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
一、潛山九年
一九三○年，我在天津出生，而我的籍貫卻是安徽潛山。不過我的籍貫不是掛名的，因為我後來在潛山故鄉住了九年（ 一九三七—一九四六）。為了說明為甚麼會在鄉間住了這樣長的時間，我必須交代一下家世背景。這要從先父（諱協中，一八九九—一九八○）一代說起。
根據我家的家譜，余家早在潛山縣官莊鄉落戶，但余氏一族中在明清以來都沒有產出過舉人、進士，因此都守在鄉間，沒有遷移到大城市中去。我的祖父好像是一位秀才，但沒有更高的功名，仍然鼓勵四個兒子讀書，只有我父親因為是最小的兒子，才獲得較好的機會。但父親生在清末，已無科舉可考，只能爭取接受現代新式教育。因此先後在安慶、南京、北京讀中學以至大學，最後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當時畢業論文是〈劉知幾之史學〉，由陳垣（援庵）教授指導寫成。但他對歐洲史、美國史興趣更大，所以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在美國考爾格大學（Colgate College）和哈佛大學都是讀美國史。我家是中小地主，每年收租還不夠開銷，我父親上學和留學是靠借錢和出賣部份田地才辦得到的。他只在美國讀了兩年，取得碩士學位便回國了。回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工作還債。一九二九年他繼蔣廷黻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本來是有意長任下去，不幸我母親因生下我而逝世，這對我父親的打擊太大，一年以後便離開天津了。
以後我記得隨父親先後住過南京和開封。父親便在資源委員會擔任過專門委員之職，研究美國史與國際關係，這是在南京的時期。抗戰前幾年，父親的好友蕭一山在開封河南大學擔任文學院長，邀請他做文史系主任，當時范文瀾也在系中，他們認識，不過不算有深交。所以我的記憶中有不少關於開封和河南大學的片斷。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開始，我記得一家人乘鐵皮火車從開封到南京，再坐輪船到安慶，在安慶住到年尾，日本軍隊已威脅到我們的生存了，這樣便回到潛山的故鄉官莊。我有系統的記憶便是從這時開始的，以後的事有些至今猶如在眼前一樣。我說這一段故事，表示我父親這一代才離鄉外出，但根還在故鄉，遇到戰爭的危機，父親決定把家人送回鄉下。不過父親跟政府遷去重慶，我是和伯父、伯母一起回鄉的。如果父親、伯父這一代或更上幾代早就移居大城市，我便沒有機會回鄉了。
我那時才七歲，初從城市回到農村，事事新鮮，興奮之至，所以記憶深刻。我在鄉下住了九年，和父親隔得很遠，但他的影響還在我心中發生作用。第一是從他那裡得到重視知識和學問的價值。父親受上一輩人如陳垣、洪業等人影響，尊敬有學問的人，自己也時時進修。他雖在抗戰時期進入考試院作參事，這是清水衙門，仍有時間讀書寫作。抗戰後他在瀋陽受杜聿明委託創辦東北中正大學，這是他在中國大陸上做的最後一件事，仍是研究與教育。第二是父親編著的一部幾十萬字《西洋通史》，對我很有啟發。小時候看不大懂，但漸漸入門，對著作很肅然起敬。這大概是我學歷史、又好讀西方文化史之書的一個背景因素。
官莊鄉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是萬山之中的農村，當時與安慶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需要三天。相信我當時所看到的官莊鄉，和一、兩百年前的情況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不過更衰落、更貧困而已。那裡沒有電燈，只用油燈照明，也沒有自來水、汽車之類的現代設備，鄉親依然過著原始的農村生活。那時我們鄉下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治社會，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互相聯繫，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織成了一個大網，大家都是親戚朋友，靠家族的族規維繫生活秩序。異姓家族之間，或同族之內，有時免不了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衝突，但大致都可通過鄉紳或本族長老而得到調解，從不向官府訟告。
我在鄉下生活了那麼多年，無意中對中國傳統社會獲得了親切認識，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這一段經歷使我和同一代的知識青年略有不同。在我大學時期的同學中，很多人是在都市長大的，談到中國鄉村生活，沒有切身經驗：傳統社會的種種生活是怎麼樣的，他們往往不甚清楚，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認為地主和農民之間只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是兩個互相仇視的階級。就我所見，地主和農民並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彼此不能容忍、對立的。