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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發奮圖強
全心台大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和鳴遠、班遠進行兩項慶祝活動。趁著這一天是青年節，我們齊集總統府廣場，觀看大、中學生舉行紀念儀式和遊行，我們隨著他們歡呼，「自由中國萬歲！自由中國萬歲！」我們更振臂高呼，「自由！自由！自由！」
之後，我們去一個澡堂，在一個熱氣騰騰的浴池裡，泡上二十分鐘，舒解身心勞困；再來個全套招待：擦背、修腳，挖耳，理髮，和刮臉；拉起潔白被單在躺椅上睡他半個鐘頭。我們各自穿上新買的衣服和鞋襪，出了澡堂，到一個河邊，把已經捆好的所有舊衣物，統統燒掉。我們用水，用火把五個多月的「霉氣」消除淨盡。我們在飯店飽餐一頓後，各自回家。一路走來，覺得頭腦清醒，精神飽滿，步履輕鬆。
可是，我一到楊家附近，一陣懊惱悔恨之意襲了過來，使我腳步遲疑，不知所措。我想，實在不應該來台後住在楊家；這次跟他們增添多少麻煩，造成多少不安焦慮。想了一會，我還是敲門而入，看到又錚舅對我點點頭，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又錚妗走過來，牽著我的手到起坐間，要我坐在一個角落榻榻米上。她說，「你好好休息，一句話都不要說。」就走了。
過一會，我聽到又錚舅在隔壁房間說，「我仔細看過鴻超的日記，老早知道他一點事都不會有。好了，現在總算結束了。」
「是呀，」又錚妗說。「這孩子也受苦啦；你看他多瘦。」
「他們應該把他安置在好一點的地方。當然，他們有他們的理由。」
我天天坐在那個角落的榻榻米上，胡思亂想，心神不定。我時常揣測，會不會再回到那個斗室裡，會不會另有案件，要我作證，過那種昏暗無望的生活？我一再告訴自己，不要作這種無益想法，但就是控制不住。夜裡時常從夢中驚醒，一身泠汗；看到我不是和大兵擠在一起睡覺，而是好端端地躺在榻榻米上，旁邊是炳麟和東麟，心中感到舒坦安慰，就睡著了。可是這種夢魘情形連續發生，直到多年後才不擾騷我。
我問自己，我的前途是什麼？我會不會如徐會之和蔡孝乾所說，過正常生活，將來會有成就？
在四月間我接到大舅一封信，當中有好的也有壞的消息。他經過三舅幫忙，由走私販子護送到香港，現在政府有一個機關替他辦理人境證，過些時來台灣。他將是我的第一位親人在台重逢；我興奮極了。可是我母親和弟弟在隨後赴香港旅程上，出了問題。他們已經到達廣州，因為害怕被公安機關盤問赴港目的，竟然返回漢口。真是功虧一簣，令人遺憾。大舅要我儘量籌集錢，寄給在香港的三舅，然後轉給母親。我非常為這事懊惱，但是遠在台灣，沒有補救法子，只有希望她下次能赴港成功。我把所有的積蓄八百元新台幣（約合二十美金），寄給三舅。
在這一月我接到另外一封信，是來自中華文藝復興委員會，宣布我得到文學獎第一名。去年我聽班遠說起，這委員會以競賽方式，徵求文學與藝術作品。我撰寫一個中篇小說，題名《夢中淚》，參加文學作品競賽。我根據一九四八年在開封時聽到的一個故事所寫成。敍述一個高中學生與他所尊敬的一位老師之間的關係，以及他老師被政治折磨致死之後他的悲痛心情。
委員會在信中說明，要發給我幾千元新台幣，詳細數目記不清楚了，但是這獎金在那時足夠買四兩黄金。這獎金與我去年在香港出賣母親的金手鐲完全等值。這真是奇蹟！我從來沒有中過獎；更不要說文學獎，連想都沒想過。事實上，我完全忘記去年投稿的事。
當獎金寄來後，我作的第一件事，是和八舅（又錚妗的哥哥，在楊家幫忙燒飯）一同到雜貨店買了兩袋雪白麵粉，每袋五十磅的美國產品。他說，「這一下可好啦！我可以做吃不完的饃呀、麵條呀、餃子呀。都是我們河南人喜歡吃的東西。」
