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堂北縣文學課：臺北縣文學家採訪小傳

名人推薦：以在地精神為畫布，擎筆揮灑文學光華
這二十位重量級文學家，以在地精神為畫布，擎筆盡情揮灑，深切孕育北縣地方文學采風，不僅引領了時代的文學發展，更承先啟後地開創出臺北縣文學的壯麗遠景，豐富這座城市的生命與心靈。
每一個城市都有著由歷史建成的獨有風貌，而臺北縣文學家所開創的文學成就，在在都勾勒出本縣子民的文化面容，透過文學家展現的雍容寬宏，使文學之炬得以傳承的同時，更鋪墊出本縣世事遞嬗中歷史之徑。「臺北縣文學」儼然已是一座逐季遍開花朵、飄滿花香的美麗花園。錫瑋衷心感謝文學家們在這座花園中執...

守護臺灣文學的母親──齊邦媛　／文．彭蕙仙
齊邦媛家的牆上，掛著一幅《The Reading Woman》（閱讀的女人）的畫，一位女性展書而讀，恬靜的構圖裡散發著安靜而滿足的氛圍；畫的下方，就是齊邦媛的書桌，桌上簡單錯落的資料、郵件裡，總有一本詩集，「無論心情高低，都去讀點詩吧。」她說。

在這張桌上，八十歲的齊邦媛開始書寫以文學為基調的回憶錄；五年後，她完成了《巨流河》，書寫的不只是個人，而是百年來，用各種方式獻身於他們所愛的國家、所愛的鄉土、所愛的親人同胞的許許多多有名或無名的英雄；《巨流河》是齊邦媛的自傳，也是一部記憶時代的史詩，超過一甲子歲月全心關注、扶持、撒種與耕耘的臺灣文學，自然是其中最引人入勝的篇章，「我教過大約三千多名學生，讓他們知道什麼是文學，」她說：「文學就是對痛苦心靈的一種支持，每個人、每個家庭都需要安慰的事情。」她說：「只有文學才能做到。」
文學給了齊邦媛一生的力量
二十歲，中國正進入到八年抗最艱苦的最後一年，在四川樂山的大學生涯中，惠特曼〈啊，船長！我的船長〉分解了她對多變世局、苦難中國和摯友張大飛（齊邦媛的義兄，投入空軍，1937年加入抗戰行列）在與日軍戰鬥中殉國的種種悲慟不安，詩裡面的心情也是她的心情；三十多年後她在臺大外文系教授英國文學史，站在中國唯一能自由講授、傳播西方文學的土地上，對著選擇文學的青年，用一聲最響亮的聲音讀出雪萊的詩；當她一邊念著這詩，一邊二十歲時上朱光潛老師的英詩課時，朱老師的朗讀聲，隔山隔海地乘著時光機來到臺大文學院的教室裡；文學讓齊邦媛的二十歲與台下學生的二十歲並轡而騎。
六十一歲時的一場重大車禍，躺在手術檯上，病房的漫漫長夜，齊邦媛靠著吟頌華滋華斯：「當我靈魂暫息，我已無塵世憂懼。」讓自己重新站起來，「我決定靠文學不靠止痛藥了。」
齊邦媛約在十歲左右就決定要走文學的路，因為留德的父親齊世英念哲學經濟系，因此自己也想走哲學的路，父親對她的志向沒多說什麼，只提醒她：「哲學是不容易讀的。」但她還是把哲學系列為第一志願；大一年將結束前，有一天，擔任教務長的朱光潛特別找齊邦媛一談，聽完她的讀書心得後，很明白地告訴她：「你沒有讀哲學系的慧根，還是轉到外文系吧。」這句話，改變了她的一生；教了幾十年書的齊邦媛，只要看到在「不合自己能力」的圈子裡打轉的學生，也會建議他們想想別的路子，「對那些一心想抓住文學但確實讀也讀不進去的學生，通常我會這麼說，你要不要去讀點實用的東西。」
轉到外文系後，齊邦媛的一生就離不開文學了。大學的幾位老師對她的影響非常深刻，因為他們彷彿都是拿著生命在教學。當時已是國學大師的朱光潛上課教英詩〈瑪格麗特的悲苦〉，想到有類似情境的古詩「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竟當場淚流雙頰。
