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開年第一天，政治風標轉向。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否定了周恩來批極“左”思潮的做法。十三天後，周恩來的身體出現危情。
1973年元旦，全國放假一天。
那個時代的節日，人們很少關注生活質量的提高，更談不上豐富多彩的節日內容。如果你走上大街，放眼看去，男女老少服裝色調單一，款式陳舊；商店裡只要是涉及民生的商品，一律憑票供應，供應十分緊張。
儘管中國社會處於極其不發達的落後狀態，可大家眼睛裡、耳朵裡，看的聽的卻是激進的內容，那濃鬱的政治色彩早已超過女人身上衣服的顏色。從早到晚，幾乎是二十四小時，廣播電台反覆播送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的《新年獻詞》。
每年的元旦社論，實際就是這一個年度的政治導向。
1973年的元旦社論裡提出：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
元旦社論對於積極主張肅清極“左”思潮的周恩來而言，無異於一次不點名的“警告”。周恩來還沒有從精神壓力中解脫出來，身體就發生了危情。
1973年1月13日凌晨，尚未破曉，周恩來剛剛結束案前的工作，走進臥室。他已經整整工作了二十多個小時，如果抓緊時間，還能睡上幾個小時。
值班的保健大夫也鬆了一口氣，急忙回到自己的房間，準備好好睡一覺。
不知過了多久，矇矓間，保健醫生突然聽見警衛秘書張樹迎變了調的喊聲：“張大夫、張大夫，快起來、快起來。”
保健醫生張佐良一躍而起，向門口奔去⋯⋯只見警衛秘書張樹迎手裡端著盛滿鮮血的尿壺。看見這個觸目驚心的顏色，再看看警衛秘書驚恐的神色，不用問，他甚麼都明白了。血尿。日夜提心吊膽的事情終於來臨！“尿⋯⋯都是紅的⋯⋯全是血⋯⋯”警衛秘書的臉色都變了，雙唇直哆嗦。張大夫三步併作兩步走進周恩來的臥室，一進門，他就看見周總理仰面躺在床上，雙眼望著房頂，一聲不吭。
張大夫連忙走進衛生間，再看馬桶池，裡面鮮紅鮮紅的。他根據目測，斷定這流血量不下500CC。周恩來一直有心臟病，他深怕周恩來受尿血的刺激，引發心臟問題。張大夫舒緩了一下自己緊張的情緒，想了幾句能讓周總理寬心的安慰話。
他開口叫了一聲：“總理⋯⋯”周恩來扭頭朝他直擺手，叫他甚麼也不要說。周恩來身邊的秘書、警衛、保健大夫等七八個人聚集一起商量對策，他們想到了一個人——葉劍英元帥。葉劍英當時住在北京的西山。兩位醫生馬上驅車去他那裡求援。一見葉劍英，醫生們竟然有一種見到親人的感覺，淚水情不自禁奪眶而出。
葉劍英見狀，一個勁安慰說：“不要哭，不要哭，說說，出甚麼事情了？”當他聽完保健大夫的講述，愣怔了許久，難以置信似地望望這個望望那個。他也沒有意識到周恩來病情發展得這樣快！
葉帥到底是位見過世面、經過大風大浪考驗的老人，過了一會兒，他冷靜下來，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寬慰兩位泣不成聲的大夫，表示他理解醫生孤立無援的處境，讓大家不要著急，說他想辦法報告主席，向主席說明情況，爭取早日治療！
醫生再三對葉帥說：“您一定要說明這一點——膀胱癌不同其他癌，不是不治之症。治療得早是可以根治的，是有救的⋯⋯葉帥您一定要這麼說啊，總理是有救的。”
“好好，我按照你們的意見說。現在你們別著急，要注意總理心臟，他的心臟有病，不能再增加他的思想負擔。想辦法先止血，穩定住病情。盡量爭取早些做檢查。你們放心，主席會幫助總理渡過難關，會同意總理做進一步檢查的。”
有了葉帥這句話，他們才感到些許寬慰。
幾天後，中央批准了專家們的醫療報告。由北京醫院泌尿外科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吳階平掛帥，組成了一個特殊的醫療小組，對周恩來進行專門檢查。
但是，毛主席在審批周恩來病情報告時，希望醫生分兩步走——先檢查後治療。
周恩來的手術方案很快定下來了，可周恩來還不能躺到手術台上。他還有兩件大事要做：一個是外事，籌備基辛格訪華，商談兩國建立聯絡處事宜；另一個是國事，他要力排眾議，爭取鄧小平儘快復出。
重病的周恩來為了保護毛澤東的眼睛，對記者硬性規定“三分鐘”的拍攝時間。從此以後，“三分鐘”成為毛澤東外事活動的唯一拍攝時間。
1973年2月25日，基辛格又一次飛過太平洋，來到中國。這是他第五次訪華。
這天下午，基辛格在住了五次的北京國賓館發現的一個細節令他感到高興。當他乘坐的“紅旗”牌轎車通過他將下榻的國賓館大門口時，站崗的衛兵向他們的車隊立正，行注目禮。這在基辛格眼裡還是第一次看到。他微微一笑。衛士敬禮是一件小事，但能說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注意細節了。而且，在當晚舉行的文藝招待會上，也沒有上演令他們感到十分陌生的革命樣板戲。
接下來，周恩來與基辛格就關於中美間設置聯絡處的有關技術事項進行了談判。
最後，中美雙方達成協議，確定從當年5月開始在各自首都建立聯絡處。隨後中國派出黃鎮大使為駐美聯絡處第一任主任，美方也派出布魯斯大使為駐華聯絡處第一任主任。這是1949年以來中美互派使節之後的再次開始。25日當天下午周恩來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基辛格一行。活動是由杜修賢等人負責拍攝的。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還沒有結束，杜修賢已經將才拍攝的照片和電影膠片沖洗剪輯出來，等候總理有空審看。
周恩來親自審閱新聞照片，是“文革”開始後的新規定。他要求拍攝記者外事活動結束後兩小時內，新聞照片要到他手裡審發；三小時內電影電視片要投在幕布上。當時杜修賢他們使用的是32度電影彩色膠片，沖洗工藝比較複雜，從沖洗到看樣片，最快也要一個多小時。有時他只好少剪點兒電影膠片，一捲好快些照完，然後實行流水作業。他邊拍邊叫人不停將膠捲往新華社送，這樣可以節省不少的時間。
