他自己自然有重責的機會，我又何必越俎代謀？」所以，他的結論是：「責己重而責人輕，乃不失平等之真意，否則跡若平而轉為不平之尤矣。」只有處處為他人著想，才會這麼看問題，才會堅持「躬自厚薄責於人」。

善假於物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上，確立「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為北大的辦學方針。循此方針，激進如陳獨秀、胡適，保守如黃侃、劉師培等均被其收至麾下。在他看來，凡教師，只要學問高深，至於觀點相異、思想相左，均可被北大「相容」：「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相容並包」，不是靈機一動，更非空穴來風，而是他「依各國大學通例」，理性地吸收西方價值觀的結果。此前，蔡元培在歐洲遊學多年，「思想自由，相容並包」正是他對歐洲各國教育理念的吸收與借鑑。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蔡元培就是這樣的君子。他的成功也得益於此。

　　蔡元培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不管對方是誰，只要建議合理，他會立即採納。虛懷若谷，禮賢下士，蔡元培有這樣的風度。

　　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王雲五正在臨時大總統府任祕書。因為對教育有一些積久欲吐的意見，王雲五寫了一封關於教育的建議書給蔡元培。核心內容有三條：一、提升中等學校程度，在大學附設預科，預科畢業者升入大學；二、大學不限於國立，准許私立；三、各省設專門學校，注重實用。

　　王雲五沒受過高等教育，他的這些建議不過是一些大膽的設想，蔡元培對此卻極為重視，十天後親筆答覆王雲五，稱讚他的意見很中肯，並熱誠邀請王雲五來教育部「相助為理」。

　　胡適很喜歡這樣一句話：「有聰明而不與別人比聰明，這是做領袖的智慧。」蔡元培的智慧在於他的勤問與善聽。當他結束在歐洲的遊學回國執掌北大時，對中國的教育界並不很熟悉。但他虛心求教，接受了湯爾和的建議，啟用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才開啟了新局面，尋到了新路徑。新文化的大幕這才徐徐拉開。

　　蔡元培從不自以為是，也不固執己見，相反，他習慣不恥下問、博採眾長。

　　出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和老友沈尹默有過一次長談。談話中，沈提醒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穩，否則一旦反覆，情況會更糟。蔡元培答：「你的話對，你的意見是我該怎麼辦？」沈說：「我建議您向政府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北大經費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規定教師組織評議會，而教育部始終不許成立。中國有句古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與其集大權於一身，不如把大權交給教授，教授治校，這樣，將來即使您走了，學校也不會亂。因此我主張您力爭根據章程，成立評議會；第三，規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員和學生到外國留學。」

　　最終，蔡元培完全採納了沈尹默的建議，讓北大的發展步入正確的軌道。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顧頡剛正在北大讀書。身為一名學生，他向校長提出：北大的「中國哲學系」應改為「哲學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國的哲學。蔡元培沒有因為對方的學生身分而置之不理，相反，他從善如流接受了顧頡剛的建議，北大從此成立了「哲學系」，講授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哲學史和哲學流派。

　　蔡元培人品高潔，辦事認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對他頗為倚重，讓他承擔多種職務。身兼數職的蔡元培，一方面疲於奔命，焦頭爛額；另一方面則左支右絀，顧此失彼。胡適便勸他對自己的工作要有一番通盤籌劃，把精力放在「性之所近而力之所勉」的教育事業中，全力以赴，然後才會有所作為。

　　蔡元培採納了胡適的建議，向南京政府遞上辭呈，辭去政治會議委員、大學院院長及其他各項兼職事。

　　倘若我們都能像蔡元培這樣有著寬廣的胸懷，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或建議，即使偶或步入失誤或歧途，也能幡然悔悟，迷途知返。

蔡元培：「是真虎，必有風」

　　北大名動華夏，中研院名垂史冊，蔡元培是厥功至偉的。沒有他的當機立斷、大刀闊斧，中國教育哪能輕易掙脫鏽跡斑斑的千年枷鎖，煥發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沒有他的運籌帷幄、折衝樽俎，新文化運動哪能勢如破竹、風起雲湧？

　　陳獨秀與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但如果沒有蔡元培為他倆提供北大這個舞臺，兩人縱有百般武藝，也難以呼風喚雨，大顯身手。

　　陳、胡攻城拔寨時，當時任教於北大的周氏兄弟、錢玄同、高一涵等搖旗吶喊，也功不可沒。這幫人的因緣際會，不能不歸功於蔡元培。梁漱溟的評價...

