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個不合格的母親,但我不曾懷疑她對我的愛。
全世界只有她,會為我挺身而出。
在精神病院曲折的長廊深處,她緩緩現身。
她的眼神空茫,身軀浮腫,口中念念有詞,但我一眼就認出,這個女人便是我朝思暮想的母親。
在我珍藏的記憶中,年輕的母親苗條美麗,引人側目;身上緊裹著迷你裙或牛仔褲,指間夾著她交代我買來的百樂門菸。
她順手把我放在酒吧的高腳椅上,帶著我翻牆行竊,站在速食店門外等我進去討漢堡。
她不記得我的生日,從未準備聖誕禮物。她帶我去迪士尼,也帶我上賭場。她慫恿我和惡少狠狠打一架。
在一般人用以判定母親是否稱職的諸多美德之中,她只擁有其中一項——最真實濃烈的母愛。
她不時對著空氣說話,幻想不存在的威脅。當警察破門而入,狹小浴室的四面白色磚牆,盡是她用鮮血寫下的名字:安迪、安迪、安迪。
七歲的我被社工強制帶離時,並不知道往後十一年,我將獨自體會思念她的滋味。
在那個不屬於我的家,我不曾喊養母「媽媽」。我把學校當成避風港,在書本中追尋自己的天空。為了捍衛那個讓我明白什麼是愛的人、守護一份熾烈癲狂的記憶,我心生強韌意志。在旁人對「寄養孩童」這個標籤的冷眼之中,我發揮了童年生涯帶給我的寶貴教訓——隱忍與耐力——爭取另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身分。
等待,撐持,不被恐懼和孤寂打倒,直到捱過寄人籬下的日子,我帶著出色的成績飛往千萬哩外的大學之門,而後如願進入哈佛法學院,投身公益律師行列,一步步實踐為寄養孩童爭取利益的人生志業。
當我和我媽走在街上,上了年紀的她仍然引人側目。
路人想必以為,在她身旁擔任保護者的男子,是她一手養大的兒子。
作者簡介:
安德魯.布里吉(Andrew Bridge)
畢業於哈佛法學院,獲選富爾布萊特學者(Fulbright Scholar)。曾任兒童權利聯盟(The Alliance for Children’s Rights)執行長兼法律總顧問,目前定居紐約市,持續為寄養孩童的權益積極發聲。
章節試閱
引言
我母親走在街上時,男人為之側目。
她抽百樂門香菸,要買菸時便寫張字條,讓我拿去街角雜貨店買。她玩牌,大多數時候玩單人紙牌戲。她個子不高,但從不穿高跟鞋,而偏愛靴子;特別是那種後面或側邊有拉鍊拉上、裹住小腿肚的款式。
對於小孩的童稚言行,她沒什麼耐性。她不只一次厲聲責罵我,要我停止我那個年紀的舉止。
她有一頭黑髮,和眼珠的顏色一樣。說起話來嗓音輕柔,以女人來說略微低沉。但如果她願意,她犀利的言辭足以叫男人結結巴巴,好似那男人的舌頭——或不只舌頭——剛被人一把割掉。她愛捉弄她的女性友人。有時,有點虛榮。
她喜歡搖滾樂,特別是門戶(Doors)和滾石(Rolling Stones)這兩個樂團。
她腦筋靈光,說我跟她一樣。
除了偶爾塗點口紅,她很少化妝。
她認為我穿Izod的T恤最好看,而我喜歡鱷魚牌。
她喜歡我陪她,到哪裡都帶著我,不管別人怎麼想,就是要把我帶在身邊。她帶我去酒吧,讓我坐在高腳椅上,帶我去迪士尼,在賽馬場教我如何下注。
知道我需要保護時,她出面保護我;知道我自己應付得來時,就讓我自己應付。
我八歲時,他們在北好萊塢的一條街上,把她從我身邊帶走,把我扣上寄養孩童的身分。她與我為伴的時光,加起來僅僅將近兩年。即使是現在,我如果和她一起走在街上,她雖然老了些,仍會引來路人的側目;路人會以為,她身邊那名年輕男子——這是他第一次在她身邊扮演保護者——是她一手養大的兒子。
1 兩個母親
我對我媽的最初記憶,就是她不在家。