沒有一會兒，杜修賢接到周恩來的通知，說主席晚上十一點見基辛格，但他們幾位記者現在要去大會堂，有急事！杜修賢和另外拍攝電影、電視的兩個記者火速前往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常審看片子的西大廳。周恩來臉色很嚴肅，見三個記者都來了，看了看錶，對大家做了個手勢，讓他們坐下。他開口就問：“最近主席視力下降厲害，你們知道吧？”幾個人點點頭，但杜修賢已經意識到事情不妙。“醫生建議主席少用攝影燈，要避免強烈光線的照射。我找你們來，是給你們下道命令——從今天開始，只給你們三分鐘的拍攝時間，多一分也不行。時間一到立即關燈。”說到這兒，周總理又將嚴肅的目光投向杜修賢：“老杜，你負責指揮好。”
三分鐘？！沒有聽錯吧？杜修賢和他手下工作人員驚訝地交換了一下目光。“誰要違反規定，我不找別人，就找你這個頭兒！”周恩來以不容置疑的口氣把杜修賢希望放寬時間的請求全堵在了嗓子眼兒裡。他們別無選擇。當晚是歡迎基辛格的宴會。宴會後，周恩來終於騰出時間在西大廳看了當天的新聞電影、電視片，他沒提出甚麼意見。
審片一結束，大家收拾好東西，就驅車去“海裡”——毛澤東馬上要接見基辛格了。
毛澤東的住宅外很安靜，早春二月，寒氣依然逼人。不遠的中海映著一輪明月，凜凜清光隨著波動的水紋跳閃⋯⋯這恬靜的寒夜裡，三個記者的內心卻無法平靜，總是在想那短短的“三分鐘”該怎麼安排。
毛澤東書房裡沒有人，他們和以往一樣，趕快放線、架機子、做準備。
“三分鐘能夠嗎？新聞片放一次還要五六分鐘呢。”
“主席的神態要慢慢等，三分鐘光拍也來不及，別說等了。”
拍電影拍電視的記者在一邊小聲地議論著，杜修賢的心情更煩躁，勉強壓住陣陣攻心的虛火說：“今天，咱們先試試，萬事只有開頭難。你們還比我強點兒了，機子可以轉足三分鐘，回去可以剪輯，多少有個餘地，我呢，只能一張一張地按。每張都要成功才行。你們說三分鐘我能按幾張？我心裡比你們還急。可這是總理的指示，咱們得聽呀！千難萬難，咱們不能再給總理添難了。主席的眼睛不到這麼嚴重程度，也不會這麼限制我們的。再說咱們到底還有三分鐘時間，抓緊點兒，估計還是夠用的。”
大家這才不吭氣了，埋頭整理手裡的機器。他們誰都清楚，為了毛澤東的健康，周恩來操的心最多。
過了一會兒，毛澤東步入書房，看得出來他的白內障更加嚴重了，在工作人員攙扶下才能看清腳下的路。
毛澤東剛坐下，窗外傳來汽車門關閉的砰砰響聲，基辛格一行人在周恩來的陪同下再次來到毛澤東的書房。
幾個記者端著機器，將鏡頭對準毛澤東，當外賓進來，攝影燈打開，一連串的外賓和毛澤東握手之後，正好一分鐘，關燈。他們微微地鬆了一口氣。等客人就座，開始會談，他們又進去開燈，拍一分鐘的會談鏡頭。最後，毛主席站起來送客人，他們再開燈，拍一分鐘告別鏡頭。
第一次使用三分鐘，迎客、會談、告別，全拍上了，大家算是闖過了這一關。
幾個記者在主席身邊拍攝多年，比較熟悉晚年毛澤東的情緒規律。一般會談剛進行時，毛澤東的精神面貌不太好，頭無力地倚在沙發上，照出的照片顯得無精打采。如果稍晚一點兒進去，毛澤東的情緒要好一些。他們就是根據這個經驗，分配了最佳的三分鐘攝影時間，沖洗出來的鏡頭效果還不錯。
路是人走出來的。這以後，三分鐘的攝影時間好像也不那麼緊張可怕了，不說綽綽有餘，倒也能從容自如。
在江青的提議下，毛澤東的書房第一次安裝了攝影固定燈，解決了刺眼的問題。沒有想到，第一次使用就開錯了兩組。
2月25日夜裡，不知是老友相逢還是病情好轉，毛澤東與基辛格會談時，精神狀態出乎意外的好。
政治局集體審片時，江青也出乎意外地叫好。看得出來，江青當時的高興情緒是由衷的表露。
“這個鏡頭拍得好，帶勁。主席談話時津津有味，人民看見會多高興！”江青倚在高背沙發上，嗓音吊得很高。
釣魚台17號樓是江青活動的地方。她的放映廳也在這幢樓裡。放映廳不大，很舒適。杜修賢每次從人民大會堂西大廳為總理放片後還要再趕到江青的放映廳放片供她審閱。他每次到江青的放映室就有一種很不平衡的感覺：周恩來就沒有自己的放映廳，不是不能配備，而是他從不肯要。所以他在哪兒工作或活動，杜修賢就要將放映機和捲簾幕布帶到哪兒，等他利用空隙時間審片。
“主席的眼睛怎麼啦？剛睡醒？”一直叫好的江青冷不丁冒出這麼一句意想不到的話。工作人員趕緊倒片重看這段似乎沒甚麼問題的畫面，果真毛澤東閃過一個不易察覺的瞇眼表情。
“可能是怕攝影燈的光。”杜修賢回答說。
江青朝後一靠，一手托住腮，好像在想甚麼心事，直到片子結束，她沒有再說話。
他們不怕江青話多，倒怕她陰沉不說話。沉默之後，往往是一場劈頭蓋臉的“暴風驟雨”。這幾年杜修賢已基本學會了和江青近距離打交道的“藝術”——敬而遠之。讓她感到記者就近在眼前，但是使用起來又覺得遠在天邊。
江青這次不等杜修賢他們三個記者出門先開了口：“你們等一下子走。我們談談主席眼睛問題⋯⋯主席看書多，光強了，他的眼睛受不了啊！”
江青這番話和這種帶感情的語調，使得大家有點兒感動。
杜修賢忍不住接了她的話茬兒：“是的，主席上次會見黎德壽後講‘我最怕這個燈’。我們聽了都很著急，可是拍攝時又不能不打攝影燈，也不知想甚麼辦法好。”
江青望望杜修賢，站起身，慷慨激昂的語氣裡帶著大弧度的手勢：“可不可以在主席的書房裡安固定燈，安在高處。主席座位後面安側光燈，作為主燈。把開關安在書房外面，這樣不會驚動主席。光不直射眼睛，效果也能出來。這既是替主席著想也是替你們拍攝著想。和辦公廳主任說一下，要解決這個問題。”
杜修賢心裡一亮：這是一條路子。以前他們也想到過這個辦法，但技術上沒有把握，加上考慮不成熟，沒有敢向上提出來。這次不妨借助江青的積極性把主席那裡的光線——可以說是老大難問題徹底解決好。
“這個辦法可以試試。”
江青高興了，她喜歡有人響應她的建議：“我替你們出主意想辦法，給你們創造這個條件。兩邊暗的地方都可以達到，你們能做得到嗎？”
她說的“兩邊暗”是指主席書房裡兩側的光線很暗，固定燈可以照到。“你們能做到嗎？”——估計是指攝影師們的攝影燈不及固定燈照射的範圍廣。
“這事你們要報告總理，也要給主席打個招呼。”江青愈談愈興奮，“光太強了，受不了，很刺眼。我有個小工作間，裡面裝了幾個燈，光從上面打下來，高一米五，前面補助一點，弱一點，有立體感。這樣不刺眼，你們拍彩色的光還可以再強一些。”