得獎的事改變了我的態度。我不再灰心喪氣；三月二十九日我恢復自由時的那種神清氣爽心情回來了。我盤算著，文藝委員會的委員們一定都是極有成就的學者。如果他們認為我有文學方面的天分，我為什麼不朝這方面發展？我回想，在廣西大學時，我寫的一份大字報，造成小小轟動。去年我來台後，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一篇「香港苦難的一群」的長文，呼籲在台同胞支援香港難民，引起廣泛注意。我是我們逃難同學中唯一在報紙發表過文章的人。
我反過來想。我毫無文學基礎，也沒有錢財支持我開展文學生涯，走這條路會吃力不討好。這時母親的兩個手勢浮現我的腦海。一個是管好錢財，一個是好好唸書。我思之再三，覺得還是重返大學唸書最妥當。我已經寫出三篇政治性的文章，受到適當的尊重，應該從這方面發展。但是問題來了。我去年考台灣大學徹底失敗，以後沒再唸過書。今年的考試就在兩個月之後，在這短短時間之內，怎麼可能作好應有的準備，通過考試？
但是我的文學獎金建立了我的信心，決定一試。我埋頭在書本裡，每天只睡五小時，有時省去午飯或晚餐，要全心考上台大。結果，六月考試的成績不如人意。我立即提醒自己，「把希望放低。」如果這次再不成功，明年來第三次，有一年的時間作準備。
孤兒自強
台大考完後沒多久，大舅抵達台灣，也住在楊家。我們互道別情。事實上，我們在先前通信中，已經講過主要情節。他提出一個小疑點：為什麼我給他許多信件，都不在信封上寫回程地址？我說，他知道我住在楊家，所以沒寫。可是，我給別人的信上，也不寫回程地址。這是因為我害怕，如果他們出了問題，我又惹火上身，再去作證。
「你這不是太天真嗎？」大舅向我注視後說。「安全機關要找你，不管你寫不寫地址，還能找不到你？其實，我知道你沒有跟很多人來往。出問題的機會太少了。不必擔心。」
我點頭無語，但決定還是不寫地址；這樣心裡踏實一點。
他問起我考試的情形。我說不滿意，已經決定明年再考。現在要開始買書，不再借書。這樣，我可以在書上圈點重要細節，也可以重讀每本書，不受時間限制。
「我看你是下定決心要上台大。行，我完全贊成。」大舅熱情洋溢地說。「但是，你能不能等台大發榜後再決定買不買書？」
「我不願意明年又沒有準備好。」
「鴻超，你變了。」他把兩手撘在我肩膀上說。「你一直是個好玩的孩子。在開封唸高中時不用功，勉強畢業。現在不了，你不但認真唸書，還知道操心事情──操心沒發生的事情。」
是的，我近來記掛的事情多著呢。我最放心不下的事，是困在漢口的母親和弟弟，什麼時候才能出來？目前我離她這樣遠，沒辦法和她聯絡；就連在香港的三舅，也不敢多跟她寫信，怕引起公安人員注意，造成麻煩。就我自己情形來說，這次考台大不順利。假定明年還不成功，是不是一直考下去？別人是不是看不起我這個不成才的人？我又如何早日飬活自己，不再是楊家的累贅？現在大舅說我不再是好玩的孩子，而是會打算的人。是這樣嗎？
我慢慢地認識到，這樣操心煩惱沒用處，決定作兩件事。第一件，是制定工作日程表，在表中填上我應該作的工作，然後查驗進度和結果。這是我從來沒作過的事。目前的工作是，選擇那些書去買，準備來年考試。第二件，是恢復記日記。我在中學時，記日記是為老師記的。到大夏時，我才寫日記為自己看。這時我體會出，中學時老師所說記日記的好處，是增強記憶力。我在大夏及廣西大學的幾本日記，在南寧失落了。後來斷斷續續在記。現在我特別重視這件事，是因為看到雜誌上一篇文章，作者是韓欽元。他講出記日記四大要點：記給自己看，堅持一日不斷，忠實坦白，和用語生動。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以後就遵守這些原則。
一天早晨我經過台灣大學校門，看到旁邊圍牆前一大堆人，翹首提足看一張佈告。原來是學校考試發榜了。我遲疑一下，要不要過去看，突然想到在臨汝聽到一句俗話：「醜媳婦總要見公婆。」就擠進人群，看到政治系三年級轉學考試及格學生有四名，我是當中之一。