齊邦媛說，那時候的生活簡單，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比較深刻，「人靠什麼活下去？就靠跟人互相給溫暖。」她說自己一生追求的就是這種簡單和深刻。
臺灣的第一場教科書革命齊邦媛兼任國立編譯館教科書組主任時，1968年，蔣中正總統下令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現在「一綱多本」還是「一綱多本選一本」意見分歧之際，1972年時，全由國立編譯館編印正式部定版本定於一尊。齊邦媛在這時接了負責編定教科書的工作，她說：「在那個年代，這不只是個『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個『政治判斷』的工作。」
她發現過去的國文課本政治色彩過重、大於文學性，全是些愛國主義、政治宣傳，這叫國中生怎麼消化得了？齊邦媛明知地雷遍布，還是硬著頭皮踏上了戰場。刪去大部分「培養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課文，加上楊喚的新詩〈夜〉、朱自清的〈背影〉等；並大力推薦黃春明的〈魚〉，在第一輪投票時沒有過，她特別拜託編審會再給一次機會；為求敗部復活，齊邦媛一一去找審查委員，仔細說明選這篇文章的理由；第二次投票，〈魚〉通過的那一刻，齊邦媛說自己「感動、感謝得熱淚盈眶。」就這樣，在那樣的年代，齊邦媛讓所有的國中生都有機會看到源自這片土地生動真實的情感和生活，認識臺灣各式各樣傑出的當代作家；多年後憶及此事，黃春明說，「齊邦媛不但是他個人的貴人，她也是守護臺灣文學的母親。」
其實那時的齊邦媛並不認識黃春明，事實上她幾乎不認識什麼作家，她並不以自己的背景和喜好選文。
臺靜農老師曾說，敢這麼編國本課，齊邦媛真是「有骨氣」；而她說有臺老師這句話的支持，在那艱難的戰場上，勝過千軍萬馬。
齊邦媛會去編國中教科書純屬意外，她到國立編譯館主持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計畫，因為負責編定教科書的主任辭職，她被派去兼任；儘管這一兼任，就兼出臺灣的第一場教科書革命，但預定做的中書西譯仍在進行著。

臺灣文學推介西方世界的推動者
齊邦媛說，中書西譯並不是她的本行，願意做這個工作，除了對文學的喜愛，還有個心路歷程。1967年，她第一次接受美國國務院提供的傅爾布萊特獎助金到美國進行研究，發現在世界文學中所謂的「中國文學」，竟然僅指古典文學，現代文學部分也只從五四談到30年代；30年代之後的中國像是沒有文學，國外對臺灣的作家及作品更是一無所知，「但臺灣確實有很多優秀的寫作者，有很好的作品。」相對於彼岸大陸正風起雲湧的化大革命，「臺灣的民主和漸漸富裕的發展，讓作家有了安心的寫作環境。」齊邦媛說，臺灣作家已創作出值得傳誦的作品，只是外國人不了解，她一直期望有人可以用英文把臺灣文學介紹給西方世界的讀者，「只是怎麼也沒想到，接下這個挑戰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1973年，齊邦媛邀請了余光中、李達三、何欣與吳奚真合組「五人編譯小組」，分成詩、散文和小說三種文類，選擇從1949年到1974年間臺灣出版的作品，並著人翻譯成英文，七十多萬字的英譯本《中國現代文學選集》，1975年由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