江青一直有攝影的愛好。她拍照片特別喜愛在光上作文章。但誰也不知道她已在自己的工作間裡安裝了固定燈。
杜修賢專門到江青的工作間作了體驗，發現固定燈光線是不錯，和攝影燈相比要柔和得多。
趁熱打鐵，杜修賢他們回去就搞了一個在主席書房安裝固定燈的報告。報告最後又附了一張安裝燈位的平面圖，第二天就送給江青，趁她還在興頭上，抓緊把燈安起來。
江青當天就在他們送去的報告上用鉛筆密密地寫道：“東興同志，如主席不反對，則應先在別處安裝試拍，力求安全，測量座位要準確。試好後，再設法安裝到主席處，不要臨時辦，容易出毛病。”
過了兩天這份報告回到杜修賢手裡時，上面已簽滿了字。
1973年3月，固定燈正式裝入毛澤東書房。神情憂鬱的毛澤東陷在沙發裡，只是抬頭看了看高處幾個陌生的並不起眼的燈座，目光沒有閃過驚訝，也沒有做過多的停留， 很快就拿起放大鏡看起書來。
固定燈裝好後，第一次使用是在當年４月毛澤東會見墨西哥總統之時。
為了保證不出一絲差錯，杜修賢又將操作固定燈試拍的程序在腦海裡過了一遍，以防還有甚麼細節被遺漏。
毛澤東在書房裡等了一會兒了，客人才趕來。
外面工作人員見客人走進書房，就趕緊打開毛澤東身後的兩組燈。光從側面約三米高的地方對射而下，投在毛澤東身上和幾張相鄰的沙發上，很明亮卻不直射他的臉部，層次、背景都出來了。總理還幾次抬頭觀察側面的燈座。
杜修賢他們挺高興，覺得光線還不錯。兩分鐘很順利地拍攝了下來。退出書房，杜修賢將開關關閉，裡面頓時暗了許多。但沙發旁邊還立著落地燈，毛澤東和客人好像沒有甚麼不良反應，只有周恩來朝門口看了一眼。
杜修賢等人先進去等會談結束，拍攝毛澤東送客人的鏡頭。門外的這位記者從門縫裡看見主席站起了身，以為會談結束了，就趕緊將門口的燈打開，沒想到開錯了，開成了主席身後的兩組燈，一慌，又忙把門口的兩組燈也給打開了。屋裡四組十盞800ｗ的燈都打開，一片雪亮。拍電影和拍電視的人也沒注意光線強弱，以開燈為拍攝信號，打開機子突突直轉。然而，毛澤東不是往門口走而是朝書架方向走去，可能是給外賓取書，這時燈亮了正合他老人家的意，他立在書架前從容不迫地翻揀著⋯⋯
杜修賢急得一步奔到門外想關掉兩組燈，手觸到開關又縮了回來：正在燈下取書的毛澤東，眼睛怎能經得起這一明一暗的刺激？再看看裡面的人，嚇得魂都飛了，個個臉被強光照得發白。在這種情況下，攝影和攝像肯定要曝光過度⋯⋯
幾分鐘後，毛澤東才出現在書房的門口與外賓握手告別。短短的幾分鐘，大家卻像捱了一個世紀。
洗出來的照片毫無疑問：曝光過了，只好在放大時加以校正。還算好，照片補救過來了。周恩來沒有看出破綻，簽發了。照片這一關過了，可電影電視呢？電影記者回了話，說光線基本調了過來。但電視由於片基小，光過了就無法修補，使得畫面發白。
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裡剛放完電視片，周恩來就用詢問的目光望著杜修賢。
杜修賢心虛，不敢正視總理的目光，囁嚅道：“電視光過了。主席那燈打過了⋯⋯多開了兩組燈⋯⋯”
“這怪你沒指揮好。你是組長，電視沒拍好，你也有責任！看電影片。”
燈滅。小銀幕上出現了晃動的人影，解說員輕柔的聲音在大廳裡回響。周恩來這時看見毛澤東和客人坐下談話時，說：“兩個人談話，這樣比較好。”
畫面出現主席送客人的場景時，杜修賢的心裡突突地跳—就在這時他們將燈開錯了。黑暗中，總理微微地點了點頭，心想電影片可能要好一些。畫面上的車隊出中南海的南門，拍攝了街道上的建築。“這是新角度，拍大街。後面是電報大樓嗎？”周恩來問。
“是的。”
“電影比電視好一些，但光還是有些過了。”
“原來規定好的，到時沒想多開了兩組燈，不然光不會過的。我們試片時，片子效果還是不錯的。”杜修賢本想表明光過了不是固定燈的問題。
“規定歸規定，到時就亂了。這是誰的手⋯⋯”畫面上閃過手的動作。杜修賢一看差點兒沒笑出聲，這不是他的手嗎？當時打手勢叫門外的人關燈，怎麼上了鏡頭？片子又倒回頭重放了有手的鏡頭，“去掉，不能亂。以後要指揮好。”
“嗯！”杜修賢趕緊應了一聲。
周恩來必須在清除腫瘤前先了卻一個心願—儘快讓鄧小平復出！為救治周恩來，主治大夫機智地將毛澤東的“兩步走”併為了“一步走”。
周恩來為毛澤東眼睛操心，同時也積極地做著另一個準備，那就是爭取鄧小平儘快復出。
他一邊忍受尿血的痛苦，一邊輸血維持身體體徵，拖著病體連續幾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的問題。在會上，周恩來提出，應當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鄧小平復出，這對於江青、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大員來說，無疑是自己政治仕途上多了一個對手和阻礙。他們從中作梗，找出許多理由說明鄧小平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走資派，不同意鄧小平一步到位，官復原職。
政治局會議上充滿了尖銳的鬥爭，火藥味道十分濃烈。但是周恩來毫不退讓。
自從林彪事件之後，“解放老幹部”便成為周恩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患病後，更是經常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對老幹部的審查結論和重新安排工作的問題。會上，江青等人百般挑剔、阻撓。每解放一位老幹部都很不容易。會上爭論之激烈、時間之漫長，令人難以忍受。
疲憊不堪的葉劍英對此深有感觸，他把這樣的會議比作當年紅軍長征中的牽騾子過河，曾經十分形象也暗含深意地作了一首名為《過橋》的打油詩：“一匹復一匹，過橋真費力。多謝牽騾人，驅騾赴前敵。”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審查、靠邊站的老幹部獲得了“解放”，從監獄、“牛棚”中出來，重返工作崗位，其中不少人後來在與黨內文革派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鄧小平推行“全面整頓”的中堅力量。
