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的奢華

名人推薦：推薦序節錄 今日的時尚與奢華 黃薇

時尚、精品、奢華等字眼充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在現今究竟代表了什麼樣的價值觀、什麼樣的物質慾望、什麼樣的社會現象？我認為，《廉價的奢華》這本書絕對值得一讀。

作者黛娜．湯瑪斯是一位資深記者，十五年來她替諸多報章雜誌撰寫時尚與精品事業的報導，她的資歷豐富，而且是一位具有膽識、有見解的記者。
身為記者的本質就是報導真實現象，優秀的記者更是需要具有分析性和前瞻性，放眼時下針對時尚與精品產業的報導，多數只停留在這個龐大經濟體制的表面，凸顯的是炫目的流行設...

在西安灰塵瀰漫的道路上，摩托車嗡嗡地呼嘯而過，穿行於地面的坑洞之間；搖搖晃晃的腳踏車在繞過這座城市於十六世紀留下的鐘塔時掀動車鈴，發出「嗶鈴鈴……嗶鈴鈴……」的聲響。

二○○四年四月，我跟夫婿第一次到中國旅遊。我到那兒採訪亞曼尼（Giorgio Armani）外灘的新店開幕。採訪結束後，再到西安參觀兵馬俑。我們抵達市郊那座嶄新的機場，招來一輛破爛的計程車，穿過工廠林立的公路與蓋滿廉價公寓的街道，到達歷史古蹟的中心，下榻於當時兩棟「西方」商務旅館之一的凱悅。當我們站在窗明几淨的大理石廳與綠意盎然的中庭時，我記得「西安」這兩個字被直譯為「西方和平」（western peace）：而那棟凱悅飯店就像是從美國的某市中心直接移植過來似的。

第一天早晨要去吃早餐時，我們碰到幾個中國小販在飯店夾層的小會議室賣衣服，他們賣的可不是什麼地攤貨：六張摺疊桌一字排開來上頭全是古馳（Gucci）與凡賽斯（Versace）的男士便鞋、紀梵希（Givenchy）的男性襯衫與短襪、凡賽斯的毛衣、凱文克萊（Calvin Klein）的內衣、上頭標籤寫著「義大利設計」的Gucci毛衣，角落的一副衣架上掛著幾件巴貝立（Burberry）的男性軍式外套。其中某些一看就知道是仿冒品，幾件凡賽斯的襯衫以同樣的字體標著「Verla」，我知道中國工廠仿冒各式各樣的商品，但有一些看起來應該是真的。我拿起Gucci便鞋，這些鞋子用上等皮革製成，縫製精細，有一些特有的現代設計，就跟你在比佛利山莊的羅迪歐大道或者是曼哈頓的麥迪森大道找到的Gucci鞋一樣。

我先生試穿了一件聲稱是Burberry的軍式外套，這件外套做工精良亦具備一切Burberry該有的細部設計。我們問了價錢，房間裡沒有一個人會講英文，但是一個瘦削、二十來歲的中國女孩掏出一台計算機打出價錢：一百二十美元，一般Burberry典型男性軍式外套零售價是八百五十美元。我先生說他再考慮看看。我們在門房那兒逗留一會詢問那些商品的出處。門房告訴我們那些東西大部分都是有點瑕疵的正貨，可能是生產過剩，或者只是裝不進運貨櫃。

隔天早上我們繞過那兒想買軍式外套，可是攤販們全消失了。
這一切，我不禁納悶，到底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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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中國的工廠可以像一所大學一樣，這個地方擠滿了上千個單身的年輕男女，他們通常住在園區裡的宿舍；在自助餐廳中將菜夾到鐵盤中，然後坐到長桌子前吃飯；休息的時候騎腳踏車或搭公車到鎮裡唱卡拉OK。我參觀過一家工廠有遊戲室，裡頭可以玩撞球、乒乓球與手足球，另外還有一間籃球場、一家便利超商與一間電腦室。還有一間體育館正在搭建中。會有一個醫生在現場並提供醫療照護。而且這個地方一塵不染，「假如環境不衛生，那麼工人會不健康，到最後會反應在我們的產品上。」這位製造商告訴我，並補充，「我們是少數的例外之一。」製造精品的工廠有幾千名員工，比製造大眾品牌的工廠小。「一家耐吉工廠有二萬到三萬名員工！」這位製造商告訴我：「等於是一座鄉鎮。」