就這樣，西方讀者有機會讀到楊牧的詩、林懷民的小說，也認識他們筆下的臺灣。這是第一部英文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大系，文學界和學術界評價很高，也是國外學界研究臺灣現代文學的重要參考書，齊邦媛回憶說：「我可以將臺灣的文學透過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心裡非常安慰。」
除了《中國現代文學選集》，齊邦媛另一個與臺灣文學的淵源是擔任中華民國筆會的顧問與總編輯。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1921年成立於倫敦，其中的「PEN」是「poet」（詩人）、「essayist」（散文家）和「novelist」（小說家）的縮寫。1924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1953年中華民國筆會在臺灣復會，1972年秋，《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刊，英譯臺灣文學創作介紹給西方讀者；首任總編輯殷張蘭熙，齊邦媛擔任顧問；1992年，殷張蘭熙基於健康因素卸下總編輯之職，齊邦媛「以承受好友陣前託孤的心情」接任，繼續為臺灣文學的國際化奉獻心力，前後九年。
1985年，齊邦媛應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之邀，講授臺灣文學，「我選了賴和的《一桿秤仔》、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白先勇的《臺北人》等作為教材。」此外，她對臺灣新生代創作者不吝嗇的鼓勵溫暖了許多人，陳芳明說：「最早帶我走向臺灣文學之路的就是齊老師。」
齊邦媛說，希望大家「能寫的人就寫，能讀的人就讀。」多用文學安慰自己的人生，也讓人跟人之間，有更多的對話與理解，「讓人看到多一點臺灣的可愛。」

晃遊人文的步行者──舒國治　／文．李上儀
聖嬰的五月下旬，溫度竟已飆破三十一度。在亮晃晃的艷陽下從金華街走到永康街，已然一身是汗。舒國治剛從北京歸來，約我們下午四點在永康街75巷19號的「青康藏書房」碰頭。隔著淺褐色的落地玻璃，看到他瘦高單薄的人影，側立在書牆之前，專注的翻閱手上的書；星期五的午後，他是「青康藏」唯一的客人。
見我和攝影陳文發推門而入，他即領著我們穿梭在巷弄之間，要去「尋找一間『合適的』咖啡館」。雖然時常路過永康街，卻從來沒想到有一天會和舒國治走在這條他筆下常出現的街道。他身高腿長，我們得用小跑步的速度才能跟得上他悠閒的一跨。
舒國治在＜走路＞一文裡曾說：「途中風景之佳與不佳，便道出了人命運之好與不好。…原本人皆有的，只是太多人為了錢或其他一些東西把這自由給交換掉了。」跟著他走路，的確有了新的眼光和體悟；每走一、兩步，就會發現巷子裡的林蔭之後藏著隱蔽幽靜的咖啡館、酒吧、古董店、茶館…。
舒國治說：「我只是個平凡、隨性的人。」他甚至曾為自己下過這樣自嘲的註腳：「隨遇而安，能混且混，個性迷糊，自欺欺人。」雖然七○年代就開始寫散文，但一直在不斷的晃盪中生活，作品不多。九○年代後期，舒式寫作風格帶動了清新簡樸的生活美學，不但被年輕人奉為「旅行生活」的聖經，很多中產階級的男男女女也對「舒式哲學」趨之若鶩。
舒國治祖籍浙江，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生於台北市。回顧自己喜歡「遊玩」的歷史，他說，遠從國小時代就已開始。當時台北縣市的概念和現在有很大的不同；所謂的台北市，北不及士林鎮；永和也還不是一個市而是個熱鬧的小鎮。他唸仁愛國小時，為了探看遷居的鄰居，越過一畝鄰著一畝的田地，到了永和。