眼下，周恩來自知病將不起，在倒下之前，必須頑強支撐，送鄧小平過“橋”！他心裡明白，許多時候他為避開鋒芒，曾經做出過妥協，但這一次不行！一旦上了手術台，也許就意味著永遠地倒下。
在鄧小平的問題上，周恩來背後有毛澤東的明確支持。
鄧小平在三年多的“流放”歲月裡與毛澤東間接或直接地不斷溝通著。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也隨著“文革”挫折的不斷出現而逐漸淡化，轉為反思。
進入1973年，周恩來病情突然加重，毛澤東深深感到：只有原國務院副總理、長期抓政務工作的鄧小平才能夠填補周恩來缺失的空白。
鄧小平即將復出，已經不是周恩來個人的意願，而是毛澤東力挺的結果。
毛澤東從1972年底，開始不斷地佈置大字本古籍的註釋印製工作。他在1972年12月31日佈置註釋印製大字本《史記．項羽本紀》，試圖通過閱讀這段歷史，表達他的意圖：項羽之所以在楚漢戰爭中失敗，原因之一，是他在戰爭中不斷地殺降，失掉了人心。爭取敵人營壘中的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是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為了這個重要意圖更為完整，更有教育力度，毛澤東在1973年2月7日又佈置了《三國誌．魏書．張訫傳》、《三國誌．魏書．張合傳》和《舊唐書．李訫傳》三部大字本古籍的註釋印製。歷史上的張遼和張合都是曹操麾下有戰功的大將，但他們原來分別是呂布、袁紹手下的人，曹操對他們不咎既往，歡迎他們棄暗投明，對他們加以重用，為成就大業找到了得力助手。《舊唐書．李訫傳》更能說明問題。李訫在平定淮西軍閥吳元濟的戰鬥中，克服了重重阻力，爭取了吳元濟的大將吳秀琳和李皊；破蔡州城後，“訫不戮一人”，復吳元濟部下職務，“使之不疑”，解決了長期困擾吳的老大難問題。
毛澤東佈置這三部古籍書的註釋，被今天的人們理解為專門為鄧小平復出的鋪路之舉。他要用這些史例昭示那些反對老幹部復出的文革派應當爭取和團結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這樣才能取得勝利。
江青等人見狀，也知道一時難轉局面，只好將滿腹不滿暫時掩藏，等待時機。
1973年3月8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關於鄧小平復出的政治局會議。傍晚，暗紅色的晚霞撒在垂日的天盡頭。會議一結束，周恩來便放下了所有工作，離開西花廳，來到玉泉山接受檢查。這是周恩來從去年5月發現尿檢中有四個紅血球以來，患病將近一年之後，第一次接受專項檢查。
此時此刻，他心情平靜，神態從容，鄧小平已經復出，周恩來了卻了最大的心事。
此前，吳階平和醫生們已經在北京西郊中央領導人“別墅區”玉泉山的一座小樓裡，佈置了一個治療室。專家們正在這個臨時佈置的手術室裡做著最後一道術前的準備工作。再過一會兒，他們的特殊病人周恩來就要接受檢查了。
醫生們準備了好幾種治療方案，第一首選方案就是變“兩步走”為“一步走”。如檢查癌症病灶很小，就一次燒掉，檢查治療一次完成，不讓周恩來再受一次罪。但是這個方案只能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靈活掌握。如果癌症病灶很大，這個方案就不能採用，只好先檢查，後治療，按毛主席所說的“兩步走”了。
當周恩來躺臥在手術台上後，房間裡緊張的氣氛好像凝固一般，在場的醫生心裡都沉甸甸的，隨著每一次手術器械落盤的聲響，心越揪越緊。
膀胱鏡終於照見了發病部位，大家通過透視鏡也看到了癌症病灶。直徑還不到一公分，表面僅有些毛茸茸。這說明癌症還在早期，治癒的可能非常大。
吳階平一聲不吭，立即用電燒手術器械燒掉了病灶，只有幾秒鐘，癌變病灶消失了，不再出血了。醫生們摘下口罩，連忙把手術成功消息報告給門外的辦公廳主任，同時也將手術情況向毛澤東彙報。不到半小時，毛澤東住處就回電話過來：“醫生們做得好！感謝他們！看來一步比兩步好！”大家心頭懸著的石塊，算真正落地了！當時鄧穎超也守候在手術室門外，在得知毛澤東打來電話祝賀時，她無聲地落淚了。在任何艱難困苦面前，鄧大姐都無比堅強。然而這次她⋯⋯淚水沾襟。在場的人無法分擔鄧大姐內心的痛苦，更無法用言語去寬慰她。手術治療後，生命的活力又一次回到周恩來體內，尿檢再也看不見紅血球。
第二天，清除了體內病灶的周恩來不僅心情爽朗，而且臉色明顯好轉。他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寫報告給毛澤東，彙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情況；同時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各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周恩來並告毛澤東：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毛澤東見到周恩來呈上的報告，當即批覆：“同意。”周恩來在毛澤東批示後，指示汪東興：將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文件及附件送鄧小平本人一閱，並對有關內容提出了意見。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一切都辦妥後，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在風景秀麗的玉泉山病休兩週，並將中央日常工作交由葉劍英主持。
4月13日，“打不倒的小個子”出現在人們視線裡，一個爆炸性的新聞傳遍世界 —鄧小平復出！
