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蹤

「連續」中的「斷裂」──關於中國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思考

　　在對世界文明起源問題所進行的比較研究中，張光直先生把文明起源的中國型態概括為「連續性」的型態，指出其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型態（張光直1990），我們認為，在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連續」演進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斷裂」。指出這一點對準確把握中國文明與早期國家的形成過程至關重要。

　　研究中國早期國家起源，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實體往上推，從其成熟的國家社會所表現出的明顯的特徵中，探究早期國家的某些本質的萌芽及其發生發展過程，中國學術界上一個世紀的探索，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徑，中國考古學誕生伊始，殷墟的發現和大規模挖掘就在考古學上確立了殷商文明。如果說在20世紀的上半葉，學術界對於中國早期國家文明的了解還僅限於屬商代晚期的殷墟遺址的話，那麼50年代早於安陽殷墟的商文化二里崗期遺存和鄭州商城的發現，則大大深化了人們的認知。隨後，以二里頭遺址的發現為契機，早於二里崗期商文化的二里頭文化得以確認，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了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群、最早的青銅禮器群以及大型青銅冶鑄作坊遺址等。依據上述考古發現，學術界大體上取得了這樣的共識，即：二里頭文化屬青銅時代文化，已進入文明社會，產生了國家；二里頭遺址則應是一處早期王朝的都城遺址（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1979）。從二里頭宮殿建築、墓葬制度、青銅禮器鑄造等文化要素及其所顯現出的社會發展上的成熟性，學術界意識到中國文明和國家的形成，在二里頭文化之前還應有一個起源甚至早期發展的過程。在最近的20餘年裡，隨著仰韶和龍山時代一系列重要遺存的發現，這一時期的諸考古學文化又成為探索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的重要對象。

　　對仰韶與龍山時代這些考古學文化所代表的人們共同體究竟處於何種社會發展階段，學術界還有頗多爭議。如認為屬前國家社會階段、酋邦時代、古國時代、早（初）期國家階段等，莫衷一是，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對相關問題的探究，我們不一定要為國家的形成劃一絕對的上限，也不必拘泥於具體的概念，正如已有學者指出的那樣，文明與國家的起源是一個過程，上述諸考古學文化所代表的人們共同體應都　　處於文明化或曰國家化的過程之中（嚴文明1999）。學術界在這一點上已取得了較為廣泛的共識。

依據目前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將上述諸考古學文化興盛時期的重要文化現象及其存滅時間作一大體的概括和比較。

　　內蒙古東部和遼西地區　紅山文化晚期：約距今5800～4900年（楊虎1994）。發現有大型祭祀建築群址、大型積石塚群及隨葬精美玉器的大墓等。

　　黃河上游　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地灣類型：約距今5500～4900年（郎樹德1983）。發現有大型中心聚落、大型殿堂式建築等。

長江下游　良渚文化：約距今5300～4600年（張忠培1995，欒豐實1992，趙輝1999），發現有大型禮儀性建築臺基址、大型人工「墳山」、祭壇、隨葬精美玉器的大墓及大遺址群等。

　　長江中游　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早期（北京大學考古系等石家河考古隊1993）：約距今5000～4500年（嚴文明1993）。發現有規模不等的城址及以大型城址為中心的大遺址群等，城址中有集中分布的宗教祭祀遺存。

　　黃河下游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龍山文化：約距今5500～4000年（欒豐實1997）。發現有大型中心聚落、夯土城址、大規模墓地及隨葬大量精美器物的大墓等。

　　與上述周邊地區諸文化相比，中原地區在仰韶文化晚期和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卻顯得較為貧弱，不見或少見能與上述文化相媲美的遺存。到了距今約4600～4000年間的龍山時代，周邊地區各支異彩紛呈、富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文化共同體相繼盛極而衰，而中原龍山文化系統的諸文化則在與山東龍山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競爭中不斷壯大，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早期（約距今4600～4400年）（高煒1996）發現有大型中心聚落，大型墓地及隨葬陶、木、玉、石禮器的大墓等。以河南中西部為中心的王灣三期文化等（約距今4600～4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84a），則較為集中地發現有若干夯土城址。稍後，二里頭文化所代表的王朝文明在吸收了各地文化豐富的文明因素的基礎上，以中原文化為依託最終得以崛起。

　　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一般認為約距今3900～3500年（仇士華等2000），約400年的時間被劃分為連續發展的四期。依據現有的考古資料，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的分布還僅限於以嵩山為中心的較狹小的地域，一般見於普通聚落遺址。至第二期開始遺址數量劇增，分布範圍急遽擴大，導致二里頭文化若干地方類型的出現（趙芝荃1986a）。與此同時，真正體現其文化與社會發展高度的一系列文化要素也是自該文化第二期起集中出現於二里頭遺址的，如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包含大中型墓在內的各有差異的墓葬，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大批銅、玉、漆和陶製禮器等。正是由於這些高層次遺存的出現，學術界普遍認同二里頭遺址作為都邑是始於二里頭文化第二期的。

　　那麼，二里頭文化崛起前夜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呢？相當於距今4,000年前後的中原龍山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晚期至尾末階段，在文化和社會發展上居當時領先地位的這兩大考古學文化系統也都相對沉寂，山東龍山文化在過渡到嶽石文化之前已呈現出衰落的跡象（方輝等1997）；中原龍山文化末期經「新砦期文化」（趙芝荃1986b）直至二里頭文化一期階段，均未發現可與二里頭文化二期以後高度發達的文化內涵相銜接的重要遺存。這一文化發展的低潮時期，是否與洪水侵襲有關（俞偉超1992，袁廣闊2001），尚有待於進一步探究。