我馬上躲到旁邊草地，蹲下來，泣不成聲，半㫾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我走到學校門前，盯著牆上嵌著「國立臺灣大學」六個大字，久久不能自己。這是改變我命運的地方嗎？能不能引導我到一條路上，不再過驚慌害怕日子，而專心向學，事業有成，符合母親願望？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終於註冊為台大法學院政治系三年級轉學生，並且分配到第一宿舍的一個位置，不再依賴楊家為生，減去心中一大負擔。這宿舍是台大向大同中學暫時借用的，座落在新生南路，離台大校總區很近，但是與地處市中心徐州街的法學院，有步行二、三十分鐘的距離。政治系屬於法學院；我每天步行來回。
在宿舍遇到一位同班同學，叫張劍寒。他在一九四九年隻身來台，考進台大一年級。他和我同樣身高和年齡，也很瘦。家鄉在江蘇北部的沛縣，彼此說著類似方言。他看起來有點嚴肅，其實很和善，偶爾還講點笑話。
我們寢室住著八個學生，非常擁擠；室內只有一個電燈泡和一個窗户。張劍寒的床位及書桌靠近窗户，是個好位置；我的位置在寢室中央，離窗户遠。他要和我調換位置，表示歡迎之意。我雖然不願意這樣作，因為他的堅持，就接受他的好意。在以後的兩星期中，他詳細介紹給我聽政治系的教授們和他們的專長。
他所講的話使我非常不安。他說有些教授曾在大陸上久負盛名的大學任教；他對我講起他們的教課內容──像「行政法」和「中國政治想思史」──說得清清楚楚，給我一種印象，他可以當我的老師。我懷疑自己能不能跟得上課程。
有一天我在寢室中告訴劍寒所擔心的事。他一面喝著香片茶，一面看著他的筆記本，說道：「鴻超，不要緊。你只要作好兩件事，我包你沒問題。用功，不曠課。」
我心想，你可說到我的缺點了。我不是不讀書，而是心不在書本上。我看到白紙黒字，是一個字一個字唸，但從來「不求甚解」；讀完後就忘記了。再說，從高中到大二，經常缺課；在廣西大學根本沒上過課。只有在準備考台大時，才死心塌地唸書。但是到台大後，學生們各唸各的，沒有老師督促，我會不會像從前一樣荒廢學業。
我把這些經歷統統告訴劍寒。他喝一口茶，面帶微笑問道，「你有沒有聽說過，有人把『大學』這個英文名詞翻成中文，叫『由你玩四年』？」他沒等我回答，就說，「有些同學在台灣有家有户，或許他們可以玩四年。」他頓了一下說，「你我就不同了，我們是孤兒。在學校唸不好書，沒有家可以依靠，那就完蛋了！」
劍寒的「孤兒」這個用詞，使我非常震撼，比我在香港初次聽到我們是「難民」 時還不舒服。
「就我看來，」他擧出兩個指頭說，「孤兒只有兩條路可走。」他揺動一個指頭，「一條路，是當乞丐，靠別人施捨生活；這當然不是我們要走的路。另一條路，」他揺動另一個指頭，面帶詼諧笑道，「是出家當和尚。你沒聽說過嗎？很多孤兒跑到廟裡當和尚，忘去紅塵，專心唸經。」
他看我一臉迷惑之色，就接著說，「我不是真的要當和尚，而是作個比喻。台大是我的廟；書本是我的經。」
筆記爭勝
我在一九五一年秋季學期開始一月之後，去看班遠，告訴他轉學考試經過。
「我就知道你會通過的，」班遠瞪著眼向我說。「你拼命唸書，連你生死患難朋友都忘掉了。」
我向他彎腰點頭說，「對不起啦。我想你明年參加考試，也會通過。」
「謝啦。可是我不會參加考試，」他嘆口氣說。「事情往往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我們為反共冒著生命危險逃出大陸，在香港過著乞丐一樣的生活，到了台灣。這裡的反共政府應該好好照顧我們才是，可是他們卻不聞不問，讓我們過著潦倒生活。這倒罷了，反而把我們關起來。這那有天理！最使我們痛憤的事，是他們明明知道不必要，仍然把我和鳴遠打的死去活來。」他又瞪著眼看我。「可是他們對你卻特別優待。啊，啊，好像認為你是他們一夥的人。」
我低頭自思，你說這話真不應該，難道我喜歡他們的「優待」嗎？他們要我幫忙作證，卻把我放在不見天日的地方將近半年之久，事後既沒道歉也無賠償。他們沒動刑讓我身體受苦，可是造成心理上的傷痕。我經常受夢魘之困，時時覺得不安全，憂慮擔心。
「鴻超，我不是責備你。只是覺得事情太不公平啦。」
我倆一時都無言語。
「你現在有什麼打算？」我問道。
「還有什麼打算？鳴遠找不到事。父親苦撑著油條店。我還作寫鋼板零工。」他拿來一些他寫的樣品讓我看。他本來大、小楷就寫的不錯。現在更工整了，筆劃均勻，字字方正。我拿走一些樣品，作臨仿對象。我走前，說起張劍寒所作的比喻，如何專心一志，用功讀書。他撇嘴一笑，意思是，這比喻說著容易，行著難。他說，「有些得道高僧，是精通佛經的大師。我要看看，你將來會不會成為精通政治學的大師。」
