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摘錄）
蘇碩斌

日治時期的臺灣出現過民族主義嗎？

日本殖民時代臺灣人爭取自主的臺灣意識運動，是一種民族主義嗎？方孝謙、荊子馨（Leo T. S. Ching）等學者基本上否定這種日治臺灣出現過民族主義的看法。方孝謙強調殖民體制下臺灣社會的高度異質，論斷當時「人民」論述游移不定，因此他不相信閱讀《臺灣民報》的讀者可得到清晰的民族認同信息，也不接受臺灣人在幾代之間忽然對臺灣詮釋出是「具備首尾一貫民族的意識形態力量，足以鼓舞當下的『臺灣民族主義』」。荊子馨研究一九三○年代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實施同化與皇民化的矛盾，也指出日本想讓臺灣「成為『日本人』」的作法雖然失敗，但臺灣內部階級混雜的「糾結對立」，其實也造成臺灣人雖然堅持臺灣意識、但卻將自主性置放於在日本帝國的架構中。事實上，安德森本人也曾就臺灣的民族主義發表看法。他認為日本殖民時期的強權，屬於民族主義四個類型中的官方民族主義、而臺灣屬於克里奧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因此在臺灣發展的二元式抵抗，只是類似歐裔殖民後裔脫離母國的反抗獨立，並不構成特殊的類型。

不過，政治學者吳叡人則以建構論的精神掌握了民族主義是「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合而為一」，指出臺灣知識分子早在1914至1915年那個失敗的「同化會運動」中，就在政治上確立了民族自決的攻勢原則，而在文化上，則經過十餘年的守勢與摸索才確立認同的基準。吳叡人認為，日治後期的臺灣社會，因為日本的帝國和民族國家氣勢轉趨強硬，因而在臺灣社會強化了二元對立的「差異」架構，連帶催生了臺灣人的「認同」架構，此即福爾摩沙意識形態（Formosan Ideology）。吳叡人認為日本的東方殖民主義（Oriental Nationalism）既具有排他性格、又強將被殖民者納入國家分工系統，以此論證臺灣人先萌發反日本同化論述的「政治民族主義」，而後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湧現「臺灣文化民族主義」，成為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邊緣性」（double marginality）結合。

吳叡人提出二元對立架構的歷史成因，並且精確指稱臺灣民族主義形成的建構論基礎，就在於前述Gellner的「政治疆界與文化疆界合而為一」的命題。因而，吳叡人乃致力論證臺灣反殖民菁英如何將民族國家與民族文化的想像合而為一。在討論一九二○年代臺灣菁英形成文化疆界的過程時，吳叡人例舉的是1923年康德主義學者陳逢源在《臺灣》雜誌的〈作為人生批判原理的文化主義〉，認為陳逢源率先主張日本應尊重「臺灣獨特的文化」，即為臺灣人發展政治上的文化人格，恰呼應了同化會宣稱的「特殊參政權」代表臺灣人的政治人格。因此吳叡人推斷，Gellner所說的政治與文化邊界重合的「民族國家」想像的端倪源生於此。

本文基本上同意吳叡人這樣的論點。前述關鍵的一九二○年代，適逢最後一次武裝抵抗（噍吧年事件）已掃平，之前黃國鎮、黃朝、羅臭頭、余清芳等草莽皇帝式臺灣意識已告終結，之後的臺灣意識則改換了完全不同的表述形式。歷經二十餘年理性科學為本的統治，日本政權已解消臺灣的地方社會基礎，建立一個以國土為單位的均質性空間統治。因此民族主義出現在這個時代，有其理論上的可能性。

然而這裡可注意到，在援引Gellner的國家與文化「聯姻」（marriage）說法來論斷一九二○年代臺灣意識發生時，吳叡人所用的措詞是「政治與文化邊界」重合，也就具有濃厚的安德森意味。因為就如前文所述，安德森指稱「想像的共同體」最重要意涵就在於想像為有主權、想像為有邊界。然而吳叡人這裡卻未加區分「文化疆界」與「文化想像」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也就是說，一九二○年代初期由思想菁英想像出來的詞彙，如何具有邊界的意涵呢？或說，臺灣思想菁英想像的「文化獨特性」，如何具有邊界的想像呢？這一點，吳叡人似就略有跳躍而未加處理。

