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問題，創意對策
全球化動能
在出現挑戰、發現對策的過程裡，城市深陷影響其生活的變革旋風中。因此，若要找出明日，而非昨日世界的對策，我們就必須重新檢視城市、再思考優先順序，並了解城市趨勢的本質，還有它們的矛盾與抵觸。南北半球城市的問題在類型和程度上的差異，然而就算是這些差異，也提供了相互學習的機會。而其中的對策往往有相同的原則，例如：
●在執行對策時，需要讓那些受問題影響的人參與其中。
●提供解決問題的環境，讓決策者和受影響者有機會開放心胸學習。
●提出在文化、經濟、社會、環保上都能永續的解決對策。
這些差異很重要。南半球都市化的速度已在需求與期望、資源和反應之間製造了一道鴻溝；諸如污水處理、用水、住宅或道路等基礎建設，還趕不上都市人口成長的需求；而所產生的財富，尚不足以提供北半球視為尚可的生活水準。
另外北半球城市製造的盈餘，則產生「更高」的生活水準。因此，就隱喻而言，隨著馬斯洛需求層次提高，這些城市的居民才能考慮到如清淨空氣、公領域，或文化設施等生活品質問題。在比較貧窮的地方，這類問題可能看似奢侈，並在國家之間製造誤解；例如，北半球已歷經密集產業發展階段，在尋求對南半球強制實施較高的環保標準時，就顯得過於虛偽。
這關鍵性趨勢影響了南北半球。在電腦運算力成長百萬倍，運輸成本只有1940年代的1/10之際，通信技術費較五十年前低了一百倍。而這結果是更加全球化，形成環環相扣、經濟制度相互依賴的新城市。在整個經濟、政治，或象徵權力階級中，每個城市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如紐約、東京，或倫敦是世界領袖，其他如布宜諾斯艾利斯或新加坡等則是一方霸主。城市已成為全球「人流、貨物、資訊與資金的匯集點」（引述自1999年春，奈吉爾．哈利斯〔Nigel Harris〕在華盛頓城市時代〔Urban Age〕會議中所說的話。）它們提供控制、指揮、後勤功能及設施，以連結、管理，並暢通貨物與服務通路。而要有效創造並運作這系統，就需要巧思、想像力與創意。
用來製作一條褲子的元件，可能來自五個國家的城市；迪士尼的卡通設計，可能在好萊塢開始，在馬尼拉完成。開發中國家的城市相互競爭，以便在已開發國家的圖書館、資訊處理中心、法律卷宗裡留名。亞洲還有十幾個或更多城市像矽谷一樣，從事軟體設計工作。它們在勞工成本、新技術、專業與創意的之間佈下戰線。這共生動能大都是無形的，但處處都能感受到它的牽連，例如曼谷的金融市場起伏在亞特蘭大、斯德哥爾摩，或開普敦會產生迴響；而吉隆坡一家新工廠開張，可能會導致紐卡索（Newcastle）另一家工廠關門大吉。
儘管城市間存在著競爭，但無論在北半球或南半球，仍有許多專業角色與利基是它們所能扮演、發揮的，而其中的挑戰在於，無論是否為技術、金融、時尚或傳統中心，城市都要評估，自己本身有多機巧地認清，並利用自身獨特的賣點。或更重要的，就是調整人才的創造性技能，以因應任何可能出現的需求與機會。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彼此競爭、互補，猶如在金融界般︰隨著各時區的起承轉合，東京交棒給倫敦，隨後再由紐約接棒。
層層連繫
無論是個人、政治或經濟，城市連繫是層層相疊的，而且通常建立在歷史性的遷徙模式上；例如，從溫哥華到雪梨，華人移民形成「竹子網路」（bamboo network），成為華人貿易體系的一部分。然而，這類連繫並非都是顯而易見，如控管金融貿易之類的聯繫可以察覺到，然而多數連繫是不顯眼的，除非我們勤於看超市標籤。
