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蘆灣
搭蘆灣（tal.uan），阿美語，是指由上或田間的工寮，是我童年最鮮明的記憶之一，也是我對「家」延伸的第二種理解。
童年記憶裡，搭蘆灣幾乎是我生活的重心。夏季一大清早，我便隨著父母來到田裡，先不自量力表地表示要參與勞動。父親照例認真地讚美一下我的孝心，然後帶著理解的微笑要我到搭蘆灣拿鋤頭、鐮刀之類的工具，一天的工作就這樣開始了。
在那個年代，我們大都是赤腳的。六、七點鐘之後，太陽漸漸炙熱，我小腳走在父親犁過的鬆軟土地上，跌跌撞撞，勞動的姿態就有些可愛了。通常父親並不主動要我休息，休息的藉口和方法必需由我自己去設想。有時假裝跌倒，有時問父親累不累，有時嘆著氣說太陽好大哦；一會兒要去提水，一會兒要去看看樹蔭下的小狗……。那時候，我滿腦袋千方百計相要投奔的終極目標，就是綠樹遮蔭下風姿綽約的搭蘆灣。一般情況，我大致在一個時辰之後，便能順理成章地達到目的，接下來的時光就剩下我和我的搭蘆灣了。
茅草頂、竹牆、竹檯，走進搭蘆灣，竹片的氣味依然濃郁。有鹽、有火柴、有味精、有炊具：農具井然排列，藤籃裡有從家裡帶來的白米、醃肉和鹹魚。牆外一堆木柴，灶是臨時用石頭堆起來的。近午時分，母親會回到搭蘆灣，取火、煮飯、燒開水、遠遠看到父親沿著田埂周圍遊走，回來的時候，手上一把野菜，運氣好還會有雉雞、鳥蛋、青蛙、蝸牛之類，搭蘆灣的午餐比在家裡豐盛且有趣得多了。直到今天，我吃飯的口味，位舊是搭蘆灣式的：簡單、原始、清淡。
屋外數棵高大的龍眼樹下，樹下有石板、長凳、，沒有比它們更清涼的床舖了。躺在上面，陣陣蟬鳴，父親說：「如果覺得熱，可以吹長長的口哨，風就會吹來。」我通常就在父親的口哨聲和陣陣南風中入睡，沙沙的樹葉，夾雜著掉落的龍眼，這一覺香甜極了。成年之後，輾轉於都市叢林，長長的口哨不但引不起絲絲微風，還被混雜的聲浪淹沒，內心的焦燥，只有讓自己更加燠熱難當。
下午，隔壁田裡的表哥、表妹們開始集結，父親為我們在老龍眼樹幹上架起了鞦韆，單人、雙人，大夥比賽誰盪得高、跳得遠。從四郎真平到灌蟋蟀，我們的遊戲會隨著日曬的減弱，花樣遞增；直到夜幕底垂，收拾農具，虛掩搭蘆灣的柴門，坐上牛車，結束一天的勞動。回到家裡，眼皮已重，在母親的打罵聲中草梳洗。沒有電器的夜晚，夢中的世界精彩多了，然而場景似乎大都與搭蘆灣有關。七歲上小學之前，搭蘆灣其實是我對家最溫暖的記憶。
開始讀書寫子，學校變成新的生活重心。哥哥姊姊或教書或擔任公職，早已不是耕作人口；田裡的工作因而便隨著父親的過世和母親的老邁逐漸廢弛。搭蘆灣像是被遺棄的遺址，腐朽、崩塌、灰飛煙滅，直到幾年前，我在台北接觸新店、碧潭和花東新村一帶逐水草而居的阿美族聚落，搭蘆灣的印象又重新鮮活了起來。只是這一次我被賦予的任務竟是負責規劃執行對這些搭蘆灣拆除自己童年對家的記憶一樣……。
搭蘆灣其實是我們鋼筋水泥的家和我們自然屬性之間柔軟的建築形式，它提醒我們在工業、科技的威勢中，如何安立一個可以和大自然對話的家。日前驅車走過嘉南平原，見到一棟棟鋼硬豪華的農舍，對搭蘆灣的思念與渴慕便更深、更濃了。
（89．11．20）
賓朗國小
