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二月，臉書創辦人兼執行長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在臉書發表了一封六千字的公開信，開頭寫道：「各位社群朋友」（To our community）。他寫不到兩句話，便向二十億左右的臉書用戶提出一個直截了當的問題：我們打造的這個世界是自己想要的嗎？
答案顯而易見。
若說祖克柏的世界觀有什麼樣的核心原則，那便是要破除社會和地理藩籬，建構出廣泛而有包容力的道德社群，這樣子人類方能發展並追求進步。他寫道：「所謂歷史，便是人類逐漸學會群聚起來，首先組成部落，然後建構城市，最終創立國家。人們逐步建構社區、媒體和政府之類的社會性基礎設施，成就單靠個人之力無法達成之事。」
臉書是全球最賺錢且成長最迅速的企業之一。祖克柏身為執行長，要明確發表個人觀點時通常很謹慎。然而，美國各黨派於二○一六年競逐總統寶座時，他譴責了「煽動性言論，也就是那些打算築起圍牆、疏遠被標記為『他者』的人的危言聳聽。」他在發表公開信的前幾週譴責了川普，說他不該頒布行政命令，禁止某些中東國家的移民入境美國。祖克柏指出：「我們應該……敞開大門，救濟難民和需要幫助的人。這就是我們信奉的原則。」祖克柏膽敢公開槓上新任總統，確實非比尋常。他的信件不僅宣告臉書的新使命，同時這也是一份規畫藍圖，指出我們該如何在這個動盪不安、威權抬頭的時代重建社會。
他寫道：「在這樣的時代，我們臉書最重要的任務是推動社會性基礎設施，讓人得以建立起一個替所有人服務的全球性社群。」如同祖克柏所見，臉書具有獨到之處，足以化解社會分歧。他認為，教堂、球隊、工會和其他公民團體在它們仍受到歡迎的地方，也能產生他希望臉書帶來的社會效益：「這些團體讓人有目標，懷抱希望；讓人確信自己能幫助到別人，認定自己也是大家庭的一員；讓人感到安慰，知道自己並不孤單，有社群正在尋找他們；處處指引人們，協助人們成長；提供安全網（safety net）；讓人有正確的價值觀、遵守文化規範和承擔責任；讓人聚會往來、參與（宗教）儀式和結識朋友；以及打發時間」祖克柏還指出，從一九七○年代起，參與活動的人數「急劇下跌」，在這段黑暗時期，「網路社群便如同一盞明燈。」他寫道，臉書的「下一個重點，將是發展社區中的社會性基礎設施，藉此支持民眾、確保大家的安全、將訊息告知所有人、促進公民參與，以及包容各方人士。」
祖克柏打算先開發更好的演算法，以預測有哪些「極有意義的」臉書社群（迅速成為社交網絡中重要組成分子互動的社群）可造福用戶，並且「協助十億人加入有意義的社群，藉此強化社會結構」。然後，他要「擴大可支持子社群的群體」，亦即那些關注球隊、電視節目和電玩遊戲的人。最後，是要「讓人群聚在一起，彼此扶持，以壯大現實生活中的社區。」祖克柏告訴讀者，臉書的社會性基礎設施要如何讓大眾更為健康和安全，並再次強調這會讓民眾透過網路辦到更多的事。臉書將運用人工智慧「協助社區防範未然」。他說臉書「建置了顯示安珀警報（Amber Alerts，譯注：Amber是America’s Missing: Broadcasting Emergency Response的首字母縮略詞，這是美國與加拿大的兒童失蹤或綁架預警系統）的基礎設施」、「打造了與公共安全組織合作的基礎設施」，也「設置了諸如『平安通報站』（Safety Check）的基礎設施，這樣一來，不但可讓朋友知道我們安全無虞，也能知道可能遭到襲擊或天災影響的朋友是否安然無恙。」
祖克柏想要重振民主，認為臉書可以影響民眾的投票意願、幫助他們表達意見，以及團結民眾。他說臉書創造了各種新式管道，讓全球各地的人可以集體管理事務，並且促進（政府）開放、增加透明度，臉書甚至有更宏大的目標：讓人再度齊心一致，謀求共同利益。
臉書有數十億活躍的用戶，市值高達五千億美元左右。祖克柏身為該公司的執行長，義正辭嚴，擘畫鴻圖，不負外界期許。然而，他規畫的社會性基礎設施卻脆弱不堪。社交媒體威力無遠弗屆，卻難以和教堂、工會、體育社團和福利國家等量齊觀，造福黎民百姓。社交媒體既不屬於安全網，也並非聚會場所。其實，不少矽谷科技公司內部知情人士透露，設計師和工程師的首要任務是讓網民持續緊盯螢幕，而不是讓他們下線與人面對面互動。臉書可以（偶爾也會）協助用戶找到他們想在現實世界結識的人，或許有朝一日臉書會有所改善。在二○一八年初，祖克柏發表聲明，承認臉書「排擠了人們彼此聯繫的時間」，因此承諾會調整網站，不管「網友瀏覽臉書的時間是否會減少，或者某些互動程度確實會下降。」然而，無論臉書設計師如何調整內容，我們仍需不斷在實體場所與人接觸，才能逃離危險、贏得他人信任，以及重建社會，絕非在網路上與「朋友」互戳一下和按讚就辦得到。
祖克柏宣稱，他看到社會組織正在衰敗，而臉書如同這些組織，能夠促進民主政治所需的價值觀、文化規範和課責制（system of accountability），但他這種說法很虛偽。祖克柏寫這封公開信時心知肚明，除非美國國會施壓，否則臉書打死也不承認以下事情：二○一六年總統大選是美國近代史上族群撕裂最嚴重和最關鍵的一場選舉，俄羅斯的宣傳人員卻利用祖克柏所謂的社會性基礎設施（譯注：指的是臉書），花錢散布三千多則假新聞，至少有一千萬人看過那些不實廣告。俄羅斯人（以及老想在美國境內散布錯誤訊息的另類右翼〔alt-right，譯注：alternative right 的簡稱，美國右派政治思想中反對主流保守主義的派別，擁護者崇尚白人民族主義和反對猶太人，傾向於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新聞媒體通常不用這個詞，改用「極右」之類的說法〕組織）運用臉書的技術去發動網路宣傳戰，企圖影響搖擺州（swing-state，譯注：也稱游離州或戰場州，指沒有單一政黨擁有壓倒性支持度以取得選舉人票的州）的選民。