由於經濟繁榮、技能短缺或戰爭，才會不斷建立新連繫。阿爾巴尼亞人與土耳其人主宰維也納的「生鮮市場」（Fressmarkt）；「200阿富汗」（200 Afghani）駕駛控制從華盛頓杜勒斯機場（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開出的計程車路線；韓國人、日本人、俄國人等在洛杉磯都各據有聚居地；100萬古巴人聚居邁阿密，將它變成當地最大的拉丁美洲城市之一；而30萬希臘人則將墨爾本變成繼雅典之後，最大的希臘都市社區。這些族群首先滿足本身需求，接著再尋求更廣泛的商機，因而都強化了國際貿易。而新移民人口則需要花些時間，才能融入地主城市：他們有可能成為創意潛能與衝突的來源。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世界裡，對想成功的城市來說，尋求創新以縮小文化差異，將成為愈來愈刻不容緩的要務。
要組織這互動、貿易與資金洪流，則必需在城市與國家層次上，尋求後勤、管理與規範架構的創新。資本流動創造出變動的財富，因此城市需要保持競爭力。每種優勢新來源都需要大量創新與介入，如良好的管理、建立信賴的夥伴關係的能力，以及提供諸如健保、住宅，或文化等支援設施。而因應全球管理組織、國際貿易協議、環保平衡、公平問題、文化認同，還有從發展中國家的健保到住宅等基礎設施，無一不需要創意。
規模問題在此發揮戲劇性的影響，如人口成長等線性趨勢製造新動能，這需要不同秩序的創新對策。1900年時，有十幾個人口破百萬的城市，如今則多達三百個，城市化的速度有增無減。尤其在開發中國家，基礎設施趕不上人口壓力。而土地的可用性與價格，大大決定了城市的發展模式與過程；其次，還有深植城市結構的弱勢團體與不滿足架構。
極度全球，極度地方
然而，最重要的城市人物就是個人，他們遭受全球趨勢衝擊，但多數人都未注意到它們，或視這些衝擊為與日常生活、生存有迫切關係的個人經驗，如上商店購物、處理破輪胎、寄信、遛狗、串門子、上班，或是送小孩上學。而典型城市管理人所尋求的，就是確保這類日常經驗能暢行無阻。至於其中的每一個小要素，都有改善的可能性。
紋路導盲磚──日本
導盲磚，就是其中一個負責、且顧及社會各階層的規畫範例，就是導盲磚。在日本許多城市，人行道都嵌有具特殊紋路的地磚，以引導盲人沿著安全路線行走。而紋路變化意味著方向改變、有階梯或障礙物。此外，他們也習慣標示月台邊緣，以協助那些明眼人。由於各地紛紛仿效，這做法在歐洲與北美城市愈來愈普遍。(資料來源：全球創意銀行)
不過就地方層次而言，較大的議題仍有其影響。城市內的日常交易如今涉及跨文化差異的協調，包括從享受異國美食到與觀光客分享空間等；也因此，更多的遠距互動與更多的地方、傳統互動，並行於城市、地區或街道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城市日常生活是互動的綜合，形式與程度不同，地方與全球兼容並蓄。
我們有連繫、機動的能力，但相對地也喜歡落地生根的安定感。眼前的環境製造了每小時、每天、每週的迫切需求；就在我們碰觸一個按鍵時，還有無數未連結的資訊與構想可茲利用。猶如在較大的領域中，像維修下水道、清除街上垃圾，或減輕住在吵雜街坊旁的煩躁與憤怒等，在在需要創意對策。
城市問題是由個人經驗的困境造成的，而這困境是較大共同經驗的一部分，也就是在這兒，個人陷身於城市的公共生活中。
國家與跨國金融、經濟及政治架構涵蓋了這城市生活，並擁有個人無法控制的動能。它們廣泛影響個人生活，使人在由公立或私人組織掌管的代議，或政府架構下，淪為既無能為力，又心不甘情不願的參與者。或許對創意行動來說，重建這些連繫正是首要課題。
採用福利智慧卡來減少複雜的官僚體制──墨西哥坎佩切
墨西哥東南部的坎佩切（Campeche）藉由採用個人福利智慧卡（Welfare Smart Card），以大幅簡化負責處理十八個攸關社會、經濟邊緣團體補助計畫的複雜官僚制度。
這計畫藉簡易性減少了疏離感，並由於卡片是在諸如衛生所等特定地點加值，因此有助於全面提升健保。個人若要加值卡片，就必須接受定期、預防性的健康檢查。(資料來源：全球創意銀行)
城市管理人的困境
城市管理人的工作吃力不討好，要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角力，還有環環相扣的問題。至於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涉及以政治、社會、預算分配來滿足個人願望，而面臨一連串棘手的策略困境。城市管理人的問題包括：