現代國家形態下互不熟識的臺灣人民，如何具有同一種人的意識？

或許這裡有必要再回到安德森印刷資本主義促成民族主義的理論本身。本文試著論證，印刷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在於印刷作為「媒介」的作用力，而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作用力。安德森雖然強調「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印刷的溝通技術」、「人類語言多樣性的宿命」等三種力量之爆炸性互動，共同形塑了民族主義的興起，但安德森在書中的論證則並未提及印刷生產的面向，而著重在印刷語言的面向，關於四波民族主義的形成案例，安德森在每一波都提及印刷語言的作用力。例如，在1691年起新西班牙（New Spain）印刷報紙革命例證的第一波克里奧民族主義、一八二○年代芬蘭印刷文學語言例證的第二波歐洲民族主義、一八七○年代日本發展印刷出版以教育大眾識字例證的第三波官方民族主義、一九二○年代越南人以小學法文課本表達民族文化例證的最後一波殖民地民族主義。

安德森意在說明十八世紀以來各個政治實體將自己界定為「民族」的歷史狀況，亦即，歷史上出現的各種民族主義，若以新的想像共同體姿態出現，必然需要印刷語言。因此安德森以理論性的語言宣稱，發明民族主義的是印刷語言，而不是某一個特定的語言本身（not a particular language per se），並認為印刷語言是民族認同的必要條件（sine qua non）。但是，作為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的印刷語言如何在想像共同體之間作用，則是安德森未能指明之處。

想像共同體並不是憑藉傳統的面對面互動空間，也不是憑藉古老的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而是憑藉著在廣泛地域星羅棋布的人們形成之同質而空洞的共時性（simultaneity），因此歷史上必須仰賴小說和報紙來構成彼此的想像。但是安德森這個印刷資本主義概念，也經常被認為等同於傳散（diffusion），在臺灣日治文學的討論中，也有引述安德森理論以討論日治時期的文學與民族意識，並援引讀書人口、識字率、傳播效果來論證的論著，例如藤井省三和林淇瀁。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討論一九三○年代臺灣讀者市場的研究，結合安德森及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論，探討臺灣日治時期是否存在公共領域。他指出臺灣應該在一九三○年代後經由皇民化運動提升日語理解力，日語讀書市場成長到三百二十萬人數規模，殖民地臺灣才具有規模足夠的印刷文學人口，才有可能出現以日語為根基的「讀者市場」。藤井省三藉由實際人口規模的讀者市場作為安德森印刷資本主義的操作定義，並視為引導「公眾與公共領域」登場的機制，推論當時漢語人口並沒有成為讀者市場的條件，也將沒有形成公眾的可能。廖炳惠也以類似的圖示在連結「印刷文化」造成「公共領域崛起」的論點，直接認為報紙、定期雜誌、書刊的大量印行，就足以形塑公眾的想像。另外，林淇瀁則以霍爾（Stuart Hall）的「編碼／解碼」理論強調語言是「權力的鬥爭場域」，論斷一九二○年代起的白話文運動是臺灣人搶占位置進行鬥爭的工具。林淇瀁基於文學傳播的概念，將臺灣意識的出現解釋為：文人的意識透過報紙的推展而「起了改變民眾意識形態的作用」。前述的文學傳播，基本上是一種大眾傳播的模型，臺灣意識在此則被釋為傳播的「效果」，是由具有自覺意識的發送者（sender）透過媒介工具傳散給予接收者（receiver）。

藤井省三與林淇瀁的歷史解釋，都以「作者傳遞訊息、讀者接到訊息」的效果研究作為預設，或可簡要歸納為：臺灣意識形成的過程，是由民族意識作者之意圖寫作成文，並由識字讀者正確解讀。這種論點已將想像共同體的讀者「具象化」成為實際存在的識字讀者，其研究方法則是直接探討識字讀者、傳播途徑、有無效果。此雖有助釐清一九二○年代的時代背景，但宣稱的「效果論」研究依然無法確證。因為，民族主義作為社會現象，不可能以全社會100% 的人口同意為基礎，也不須由識字讀者的百分比來保證。對於安德森所稱印刷資本主義的理論，勢必改採其他的理解方式，以在方法論上避開讀者效果的研究困難。本文期能論證，民族主義的想像是由作者發動，但卻是作者以他所要訴求的讀者作為邊界而具體化。