劍寒身體力行，幾乎把所有能用的時間，都花在功課上。在八點鐘以前走路到達法學院，上午連上幾堂政治學專科課程，中午吃便當，在教室裡書桌上打瞌睡，下午上選修課程，五點鐘走回宿舍，晚飯後自習兩小時，然後就寢。他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遵守這個日程；星期六和星期天自修。平時沒有娛樂活動；在我認識他最初一個階段，他連電影都不看。我們最多不過是在新公園後面的攤位上吃一碗當歸鴨，或者在信義路上一家店舖裡吃一碗陽春麪。
我試著遵守他的日程，覺得應付不來。我不是怕上課，而是課堂之間的空檔太長，有兩三小時之久，用不完作自習。夏天時趴在教室裡燙人的書桌子上午睡，不一會混身是汗，等到上下午課時，衣服黏在身上，很不好受。在空檔時，我常想上街買點茶水或零食，怎麽都說不動他和我一道去，也就罷了。
過些時我習慣了他的日程，完全照他的規矩行事。我沒有曠過課；到了第一學期末，我倆是班上三十幾個學生中僅有的兩位，從未缺過一堂課。很多走讀生可不同了，他們偶爾來上課，好像看教授的面子似的。教授們呢？從不點名，也不計較。只有在月考和期終考試時，才看到同學們把教室擠得滿滿的。
教授們不點名便罷，也不採用教科書。這是因為他們都是從大陸來的，過去寫的教科書，沒有帶過來在台灣發行。事實上，在那個動亂年代，台灣沒有書局可以印行教科書。只有一位教「國際法」的雷崧生教授，發給學生講義。所有其他教授上課時，就是口頭講話，黒板上寫字。我們當學生的，就要記筆記。劍寒交待我，什麼叫作用功？用功就是一字不漏地記教授所講的，所寫的。然後讀筆記，讀之再讀，參加月考和期終考試。考試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同學中拿六十分以下的人，非常少；拿八十分或以上的更少；九十分或以上幾乎是沒有。
一九五一年秋季學期，也就是我的第一學期，我依照劍寒的辦法，儘量充份記筆記，得到七十幾分的成績。到了第二學期，一時心血來潮，改變了記筆記辦法，不再一字不漏地記，而是經過思索，把教授所講的主旨寫下來，不記無關緊要部份。這樣，不但可以增進暸解，也可用多餘的時間，把筆記寫得清楚整齊。
過了兩個多月，很多同學都說我是班上的第一筆記能手。是誰這樣稱讚我呢？大多是平常不太上課的朋友們，在考試前需要向我們經常上課的同學借筆記，作準備。他們發現有些借來的筆記，字跡瞭草，胡亂更改，不易瞭解；只有我的筆記容易唸。這些朋友們在考試前，開夜車，互相傳遞筆記，拼命抄寫；考試時照常通過。
可是怪事來了。有一位借我筆記的朋友，考完「中國外交史」月考時，得到八十分。我呢？七十八分。在這同一學課期終考試前，另一位朋友借我筆記，他喜歡猜各項試題，把各個答案抄寫在一小片一小片的紙上，以便覆習強記。他考完繳卷時，把一片抄來的答案不小心繳給這課的教授。他事後發現了，可急壞了。用「夾帶」去考試是舞弊行為，違反校規。輕者，除考試不及格外，要記大過；重者開除學籍。
他和幾位同學好友商量怎麼辦。當中一位說，他們一道和他到教授家裡求情，要他一句話不講，由別人替他解說。到時候，他對教授恭恭敬敬躹一個躬，站在一旁，默不作聲。當其他同學還沒開始解說前，教授責備他道，「你怎麼時常曠課，以後不可以這樣子。不過，我看你這次考試很努力。寫的很多，考卷不够用，你還另有紙作補充。」他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如果我的筆記對別人有幫助，對我自然有更大好處。我考試答覆問題時，簡單明瞭，字體工整；而且我像有些同學一樣，能夠準確猜題。我考試成績在某些學課上──譬如「國際法」、「中外條約」──能夠得到難得一見的九十幾分。就我在台大兩學年來說，學期平均分數，在第一學期七十幾分；其他三個學期，沒有低於八十分。有時到拿到「書券」和五十元獎金。在一九五三一九五三年畢業考試時，我的分數是八一．六六，全班第一。