裝有白色護牆板的屋子一片靜悄悄。太陽掛在空無一物的藍天上。越過枯黃的草地便是道路,路後面是一大片犁過的農田,田地上密布著收割後遺留的殘株。草地、道路和農田之間,並沒有石砌的路緣或圍籬隔開,甚至沒有水溝。日後,這片孤寂之地總讓我想起綿亙加州內陸的聖華金山谷,就像俯身躺下的人脊柱的凹陷處。
那時我已不是牙牙學語的幼兒,但仍是個小男孩。照理應有人留下來看顧我,但那份空缺始終未被彌補。我忘了母親有沒有說過為什麼把我帶到那裡。我只記得她要我在那裡等。
「我會回來陪你,」我母親說著,蹲跪下來親我一下。「我會回來陪你,安迪。我保證。我會回來。」
如果我在學校時回答了那些問題,如果我說出真相,說出心裡的想法,我會說些什麼?我會從哪裡開始講?一切都會從母親開始。
她在科羅拉多州的東部平原長大,美國中西部地區的邊緣在那裡與落磯山脈相接。她住在科羅拉多泉市外圍一間覆蓋著落塵的小平房,在那裡,她認識了以澤布倫•派克之姓取名的派克斯峰。想當年,那位白人男子仰望山峰,決意攀登,卻未能攻頂;再度攀登卻告失蹤。將近一百年後,凱瑟琳•李•貝茨——來自韋爾茲利學院的英文教師——搭馬車上到峰頂,宣稱發現「天堂之門」,在回鎮上途中寫下《美麗的亞美利加》一詩。
我母親的娘家,來自派克斯峰山腳下一片別稱「旱地」的農田;在那地方,生存僅能倚賴勉強落下的雨水和頑強的應變本事。我外曾祖父買下一塊乾枯的農地時,是家族最有錢的時候。他死後,那塊地傳給我外婆凱瑟琳•瑞斯。根據已知的家族史,外婆是家族裡第一個出嫁時有嫁妝的女人。她挑上的男人,年紀比她大了三十歲,年輕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上曾遭毒氣所傷。外公死後,留下妻子和兩個小孩:長女——也就是我母親——剛滿六歲;兒子還不到三歲。當地的兒童福利單位,建議我外婆將兩個小孩交給兒童之家照顧。我外婆感到絕望無助,找了個男人再嫁。婚後不久,那男人把我外婆那塊塵土飛揚的農地賣掉,以賺取石油的開採權利金。談定的報酬遲未收到,外婆的第二任丈夫棄她而去。她生活在一個一走錯路就難有迴旋餘地的時代,而在那樣的時代,她卻兩度遇人不淑。她的一兒一女進進出出兒童之家,她則竭盡所能讓孩子至少有一部分童年時光在她陪伴下度過。
我母親荷珀十六歲時,遇見韋德——那時他二十一歲,是派駐附近軍事基地的外地人。照我外婆凱瑟琳的描述,韋德脾氣暴躁,愛自己更甚於愛我母親。我母親不顧外婆反對,和韋德交往了將近一年。十年級未讀完,她便輟學。滿十七歲過後一個星期,她和韋德在鎮代表的辦公室結婚,藉此向自己的母親表明堅決反抗之意。
韋德退伍後,說服我母親和他坐上雪佛蘭五門轎車,一同去闖天下。他們離開科羅拉多州,在美國的乾旱塵暴區遊歷了幾個月。抵達密蘇里州後,他們打電話給我外婆,宣布我呱呱落地,說我一頭金髮,長得像父親。我的父母親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愛去哪就去哪,花我外婆送給他們的積蓄;錢花完了,就用假支票招搖撞騙。最後,在加州的貝克斯菲爾德郊外,遭警方以詐騙銀行罪逮捕。才二十出頭的兩人,被關入州立監獄服刑。三歲多的我,被送去和搬到芝加哥的外婆同住。
我母親荷珀發現她和自己的母親一樣,選錯了男人。她出獄後,知道我在芝加哥生活安穩,便獨自在洛杉磯落腳,不願回我父親身邊,要求離婚。兩人在公園長椅上談判,韋德同意分手,但必須按照他提出的條件。如果我母親堅持把我從外婆那裡接回,韋德答應每月提供微薄的養育津貼。他拒絕支付任何形式的贍養費。沒有資產可分。韋德宣稱兩人的協議將一直是私下的協議,沒有法庭的介入或強制執行問題。他提醒他的年輕妻子,如果她拒絕這些提議,如果她要求得到更多,如果她打算鬧上法庭,那麼,不管法律允不允許,對他而言,搶回一個小男孩,都是輕而易舉的事。
