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克（Gary S. Becker），1992年諾貝爾奬得主
1930年，我出生於賓州的帕茨維爾市；不過我們全家在我小時候就搬到紐約市布魯克林區，而這才是我長大的地方。我的父親從商，我的母親是家庭主婦。現在回想起來，我的父母頭腦都非常好。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不是從一開始就看出這點，因為他們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我父親成長於加拿大蒙特婁市，因為太想賺錢而離開學校，儘管我祖母堅持他應該繼續升學。我母親的失學不是什麼怪事，因為那個年代大部分的少女都無望升學。但是我父母深知良好教育的價值。他們並不堅持我們要追求高等教育，雖然我們家四個兄弟姐妹都受過高等教育。儘管我們家不是汗牛充棟，父母讀的書也不多，但是我們在成長的過程裡都可以感受到家庭對教育的重視。
大致來說，我算是優等生，至少從學業成績來看是如此；不過一直到十六歲之前，我並不是我自己認為的那種用功學生。我對運動比對學科有興趣。我在學業方面只用功到能拿好成績的程度即止。我在中學時對學業不是特別有興趣，至少一開始是這樣。但是大約在十六歲時，我的興趣不知怎麼的開始轉向，我大膽的把這些轉變力量歸因於我自願退出中學手球隊（我很可能成為最頂尖的球員），轉而加入數學競賽小組。這兩個社團在同一個時間集合訓練，所以我必須做個抉擇。我很高興我選了數學小組，因為數學和科學是我後來最有興趣的學科。
我在高三時立志要對社會有所貢獻。我前一分鐘還對數理充滿熱情，下一分鐘興趣卻突然轉變，變得更具社會意識。我就像當時大部分青年一樣，自認是個社會主義派，覺得自己應該探索政治、歷史或其它能對社會有更多貢獻的領域。我的想法變得多元，我還是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只是成為數學家不再是我的志願。
普林斯頓大學時期
我十七歲時進入普林斯頓大學，繼續在對數學的熱愛和貢獻於社會的渴望間掙扎。大一生有些選修課，而學校要求學生必須選修一門社會科學課程。我當時不知道怎麼的就選了經濟學原理。事後證明這是非常明智的選擇，基本上應該說是幸運的選擇。我們採用的教科書是薩繆爾遜的《經濟學》（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一書的早期版本。該書絕對是經濟學和其他領域最暢銷的教科書之一，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人用它。我喜歡這本書的地方是它用簡練的筆觸介紹個體經濟學，也就是討論價格機制在市場制度下如何運作。這個部分吸引我的原因是它偏重數理討論；基本上，個體經濟學似乎有非常扎實的數學基礎。基於我之前對數學的興趣，我自然而然受到個體經濟學的吸引，而經濟學的目的也在於解決社會問題。薩繆爾遜在總體經濟學的廣泛討論就讓我提不起勁，我覺得總體經濟學的內容頗為模糊，無法令人心悅誠服。我到現在仍然這樣想，雖然總體經濟學已有些實質進展。
三年後我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在這段期間，我閱讀了許多經濟學文章和書籍，其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應該是史蒂格勒的《競爭價格理論》（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Price，這是當時的書名），以及希克斯（John Hicks）的《價值與資本》（Value and Capital）。我記得我是在某年夏天讀《價值與資本》的；那年秋季開學時，有位老師問我暑假都在做些什麼，我告訴他，「我在讀《價值與資本》，可是我覺得它很難。」他說，「別擔心，系上根本沒有人懂這本書在講什麼。」於是我想，既然他們都讀不懂，我讀不懂是正常的，可是至少我快要搞懂了（或者當時我自以為如此），我因此對自己有些信心，覺得或許我能在經濟學領域闖出一片天來。
我的大三論文（普林斯頓大學規定大學生要寫論文）主題是古典貨幣理論。我評論了李昂鐵夫（Wassily Leontief）和其他人一些在當時已經發表並引發論戰的理論。最後我和老師包默（William Baumol）合作，用那篇大三論文裡的分析加上一些其他資料，在1952 年時共同發表一篇題為〈誌多國貿易〉（A Note on Multi-Country Trade）的論文，刊載於《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因此，我在經濟學的表現不錯。不過，我在大四時對經濟學失去興趣，轉而思考我是否應該投入其他事物。經濟學對我來說似乎太過正統，經濟學似乎無法幫助我了解我有興趣的議題，例如貧富不均、階級、種族、聲譽和諸如此類的重要社會議題。有位普林斯頓的社會學教授建議我讀帕爾森（Talcott Parson）的《社會行動的結構》（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帕爾森當時是美國社會學泰斗；從經濟學起家的他相信經濟學是社會理論的一個特例。我試著讀這本書，但是書中大量的術語讓我一頭霧水，至少它的內容超出我的理解範圍。我的結論是社會學太難了，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回到經濟學領域。在我看來，經濟學家在教科書和其他地方的討論與我想要探討的事物之間還是有一段差距，而我對此仍然感到不滿意。