「我還記得看到了綠鐵木柄的打水幫浦，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永和的生活情調。」
對當時的舒國治來說，與台北市僅隔著一條中正橋的台北縣，始終有一種「距離的美感」。後來去永和的次數多了，他還發現一片片的葡萄園，「成串碧綠、飽滿的葡萄，個個肥美、可口，我家葡萄樹結出來的果實實在不能相比。」
上了仁愛初中、成功高中後，舒國治的年少時期悠遊在漫畫和電影之間，也不時和友人在台北縣市遊蕩：鷺鷥潭、碧潭、銀河洞、陽明山、內雙溪、外雙溪、小北街…。
「剛上高中的時候，對野外活動像發了瘋一樣的著迷。」舒國治細數足跡之所至，最愛到福隆海水浴場露營，升起一叢營火、錄音機放著搖滾樂…；常去的鷺鷥潭也讓他念念不忘，「可惜鷺鷥潭已經被翡翠水庫淹沒了！」
年少時的禮拜天野遊記憶，構築了舒國治對早期台北周邊生活的認識。然而他最熟悉的地方還是永和。尤其是六○年代新蓋了樂華戲院和國華戲院後，他最愛去那裡看二輪電影。
1972年，舒國治考進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電影科編導組。畢業後，他進入《時報周刊》上班，並在廣告公司兼差寫文案。雖然是電影科班出身，與當時台灣新浪潮電影的新銳導演楊德昌、侯孝賢、張毅、王維明等人交好，但舒國治並沒有走上專業的電影之路，而是成了「晃蕩人文的徒步者」。1979年以＜村人遇難記＞獲得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優等獎一舉成名，被評審詹宏志譽為「最好的作品使理論家無言以對」。
不過舒國治還是拍過一些紀錄片，並且在楊德昌和侯孝賢的電影裡客串過不少角色。他演的角色一逕都是觀眾記不住的人物，符合他不按牌理出牌的性格；尤其在他的世新老同學余為彥執導的《月光少年》裡飾演「植物人」，沒有一句台辭、一個表情，更可謂「經典」之作。
舒國治真正投入一本書的寫作是1981年，辭去工作在花園新城租房子，閉關半年多完成《讀金庸偶得》一書。他解釋說：「其實我讀的武俠小說很有限，當時遠景出版社負責人沈登恩先生找我寫一本與武俠有關的書，才有了《讀金庸偶得》這本書。」
舒國治回憶說，「那時附近有些工地正在施工，工人們找一個外省老伯『包飯』，我也跟著去搭伙，吃了不少好菜。」有時則約一、兩個朋友，下廚燒個三、四道菜解饞；飯後還有人抱把吉他，在陽台上哼唱美國民謠，頗有悠遠閑逸的雅趣。
雖說是閉關寫作，舒國治還是常常下山去台北市區遊蕩，再趕最後一班社區交巴士回花園新城。《讀金庸偶得》出版後，沈登恩給他十萬塊版稅，1983年他就帶著這筆錢啟程去美國。不同的是，當年赴美的年輕人是去留學，舒國治卻是去流浪。在美國七年間，短程的流浪不計其數，長程的流浪是從東岸到西岸，獨自開車橫跨美國大陸，在當時可說是人人讚嘆的壯舉。他在＜流浪的藝術＞一文中，寫出流浪的奧義：「純粹的流浪。即使有能花的錢，也不花。…流浪要用盡你能用盡的所有姿勢。」
流浪了那麼多地方，舒國治常被人問：「哪裡你最喜歡？」他的回答沒有一次符合人們的期待。後來他乾脆自己寫了一篇＜哪裡你最喜歡？＞，在文裡如是自道：「或許我太容易去到了這些地方，接著又離開它們，故我很難說查爾斯敦比夏洛茲維爾好，說紐澳良比曼斐斯好，說柏克萊比聖地牙哥好，說丟潤比普羅維登斯好…」所以，他的結論是：「『哪裡你最喜歡？』我真希望能夠回答。」