我母親根據我外婆的親身經驗知道,女方很難搶贏孩子的撫養權。她同意韋德的要求;韋德則放棄對我的任何所有權,作為交換條件。她保住了她所摯愛的男孩,未讓她所鄙視的男人搶走。但即使已擺脫韋德,我母親仍時時擔心會失去我。「你得有心理準備,」她提醒道,「說不定哪天會有人把你帶走。」
「該把那東西收拾收拾了,」高第太太從客廳另一頭,隔著電視櫃大喊。坐在沙發旁邊地板上的我抬起頭,注意到屋裡漸漸暗了下來。「她說她五點四十五分就會到。你不該讓她等,是不是?」在我膝蓋邊,用樂高玩具堆起的一道堤岸,勉強擋住一群一個模子做出來的塑膠恐龍。樂高是高第夫婦提早送我的聖誕節禮物,那些恐龍則是我外婆下班回家時總會塞進皮包裡的東西;每隻恐龍的肚子上都印有一排字——辛克萊石油公司。
高第太太站在廚房門邊。「來吧,快一點,小寶貝。」她朝電視機上的鐘點了點頭。「你外婆很快就會到。把東西收進包包。念幼稚園就會有家庭作業,對不對?」她指著一小堆帶咬痕的鉛筆和幾張油印的字母練習紙。我先前把它們拿出包包,隨即丟在前門邊。我對著散落一地的東西聳聳肩,看著高第太太轉身進入廚房,留下她丈夫看管著我。「你二月就要過生日。六歲就是大男孩了,是全班幾個年紀最大的!」我開始不情不願拆下樂高積木屏障時,高第太太隔著門大喊。很了解我的她,再度高聲催促我,「在過生日以前,你知道的,可能還會有另一個聖誕節禮物!」
從我有記憶以來,高第夫婦就住在外婆家對面,中間只隔著一條街。每天下午,校車把我在街區盡頭放下,高第太太或高第先生——偶爾兩人一起——總在那裡耐心等我。
坐在沙發上的高第先生彎下身子,看我是不是聽從他太太的話收拾東西。在我腳邊,樂高牆已倒下,牆磚散落成一塊塊,足以塞回高第夫婦擺在前門邊衣帽櫃裡的鞋盒。幾隻迷你恐龍仍然乖巧溫馴。我瞄了瞄高第先生,他逗留不去,要讓我注意到他。他臉上閃過一抹微笑,然後躺回沙發,繼續看傍晚的電視重播節目。
「剩下的汽水要不要喝?」他從沙發上叫我,坐在地上的我看不到他的臉。他一隻手從沙發扶手上方伸過來,指尖捏著已喝了一半的皇冠可樂玻璃瓶瓶口,一邊搖晃著瓶身。我伸手抓住,他卻把可樂瓶抽離我緊握的手。我再度伸手去搶,他大笑。第三次搶奪時,他終於讓步。「別灑出來,否則我們兩個都會挨罵。一定會,」他俯身遞出瓶子,搖了搖頭。我雙手牢牢抓住瓶子,穩穩擺在沙發腳邊滿是灰塵的地毯上。
我們位於林肯公園的公寓,就在芝加哥中心區的正北方,到「大環」(Loop)只有幾個電車站的距離,而我外婆就在大環的辛克萊石油公司當祕書。她盡可能趕在傍晚五點前下班,有時為了提早完成工作而省略午餐。夏天時,她可以趁天還沒黑,在回家途中買點東西。但冬天時天黑得早,她不喜歡夜裡一個人在外流連,加上天氣冷,她急急趕回家。高第太太總為此揶揄她。「天哪!凱瑟琳,看在老天分上,別活得這麼緊繃。瞧你神經兮兮,一副歐巴桑模樣。你才幾歲,三十七或三十八?」
我外婆點了點頭,總避開高第太太話中的大問題,只回答那個小問題。「我四十三。」
一九六○年代末期,外婆帶我來到林肯公園區時,那地區的氣派豪華已大不如前。那一棟棟相連成排的紅磚屋——我們和高第夫婦居住其中——已經過分割、再分割,拆成數個小空間分租出去;因而,過去市況較好的時期住進一戶人家的空間,這時卻擠進六戶人家。外婆讓我念的幼稚園和小學,學生畢業後升進華勒中學。後來,芝加哥的教育委員會將那所中學改名為林肯公園中學,卻擺脫不了該校暴力鬧事的惡名。