●人人都想要車，但若未徹底改造汽車，污染問題只會有增無減，更別說是如光、噪音、交通阻塞，還有停車問題等環境污染了。
●開發商的需求會導致摩天大樓擋住光線，或是扭曲歷史性城鎮景觀。
●缺乏資源與草率可能使土地埋在層層柏油之下，導致自然景觀每況愈下。
●廢棄物可能酸化大氣，或毒化供水，而這環保問題可以說個不停。
連結垃圾回收與教育──印度邦加羅爾
在邦加羅爾（Bangalore），一項資源回收的創意與公共教育、衛生、經濟和反社會排斥計畫相結合，藉以建立可多元永續的創舉。市政府鼓勵市民將垃圾乾溼分類；而之前多數為孩童，並暴露在致命高風險下的邊緣「拾荒者」，就受訓成為「資源回收者」。他們騎著三輪車，回收垃圾以賺取薪水，並培養出識字能力。
廚餘在市立公園成列的坑洞中製成堆肥，等一段時間再出售；而乾垃圾則以合理的價格賣給當地產業。至於污穢／有毒的廢棄物，則由市政府安全地處置。這流程由市民論壇監督，以確保並維持地方運作。而由市府員工、衛生與教育人員組成的市級委員會，也就是斯瓦希馬那（Swabhimana），則負責繼續這項創舉，以作為全市廣泛、協調性策略的一部分。(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居署（Habitat）)
隨著城市突破原有的桎梏，問題也變得幾乎不可能因應：在馬尼拉，光是進出郊區，來回可能就要花八小時。而這類額外的壓力與負擔，大都由那些無法住在活動中心附近的赤貧者所承受。這類對貧窮、失業的挫折感，可能令人沮喪、絕望，而這種厭倦可能使整個地區變成惡性循環不斷的貧民區。另一方面，如富比士（Forbes）在馬尼拉般，富人也建立專屬住宅區，以保護自身不受自認為或實際的貧民威脅。這種狀況若在某些地區變得比其他地區更極端，那中產階級、勞工階級和我們如今所謂的「社會邊緣人」（socially excluded）之間，就會形成與日俱增的差距。
藉由創意活動重建旅客社區──愛爾蘭都柏林
每座城市都有包括旅客、佔屋族、遊民等的流動族群。而十個女人的個人發展路線，卻成了愛爾蘭都柏林郊區再造旅客社區的起點。這群女性亟需較好的生活條件：既有的環境既不衛生，破壞惡行又猖獗；當地沒有廁所或公共照明，一個自來水龍頭卻要供四十戶人家使用。當地預定要重新開發，但地方當局並未徵詢社區的意見。這些女性透過製作模型、戲劇、刺繡、陶藝、拼布、攝影、錄影、識字、學習數學等一連串增強能力的活動，規畫出一個新場所，並以這設計製作出模型和拼布。此外，她們運用攝影與錄影來記錄這計畫，並說服議會官員發展自己的設計。由於當地社區有強烈的歸屬感，這地區成了旅地設計的模範，並保持得十分良好。現在，這群名為「客朗達金旅客發展小組」（Clondalkin Traveller’s Development Group）的團體得以擴大豁免（稅捐），如今在社福、住宅與衛生、讀寫發展、青少年與兒童專案上提供諮詢服務。
資料來源：1998年，規畫旅地（Planning a Traveller’s Site），都柏林「人人社區藝術」（Community Arts for Everyone）。席米恩．史密斯（Simeon Smith），Community Arts for Everyone, 23/25 Moss Street，Dublin 2。電話：353 1 677 0330；E-mail: cafe@connect.ie
在諸如紐約的皇后區或布魯克林區，巴西的貧民窟，以及南非的有色人種城鎮等地區，當道的往往不是最強的，就是最暴力的人。這既有秩序的瓦解可能令民間社會世代窒息，而從獨立行動裡，卻可能產生許多創意對策。世界各地都有範例證明，縱使如這類可能分崩離析的溫床，也會出現建設性的答案。這些地方幾乎都有勤勉的社區領袖、年輕職工、牧師、富遠見的男女，只要給予機會與支援，他們就能著手處理問題。然而，這類機會卻遭到既得利益、僵化的官僚體制、貪瀆，或是亂政所扼殺。當控制權掌握在少數利益份子手中，而公眾利益成為私人貪婪的犧牲品時，其對策將會製造更多問題。