大部分的工人是年輕女子，大約二十二到二十六歲之間。在中國，合法的工作年齡是十六歲，然而，這位製造商說，「這裡有許多拿假證件的小孩在一般的工廠裡工作。」在東莞只有大約十五％的員工是當地人，其他來自北方貧窮的城市與郊區，需要許可才可以到家鄉以外的地方工作。他們一個月大約賺一百二十美元，把錢全部寄回家裡。「他們離鄉背景，」他說，「他們工作到足以負擔家人建一棟房子，在五到六年間，他們賺五萬到六萬塊人民幣，大約是六千到七千美元。這些工人沒有朋友、身旁沒有親人，他們不在乎超時工作，他們不在乎工時長或是沒有娛樂，他們只是工作。這是很大的文化差異。」

我在二○○五年十月參觀的那家工廠，工作時間是從早上八點到中午十二點半，然後從下午兩點到晚上七點，如果加班到九點或十一點，工資是平常工時的一．五倍。所有的工人星期天都放假，這在中國是不尋常的：大部分中國工廠全年無休，而且排班可以持續到十個小時。我在傍晚的時候抵達，剛好是工人快要休息的時候。在這座四層樓的工廠中，將近有兩萬七千平方英尺的廠房。窗戶打開並裝上板條，讓空氣可以流通，風扇靜悄悄地放在角落；珠江三角州的夏天又濕又熱，讓人鬱悶難受。

在中國，建造一座工廠，從一無所有到開始生產製造，大約需要十個月──時間是在美國的四分之一。在一間一萬五千平方英尺的大房間中，有十五排長工作檯，每一張檯子邊站著大約十二個瘦削的年輕女子，穿著淡藍色短袖襯衫與黑長褲，忙著黏合、敲打與用縫紉機縫紉。她們身邊都是標有名牌商標的包包，這樣規模的廠房一個月製造一萬五千個到兩萬個包包。不像是法國的愛馬仕或義大利的Gucci，這裡全是生產線作業。我看一個女孩將把手黏到一個大帆布手提袋上，她放一個紙板模型在帆布上頭，確認布條黏在正確的位置，敲打固定，然後交給下一個女孩，她接著用機器將把手縫在帆布上。負責用膠水黏合的女孩一分鐘大約可以做兩個包包。當晚餐時間到了，女孩們將每樣東西收拾整齊，將機器蓋上套子，以免下雨濺濕了，然後成一路縱隊走出來，沿著常走的路嘻笑談天，走到六層樓宿舍一樓的餐廳用餐。每個女孩子脖子上都掛著附照片的身分標誌。

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中國的製造商開始遇到問題：原料價格上揚，而且因為有太多家工廠而導致斷電，並缺乏「高級勞工」來做需要精緻手藝的工作。當工人受到更多教育，他們要求更多的工資與津貼。從二○○○年到二○○五年，薪水上漲了三○％，從一個月九十美元上升到一百二十美元，只為了留住勞工。當然體育館與電腦室也幫了點忙。

品牌也遇到困難。「他們可以抱怨一切，」這位製造商解釋，「他們限制一堆卻又抱怨我們給工人的薪水太少（編注：導致產出品質不佳），這真是要我的命！我說，『假如你想要用同樣的工資做出同樣的產品，那麼回你的國家製造。』我們從未為了製造商品而對工人不好，但是品牌讓這些工人有立場要求。」儘管如此，傷害還是造成了。在前往東莞的路上，我在報紙讀到一篇故事說，前一天，一個工人在二十四小時的輪班結束後，離開廣州一個工業區的一家工廠，在街上暴斃。「那是過勞死，」這位製造商告訴我：「這裡發生過上千次」。

在西安灰塵瀰漫的道路上，摩托車嗡嗡地呼嘯而過，穿行於地面的坑洞之間；搖搖晃晃的腳踏車在繞過這座城市於十六世紀留下的鐘塔時掀動車鈴，發出「嗶鈴鈴……嗶鈴鈴……」的聲響。

二○○四年四月，我跟夫婿第一次到中國旅遊。我到那兒採訪亞曼尼（Giorgio Armani）外灘的新店開幕。採訪結束後，再到西安參觀兵馬俑。我們抵達市郊那座嶄新的機場，招來一輛破爛的計程車，穿過工廠林立的公路與蓋滿廉價公寓的街道，到達歷史古蹟的中心，下榻於當時兩棟「西方」商務旅館之一的凱悅。當我們站在窗明几淨的大理石廳與綠意盎然的中庭時，我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