1990年冬天，舒國治回到台灣，繼續他的「晃遊」生活，並持續發表散文作品。他開始注意台灣的常民生活，寫旅行、小吃、見聞雜憶…：＜水城台北＞＜永遠的碧潭＞＜無中生有之鎮－永和＞…都曾喚起許多人的回憶與共鳴。
「我們缺的不是錢，是生活。」這是他當時的名言。
他說，「我是用最粗陋、最簡約、最省的方法，來混著把自己的日子過下去。」
1997年，他以〈香港獨遊〉獲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並自印與畫家鄭在東合作的繪本《台灣重遊》，充滿古樸台灣的氣質。1998年，他以在美期間的生活寫成＜遙遠的公路＞，獲得長榮航空第一屆寰宇旅行文學獎首獎。2000年出版《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盪》。2006年出版《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與睡覺》、《門外漢的京都》。舒國治的敘事風格簡單俐落，文字帶著文言與白話交融的舒緩特質，使他的散文具有一種與現實若即若離的獨白意境。
政大新聞系副教授柯裕棻說：「文章寫得好的人需要患有文字的潔癖，舒國治散文最大的特色之ㄧ在於情緒的控制精準得宜，他絕不會對著山水做身世之浩嘆，也不會洋洋灑灑發家國之愁思。」的確，閱讀舒國治的作品，就像與他相處談話一樣，全然的放鬆，沒有任何的壓力。
這兩年，舒國治接連出了兩本與吃有關的散文集《台北小吃札記》和《窮中談吃》，細細描述隱逸在街頭巷弄的小吃、料理；即使是便當、自助餐，在他的筆下也饒富興味。舒國治說，中國人本來就懂得過窮日子，「沒有必要因為窮而抱屈喊冤，那不過就是吃淡一點、燈暗一點、擺飾少一點罷了。」
他把過窮日子的經驗，視為「門道」的累積：「因為窮，所以發展出細膩的技術去解決『窮』的環境，所以，每個人也不過就是在用自己的門道，反映他的生活哲學與歷史。」
2010年1月，舒國治的《理想的下午》在中國大陸出了簡體字版。他不改對傳統閱讀型態的潔癖，堅持不讓書稿放上電子媒體連載，因為他希望讀者多讀紙本書。不管他的堅持是否和市場主流意見相左，「舒式生活風格」似乎已經悄悄的擾動了中國傳統的生活步調，將會逐步的滲透，改變當地人的生活思維。
舒國治目前租住在龍安國小附近，家裡沒有電視、冷氣、電腦；甚至這兩年才終於添購了一台洗衣機。他說，「與其說我把慾望降低，不如說是讓慾望的質地更好。」——這句話充分詮釋了「舒式」的生活哲學。
結束了訪談與攝影，臨別之際，舒國治忽地回頭叫住我：「金華街不適人行，別忘了穿過小巷子，你會找到更多悠閒。」
要學會品嚐「舒式」晃遊的生活，還真有一大段學習的路呢！

作者簡介 舒國治
1952年生。原籍浙江，在台北出生、長大。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電影科編導組畢業。曾任職於《時報周刊》，並在廣告公司兼差寫文案。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寫作，作品以散文為主。1978年以〈村人遇難記〉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嶄露頭角。1983至1990浪跡美國七年。舒國治的作品在精不在多，文字帶著文言與白話交融的舒緩特質，白描功夫精湛，具有一種與現實若即若離的獨白意境。1997年以〈香港獨遊〉獲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2000年出版《理想的下午》，帶動旅行寫作的風潮。1998年他以美國流浪生活寫成〈遙遠的公路〉，獲長榮旅行文學獎首獎。舒國治自敘「我是到了四十歲，還在把高中生活無限期延長…」，好談旅行、流浪、小吃、生活、電影、搖滾…，題材寬廣，風格自成一家，被稱為「晃遊人文的步行者」。著有《讀金庸偶得》《台灣重遊》《流浪集》《理想的下午》《門外漢的京都》《台北小吃札記》《生活筆記》等書。