畢業後，我體會到自己是唸書的材料，很想繼續進修，但是無從實行，因為台灣沒有研究院，授予學士以上的學位。去美國唸書吧，像我母親所盼望地去修博士學位？根本不可能。
豬油炒飯
一九五一年秋天，我在宿舍裡收到一個大包裹。打開一看，是一件又重又厚的黑色大衣。把它攤在床上，看到領子上鑲著棕色光滑柔軟的貂皮，内層是金絲猴皮，皮毛三寸長，呈金色與橘紅色，在寢室燈泡下，已是閃閃發亮，在斜西的陽光下，更是鮮豔奪目。這是我父親的大衣，在我出生以前定做的，從前見過。真不能相信，現在出現在面前。
這件大衣是母親在一九四九年，交給三舅保管。當時他去廣州，不與我們同去桂林。母親的意思是，把父親的貴重物品分開保管，比較妥當。三舅這一年，從廣州到成都，就帶著它。十二月他與共軍作戰時，把它放在包裹裡，背在身上。在一次戰役中，他翻過一個山坡，把包裹丟掉了。他非常猶豫要不要翻回去；這時共軍已緊追在後，他還是冒險回去。當時機關槍聲大作，把山坡石頭打得粉碎四飛，在性命呼吸之間，撿回大衣。三舅在漢口見到母親時，把大衣交還給她；可是當他去香港時，母親再一次要他帶走，囑咐他有機會見到我時，轉交給我。他隨同包裹給我一封信說明一切。
當我看到這大衣時，不禁悲從中來。三舅幾乎為它送命；也連帶想起母親。她與父親感情深厚，可是她把父親給她的婚禮手鐲和父親的寶鼎勳章都給了我。現在又給我這件大衣。她手中可能沒有任何值得紀念父親的貴動物品了。（我退休多年後，曾為如何處理這件大衣，大費周章。本來打算交給兒子，怡康，作為傳家之寶。他沒有興趣。再三思索，想出一個主意。二○一七年聖誕節時，怡康全家從芝加哥來訪。我把這個大衣金絲猴皮毛的鮮豔顏色，形容給怡康的十歲女兒戴安麗聽。我這孫女，果然心動，看了以後，摸來摸去，「愛不釋手」。我就送給她，帶回芝加哥。我們皆大歡喜，了却此事。）
三舅在信中說，母親知道我已經復學，非常高興，要他轉告我，復學表示我記住了她教我的一個手勢，就是時常唸書。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一個手勢：如何好好處理錢財。我經過香港和台灣初期這一段生活，深切體會到這手勢中的兩個道理：手中有錢，你能獨立生活；手中沒錢，你依靠別人生活。對你看重的人，要幫忙，正如別人看重你，幫你忙。
一九五二年初，我檢討一下自己的財務。每月有兩個固定進項：撫卹金（陣亡將士子弟補給費）和政府公費，共計二二四元新台幣；還有零星進賬（存款利息，書卷獎金，總統給予遺族的春節獎金），平均每月一百元。每月費用，一八五元；節餘約一四○元。我還有進台大以前的現金三千七百元（約合九十元美金）。就這樣財務狀况來說，我在同學中算是有錢的人，接濟了十幾個人，包括兩位舅舅，朱家兄弟和其他難友。大部份人在一、兩年內歸還借款。三舅在香港找到工作，除還我錢外，還運來英國製的三槍牌腳踏車讓我使用。
一九五三年春季學期，我經理財務的能力受到考驗。當時，政府為著賺取急需的外滙，在國際市場米價高漲情形下，超額出口食米。結果台灣食米供應不足，跟著漲價，連帶造成其他食品價格上漲。我們住校的學生，在宿舍食堂用餐，現在挨餓了。原來的三餐改為兩餐。每餐只有少量食米，伴著一碗湯，内有醬油及幾片可憐兮兮的菜葉，和可以數得出來的花生米。我這時挨餓的情形遠沒有香港時嚴重，但是在飢腸轆轆情形下，不能專心上課；上午瞌睡的現象和頭暈症都重新出現。我有錢，可以上街吃幾塊錢一碗的陽春麪補一補；但還是免了，因為我不知道缺米的情形會持續多久，要留著錢應付更糟糕的局面。
可是這是我在台大的最後一學期，總不能讓餓肚情形阻礙我畢業。我和劍寒想到一個應急辦法。我們每天把分到的少量米飯，帶到法學院食堂，每人給㕑師五毛錢，買兩匙豬油，和飯一齊炒起來吃。那滋味勝過山珍海味；在上課時，仍是口有餘香。過了一兩個月，政府減少食米輸出，市場恢復正常供應，饑餓問題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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