賓朗國小是我的母校，位在家鄉部落的北邊，正好坐落在上賓朗和下賓朗交界的地帶。上賓朗有花東縱谷公路貫穿，且是老鐵路經過的地方，日據時代在此設站。看這裡的鐵道設計，應該有戰備構想。火車站的正面在山腳略高的位置，接駁的鐵道則往隱蔽的山邊延伸。由於當時花東鐵路屬單向通車，錯車時列車就停泊在此。而往台東的鐵道則在火車站背後下方，也有一簡易的月台，平快車以上的列車，直接由此通過。賓朗，卑南話稱作Pinasiki，有爬坡的意思，它正好位在台東出海扇狀沖積平原的頂端，是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第一個接近點。火車站的設計，十分便利台東總站各式火車疏散的需要。和許多日據時代火車站的建築形式一樣，賓朗車站也是木造的建築，精緻、實用，周圍花木扶疏，連廁所都令人感到舒適。青少年時代，它是我最喜歡去遊玩的景點；從上方月台可以眺望對面阿里擺的賓朗牧場，據說胡適的幼年曾在這裡待過。民國七十年代，花東寬軌鐵路通車，從台東經賓朗到初鹿這一段整個改道，鐵軌拆除了，火車站也沒了，新的沿線車站，粗糙、醜陋且大都大而無當。坐火車，從此不再是審美之旅。
要進入賓朗國小的大門有一段約一百公央的引道，左邊是修剪整齊密密相連的芙蓉花，右邊是一排間隔有致的夾竹桃，隔著大水溝再右一些是通往台東的老火車道。花開的季節，這短短的引道是蜜蜂、蝴蝶喧鬧的地方。轉進校門，教室呈ㄇ字形排列，都是一層樓矮房。中間是操場、跑道，靠校門口這一端隔著跑道，有一座花葉扶疏的人工造景，有小水池、有石頭堆成的假山，簇擁著國父銅像；整個設計像是一道屏風。操場的另一端是升旗台，背後一叢小椰樹。我曾在此當過旗手，也指揮過國歌。每排教室前面一定有小花圃、一叢芙蓉花，升、降旗前它們都是我們清掃、灌溉的責任區。校園的右側種著一大片高聳的苦楝樹，夏日遮蔭，一季蟬鳴，是我們最喜歡摔角、鬥劍的地方。各式火車，定時往返，也成了鐘聲外牽動我們上下課心情的指標。
國小是光復後興建的，第一任校長是我的表舅孫德昌先生。他是日據時代台南師範的畢業生，日本名字叫大迫重二。在他過世二十多年之後，前不久蒐集他生前的遺物、文稿，竟赫然發現其中有賓朗國小建校用地的地籍圖和工程設計圖。看著圖籍將少年時式的記憶，一看去，感慨、欣喜莫名，既懷舊地，之前偷空獨自返校徘徊，校舍、花木、鐵道廢棄，校門也完全變了。和許多人一樣，這兒的規劃只考慮到人的因素，現在徹底被排除；蟬鳴、蝴蝶和蜜蜂、和午後的山風，都隨著時間的溜逝而重回的夢土，彷彿自己記憶中自然的死亡。
即使如此，空間的失落，卻由於陳瑞珍校長的因素變得可以忍受。我和小姊姊在賓朗六年的成長，都籠罩在陳校長的照顧。
（90．6．21）
部落慶生
母親九十歲的生日，為配合大家的時間，提早了幾天舉行；這不只是我們家族的事，也是整個部落的事。當天來的客人，除了南王的教友和一些比較親近的遠方朋友，其他都是部落裡的人，老老少少，將教堂外面的廣場擠得滿滿的。那天有雨，但圍繞著一個老人，凝聚部落記憶與情感的心意，卻讓雨水的沖刷變成了一種祝福。承歡膝下的族人，連七、八十歲的，都彷彿回到童年，言語、舉止流露失去許久的稚氣…。那天的彌撒，由洪源成神父主祭、曾建次輔理主教陪祭，當他們還是小修生的時候，母親就認識了他們。