然而，我決定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史提文森（Adlai Stevenson）曾經說，研究生是渾然不知歡樂派對何時落幕的人。沒錯，我去唸博士班為的就是延續歡樂時光。
芝加哥大學：早年歲月
從專業觀點來看，選擇去芝加哥唸研究所恐怕是我做過最重要的決定。芝加哥大學的環境極具啟發性。那裡有許多經濟學家進行各種領域的原創研究，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傅利曼。
傅利曼是在經濟學家之路上影響我最深的人。他為研究生開的價格理論課程十分精采，我總是熱切企盼一週兩次的課到來。有人甚至問我的朋友：「他為什麼對上課這樣興緻盎然？」很多課都很無聊，這對學生來說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傅利曼的課不一樣。我在他的課堂裡看到，經濟學是一項工具，而不是如我對經濟學最感到憂心的，成為聰明的學術研究人員玩的遊戲。經濟學在傅利曼手中，是剖析各種問題的有力工具：他在課堂裡探討出生率、保險和彩券、個人和企業對稅賦的反應、勞力市場如何運作、有工會市場和無工會市場的效果等各種議題。經濟學也一再被他用來詮釋各種商業實務。要是當時微軟公司已經出現的話，傅利曼可能會問：「我們來看看如何解讀微軟在做什麼？」那是一門很棒的課，它讓我看到我的想法不是不可能的。你能用嚴謹的方法研究經濟學，也能夠用經濟學討論重大問題。
芝加哥大學是個理想的治學環境，我在這裡求學成長，不再覺得經濟學無法有所作為。我的確養成一種不服輸的芝大人性格，認為經濟學可以解開真實世界的謎團。不管對或錯，這種感覺很棒。
我在芝加哥大學待了六年，其中頭三年是讀研究所。研究所唸到第二年時，我正在找論文題目，而我在以經濟學角度剖析民主政治方面也已經有些研究。我在這個主題寫的論文差一點就能刊在《政治經濟期刊》，無奈我有位老師奈特（Frank Knight）擔任審稿人，而他不欣賞這篇論文。他的評論我一直留到今天。奈特是出色的經濟學家，但是他採取我所謂的規範（normative）觀點看民主制度。他把民主制度界定為由商談而來的政府。我想把民主制度看成是以特定方式運作的體制，不管是好是壞，都可以用經濟分析來解讀。我那篇論文所採用的分析法是現在所謂公共選擇理論非常早期的研究成果。《政治經濟期刊》的編輯想要刊登該文，卻被審稿人勸退而作罷。1956年，那篇論文在經過刪節修飾後終於面世，刊載在《法律和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創刊號。
我曾想過拓展這個主題，並把它列入可能的論文題目。但是後來我碰到讓我更感興趣的議題，那就是用經濟學分析弱勢族群遭受歧視（discrimination）的現象，不管是宗教、種族、性別或其它層面的弱勢族群。
歧視經濟學
我們要如何分析經濟體裡存在的歧視現象？我當時想到（不過我還是不知道這個靈感從何而來），我們能設定個人的歧視偏好。這種偏好或偏見的衡量是根據雇主願意多花多少薪資，以避免雇用他不喜歡的群體成員；或是員工願意損失多少薪資，以避免為他不喜歡的群體成員工作；或是消費者願意支付多少金錢，以避免買他不喜歡的群體所生產的商品。因此，我分析歧視現象的方法就是觀察人們為了實行差別待遇而願意支付的金錢，或是為此願意損失的收入。不管是房屋貸款、查緝毒品時的攔車臨檢，還是其它當代重要議題，要分析其中的歧視現象，這仍然是我所知唯一恰當的方法。
我在撰寫論文期間，很幸運能得到所內指導教授的鼓勵，但是所裡有些人十分懷疑這怎麼能當做論文題目。他們的態度是：「歧視哪像是個優秀的經濟學家會去研究的主題？」他們不想激怒我，卻又無法說服我放棄這個題目，只好堅持知名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休斯（Everett Hughes）必須加入我的論文審查委員會。我不認為休斯會對我的研究感興趣，但是好在他也不反對我的研究內容。我每九個月找他一次，而每次他都對我說「還可以」，別無二話。於是，系所內質疑這項研究的價值的人終於閉嘴。
我的歧視經濟學研究所招致的負面反應，加上奈特對我那篇討論民主的論文所抱持的敵意，在在都清楚的告訴我，大部分經濟學家都無法接納以經濟分析討論社會和政治議題。我原本期望經濟學家會為拓展經濟學範疇的雄心而喝采。讓我驚訝的是，我的研究所引來的敵意，大多來自經濟學家，而不是非經濟學家。我開始體認到，我原來的想法太過天真。所有的學科都具備強烈的、或是一定程度的保守主義色彩。不經一番爭鬥，人們不會放棄長久以來所抱持的想法和觀念。
