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荊楚歲時記》是中國民俗學發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民俗志著作，是中國第一部地方歲時民俗的專門記錄。本文試圖從多種角度對這部重要文獻所蘊含的學術文化意義進行較深入的探討，以明瞭民俗記述的傳統方式及民俗文化的演進過程。
一、《荊楚歲時記》研究的學術意義
《荊楚歲時記》成書的六朝時期，是一個社會文化大變動的時期，中國民眾的文化觀念與生活方式在這一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荊楚歲時記》以新的記述方式及時記錄了這一時期的民俗變化。在此後的一千四百餘年中，本書不斷被人們節錄引用，成為說明民眾歲時生活的歷史依據，實際上這種文獻傳承與民俗生活中的活態傳承有著互為影響的作用，《荊楚歲時記》正是在這種流動的文化中獲得存在的價值。對《荊楚歲時記》的研究概略說來有兩方面的意義：
第一、從中國民俗學科發展史上看，《荊楚歲時記》具有開創體例、樹立垯本的意義。我們從其著述原則、體例中可以總結出傳統民俗志撰寫的一般法則。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從三個層面加以論述：（1）它開創了歲時民俗志的記述體例。在中國很早就有依自然時序敘事的傳統，如月令體裁的敘事，從《夏小正》開始，有《呂氏春秋．十二紀》、《逸周書．時訓解》、《禮記．月令》，及《四民月令》等。以「唯聖人知四時」的想法（《管子．四時》），依據天象、物候的變化安排民眾的社會政治生活（這在較早的時候當然是必要的），但他們大都是一種政令性的敘述。而《荊楚歲時記》一改月令傳統，以平常人的眼光，依照歲時節俗日程，記述民眾在年度週期的歲時生活。自此之後，中國歲時民俗有了專門的記述體式，從而使中國歲時民俗有了較完整的記錄。在《荊楚歲時記》之後，中國民俗史上出現了歲時記錄的著述系列，如《秦中歲時記》（唐．李綽）、《乾淳歲時記》（宋．周密）、《歲時廣記》（宋．陳元靚）、《北京歲華記》（明．陸啟泓）、《帝京歲時紀勝》（清．潘榮陛）、《燕京歲時記》（清．富察敦崇）等。
（2）《荊楚歲時記》在記錄方法上有創新，它以耳聞目見的民俗活動作為記述對象，在一定程度上描寫了民俗活動的進程與層次，可以說是一種動態的古代田野記錄，是傳統民俗記述的一大進步。它不再是上層統治者為瞭解地方民情的觀風問俗，也不是文人學士對奇風異俗的玩賞，而是對一般民眾生活的重視。這種明智的態度決定了作者對民俗的記錄方法的選擇，從而突破了傳統的「采風」手法，在傳統民俗志的記述中確立了較規範的原則，這是《荊楚歲時記》的重大學術貢獻，也是我們今天對它格外珍視的原因。
（3）作者對民俗有相當確定的理解，並且作者的理解接近於當代對民俗的界定。從《荊楚歲時記》記述的民俗項目中，我們可以推論出作者有較為清晰的民俗觀念。作者注意對節日信仰、禁忌、禮儀、飲食、娛樂、神話傳說等民俗事象進行描述，以此呈現節日全貌。而在此前漢朝人的民俗記述中，雖然有區域的民俗描述，但大都注重風氣的概述，缺少對具體民俗事象的記錄。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對民俗的理解不全面，僅僅從政教的角度看待民俗，觀念上的局限，使他們不大可能注意民俗的細節，因此只能是一些感受性的文字，這種籠統性的描述使其科學價值大打折扣。而《荊楚歲時記》對歲時民俗的客觀記述，不僅反映了作者的眼光與學識，也為我們探討中國民俗觀念及民俗事象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文本。
第二、從《荊楚歲時記》記敘的民俗內容看，它具有珍貴的資料價值。我們通過對這部重要歷史文本的解讀，從中可以獲取多方面的文化消息，從而明瞭歲時民俗的生成演進的一般軌跡。
《荊楚歲時記》成書於公元六世紀中葉，當時的中國處於分裂狀態已近四百年之久，南方地區在江南政權的長期經營下，已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民俗文化亦有著與北方不盡相同的面貌。歲時節日是民眾時空觀念的體現與民眾生活的關節點，我們透過纏繞在歲時節日上的民俗事象，可以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民眾的心理世界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荊楚歲時記》就是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出現的民俗文獻，它扼要地記錄了當時的歲時民俗事象，我們以此為依據，結合其他典籍及文物考古的材料，就可以尋繹出南朝荊楚人民的時間觀念、宗教意識及其對天人關係的確定理解。
從《荊楚歲時記》的民俗記述中，我們既可以看到荊楚地方文化傳統的濃厚影響，也可以發現文化交融的民俗表現。值得注意的是，在《荊楚歲時記》中記載了不少自漢朝傳承下來的具有全國通俗意義的民俗事象，它表明了國家雖然長期處於分立狀態，但文化特別是民俗文化並未出現斷裂，相反還出現了不少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這種民眾意識的留存與傳承，以及文化交融，是中華民族在歷經四個世紀的亂離之後重新走向聚合的膠合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荊楚歲時記》研究有著重要的現實價值，它為我們理解民族文化的長盛不衰提供了新的說明。