陳幸蕙──用紀律圓夢的長跑者　／文．蘇惠昭
我習於以「文字工作者」而非「作家」的稱謂為自己定位。在我心目中，「作家」是一個神聖莊嚴的字眼，這項桂冠，應謹慎使用。如果四、五十年後，我仍在創作的道路上行走，並且保有如初的熱情，那麼再接受這頂桂冠不遲。　－－《黎明心情》
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是1988年，陳幸蕙出版第四本散文集《黎明心情》，距離她的第一本書《群樹之歌》已十一年，那時她已辭去教職，專業寫作，專心扮演妻子與母親，也開始藉慢跑平衡勞心的伏案工作，鍛鍊身心。
二十二年後的今天，2010年，她仍在創作的道路上行走，熱情如初，並且在漫長的時光中，自我修煉成余光中專家，敬謹繳交《悅讀余光中——詩卷》、《悅讀余光中——散文卷》、《悅讀余光中——遊記卷》三書，以及自我鍛鍊成一名真正的馬拉松跑者。2008年，五十五歲的陳幸蕙，慢跑多年後於太魯閣完成她人生中的第一場馬拉松，此後兩年總共跑完七趟，「身心狀態越來越好」，紀錄繼續累進中，一排獎章躺在書房裡見證每一段汗水沿著42公里又195公尺長路滴落的過程。
她在新店中正路的家，這十多年來，駐守在玄關前待命的鞋將們，全體一致是球鞋。

村上春樹當然是名副其實的「馬拉松作家」。
而不跑馬拉松的余光中，陳幸蕙以為，若從抽象或精神意義來看，他更是意志、自信、積極性、內在能量與持續力驚人的「馬拉松作家」。
寂寞的童年為文學起跑點
因為跑馬拉松，如今陳幸蕙變得習慣採用「馬拉松觀點」看待人情世事，也看待她的「文字工作」，馬拉松的盡頭在天涯望也望不穿，馬拉松跑者不回首，但寂寞的童年確定是陳幸蕙的文學起跑點。
陳幸蕙在高雄鳳山度過寂寞的童年，父親母親都是公務員，姊姊上學，妹妹進托兒所，她經常一個人在家抱著貓，反覆閱讀每一本童書直到化為骨血，因此對文字著魔，自己也塗塗寫寫起來，在一個人的閱讀和寫字中，習慣了這樣的寂寞也享受這樣的寂寞。國中以後她開始寫日記，夜夜與自己交談，後來成了高雄女中的學生，並以看似最靠近寫作之路的中文系為第一志願，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不顧家人反對，為自己下的決定。
熱愛文學，注定寫作，陳幸蕙堅信「文字工作者」是她的路，她的文學信仰與文學基因強烈到遺傳給了一兒一女，一個原來念政治，一個學國際企業，都先後轉到文學，如今兩人同在英國攻讀文學博士。
然而中文系與寫作似近還遠，有時反倒成為創作的束縛。從臺大中文系到中文研究所，陳幸蕙於中國文學領域浸泡了七年，她認為學院教育最大收穫是「培養出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熱愛」，因為古典文學的底子深厚紮實，陳幸蕙自認在文字的驅遣運用上暢通無礙，也因為學院的訓練，有助她日後以學術眼光編選爾雅年度散文選和文學批評選多年。只是寫作是動用感情多於技巧的，陳幸蕙之所以選擇專攻散文，這一點在一次與學妹簡媜的對談中說過，一來散文這文體遼闊而樸實，比較能剝落繁複的技巧表演，貼近她親切溫暖，平易近人的文字風格，這其實很不中文系。二來是與性格相近，她人老實單純，拙於狡詐，寫作題材多從生活所見所聞延伸再文學化，而寫小說需要動用複雜的心思，可以嘗試，但淺嘗即止。