前一天部落裡的婦女便開始編製一串又一串的花環，忙著炊煮各式傳統的麻糬，有havai，pinaLupuk。男人整理教堂四周，搭蓋遮棚，協助搬運必要的設備。晚上大家聚集在哥哥家的庭院裡，搜尋、練習母親熟悉的古調，準備明天用歌聲一首又一首的追憶母親九十年走過的歲月。看著大家忙進忙出，身體健朗但耳朵重聽且又善忘的母親，隔不多久總要疑惑地盯著我們問：「你們在忙什麼？」當我們回答說：「準備你九十歲的生日啊！」她「呀」一聲，便滿意、安靜的坐在一旁，沒多久她又會再追問一次。直到晚上，和大家圍在一起吟唱古調的時候，她好像才真正弄清楚我們在忙什麼！
母親善忘的現象已經兩三年了，但她卻頑固地記憶著她所有童年的經驗。每次重複追述，就像錄音機倒帶一樣，幾乎已經到了一字不差的地步。何時換氣？語調何處轉為急切？在哪一個段落她會落淚？到什麼情節讓她深感遺憾？一切都在預料中。有時我甚至覺得這是母親所有生命力的源頭，年輕時代的記憶，讓她的生活與價值判斷很傳統。八十多歲的人，依舊天一亮就起來勞動，常常吵得我們不得不起床。部落裡大大小小的事，她無事不與。七十多歲以後，她關懷的範圍更擴及鄰近幾個卑南族村落。誰家生小孩？什麼人結婚？哪裡有新居落成？生病的、死亡的、爭吵的，似乎都是她關心的事。前不久隔壁表舅過世，按老傳統她連續幾天徹夜在靈柩旁陪伴。作風新潮的表哥可能出於好意要我們帶她回家，卻引來母親當面的斥責。她說：「這是我們的傳統，你們可以不遵守，但不能強迫我不這樣做。」其實這類事情在不同的場合也常發生，然而不論別人怎麼勸說甚至給予白眼或故意冷落，母親依然直道而行，毫不妥協。
今年入春以來，重聽的母親常說她右耳會唱歌，而且都是古調，偶而會有卑南族耆老陸森寶（PaLiwakes）依古韻創作的卑南語天主經和垂憐曲，母親覺得非常有趣也感到欣喜。有一回她坐在我東華大學宿舍的客廳，興奮地告訴我說：「它又在唱歌了！」輕輕拍打右耳，跟著也唱了起來，是年祭時的pahirahirao，她開朗的笑了，像一個頑皮的小孩。
九十歲生日的邀請卡是我寫的，內容如下：
我們的母親tivitiv（孫貴花）女士，即將度過她九十歲生日，見證了Pinaseki部落近百年的記憶和變遷。為了表達我們的喜悅和感恩，並感謝她多年來在卑南族文化傳統方面的教導和指引，我們特別為她準備了一個充滿Pinaseki色彩的慶生饗宴。誠摯地歡迎您的到來，讓我們彼此祝福。
配圖方面我選了一張母親和幾位南王部落老人歡聚的合照，她們都戴著花環，穿得一身傳統卑南族的服飾。鄰座百多歲的陸媽媽（陸森寶的大姊）正忙著包檳榔，坐在中央的母親右手拿著酒杯笑得很燦爛。卑南族的傳統，活在她們的臉上。
宴會結束，我們回到老家庭院，酒意中和部落長輩追憶種種往事，我何其有幸有這樣的母親，讓我還有機會親炙卑南族傳統文化最後的餘暉，它是那麼樣的深邃、甜美。老人們說，或許這樣濃郁的文化情感，都將隨著他們的逝去而永遠被埋葬。我想，這是最美的結果，因為他們是最後一代屬於部落的人……。
（92．7）
父親的腰帶
其實父親留給我們有關他自己的事物並不多，他生於民前五年，是道地的Pinasiki（賓朗）人。幾代單傳，人丁單薄，有關父親這一邊的種種清況，連母親也所知有限，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空白。記憶裡，從小仙大我似乎從未接觸過與父親有關的親戚，他沉默寡言、淡泊閒散，口裡不曾談論過任何有關他自己的生平背景。父親方面的家族史，始終是我歷史意識中極為遺憾的缺口。母親這一系，確定是在我曾祖父那一代從Puyuma（南王）部落遷移上來的，不久即成為Pinasiki的領導家族，被稱做Paélabang，卑南話有很能擁抱別人的意思，或許是上兩代祖先頗為慷慨、略具整合能力的緣故吧。