導言（摘錄）
洪淑苓（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臺灣歷史發展逾四百年，臺灣文學的內容更包含民間文學、原住民文學、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等類型，而由於文藝思潮、社會文化的流動與交涉，又可觸及與歐美、日本、中國、東南亞的關聯，從而刺激、啟發了臺灣文學特有的體質與風貌。因此，本書以「聚焦臺灣」為出發點，透過語文現象、社會意識、刊物發行、作家書寫等各種主題研究，和臺灣文學史的脈絡做連結，藉此開拓臺灣文學暨文學史研究的面向。

一、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語文、主體性與文學史的連結

本書共九篇，以二次大戰為時間的潮間帶，既有戰前也有戰後的臺灣文學研究，而有的論文更跨越戰爭時期到戰後的研究，恰恰顯現文學史脈絡不可斷然切割的意義。

就語文、報刊等媒介的使用而言，臺灣因為移民、殖民的歷史因素，自明清以至日治時期以來，閩南話、客家話、日語、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等問題盤根錯節，形成重要的研究議題。有關日治時期語文的論爭，實際在報刊媒體上的呈現，以及背後所醞釀的主體意識，可藉由本書第一、二篇論文來觀察。

楊秀芳教授〈《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啟蒙》語言美學初探〉以日治時期在臺南創刊的《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啟蒙」專欄的文章為材料，發現該專欄文章每每利用傳統《聲律啟蒙》的框架，用閩南語寫作人間百態。《聲律啟蒙》引經據典的典雅風格，被「新聲律啟蒙」專欄替換為不避俚俗、白話的諧謔風格，顯現奇異的美學特質。楊教授的結論是，「新聲律啟蒙」以《聲律啟蒙》的框架寫作，用閩南語發抒胸臆，批判世情百態，其亦雅亦俗的語言特點營造了特殊的文學效果，可謂「講話媠氣」。而在日人統治的時代背景下，「新聲律啟蒙」用漢字書寫口語，使許多今日已經式微的用法仍然保存在「新聲律啟蒙」中，在語言學研究上相當具有價值。此外，從臺灣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新聲律啟蒙」亦創造出日治時期臺灣話文的寫作典範，此一貢獻，亦不容忽視。

蘇碩斌教授〈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除廣泛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流通的報刊、書籍外，並以1923年4月創刊的《臺灣民報》半月刊為主要分析材料，詳細探究代表臺灣人言論的主要園地《臺灣民報》系統作為傳播媒介的意義。蘇教授主要參考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提出的論點而加以修正，認為一九二○年代的印刷物不只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擴張，更是媒介的作者藉以發動其臺灣意識的想像，並據此召喚讀者，形成「民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這兩篇論文分別挖掘語言文字和聲律美學、社會意識的關聯，也讓我們看到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表層與深層問題。

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尚有兩個重要現象，一是漢詩的承繼與變異，另一個是日語文學的開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漢文成為「同文」政策的工具，漢詩寫作和詩社活動因此別具意義。黃美娥教授〈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藉由日籍漢詩人久保天隨（クボ,テンズイ, 1875-1934）來探討日治後期東亞漢詩文的糾葛、交錯之情形。黃教授指出，久保天隨1929年來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1930年創設「南雅詩社」，1934年病逝於臺灣。久保天隨的人生和文學成就與臺灣文學史有所交會，但他不具「和臭」的詩藝，卻也同時隱藏著日本本位意識，乃至化身成為帝國主義「話語」的實踐，因而產生「同文關係」的尷尬性。透過久保天隨的案例，我們得以窺探日治時期日籍漢詩人的跨界流動以及其中可能蘊含的文學史意義。