鄧小平一家在江西度過春節後，悄然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也就意味著離再次出來工作的時間不遠了。
鄧小平把精力放在看文件、內部參考資料和調查研究上，為迎接曙光的來臨做著準備。他回到北京第一次亮相是在工人體育館，美美地看了一場足球賽。足球，這是他平生最喜歡的體育項目，能親臨比賽現場去搖旗吶喊，也只有在他離開高層後，才變為可能。
雖然鄧小平已經敏感地預感到他可能會復出，但是絕對沒有想到一切會來得這樣快。就在毛澤東批示同意恢復他工作的前一天，他還在為安排自己已婚的大女兒鄧林到北京工作，讓女兒女婿結束兩地分居的事情費著心。當父親所做的也就是提筆寫信給汪東興，請他再幫個忙。
信寫好了，還未發出，汪東興不請自到。
當然，汪東興不是為了解決他的家務事，而是專程通知他，毛澤東已經批示同意恢復他的工作，同時將《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的中央文件交給了鄧小平。
復出，已經成為事實！
儘管汪東興保持著公事公辦的神情，但他知道這個好消息一定會讓鄧小平感到意外。他將中央決定鄧小平復出前後的情況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辦公廳主任有個最大特點，那就是事無巨細、協調各方，而且協調起來能夠左右逢源、滴水不漏。汪東興頗有“總管”的風範。他在和鄧小平多年接觸中，始終保持著“合格總管”的角色。
送走帶來喜訊的汪東興，鄧家人又喜出望外地迎來了鄧穎超大姐⋯⋯
見到鄧穎超，鄧小平是那麼興奮。
鄧穎超和鄧小平同歲，但因為鄧穎超生日早鄧小平幾個月，所以鄧小平一直稱她大姐。這個大姐，與一般人稱的“大姐”意義又有所不同，不僅因為他們同姓鄧，而且彼此間生死相知半個世紀。鄧小平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就與兄長周恩來在法蘭西的土地上為爭取“自由解放”而並肩“戰鬥”了。
“文革”爆發後，兩家人中斷聯繫將近七年。再度重逢，鄧小平都有了第三代。鄧穎超格外感慨。等孩子們離開後，鄧穎超才全盤托出了此行的內容。原來她是受周恩來委託，來告訴鄧小平夫婦他本人的病情及檢查治療情況。鄧小平夫婦萬萬沒有想到，等待了七年，竟然得到的是半個世紀相知相伴的兄長與戰友罹患重病的消息，而且是癌症！
幾天後，3月28日晚上十點，周恩來、李先念和江青約見鄧小平。
這次約見等於是鄧小平恢復職務後的第一次正式談話，也是他近七年來第一次見到周恩來。
雖然周恩來見到鄧小平，情緒非常好，加上除去病灶，臉色氣色也恢復了很多，但周恩來的外形變化還是令鄧小平吃驚不小——他顯得那麼消瘦，蒼老而憔悴。
因為有江青在場，加之又是工作談話，周恩來與鄧小平縱有千言萬語，此時也只能默默相望，無法表達。但他們在一見一別的兩次握手中，感受到了彼此間久違的力量與親切。
第二天，毛澤東在他的書房召開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抓住機會，約鄧小平在開會前先去毛澤東那裡，與毛澤東單獨見個面。
兩人在經歷一場政治大風浪後再度見面，他們的內心是一番怎樣的感受，沒有人知道。但是鄧小平被毛澤東留下來參加了這次政治局會議。會上，由毛澤東提出，政治局當場作出決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鄧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這次政治局會議後，鄧小平正式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的工作。
身為副總理的鄧小平與妻子一起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療休養的周恩來夫婦。
鄧小平夫婦看著周恩來消瘦的面容，心中有說不出的悲傷。多年後，鄧小平對子女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還不勝傷懷。他說：“我們去看總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樣子了。我們相對無言。”
此時鄧小平能說甚麼呢？“文革”中經歷的風風雨雨、辛酸苦辣，豈是言語所能表達！見到鄧小平前來，周恩來很是高興。他歷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這次，他卻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傾吐的話都講了出來。他和鄧小平聊了很久，直到夜幕降臨，共進晚餐時，他們還在交談。
一轉眼，周恩來已在玉泉山休養沉默了二十多天，外界馬上敏感起來，放出五花八門的傳說，甚麼中國總理已被停職，甚麼周恩來身患重病⋯⋯那個年代，中國高層領導人總是頻繁被打倒，周恩來一有風吹草動自然會牽動外國新聞界的敏感神經。
4月8日，日本相撲團首次來中國表演訪問。周恩來借此機會向外界亮了相。會見後，他徑直回到西花廳，又開始了日理萬機的工作。在這些繁忙而緊張的日程中，他在尋找契機給鄧小平的公開亮相創造條件！
1973年４月12日晚，人民大會堂一樓的宴會廳裡燈火通明。
幾十張擺著鮮花和佳餚的餐桌旁，坐滿了中外來賓。大廳首端的主席台上，數百盆紅、黃兩色的牡丹組成四個鮮亮的大字：“團結友誼”。正中的紫絨帷幕上懸掛著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和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的巨幅畫像，畫像兩側張掛著中、柬兩國國旗；在主席台上方凌空橫展一條巨幅，紅底金字，光彩奪目：“熱烈歡迎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視察柬埔寨勝利歸來！”
七時整，宴會廳正中的枝形吊燈驀然發出光亮，工作人員緩緩打開大廳的兩扇玻璃門。