自序

　　那是一個群星璀璨、人才輩出的年代。

　　本書所寫的每位大家都是那個年代熠熠生輝的明星。他們或成就卓著，聲名顯赫；或人品高潔，名重一時；或才華蓋世，大名鼎鼎。走近他們，閱讀他們，讓我們精神振奮，心潮起伏。心靈不再麻木，神情不再頹喪。

　　他們的故事是最好的糧食，讓我們的心靈不再因飢餓而貧瘠；他們的言語是最好的營養，讓我們的靈魂不再因失血而蒼白。

　　蔡元培兼容並蓄的胸襟，錢玄同自省自剖的勇氣，劉半農痛斥禮教的氣概，李叔同傾心育人的精神，讓今天的我們不能不為之神往，為之敬仰。他們的故事，蕩氣迴腸；他們的人生，堪稱傳奇。現在，讓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撥開歷史的迷霧，步入那個風雲激盪的時代，觀賞前輩們縱橫捭闔的人生，領略他們做人處世的智慧，傾聽他們充滿熱望的心聲。

　　翁文灝寫了一首這樣的詩給丁文江：

　　一代真才一世師，典型留與後人知。

　　出山潔似在山日，論學誠如論政時。

　　理獨存真求直道，人無餘憾讀遺辭。

　　赤心熱力終身事，此態於今誰得之！

　　其實，這首詩適合本書所寫的每位大家，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一代真才」，也是名副其實的「一世名師」。

　　身為後人，我們追慕「一代真才一世師」的博大胸襟與恢宏氣度，景仰他們「出山潔似在山日」的高尚品德，也要學習他們的「赤心熱力」，鞠躬盡瘁的奮進精神。

　　如果我們不能從「傳奇」中獲得前行的動力；如果我們不能從「典型」中汲取成長的營養，那麼，有血有肉的「傳奇」終會淪為虛無縹緲的傳說；生動豐滿的「典型」漸漸隨風而逝化為無形。

　　筆者撰寫此書，既是向這些堪稱「傳奇」的前輩們表達一份敬意；也是為當下我們提供可資學習的「典型」——即便「雖不能至」，亦可「心嚮往之」。

　　最後還要感謝家人多年的支持，這本小書也獻給家人。

自序

　　那是一個群星璀璨、人才輩出的年代。

　　本書所寫的每位大家都是那個年代熠熠生輝的明星。他們或成就卓著，聲名顯赫；或人品高潔，名重一時；或才華蓋世，大名鼎鼎。走近他們，閱讀他們，讓我們精神振奮，心潮起伏。心靈不再麻木，神情不再頹喪。

　　他們的故事是最好的糧食，讓我們的心靈不再因飢餓而貧瘠；他們的言語是最好的營養，讓我們的靈魂不再因失血而蒼白。

　　蔡元培兼容並蓄的胸襟，錢玄同自省自剖的勇氣，劉半農痛斥禮教的氣概，李叔同傾心育人的精神，讓今天的我們不能不為之神往，為之敬仰。他們的故事，蕩...

自序
文人風骨
　　蔡元培：「是真虎，必有風」
　　錢玄同：豎起脊梁做人
　　蔣廷黻：「沒有任何親戚憑藉我的力量獲得官職」
　　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他」
　　楊憲益：做個堂堂正正人
學者風範
　　賈植芳：要把「人」字寫端正
　　丁文江：一代真才一世師
　　李濟：直道而行的「拗相公」
　　顧隨：人間重有情
　　季羨林：最愛黎明前的北京
書生意氣
　　李叔同：先器識後文藝
　　蕭公權：「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
　　何炳棣：「看誰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
　　童書業：一個歷史學家的愛與痴
　　張蔭麟：自云「素痴」，誰解其味
　　程千帆：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

自序
文人風骨
　　蔡元培：「是真虎，必有風」
　　錢玄同：豎起脊梁做人
　　蔣廷黻：「沒有任何親戚憑藉我的力量獲得官職」
　　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他」
　　楊憲益：做個堂堂正正人
學者風範
　　賈植芳：要把「人」字寫端正
　　丁文江：一代真才一世師
　　李濟：直道而行的「拗相公」
　　顧隨：人間重有情
　　季羨林：最愛黎明前的北京
書生意氣
　　李叔同：先器識後文藝
　　蕭公權：「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
　　何炳棣：「看誰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
　　童書業：一個歷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