在日語文學方面，張文薰教授〈一九四○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針對一九四○年代文學史常見的「內地人」與「本島人」之爭，展開新的論證。張教授以1936年1月創刊的《臺大文學》及臺北帝國大學的師生，如島田謹二、神田一郎、黃得時等人的創作活動為例證，說明一九四○年代的臺灣文壇不只是「內地人」與「本島人」的二元對立，學院勢力的崛起，在文壇形成的過程中，也具有介入與挹注能量的作用，譬如日人西川滿、臺灣人黃得時，都曾藉由與學院體制、知識領域相互連結，因而得以維持其文化資本，並獲得轉化的可能。而帝國、大學知識社群的介入，也為臺灣小說的創作帶來轉變的契機。

二、戰後臺灣文學的兩岸經驗、學院體制與文學史的連結

戰後的臺灣文學面貌更為多元，既有兩岸跨界的文學經驗，也有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化啟蒙而產生的現代文學作品。而八○年代以後，臺灣文學自身的演進、創發，以及對華文文學產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在兩岸文學經驗上，柯慶明教授〈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以臺靜農先生（1902-1990）為研究對象，勾勒出時代裂變之際，身為學者、創作者的人生經歷與文學內涵。臺先生早歲即有文名，是魯迅的嫡傳弟子，亦可說是「五四人物」之一。臺先生於1946年來臺，在臺大中文系任教，中晚年以後以書法、繪畫、篆刻、散文與古典詩馳名。柯教授認為臺先生渡海來臺，係為光復後，臺灣的文化重建之使命感而來，然因兩岸時局的裂變，使其終老於臺灣。柯教授並指出，臺先生的新詩充滿年少的豪情與哀愁，古典詩則寄寓渡海來臺後的心境，兩者都使我們同時看到他對國內與國際政情的諷諭，也看到流貫其間，深厚的傳統文化涵養與貞定的力量。

從前述黃美娥、張文薰到柯慶明教授的論文，我們已可看到臺北帝大、以及戰後改制的臺灣大學，每每和臺灣的文學界產生密切的關聯。戰後初期，當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的聲浪高漲，現代主義卻在此時再度被引進臺灣文壇（前一波為日治時期），並且透過學院的體制、師生的文藝社群活動，逐漸帶動創作的風潮。這個文學史上重要的發展階段，我們可透過下面兩篇論文了解詳情與成果。

據梅家玲教授〈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的研究，夏濟安先生（1916-1965）及其創辦的《文學雜誌》確實具有「以文學理論誘導創作」、「歡迎翻譯作品」的理念與實踐成果；夏濟安的另一個期許：「真正有現代的眼光，能融合中西，論評中國舊文學的人」，也獲得臺靜農、鄭騫（1906-1991）、陳世驤（1921-1971）、葉慶炳（1927-1993）、夏志清（1921-2013）等人的支持，以相關的文章，具體的現代批評方法來重探中國傳統文學。在創作方面，則啟發了白先勇（1937-）、陳若曦（1938-）等人的小說創作。梅教授並指出，《文學雜誌》上承三○年代的同名雜誌《文學雜誌》，下啟六○年代的《現代文學》，以及七○年代的《中外文學》；在知識生產與文學場域的關聯上，《文學雜誌》將學院師生的教學成果轉化為文化出版品，讓教育空間位移至文化場域，實具有深刻的意義。

承上所述，白先勇、陳若曦受到夏濟安教授的啟發，不僅開始創作現代小說，也和其他十位同學聚集在一起創辦《現代文學》，引進存在主義、意識流等重要觀念與作品，深深影響了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現代文學》創刊始末與刊物性質，前述梅家玲教授的論文也已有所評述。而白先勇等這一批作家的作品特色，郭玉雯教授〈《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的現代主義特色〉一文可提供我們深入了解的機會。