外婆敲門時,高第先生的午後西部片上演到最後一波槍戰,微弱的敲門聲幾乎給激烈槍戰聲蓋過。我正期待外婆到來,連忙衝到門邊,果然看見外婆站在門廊,一邊腋下挾著一小袋食物,另一邊肩膀背著笨重的皮包。天氣寒冷,她把自己包得緊緊的,身上穿著上教堂時從女教友那裡買來的厚大衣,手戴深色手套,一頭已透出灰白的濃密黑髮上,戴著黃色針織小帽。她看來仍然年輕,黑色雙眼明亮有神,但額頭已出現皺紋,特別是生氣繃起臉時。她塗了口紅,但只有上班日才塗。和我在一塊時,她常被誤認成我媽。每次被誤認,不管在什麼地方、對方是誰或什麼情況,我都立即出面糾正。「她不是我媽,」我教訓那些不知情的陌生人。「她是我外婆。」我指著她,以表明在我眼中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她很老。」
晚間寒風刺骨,我外婆仍在門廊上等,探頭看看屋內,調整肩上的食物袋。「外婆來晚了,對不起。」
高第先生躺在沙發上,揚手招呼。「你好,凱瑟琳小姐,」隨即癱回沙發看電視。
「電視看夠了嗎?」她問我。
我微笑不語,拿起客廳地板上的外套和背包。高第太太走出廚房,我外婆再次致歉。
「凱瑟琳,不進來坐坐?」高第太太問。冷風從敞開的門灌進來,她把雙臂環抱胸前。
「喔,他穿外套不會很久。」我外婆往我一瞥,示意我快點。「我們真的得回家了。或許明天晚上再過來坐。」
傍晚時降了好一陣風雪,戶外稍稍暖了一些。鄰居的車子困在冰雪中,雪堆到保險桿那麼高,看去像是大型金屬化石,等著春暖雪融後重見天日。外婆牽著我的手,一步步走下高第家結冰門廊的階梯,走上積著軟雪的人行道。這住宅區街道的邊緣,堆起兩壟表面結了冰的厚雪,走到第一壟雪堆時,外婆把我一隻手臂抬高,讓我跨過去。越過雪堆後,我掙脫她緊抓的手,衝到馬路中央,轉過頭笑著逗她。
外婆左右張望,察看那宛如長長運河的白色街道。見沒有來車或行人,她揚起眉毛,咧嘴而笑,點頭接受我的挑戰。她把皮包放進食物袋裡,用她空出來的手,緩緩抓起一把雪。我趕緊蹲下來捏雪球。外婆以高弧線拋出一顆雪球,刻意偏了點,落在我腳跟旁。沒有雪彈在手的她,笑著看我的反攻。我拋球回擊,但力道不夠,球落在自己腳邊。外婆彎身捏第二顆雪球。心知躲不過,我趕緊爬過第二道雪堤,走上人行道,來到我們住的那棟排屋前。我蹲在階梯後面,雙手冷得刺痛,仔細留意下一波攻擊的動靜。我把頭伸到欄杆上方偷看,疲憊的外婆赫然出現在我面前,一手抓著她的食物袋,另一隻手提著我忘在路邊的背包。沒看到雪球。
「來吧,孩子,」她嘆口氣。「該進屋了。」
我們倆踩著覆滿白雪的靴子,疲累地走上四段階梯,經過鄰居牢牢緊閉的屋門,回到我們自己的家門前。外婆把食物袋放在抬起的一隻膝蓋上,小心維持平衡,然後伸手進食物袋裡摸出皮包和鑰匙,打開兩道門閂,接著打開老被她抱怨不管用的門把鎖。我們在敞開的門外猛跺腳,在絨毛已磨光露白的門廳地毯上,留下凌亂的雪印。
外婆低頭對我張嘴而笑。「躲在附近的壞人都被嚇跑了吧?」我點頭同意。她伸手探進屋裡,啪地打開壁上開關,帶我進去。
我們兩人擠進公寓的小門廳。外婆迅即關上門,
引言我母親走在街上時,男人為之側目。 她抽百樂門香菸,要買菸時便寫張字條,讓我拿去街角雜貨店買。她玩牌,大多數時候玩單人紙牌戲。她個子不高,但從不穿高跟鞋,而偏愛靴子;特別是那種後面或側邊有拉鍊拉上、裹住小腿肚的款式。 對於小孩的童稚言行,她沒什麼耐性。她不只一次厲聲責罵我,要我停止我那個年紀的舉止。 她有一頭黑髮,和眼珠的顏色一樣。說起話來嗓音輕柔,以女人來說略微低沉。但如果她願意,她犀利的言辭足以叫男人結結巴巴,好似那男人的舌頭——或不只舌頭——剛被人一把割掉。她愛捉弄她的女性友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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