樂隊奏樂，來賓起立。
記者們紛紛舉起照相機、攝像機⋯⋯
在歡快的迎賓曲和熱烈的掌聲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及夫人帶領幾十位中、柬領導人，緩緩步入宴會廳。
突然，參加宴會的人們發現，隨同領導人和貴賓一道出現的，有一位個子不高但卻極其眼熟的人，大廳裡所有的目光都投向同一個方向，都固定在同一個人身上：“那是誰？——鄧小平？⋯⋯是鄧小平！”
“鄧小平也來了！”
“鄧小平解放了！”
是鄧小平！就是那個曾經被打倒了的“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
他仍舊穿著“打倒”前那身合體的灰色中山裝，仍舊留著挺拔的寸髮，臉上仍舊泛著安詳而自信的微笑。他神情自若地環視著大廳，隨著樂曲有節奏地鼓著掌，步履穩健地走向宴席桌旁那個屬於他的位置上⋯⋯
應邀前來參加宴會的一位匈牙利作家注視著眼前發生的戲劇性場面，十四年後，他在自己所著的《鄧小平》一書中對此作了如下的描述：“他（指鄧小平）孤獨一人站在大廳裡，他個子明顯矮小，但體形寬闊，顯得剛毅有力。身著深色的中式幹部服，但襪子是白色的。此刻，他當然知道，從遠處，從人民大會堂的許多圓桌旁邊，數百雙眼睛正好奇地注視著他，因為他是在消失之後又從被遺忘的角落裡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政治地震壓倒在地，爾後又恢復名譽、重新出台的人中間，他是地位最高的一個⋯⋯在那次令人難忘的招待會上，等待著宴會開始的中國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談，而他卻隻身孤影、緘默無聲。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歐洲人的眼睛，正掃視著所有在場的人，似乎這孤獨絲毫沒有使他感到難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勢，端詳同伴，準備迎接新的任務和鬥爭。”
這位匈牙利記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
參加此次宴會的外國記者宴席未散就紛紛搶先走出宴會廳，直奔近旁的郵電大樓，競相向全世界發佈這一重大新聞——鄧小平復出了！
一時之間，鄧小平復出成為海外人士評論中國問題的一個“熱點”話題。有一家外國媒體，形象地將鄧小平稱為“打不倒的小個子”。
一個月之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有關事宜。無疑，這對於剛剛復出的鄧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領導層又是一個機會。
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為了讓鄧小平更好地開展工作，是否可以考慮讓他重返政治局，因為當時的副總理除鄧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員。
江青一夥聞知後，又恨又怕。他們四處活動，極力阻撓鄧小平進入政治局。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釣魚台康生處密謀。江青說：“鄧小平要進了政治局，今後還有我們的發言權嗎？”
康生在一旁謀劃：“鄧小平進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眾是有意見的。這個情況你們搞個材料向主席報告嘛！”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更是肆無忌憚：“我要當面向主席提抗議，問問他文化大革命還算不算數了，走資派還要不要批判。”張春橋不愧為“軍師”：“康老，我記得1967年４月份你在軍委會議上有個講話，是專門批判鄧小平的，講得非常全面、深刻。”王洪文連忙應和：“對，應該把康老的講話找出來讓群眾學一學，現在許多人連鄧小平犯的甚麼錯誤都記不清了。”康生說：“其實，不用我的講話，也能擋住鄧小平，在全會的時候，告訴委員們別投鄧小平的票就是了。”江青一夥在幕後千方百計把他們在上海的死黨和幫兇大量塞進中央委員會，以增加他們在中央委員中的比重。
周恩來從延安返回後，因丹麥一起“雅典事件”引發毛澤東對外交部的不滿，他不得不作自我檢討。
轉眼到了6月，進入夏季。1973年6月，越南的客人又到了北京，提出去延安看看。周恩來欣然答應：“我自從解放以後一直沒有回過延安，也想去看看啊。”周恩來1947年離開延安，二十六年後，1973年6月9日，他陪同外賓又回到這裡。
周恩來這次回延安，故人難忘。他見到了當年的老鄰居楊步浩，他請老鄰居到他住的地方吃飯。看著老鄉大口大口地吃著香噴噴的米飯，周恩來的眼睛濕潤了。
中國革命都勝利二十多年了，可革命老區人民的生活依舊貧困，共產黨人該怎麼報答老區人民的養育之恩呢？周恩來在接見省、地負責同志，談到延安農業生產落後時，內疚地說：“我們在中央，對延安工作關照不夠。”接著他又提出延安三年改變面貌，五年糧食翻一番的期望。當他聽到負責人肯定的回答時，他一下子站了起來，伸出手和地委負責人一一擊掌。
周恩來十分動情地說：“五年糧食翻一番，我一定來！我一定來！只要我在世就一定來！”
就在周恩來在延安故地重遊之時，中國駐希臘王國大使館發生了因翻譯失誤導致的一起外交事件。大使工作粗疏，不僅將科威特國慶招待會日期搞錯一天，而且還誤入以色列使館去慶祝科威特的國慶節。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看到中國大使前來以色列大使館，與大使館官員熱情寒暄，感到非常意外，便問這是否意味著中共對這裡（指以色列）的政策有重大改變。記者問的是“這裡”，卻被中國的翻譯譯成了“雅典”。周大使聽罷就認為這是西方媒體在無理挑撥中國與希臘的關係，便給《紐約時報》記者回敬了一記“悶棍”。