　　與此相關的是二里頭文化的來源問題。已有學者根據二里頭文化包含某地的文化因素，而指認二里頭文化源於中原以外某一地區或某一考古學文化，但都缺乏充分的考古學依據，同時，二里頭文化也不是屬中原龍山文化系統的王灣三期文化的自然延續和發展，其間同樣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斷裂」和飛躍，就現有的考古學資料看，二里頭文化承自王灣三期文化的，主要是層次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的埋葬習俗等方面的要素；其主體文化因素的許多方面，尤其是玉、銅、陶質禮器等高層次遺存和埋葬習俗中的不少要素，在當地都沒有明確的源頭，另外，從聚落時空演變的角度看，作為二里頭文化中心遺址的二里頭遺址在伊洛平原的出現也具有突發性，而沒有源自當地的聚落發展的基礎（大貫靜夫1997），因此，關於二里頭文化淵源的問題尚需進一步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處於國家化過程中的仰韶和龍山時代諸考古學文化，在二里頭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繼由盛轉衰，甚至「夭折」。二里頭文化的問世距上述諸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的衰亡，存在著百年以上甚至上千年的時間間隔，在文化內涵上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種文化上的中斷或可稱為「文明的斷裂」。由此可知，二里頭文化及其後初步統一的中原王朝文明，與仰韶和龍山時代的上述諸文化共同體之間，並不存在直線的連續演進關係。不能否認，正是這些文化共同體的相互作用與刺激，導致高度發達的三代文明的崛起。（張光直1989，嚴文明1987）同時，我們又必須看到，這些文化共同體在中國文明和國家形成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其若干文明要素為中原三代文明所吸收，它們的貢獻在於為中原王朝文明的誕生提供了一定的養分。這種貢獻從總體上看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

　　在中原周邊地區仰韶和龍山時代諸考古學文化中，最先走向衰亡的，先後是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這三支考古學文化所處地理環境不同，賴以生存的農業類型不同，考古學文化的基本內涵也不同，但有一點是基本相同的，即宗教在其社會生活中都占有著極為突出的地位，從紅山文化所謂的「女神廟」大型祭壇、積石塚群，到良渚文化大型禮儀性臺基址、人工「墳山」、葬玉大墓，到石家河遺址數以千計、萬計的陶塑動物、人像和紅陶杯等，大量宗教遺存的存在，構成了這幾支考古學文化最富特色的文化內涵。

　　其宗教信仰似乎帶有濃厚的原始巫術的色彩；而近乎氾濫的、具有較強的視覺衝擊力的宗教遺跡和遺物，並不能代表文明發展的高度，有學者在討論良渚文化的衰落原因時指出，「峰值期的良渚社會是一個宗教色彩極其濃重的社會，整個社會生活的運作被籠罩在厚重而偏激的宗教氣氛裡，為此，社會投入了大量非生產性勞動，而這些付出對社會的長期發展顯然不會有任何正面效應。」（趙輝1999）其實，這一分析也同樣適用於紅山文化和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社會。這樣一種社會結構，決定了這些文化從誕生之初，就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正如上引對良渚文化的分析那樣，這些文化的衰亡原因，主要取決於其內部的社會機制，這種機制的存在也決定了它們對來自外部的衝擊難以做出有效的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史前文化或初期文明的衰亡，與其說是因其歷史程序被阻斷而「夭折」，不如說它們是在嚴酷的社會競爭或人與自然的競爭中被淘汰出局，其衰亡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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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中的「斷裂」──關於中國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思考

　　在對世界文明起源問題所進行的比較研究中，張光直先生把文明起源的中國型態概括為「連續性」的型態，指出其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型態（張光直1990），我們認為，在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連續」演進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斷裂」。指出這一點對準確把握中國文明與早期國家的形成過程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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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中的「斷裂」—關於中國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思考
　　從仰韶到齊家—東亞大陸早期用銅遺存的新觀察
　　禮制遺存與禮樂文化的起源
　　西元前2000年：中原大變局的考古學觀察
　　前中國時代與「中國」的初興
　　二里頭與中原中心的形成
　　二里頭都邑的兩次禮制大變革
　　宮室建築與中原國家文明的形成
　　中國古都的恆與變—以早期城郭布局為中心
論理
　　三代文明與青銅時代考古—以概念和時空流變為中心
　　商文明：中國「原史」與「歷史」時代的分界點
　　方法論視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
　　論「青銅時代」概念的時空適用性—以中國東北地區為例
　　精細化分析：早期國家形成研究的有效途徑—從秦小麗教授新著說起
觀潮
　　高度與情結—夏鼐關於夏商文化問題的思想軌跡
　　「新中原中心論」的學術史解析
　　「夏」遺存認知推定的學史綜理
　　冷觀三星堆
　　糾葛與癥結：三星堆文化上限問題的學史觀察
附錄
　　注釋
　　本書所引主要考古資料存目
　　本書所收論文出處
後記

尋蹤
　　「連續」中的「斷裂」—關於中國文明與早期國家形成過程的思考
　　從仰韶到齊家—東亞大陸早期用銅遺存的新觀察
　　禮制遺存與禮樂文化的起源
　　西元前2000年：中原大變局的考古學觀察
　　前中國時代與「中國」的初興
　　二里頭與中原中心的形成
　　二里頭都邑的兩次禮制大變革
　　宮室建築與中原國家文明的形成
　　中國古都的恆與變—以早期城郭布局為中心
論理
　　三代文明與青銅時代考古—以概念和時空流變為中心
　　商文明：中國「原史」與「歷史」時代的分界點
　　方法論視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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