在我們安徽那一帶，實行永佃制，佃戶只要租了地主的田，地主便不能趕走他，也不能欺負他；佃戶上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我在鄰縣桐城縣舅舅家裡，有一次看到地主去收租，看佃戶打稻子，打稻子是有藝術的，打得不乾淨，有三分之一還在裡面沒打出來，地主一點辦法都沒有，也沒有那麼深的階級意識。有些租田的佃戶還是地主的長輩，過年過節地主還要向他磕頭，這就是階級界限減輕了。我常常說，中國這麼大一個社會，比整個歐洲還大，不可能每個地區都是一樣的。不能說沒有衝突，佃戶與地主的衝突到處都發生，但是那個衝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謂「階級鬥爭」呢？個人所見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戶欺負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兒寡婦，那是沒有辦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強的退休官員，有勢力，欺負佃戶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論。
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幫助。這種體驗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所以我後來讀到有些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中國調查，在我看來有隔靴搔癢的感覺，並沒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經驗與精神，只是表面上的、數字上的，因為社會學調查通常都是問卷方式。然而中國人對問卷的態度跟西方人不一樣，中國人答覆常常不可靠。外國人答的問卷基本上是真實的，他們有這個傳統。中國人就怕我這個話說錯了，將來出問題，所以要保護自己，許多話都不肯說真的，或者有相當保留，甚至於歪曲的。有一位人類學家在印尼華僑社群做過問卷調查，但他發現兩次問卷，同一問題都有先後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
我的教育一般講是「失學」，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六年的九年時間，很少正式上學，小學、中學都是分散地上過一兩個學期。嚴格地講，我不但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也沒有受到很好的傳統教育，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時期，我是在山水之間度過的。唯一與後來研究有關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啟蒙，讀的是《史記》、《戰國策》、《古文觀止》一類的普通文字，還是選讀，並非從頭到尾背誦。《四書》是讀過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鄉間老師都保守，不會寫白話文。我大概十二、三歲就接觸唐詩、宋詞了，因為記起來容易，比較喜歡，接著便學會平仄，試作五、七言絕句。關於西方的書籍，我根本沒有碰到。
父親抗戰期間一直在重慶，我跟著二伯父（諱立中）一家在鄉間生活。一九三八年的舊曆年，我第一次看見伯父寫大批的紅紙春聯，其中有一條幅是「天地國親師」五個大字，貼在放祖先牌位的廳堂中間牆上。伯父向我解釋，這五個字原來是「天、地、君、親、師」，不過現在已經沒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為「國」字。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我在桐城縣舅舅家裡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唯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我的二舅父張仲怡先生能詩、善書法。他是清初張英（一六三八—一七○八）、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我從他們的交談中，偶爾學得一些詩文的知識。我至今還記得他在鍾馗畫像上題了一首七絕：「進士平生酒一甌，衣衫襤褸百無求。誇人最是安心處，鬚髮鬅鬆鬼見愁。」他的初稿首句最後三個字原作「仕不優」，他以詩稿示一位詩友，那位詩友立即指出：「仕不優」當改作「酒一甌」。二舅父大喜稱謝，稱他為「三字師」。「酒一甌」自然渾成，遠比「仕不優」的生硬為佳。我在一旁聽到這改詩經過，很受啟發，懂得詩句原來是要這樣「推敲」的。
我後來研究的對象像朱熹、方以智、戴震、胡適都是安徽人，但這跟地緣一點也沒有關係，因為我從來沒有很深的鄉土意識。剛好這幾個人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我看這些人時沒有注意是哪裡人，更不是認為他們是我的同鄉，我一定要予以表揚。朱熹雖然說是徽州婺源人，實際上是在福建出生與長大的，所以他在理學上是歸於「閩派」的。我根本沒有考慮朱熹跟安徽的關係。事實上，我本來並沒有計劃要寫朱熹，只是由於為《朱子文集》作序，才引出一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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