經由了解各年齡層，學習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美國紐約
對安定的城市生活來說，傳統社區日漸消失，使得跨世代的了解變得舉足輕重。銀髮族在城市中往往失去工作、收入、受尊重與權威，並變得日益孤立。十幾年來，「銀髮族共享藝術」（Elders Share the Arts, ESTA）計畫不斷在布魯克林、紐約從事連繫文化與各世代的跨世代工作，而這也成為它成長最大的領域，並獲得驚人的成果。其中一項專案名為「為何要投票？」它使布魯克林公理教會高中的學生，還有布什維克社區圓桌老人中心的老人同心協力，共同製作一齣有關選民教育的戲碼。戲中除了一連串歌曲與獨白外，還對比了在南方鄉間爭取選舉權，以及今日城市對投票冷漠的選民教育史。而這一切素材的根據，都是以銀髮族與年輕人調查可靠的消息來源，從中分享真實故事的生活經驗為本。
「珠璣」（Pearls of Wisdom）是ESTA旗下的組織，由各社區遴選的銀髮說書人負責收集故事，並向他人轉述。「珠璣」廣泛在紐約市巡迴說書，並提出諸如「何謂社區？你如何定義？你要如何加以落實？」等問題。他們在最近的「學習看」（Learning to see）專案中，讓一群老人和年輕人各畫一幅地圖，以描繪街坊中對他們別具意義，但又截然不同的地方；例如，其中一組是診所，而另一組則是錄影帶出租店和學校。他們在討論自己的區域時，會畫出合成地圖，以作為願景練習的一部分。而其中所畫的，就是他們想在街坊看到，繼而進行遊說的改變。
聯絡：Elders Share the Arts, 57 Willoughby St., Brooklyn, New York 11201。電話：718 488 8565；傳真：718 488 8296
資料來源：創意社區（Creative Communities）
過去三十年來，許多城市湧入來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口，速度之快，有時會位原社區製造不安、恐懼，甚至種族歧視。在有些案例中，移民人數之多，使他們本身在缺乏歸屬感的情況下，於新環境中隨波逐流。尤其是移民從原本的鄉村生活，突然投身先進的工業化社會時，狀況更是如此。由於科技進步，北半球人民已體驗到同樣瞬息萬變的狀況。在這世界裡，傳統──縱使是那些新建立的傳統，都成為穩健生存的骨幹。然而，在城市化的議程事項上，關注文化認同與表現，卻是最枝微末節的事。無論個人如何適應、協調、選擇，這些全都是文化問題。以往我們的文化與社會價值觀，有的是時間去培養並熟成；如今變化的速度可能令人難以招架，因而導致反射、衝動的反應。
最後，便很有可能將管理權責委託給那些直接受到影響的人。由於當事者不了解必要的學習過程，因此，委外解決問題會導致對策無以為繼。因之社區內部的教育、自助與工作之重要性，也就不言可喻了。
郵差也能收垃圾──芬蘭米凱利
由於成本昂貴，資源回收計畫並未納入芬蘭米凱利（Mikkeli）這類小村落裡。然而，當地卻為資源回收設定嚴格的目標：應該利用七成的廢棄物。這中心思想很簡單，那就是人煙稀少區住家的廢紙，應該讓郵差來回收。這項實驗計畫旨在發掘其中的後勤潛能，還有了解能回收多少廢紙。每家都收到一個布袋，而每星期要將它放到信箱旁一次。
這項實驗計畫在報導時很成功，似乎得以回收近八成廢紙，而這套系統可能也適合回收其他資源。其中主要的問題在於成本，由於回收廢紙的獲利還不夠，因此米凱利尚未付郵局服務費。(資料來源：霍爾與蘭德利，1997)
儘管這些挑戰涉及重疊性議題，但置身這洪流之中的卻是城市管理人，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土地利用規畫者。有些城市透過共同決策架構，或綜合小組的機制，來整合種種反應，但多數還是逐一地解決問題。就業、教育、住宅、犯罪、社會福利、衛生與文化，無不環環相扣，尤其，大家認為這些要比實際狀況更可能影響自身行為，特別是犯罪一項。