六朝時期還是中國歲時文化的發展時期。隨著漢帝國的崩解，統一的王官記時系統，失去了約束力，民眾的時間觀念凸現出來，形成了一套適應民眾社會生活的歲時體系；又由於曆法知識的進步與大眾化，原來干支記日變為一般的數字記日，因此節日有了具體的日期，如上巳節，這時明確定在三月三日。節日系統趨於完備，民俗生活已明顯脫離月令模式，顯示出豐富多彩的人文意義。《荊楚歲時記》適時地記錄了荊楚地區的歲時節日形態，由此我們不僅獲得瞭解中古歲時民俗的窗口，同時也為我們研究中國人時間觀念的發展演變提供了重要文本。
《荊楚歲時記》的發凡起例在傳統民俗志中有著垯本的意義，同時它具體的民俗記述又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資料文本，堪稱歲時民俗志中的經典，這就是我們在一千四百年後的今天仍然對它報以熱眼的緣由。
二、《荊楚歲時記》研究的目前狀況
自《荊楚歲時記》問世之後，集錄或記述歲時民俗的著述史不絕書，而且，它們在說明或解釋民俗節日時，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引證《荊楚歲時記》。這部分是由於中國傳統社會有好古的傳統，但的確也說明了本書的經典意義。可是關於《荊楚歲時記》的研究，在中國自古及今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造成此種局面大概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們思想意識的局限，在傳統學者的觀念中只有經史才是學術主流，在傳統的文獻分類中，《荊楚歲時記》一般被歸入雜類（從各種書籍目錄中可以明瞭這一點），因此本書被傳統學者置於研究的視野之外，更不用說對它作民俗意義的研討，人們大多把它當作掌故與欣賞性的文字，因此《荊楚歲時記》長期得不到應有的學術評價。第二、由於《荊楚歲時記》原著久已亡佚，人們一般注意於本書的輯佚工作（後文將專門敘述本書的古代流傳情況），因此很少注意本書的意義研究，直到本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學界還是將其納入古籍整理的範圍，當然這是十分必要的，但這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已有學者開始從民俗學的角度對《荊楚歲時記》進行研究。上述是就國內情況概略而言，下面具體介紹一下目前國內外關於《荊楚歲時記》的整理與研究狀況：
首先，從文本整理方面看，國內《荊楚歲時記》的現代整理工作主要集中在本世紀八十年代，相繼推出了四種校注本，有譚麟的《荊楚歲時記譯注》（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姜彥稚輯校的《荊楚歲時記》（嶽麓書社，一九八六年）、宋金龍校注的《荊楚歲時記》（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及台灣王毓榮的《荊楚歲時記校注》（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這種在八十年代後期幾乎每年一本的出版速度，實在是前所未有，雖然這是一種巧合，但也正說明《荊楚歲時記》受到學界重視的程度。這四種整理本都依傍一定的古本，對佚文作了繁簡不同的輯錄，有的還對版本源流及本書的價值作了程度不一的闡釋，為人們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礎。
在國外有日本學者守屋美都雄校注的《荊楚歲時記》（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七八年），書後附有一篇具有學術研究性的解說文字，反映了日本學者對本書的關注。
其次，從研究方面看。國內有少量學者開始對《荊楚歲時記》的民俗內容進行研究，其中武漢大學李惠芳教授的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她在〈從《荊楚歲時記》看古代歲時節日風俗的生成〉的論文中，對我國傳統的歲時文化作了有效的探討，認為節期的選擇與確立顯示了我們祖先對自然規律的認識與把握，而各種風俗活動的產生，卻更多地體現了人類頑強的生命意識。因此，「深究各種節俗活動產生的最初根源，不難發現一個簡單而又永恆的推動力：即人們祈望五穀豐登，人畜兩旺，歲歲平安」（《楚俗研究》第一四九頁，湖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山西大學李裕民教授的〈宗懍及其《荊楚歲時記》考述〉一文對作者及本書的流傳與價值作了一定的探討（本文原刊於《蘇州大學學報》哲社版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國外對《荊楚歲時記》的研究開展較早，也取得了相應的成果。日本守屋美都雄博士在一九五○年就出版了專門著作《校注荊楚歲時記──中國民俗の歷史的研究》（帝國書院，昭和二十五年）一書，十三年之後，守屋博士又推出了《中國古歲時記的研究》（帝國書院，昭和三十八年），其中對早年關於《荊楚歲時記》的研究，作了若干增補與修訂。守屋的主要貢獻在於對《荊楚歲時記》在中國流傳及傳入日本的情況研究，守屋博士關於《荊楚歲時記》的文獻研究達到了一定的深度。並且，守屋博士有較為開闊的視野，他之所以選擇歲時記的研究題目，是因為他在研究中國家族的歷史變遷時，「痛感」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瞭解不夠，於是開始了對年中行事即歲時的研究並最終作出了相應的成績。當然，守屋的研究還屬歷史的研究，他並未對《荊楚歲時記》的民俗意義作更深入的開掘，由於學科的局限，守屋博士也沒有對本書在時間民俗志方面的貢獻作出應有的評述。