外交無小事，這起“雅典事件”令人震驚，很快就彙報給了剛剛從延安返京的周總理。
周恩來對此特別惱怒，因為中共外交在受到“文革”破壞多年後，在他主持下才有所起色，如今卻出現了這麼一個荒唐透頂的大笑話。不久，總理辦公室以外交部名義發出通報，措辭十分嚴厲，認為此次事件是“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為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
去年8月初，他在接見回國述職的大使時所作報告的主題就是把“要批透極‘左’思潮”作為整頓外交部的突破口。他強調指出：“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火的，極‘左’思潮就是誇誇其談，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掛在甚麼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如果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要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
周恩來這篇批“左”的講話儘管只在外事系統內部作了傳達，但在社會上很快不脛而走，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讓飽受“文革”極“左”狂潮之苦的人們感到了某種快意。
這個講話造成了江青一夥對周恩來的強烈不滿。林彪垮台，江青一夥認為他們功勞最大，是他們與之不懈鬥爭的結果，也是他們不斷向毛澤東報告林彪種種劣跡的結果，怎麼批林整風的大好風頭就被周恩來佔了去呢？他們再次在毛澤東跟前狀告周恩來，讒言的結果就是風向的轉變。批林彪的“左傾”思潮變為了批林彪的極右思想。
這一次，原本周恩來可以借“雅典事件”好好整頓一下外交方面的問題，但出乎意料的是，毛澤東在以外交部名義上送的報告中大筆一揮，將“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刪去，改為“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並把駐希臘的周大使對錯誤的認識從“較好”改為“很好”。
由於毛澤東的介入，周恩來只能打消整頓外交部的念頭，要求外交部根據主席的批示重新估計這次錯誤的性質，並且說對周大使要鼓勵，對外通報中原來嚴厲的措辭也要改正。
一個月後，毛澤東召見王洪文、張春橋談話，從批評外交部的“雅典事件”的報告談起。毛澤東對這兩位“筆桿子”說：“你們兩位是負責搞‘十大’報告和黨章的，今天找你們來談幾件事。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大概你們也知道吧？大家說好，都說此文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繫⋯⋯”①
主管外交部的周恩來自然而然成了政治局會議上被江青等人重點攻擊的對象，即使是這樣的人身攻擊也披著一件動人的外衣—美其名曰“幫助恩來同志”。
被“幫助”的周恩來不得不中斷正在進行的化療，整日悶在辦公室裡寫起“大文章”。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苦撐危局，已經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在癌症與挨批的雙重打擊下，他依然顯露出他所具有的真實與崇高，但也為此失去了最佳治療時期和最佳環境，失去了寶貴的健康。
1973年8月5日，火熱的夏天裡，毛澤東用已經有些枯澀的情思，寫下了平生最後一首詩作—《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也就在同一天，毛澤東佈置了《封建論》的註釋任務。
1973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又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不久，中國大地上就掀起了一股批判孔子的政治旋風。
夏季即將過去的時候，北京迎來了提前召開的中共第十次黨代會。大會上，文革派與老幹部派實力相當，這個比例，令人驚喜。王洪文與華國鋒，一躍成為政治新星。
1973年８月24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了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十大”是因林彪集團的崩潰而被迫提前舉行的。
林彪死後，六位政治局委員被判定為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更多的中央委員被牽連進去，高層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許多空缺。如何填補這些高級將領留下的空缺，顯然是眾人關注的。
從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整整兩年沒有跨入人民大會堂。這一次，他在工作人員攙扶下，步履緩慢地登上了大會堂的主席台。他的身影剛一出現，全場的中央委員馬上起立，拼命地鼓掌，這種熱烈而感人的掌聲長時間在大會堂上空迴蕩。毛澤東不由得動情了，笑容漫上了面頰，他微笑著點頭致意，在主席台中央屬於他的位置上坐了下來⋯⋯
這次，毛澤東再沒有神采奕奕地出現在中央委員們的眼前。每次散會，他都是在台上和台下的委員和代表們退場之後，才吃力地起身，由工作人員攙扶著離開會場。
8月28日，大會選出了一百九十五位中央委員和一百二十四位候補中央委員，鄧小平、陳雲、譚震林等被打倒過的老幹部的名字赫然出現在中央委員的名單上。