住宅與土地利用呈現出某些最棘手的問題。住宅市場可以有多好的發展？量足夠嗎？是否有充分資源來維持品質？從自宅擴建、大規模建案，到零售開發案，或是變更使用模式，都需要不斷協商。曾經有一段時期，大家視工業為髒污產業，而這產業也確實製造了空氣與水的高度污染，因此基於環境衛生因素，得要維持工作、生活和休閒彼此隔離，但實際狀況已未必再是如此了。從製造業過渡到服務業，帶來城市的新需求，可是要平衡舊產業的需要與更新的渴望，卻是難如登天。
城市管理人要如何既鼓勵新投資與開發，又可維護到那些未蒙受變革之利，甚至因此失業者的利益？多方剝奪製造了「沉淪社區」（sink estates），幾乎所有的人、事、物都被拖下去。然而，解決這些環環相扣的問題，以避免製造「雙城」（dual cities），並不單是任何一個部門或公家機構的責任。
城市管理人要如何在這些問題，還有吸引野心家的需求之間求取平衡？城市是品牌，需要魅力、風格與生氣。而這意味著要有吸引人的商業區，其中不僅有品牌名店，更有生氣蓬勃的文化、體育和商業活動。不過，這可能導致他們自身的緊張：何謂精緻與流行文化、市中心和邊緣區、旅客及居民間的適當平衡？城市有許多利害關係人，地方當局的角色愈來愈加強於建立、經營，並推動合作關係，以提出對策。
這意味要與遊說、既得利益、選舉活動等彼此角力的團體打交道。例如，與道路拓寬相關的住宅方案，就可能使房地產開發商，以及由當地居民組成的保守團體彼此產生歧見。我們知道，人們討厭阻塞但喜歡汽車，就算管理人要增加其他交通方式的吸引力，手中資源也寥寥無幾。城市管理人了解，許多夢寐以求的結果都與改變行為有關，如住在商店樓上，還有提高居住密度等，而這幾乎是他們無力左右的。
最令城市管理人頭疼的，便是明知某些問題超出一個城市的控制，還要平衡這些需求，並盡量利用手邊的預算。最後，無論問題有多大、多複雜，富創意的因應方法多少總有助益。
創新設計引發對教育的投入︰為貧民窟兒童設立笛帕拉亞學校──印度新德里奧克拉
笛帕拉亞（Deepalaya）學校並不是在一間間教室裡，藉由拘泥形式的教育，來壓抑奧克拉（Okhala）「貧民區兒童」的想像力，反倒是以新奇的原料，加上引發兒童想像力的創新設計來興建校舍。大膽的色彩在諸如貝殼、預鑄式磚塊等低價新材料上揮灑，以某種奇幻的方式，來建造種種引人入勝的外觀。因此，社會邊緣化兒童對教育的反應增強，他們比較喜歡上學了。此外，這些兒童的教育也有所提升：一旦上了學，就比較可能學習。他們藉由利用創新、具成本效益的設計方式與材料運用，來改變態度及行為，繼而相當輕易地達成社會永續發展的理想。(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居署)
赫爾辛基︰發掘潛藏的資源
過城市生活意味著與矛盾共生。赫爾辛基有一部分藉由在安全架構內，製造種種「意外」；它似乎在男女的優先，對安全的希望與對文化刺激的需求之間，成功地保持了平衡；它也在對自身歷史的意識，以及對現代化與創新的渴望間求取平衡。此外，形成赫爾辛基整體文化的，還有更根本的兩極化事物，如冰雪及蒸汽浴冷熱兼具；孤寂和芬蘭探戈；明與暗；陸地與海等。這是種現代城市文化，但卻有鄉村社會的根，也就是根植於自然界的文化。赫爾辛基支配這些看似矛盾的能力，正是一種可茲利用的資產。不過，外國人對赫爾辛基的印象仍相當刻板，在他們心目中，赫爾辛基「寒冷」、「遙遠」、「陌生」，「陰暗」並「神祕」。然而，當遊客到赫爾辛基時，印象卻大大變好。赫爾辛基不如他們想像中冷，縱使在寒冷的天氣中，也有出乎意料的事可做，當地不僅熱情洋溢，也充滿「野性」。儘管赫爾辛基的行政措施過度依賴歷史前例，發展時分工過細，並害怕組織變革，但仍能欣欣向榮。雖然如此，一切出乎意料與預期外的事都能找到容身處。
光之力