德國學者赫里嘉．吐爾斑（Turban, Helga.）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了她的博士論文，論文題為〈《荊楚歲時記》──一個中國的節令曆紀〉德文為Das Ching -Chu sui- shi chi, ein chinesischer Festkalender慕尼黑大學出版）。Turban女士運用社會政治學的方法，對《荊楚歲時記》進行了分析，認為宗懍作為江陵令，他修歲時記大概有如前人《月令》的意圖，以辨風正俗，所不同的是宗懍不以禮俗而以地方民俗為主題，有從中原向地方變異的意味。這也大概符合南北朝政權分裂的情勢（Turban 1971:10）。Turban的研究頗具文化意味，為我們研究《荊楚歲時記》帶來了新的思路。但是，《荊楚歲時記》作者是否有政教的意圖是值得懷疑的，況且本書作於何時尚無確證，一般人認為是在宗懍離開江陵之後。所以說Turban的研究與實際情況略嫌隔膜，因此她得出的某些結論，值得進一步推敲與斟酌。
以上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國外有關《荊楚歲時記》的研究狀況，可能由於自己見聞的局限，尚有疏漏之處，容當後日補正。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設想
《荊楚歲時記》是一部承載多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獻，對它的解讀或闡釋可以有多種角度。本文重點探討它在記錄民眾時間意識及日常生活方面的文化意義。由於這是一部歷史文獻，它所反映的是歷史社會中的民俗，所以歷史的方法將是本文最主要的方法；同時《荊楚歲時記》是古代的民俗所記錄，並且諸多民俗在荊楚及其他地區多有留存，因此本文相應採用民俗學的方法（包括文本分析的方法與一定的田野調查方法），全面發掘它所蘊含的民俗內容。《荊楚歲時記》是一部經典性的歲時民俗文獻，對《荊楚歲時記》與其出現的時代及學術淵源的關係作整體的探討，需要有文化學方法，以一種文化意識關注民俗事象，將使我們的研究更為深入。本文也將適當運用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知識以幫助我們說明某些問題。鑒於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本文將運用上述方法，對文獻資料、田野調查資料、考古資料作綜合的研究。當然，在論述具體問題時，根據對象的需要進行方法的具體選擇。
從國內外有關《荊楚歲時記》研究的現狀看，《荊楚歲時記》的研究目前存在兩種困難：第一、是由於本書在宋元之際即已亡佚，現行本子是明代人從類書中輯錄的，一些內容需要考辯，而且這些輯本都有不同程度的疏漏，有鑑於此，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作出了辛勤的努力，取得相當的成果。但是，迄今為止尚未有完善的定本。因此在研究材料的取捨上將頗費心思。第二、目前有關《荊楚歲時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底本的考訂與輯佚上，系統闡釋的理論深度不夠，缺少可有效依傍的研究成果。這也是本人必須面對的事實。
面對這無可回避的難題，本人將採取審慎的態度對待文本，本人以輯錄態度相對嚴謹的《廣漢魏叢書》本為底本，廣泛參照現今各種整理輯佚本，根據前人的考訂及自己推敲判斷，擇善而從，儘量在資料的選擇運用上做到準確客觀。本論文將在前人文獻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擴展研究視野，力爭在對民眾時間觀念及日常生活的理解方面，及對傳統民俗志的思考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看法。關於本論文的研究有四個設想：第一、將《荊楚歲時記》文本放在長時段的大歷史背景下進行解讀，尋找它出現的歷史淵源與學術文化背景，比較它與前朝《月令》的異同，從中總結出包括時間意識在內的若干有意義的民俗認識。第二、從《荊楚歲時記》的記述中，發掘荊楚民眾的民俗觀念，探討在南北朝分裂時代時的中國地方民俗特性，以明瞭大變動時代民俗交融演變的情況。第三、從《荊楚歲時記》撰寫體例、撰寫原則及其在中國古代的長期流傳中，總結傳統民俗著述的一般特性。並對傳統民俗志提出相應的看法。第四、以《荊楚歲時記》為文本，討論民俗文獻傳承擴布與民俗活態傳承擴布之間的互動關係。關於這一點限於時間關係，本文未及實現，只好待來日補足。在本論文的撰寫過程中，考慮到民俗生活及民俗記述與時代文化背景的關係，因此用了較大的篇幅予以討論，但這些都是為進一步研究《荊楚歲時記》在中國民俗學史與中國民俗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作的基礎鋪墊，本文的重點是在有關《荊楚歲時記》本身的討論，雖然有的問題未及展開，但本人今後將繼續予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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