即使警覺到敵意，我仍然相信，把經濟分析應用於更廣泛的問題，其成果終究會得到認可。我因為對自己的所做所為有這份信心，才能渡過有時相當猛烈、甚至苛刻的反對聲浪。我之所以能保持信心的原因有二。首先，我認為經濟學能在這些領域有所貢獻。經濟學無法面面俱到，它不能對歧視議題做定論，可是像市場上的差別待遇現象這麼重要的主題，在我討論歧視經濟學的書出版之前，經濟學界除了兩三個例外，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著墨。因此在我看來，經濟學顯然在這裡有發揮的餘地。
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儘管它很重要，卻不足以支持我在面臨持續高張的敵意時，堅持對抗下去。另一個支持我的因素是，我很幸運能有學術地位極高的經濟學家和我站在同一陣線。深受我敬仰的經濟學前輩都給我支持的力量。我的老師如傅利曼、李維斯、史蒂格勒（後來真的成為我的老師）等人，還有一些我一路走來時遇到的朋友如艾爾謙（Armen Alchian）、赫胥萊佛（Jack Hirshleifer），都是我的支持者。
人力資本？
後來我到哥倫比亞大學和國家經濟研究局時研究人力資本。我很快就體認到，人力資本領域研究需要做的遠超過計算投資報酬率。人力資本投資缺乏理論基礎。我本來是要做實證研究，卻先得從建構研究的理論基礎著手。我在勾勒出一些基本理論時，完全沒有料想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這又是個碰運氣的例子。在我潛心於研究理論、設法發展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基礎時，我認為我的理論可以解釋所得隨著年齡而提高的現象〔年齡－所得的凹型（concave）曲線〕、教育對所得分配的效應、人力資本的外部性以及許多直到今天人們都還在討論或爭辯的議題。在我開始體認到這個架構可以整合個人所得、各職業間所得差異以及就業面的許多現象和規則時，我先是訝異，後來則難掩興奮之情。
1959年的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年會裡，我首度發表部分研究成果。我提交了一篇比較美國學校教育以及實體資本報酬率的簡短論文。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的論文竟然激怒了與會人士。這又是一次讓我始料未及的事件。那些與會者為什麼要勃然大怒？現在想起來似乎很好笑：他們生氣的原因是我竟敢把教育看成經濟活動。他們認為這個假設多少貶低了教育的文化或非經濟層面。這是該次研討會辯論最為激烈的議程之一。我當時被嚇到了，不過說真的，我對自己的研究信心絲毫不減，因為他們的評論在我看來實在太好笑了。當時只有二十九歲的我實在不敢相信，那些經濟學前輩竟會對我的論文做出那麼愚昧的評論。
我持續研究人力資本經濟學，並在1962年發表了一篇論文。該篇論文得到很不錯的反應。後來我在1964年出了一本書，書名是《人力資本：以教育為專題的理論和實證分析》（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現在已經沒有人記得那個長長的副標題了，現在這本書的書名就叫做《人力資本》。事實上，《人力資本》這個書名是經歷了長時間的辯論才出爐的，因為我知道有人會說，把人力稱做「資本」就是把人類看成沒有靈魂的東西。有人會拿這點大做文章，把「人力資本」改稱「人力牲口」（human cattle，取cattle與capital諧音），表示我不把人當人看。我知道這點，也大可含糊其辭，採用當時大家已經耳熟能詳的「人力資源」矇混過關。可是，我決定不閃躲，把書名定為《人力資本》，只是附加一個可以稍微保護自己的長長副標。
我在完成這項研究之前確實深信人力資本是理解許多社經議題的關鍵概念。不過我必須坦承，它的影響之廣出乎我的意料。最後，「人力資本」這個詞彙不斷被引用，不只是學術文獻，還有兩黨的政治人物、記者，甚至連教宗的通諭都有它的蹤影。過了一陣子，有些原本抗拒這個詞彙的人開始覺得：「嗯，你看，如果我們把什麼都叫做『人力資本』，宣稱我們是在對人做投資，申請公共經費就師出有名了。」我還記得，當時的芝加哥教育部長威利斯（Benjamin Willis）邀請我在部長會議中演講時告訴我：「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不喜歡『人力資本』這個詞；它可是我們這些做部長的人挖到更多經費的好工具。」我想，這應該是「人力資本」廣受歡迎的部分原因。現在，不管什麼事物都打著「人力資本」的旗號，包括一些名不正、言不順的東西。
（關於貝克的更多內容，請看本書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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