在試圖探究要如何以赫爾辛基既有的創新傳統為基礎，進一步開發當地特有的文化資源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經常有人提起季節性憂鬱症（SAD），這種缺乏光線症候群可能導致憂鬱，在極端的狀況下甚至是自殺。然而，當雪花紛飛時，便會令人體驗到芬蘭冬季的神祕美感。隨著北極光照亮北方天空，赫爾辛基的生活也跟著改變。孩子在夏季游泳的地方溜冰，人們在夏天採莓果的地方滑雪。冰雪與光線照亮了長達五個月的冬季，；這明與暗、歡樂和憂鬱的兩個極端相當顯而易見。五一勞動節的狂野轉變，顯示黑暗的長冬已逝，而夏季狂歡則讚頌光明的喜悅。然而，隨著11月白晝縮短，尚未降雪以反映短暫的光明時刻，活力也逐漸為較憂鬱的氣氛所取代。
我探索以各種形式出現的光，隨即注意到諸如耶誕節前在窗邊點蠟燭、露西亞（Lucia）燭光遊行、墓穴祭燭、獨立紀念日張燈結綵等傳統。此外，我也注意到，儘管芬蘭的照明設計走在尖端，但並不如義大利設計般知名。依我看來，為期兩週的冬季光之節慶，正得以將黑暗的缺點化為優點。同樣的，這構想也順著傳統的潮流走。第一次「光之力」在1995年11至12月間推出，從此就成了一年一度的活動。最初它是以3萬英鎊的資金小規模舉辦，但從那時起，便出乎意料地成長了十倍。
「光之力」（Valon Voimat）玩弄明暗間的矛盾，而這正是將赫爾辛基營造為四季之城的一部分構想。它不僅讚頌黑暗中的光明，有時使部分設施成為永久性建築，也發出動人的號召，要大家認真看待照明。這富創意的構想是從中央車站廣場散發光線，加上利用郊區到市區的燈籠專案與遊行，透過光線的象徵性，來連結市內不同地區。
「光之力」是項統合性的發展，匯集了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等各式因素，登場後隨即成為推動文化規畫構想、觀光勝地，以及全盤性照明策略的範例。從商店、藝廊、街道、公園、博物館，甚至到工廠與建築工地，幾乎任何設施都能充當節慶的場地。如今這節慶不僅衍生出一整系列的地方專案，最近也吸引了來自布達佩斯、倫敦、伊斯坦堡、奧胡斯（Aarhus）、巴塞隆納等地的國際合作，同時更成為赫爾辛基的商標。
在11月下旬來到赫爾辛基的遊客，既可以在貿易展中欣賞新照明，又可以聽取探討燈光與照明等議題的座談會。猶如環保照明等範例，斯坎諾（Skanno）的「燈箱」（Light Box），一種能抗季節性憂鬱症的家庭照明設施，也和其他新發明同時展出，而這全是「光之力」的經濟面。無論是建築、公共場所與安全島，都有燈光照明，並變換顏色，令人聯想起新年期間的香港。1996年，有些藝術系學生提出一個構想，那就是讓乘客搭黑暗電車，遊覽沒有燈光照明的街道，以眺望這大放光明的城市。這錯綜複雜，橫跨觀光、文化、形象營造的「光之力」，賦予了赫爾辛基不同的風貌。節慶負責人艾塞．卡爾斯坦（Isse Karsten），更藉由各行各業人士，促進了包容性與參與感；儘管策畫小組與某些世界頂尖的照明藝術家合作，研擬出一項核心計畫，但卡爾斯坦仍歡迎當地人提供意見。例如，普伊斯托拉（Puistola）居民便利用冰製燭臺，使公寓中庭顯得生氣勃勃；而在學校課程中，鼓勵孩童製作各式照明，尤其是在郊區，更進一步反映出教育和社會面。
這專案最初由飛利浦公司贊助，如今已由公私雙方攜手合作，這在制定專案的當時，對赫爾辛基而言是很不尋常的；然而，這預示未來許多藝術活動都會以此一方式贊助。
「光」是赫爾辛基的新商標，這節慶已成為年曆上的固定活動，也是赫爾辛基2000年歐洲文化城市（European City of Culture）計畫的核心要素。它促使市府官員和私人企業以創新的方式，去思考燈光，還有它的力量與影響。
就事後諸葛來說，由於光是芬蘭傳統的關鍵要素，因此以它為資源或許顯而易見，但觀念上得以突破卻在於：建立了一個能利用這資產的架構。這屬於某特定節慶的架構兼具經濟與文化面，富有充分的彈性，足以創造讓他人也能通行，並追求自身道路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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