偷偷散布這些廣告的組織操縱選民，希望壓低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社群的投票率。他們還煽動人心，破壞社會團結，讓美國人懷疑民主，甚至在全球的其他開放社會如法炮製，大行顛覆及破壞之能事。臉書的演算法能散播偏激的訊息而造成兩極分化，卻會淡化用詞謹慎、經過推敲的貼文，因此最適合用來煽動民意。
從二○一六年大選以來，臉書和其他科技公司便不惜砸重金進行遊說，試圖阻撓國會通過要求他們披露誰在購買政治廣告的法規。祖克柏的團隊認為，俄羅斯人為了政治目的利用社交媒體操弄群眾，但這是透過技術便能解決的問題。然而，從更根本的角度檢視大選和隨後國會質詢高科技公司領袖的聽證會，我們不難發現掌管大型可獲利通訊基礎設施的公司，其首要目標就是賺錢，造福民眾的重要性遠不及獲利。根據法律，包括臉書在內的公開上市公司必須努力提升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譯注：指企業股東擁有的普通股權益的價值）。雖然某些執行長會從各種角度定義何謂「價值」，但多數企業仍舊著眼於盈虧（bottom line，譯注：原指財務報表的最後一行數字，亦即損益表底線，該數字代表盈利或虧損）。
祖克柏當然不希望他的公司為虎作倀，惡意干預民主發展。然而，正如調查記者挖出的真相所示，臉書廣告銷售人員和工程師費盡心思，協助美國國內政治倡議團體（political advocacy group，譯注：在民主社會中，倡議是指一群人集體影響政治運作，手段五花八門，包括組織動員、司法訴訟、遊說法案和推展社會教育）對目標群眾宣傳洗腦，這些團體包括反希拉蕊和反猶太組織「立即保護美國」（Secure America Now，譯注：保守的非營利政治組織，致力於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無論政治偏好為何，臉書員工會這樣做只出於簡單的理由：他們要招攬廣告，不是要促進民主。在二○一六年大選期間，臉書接受了與俄羅斯政府和另類右翼人士有關的團體託播政治廣告，賺取的利潤微不足道，但那卻重創了美國的民主，和祖克柏誓言要建構的全球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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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臉書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進駐灣區（Bay Area，譯注：舊金山灣區，簡稱灣區，美國加州北部的區域與都會區）以來，另一批人也蒙受巨大的損失，那就是當地窮人、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房價節節高漲，市區日漸擁擠，這些人便被迫搬離。灣區因科技業而蓬勃發展，這是歷來罕見的，但仕紳化似乎不足以描述當地發生的情況。舊金山的房價高不可攀，中產階級幾乎無法在當地購屋置產。根據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城市遷移計畫」（Urban Displacement Project）的研究，該地區百分之四十七的人口普查區以及百分之六十的低收入家庭所住的街區都可能（或已經）有人口被迫遷移的問題，或者是承受仕紳化帶來的壓力。舊金山的非裔美國人正急劇減少，低收入戶和中產階級家庭也逐漸搬離市中心，因此得花更多時間長途通勤。這種影響無所不在。當地的道路和高速公路交通繁忙，城市街道和購物中心的停車位也不足。幾十年前，矽谷隨處可見未開發的郊區，居民過著高品質的生活。如今，這個地區極度擁擠，土地瀕臨超量使用的窘境。
臉書、谷歌和蘋果之類的公司都很重視軟體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毫無疑問，他們必定了解真正的社會性基礎設施（亦即讓人們互動的實體場所）的價值在哪裡。這些巨擘的公司園區令人嘆為觀止，有翠綠花園、果汁吧和美食餐廳、管理妥善的體育場和運動設施、美髮沙龍、日間托兒所（day care center） 、劇院、圖書館、咖啡廳，以及室內和戶外的社交場所。這些都是私人的社會性基礎設施，特定層級的公司員工憑名牌上的顏色便能進出這些場所，盡情享受便利的服務。然而，在同一家公司負責供餐和清掃的底層臨時雇員和承包商卻不能使用這些設施，鄰近居民或訪客也無權使用。附近有這麼大型的企業，當地的小型商家（如咖啡廳、健身房或餐館）原本應該能從中獲益，但這些商業巨擘卻打造了高級、精緻的基礎設施，公司的高階技術員工若覺得方便好用，壓根就不會光顧前述的小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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