郭教授以歐陽子（1939-）主編的《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為討論材料，指出入選的三十三篇作品，具有三個共同之處：一是多篇「呼應存在主義的課題」，二是相當「重視人物的心理描寫」，三則為「鍛鍊語言講究表現方式」。郭教授以白先勇、七等生（1939-）、王文興（1939-）、王禎和（1940-1990）等人的小說為例，認為這些小說表現了對人生具體存在的感受之關切，同時質疑一般人習以為常的所謂人生意義，思考著生與死、罪與罰、瘋狂與理性的問題，揭露人的基本困境——有限與孤獨；而因為受到佛洛伊德的潛意識之說，這些小說也特別偏重人物深層的心理描寫，這使作品意義變得複雜，充滿歧異與矛盾，意識流、內心獨白等手法，在在顯示小說家努力追求文字與思想同時鍊於一爐的境界。

現代主義文學是戰後臺灣文學的重心，《現代文學》作家群的表現，如白先勇《臺北人》、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王文興《家變》等的藝術成就，有目共睹，而這些作品亦已成為經典作品，在臺灣文學史上發光發熱。

三、戰後臺灣文學的女性創作、文化流動與文學史的連結

進入八○年代，臺灣文學有更大的擴展與創新。值得注意的是，女作家輩出，在小說、散文與現代詩方面，都有傲人的成果。尤其是1987年，臺灣社會由戒嚴進入解嚴，在解嚴前後的特殊氛圍下，女性小說家如李昂、平路、施叔青等，對於性別議題、國族認同，都有創新的作品。以上的相關研究頗多，例如臺大外文系劉亮雅教授的《遲來的後殖民：再論解嚴以來臺灣小說》（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出版）即是相當深入的論著。

在散文研究方面，本書收錄何寄澎教授的〈試論林文月、蔡珠兒的「飲食散文」――兼述臺灣當代散文體式與格調的轉變〉提供了獨到的觀照。何教授指出，自九○年代以降，「飲食文學」已成為臺灣當代散文中重要之一脈，因此何教授以林文月（1933-）《飲膳札記》、蔡珠兒（1961-）《紅燜廚娘》二本散文集加以探討。透過這二位女性作家，可看到兩種不同的「飲食文學」書寫風格，一是用語典雅、懷舊抒情，一是筆觸活潑、充滿感官之美。而在「飲食文學」方興未艾之際，女性作家以其自身的生活經驗，表現對飲食文化的洞見，也提升了「飲食文學」的境界。藉由這兩位女作家的創作，何教授亦推及當代臺灣散文體式與格調的轉變，並認為林文月代表在「五四」以來現代散文的傳統與軌範中既繼承復求變，而蔡珠兒則以誇飾、尖銳、躍動的文字風格，符合九○年代的散文風格趨向。

在現代詩方面，洪淑苓教授〈越南、臺灣、法國——尹玲的人生行旅、文學創作與主體追尋〉一文提供我們觀察文化流動與女性創作之關聯的機會。論文藉由尹玲（1945-）的跨界流動，探究其詩作中的主體追尋與漂泊意識。據洪教授研究，尹玲的詩作恆常充滿不安定的飄泊感，她懷想生長之地的越南、書寫越戰，也不斷追憶在巴黎那鏡花水月般的歲月。尹玲現定居臺灣，她自承現代詩創作是受到「創世紀」詩社詩人的啟發，而自幼接觸的廣東話、客家話、越南話，以及中學時接受法國文化的薰陶，都沉澱在她的內裡，成為創作的養分。洪教授認為透過尹玲，可看到臺灣現代詩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影響，而歷經戰爭洗禮以及文化流動的經驗，也使得尹玲的詩作突破自我，開創女性詩歌書寫的新面貌。

導言
洪淑苓

《三六九小報．新聲律啟蒙》語言美學初探
楊秀芳

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
蘇碩斌

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
黃美娥

一九四○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
張文薰

臺靜農先生詩作中的兩岸經驗
柯慶明

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
梅家玲

《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的現代主義特色
郭玉雯

試論林文月、蔡珠兒的「飲食散文」──兼述臺灣當代散文體式與格調的轉變
何寄澎

越南、臺灣、法國──尹玲的人生行旅、文學創作與主體追尋
洪淑苓

聚焦臺灣：作家、媒介與文學史的連結

Focusing on Taiwan: Authorship, Media, and Liter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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