新選出的中央委員們接著召開一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常委、主席和副主席。
人們注意到，頭上纏著白色毛巾、一身黑色布襖的大寨當家人陳永貴也進入了政治局，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說起來，陳永貴進政治局的過程似乎很簡單。一張印有陳永貴名字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發了下來，由各小組討論。在華北組的小組討論會上，陳永貴見名單上印著自己的名字，便有些不安。
這時參加華北組的周恩來說：“關於永貴同志來中央，在過去幾年就考慮過這個問題。大寨和昔陽在永貴同志領導下，始終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是經過考驗的。”
周恩來對陳永貴是很有好感的。他曾經三次去大寨，就在當年5月，患病後還去過一次。大寨社員在陳永貴帶領下，在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與天鬥、與地鬥，硬是在寸草不長的石頭山上，開闢了萬畝梯田，創造了一個了不起的神話。這個神話就是以後的大寨精神。從此，大寨名揚天下，為全國農業戰線樹起了一面旗幟。
隨著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的不斷普及和深入，陳永貴的政治地位也在不斷提高。
周恩來還很喜歡陳永貴的質樸。他敢直言批評，從沒有那些虛辭客套。
華北組的中央委員們聽了這番介紹，沒說二話，眾人一陣鼓掌，陳永貴就算通過了。
在這次“十大”上，38歲的王洪文出任黨中央副主席，50歲出頭的華國鋒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這兩人是在林彪叛逃身亡之後，分別從上海和湖南調來的。
黨內最年輕的副主席，是否能成為最後的接班人尚未定論。不過江青一夥在黨內卻多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砝碼。
與王洪文同時調來的華國鋒在“十大”閉幕後，接任了公安部長一職。
公安部長地位的重要性人所共知。從此，華國鋒能夠經常走近毛澤東，貼身保衛他老人家。在毛澤東身邊站穩了腳跟，就在中央高層站穩了腳跟。
也是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宣佈了一件人們渴盼已久的消息：“同志們，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對我們黨、對我們國家寄託著很大的希望⋯⋯”
因林彪事件整整中斷了兩年的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再一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然而，隨後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仍然是風雨交加，阻力重重。
1973年底毛澤東接受了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建議，決定把鄧小平請回政治局，並任命他為軍委委員。
12月12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兼會客室召集政治局會議，當眾宣佈了這一重大決定。
毛澤東先指揮大家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接著說：“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林彪步調不一致，所以不能勝利。甚麼大艦隊，小艦隊。”他又著重向大家談了鄧小平，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會犯錯誤。一做工
作，總要犯錯誤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個錯誤。”②隨後，周恩來親自草擬了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任職決定的通知。此後，凡遇有重大國事和外事活動，周恩來都力爭讓鄧小平一起
參加。鄧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頻頻亮相，江青等人看在眼裡、恨在心裡。他們尋找各種機會，壓制和刁難鄧小平。
也是從1973年底開始，一場批林批孔運動又在全國展開。江青一夥借機製造了一系列荒誕的事件，諸如白卷英雄上大學、批判晉劇《三上桃峰》、圍剿湘劇《園丁之歌》、借小學生日記批所謂“師道尊嚴”等等。
一個又一個的事件，他們的舉措進一步惡化了當時的政治局勢，“十大”以後剛剛恢復的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前後又被迫中斷了近一年時間。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江青一夥借批判孔子之機生當下之事，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了周恩來、指向了鄧小平。剛剛復出不久的鄧小平頂著巨大的壓力，在自己的崗位上艱難地主持著國務院的日常要務。
①採訪毛澤東英語翻譯章含之，1992年10月。 ②《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6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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