父親是姨婆獨子的好朋友，外婆過世後十二歲的母親和她的弟妹們交由姨婆撫養。姨婆的獨子不幸英年早逝，在姨婆的堅持下，父親按卑南族習俗入贅我家，與母親結婚。當時母親十七歲，父親二十五歲，二十年之後，他們才繼承家族產業。一個是入贅的人、一個是孤兒，能贏得姨婆的信任與交託，其中的堅忍，不難想見。八十八歲的母親，對這一段生命的歷程刻骨銘心的記憶。
母親說因自己還年輕，當時並不甘心就這樣嫁給父親，但是長輩的意志難以違抗，也只好順其自然了。父親性格溫和、毫無大志，與母親的剛烈、勤奮恰成對比。印象中母親常在暴跳如雷、急躁煩亂之後，被父親緩慢、輕描淡寫的態度所打敗，竟至破涕為笑。「我總是被你父那副優閒的樣子，弄得自己覺得自己可笑，幹嘛呢？」母親事後總是這樣說。直到父親六十五歲過世，母親從來沒有成功地和父親好好吵過一場架，暴風雨自起自收，只能算是單方面的發洩，久了，便成了自天象。
對母親而言，父親這樣的天性，雖和他鬥不起來，卻未必能讓她信服。真正讓母親覺得父親可敬的地方，恐怕是父親能識字、寫字。父親雖沒有受過日本正規的教育，但青少年時代曾僱替日本警察幫傭，不僅能說日語，且寫得一手好字。最近翻看他留下來的筆記本，用詞不但典雅，字跡更是秀氣。母親說父親有讀書人的氣質，總覺得讓他耕田、伐木有些殘忍。母親讀過番人公小學三年，後因自己的母親病逝，被迫輟學，終生遺憾。父親能文，或許多少能彌補母親失學之痛。她那嗜酒、散漫的丈夫，在這一點上永遠讓她自嘆不如。即使到了今天，八十多歲的母親每談及此，仍覺得她嫁了一個不平凡的丈夫。
六、七年前有名的文物蒐藏家徐瀛洲的女公子徐韶仁，為舉辦一原住民的文物展，向我提借卑南族的編織品。母親慷慨出借父親留下來的年祭禮服腰帶，白色、長條，是父親在世時每年大獵祭必佩帶者。母親說這是祖母親自編製的，做為送給父親的禮物。不料展監結束，徐韶仁竟張冠李戴將腰帶弄丟了。母親極感悲傷。這幾年我因公務繁忙，疏於追討，竟至不了了之。母親八十五歲之後，記憶力減弱，但對童年經歷及對父親的思念卻變得更加固著、重複，每次見面總要談到父親，也必提及父親失落的腰帶，令我慚愧，心疼不已。前年到日本大阪民族博物館參觀，看到不少台灣原住民的文物，心頭浮現的竟是父親失落的腰帶。這些文物背後承載著多少的故事和感情呢？除了做為標本或藝術的研究，有多少人在乎這些文物主人的心情？那次回來之後，我成了博物館的逃兵，更對私人收藏家懷有更深的敵意。去年在離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工作崗位的前夕，我堅持在原住民族發展法研修的條文草案中，要求強化對原住民文物的保護，法律能否建立人與文物之間的倫理我並沒有把握，但是這至少是一個嚴肅的提醒，提醒自己從一個更結構的層次勇於去面對母親失落父親文物的哀傷。
（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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