果然陳幸蕙寫了小說，也偷偷寫了詩，但散文之於她，用簡媜的說法，不管怎樣，是「明媒正娶」的。
《群樹之歌》是陳幸蕙的第一本散文集，詠樹詠花，寫星寫月寫流螢，抒情浪漫，那時她和一名不甚浪漫的土木系男子結為夫妻，之後做了母親。作家、妻子、母親，身分忽然多重起來，像脖子上長出三顆腦袋。
隔年她赴北一女任教，又多了一顆腦袋，國文老師。

簡單就是美
陳幸蕙的性格裡，除了樂觀正向，最鮮明的應該就是「執著」與「認真」，從北一女到國防管理學院，有十年的時間，她教書、寫作，用傳統的說法，同時相夫教子，兵荒馬亂之中，每一個角色她都堅持認真扮演到底，其間出版短篇小說集《昨夜星辰》、散文集《把愛還諸天地》，並撰寫「軍校教師手記」專欄，因之還當選第一屆臺大十大傑出青年校友，然而每一天的時間就這麼多，陳幸蕙逐漸體悟到必須有所捨棄，捨棄什麼？對她來說，答案很簡單，家庭與寫作永遠並列人生第一，教書其次，於是力排「鐵飯碗萬萬不可丟」之眾議，辭去教職，專業寫作，專業當妻子與母親，那是1986年。
她藉「簡單就是美」一文揭示寫作於己的四個意義－－
　它是我和這個世界的溝通方式。
　它是我回饋這個世界的一個管道。
　它是我提升自己的途徑。
　它是我更深入地了解自我、更親密地貼近自我的一種過程。
循著自己定下的指標，陳幸蕙繼而寫出《現代女性的四個大夢》系列及其延伸之作《樂在婚姻》，以文學之筆析探女性在事業、愛情、婚姻之間的歡喜與悲苦。《青少年的四個大夢》四書則是為進入青春期的孩子而寫，她希望這些文字像一束陽光，一把鮮花，帶領讀者穿越成長的暴風圈。
「悅讀」余光中
而研究余光中是冥冥中注定？陳幸蕙淡然一笑，算是默認。
余光中宛如一脈深山。一開始是《幼獅文藝》邀陳幸蕙開寫專欄，她從學生時代就讀余光中，教書時也以余詩為課外教材，累積許多讀詩心得，便決定「以散文的筆調，說故事的方式、分享的心情」，藉機論寫余詩，既論寫余詩，自然擴及散文，散文中又多遊記，亦可自成一格，「悅讀」余光中便是陳幸蕙順著自然的讀書因緣順勢發展而成的縱走與橫斷。
陳幸蕙與余光中冥冥中自有因緣。
如果你看過陳幸蕙的簽名，會感覺似曾相識，竟是余體，是余光中字跡的微調與小小變形，兩者給人一樣強烈的印象：這寫字的人真是愛字敬字呵。是因為長期研究余光中進而寫字也余光中起來嗎？真的不是，有書為證，1989年，早在陳幸蕙書寫余光中之前，大雁出版的《被美撞了一下》（如今只餘孤本），紙頁間便留下她的手寫體，任誰看了都會說，這和余光中的字分明同卵雙胞胎。
其實余光中也讀了不少陳幸蕙的散文，多所讚美，亦有提點。透過「銀匙勺海的世間女子」一文，余光中看陳幸蕙的人：「……性情溫柔敦厚，態度宛轉從容，笑談之間未曾道人之短，訴人之非，純真之中幾乎帶一點孩子氣」。讀她的文：「筆法綿密而細緻，加上輕倩靈巧的想像」，「無論寫的是那一類小品，她的心情總是滿溢著喜悅與感激。她俯仰天地，親近鄉土，流連市井，投入生活，對一切都坦坦蕩蕩，呼吸著一個全無敵意不須戒心的世界」。
也就是說，陳幸蕙其人其文沒有黑暗面，她自己也如此認知，沙特說「真正的文學，是叫人不舒服的」，她無法認同，不能服氣，「難道文學不能使人歡娛舒適？難道人生就真的如此荒蕪？」
許多年後，在《悅讀余光中——散文卷》前言，余光中又說話了：「她（陳幸蕙）的工夫下得很深，不但遍讀了我的散文，更旁及我的詩作與評論，所以無論是主觀的欣賞或客觀的分析，都能舉出我相關的詩篇或論述來並比印證，真的是打通了任督二脈」
任督二脈打通了嗎？「研究余光中，沒有畢業之期」陳幸蕙在「畢業之作」《悅讀余光中——遊記卷》繳交後，仍然每日閱讀／悅讀余光中，「這不僅是昔日閱讀線的延長，我相信，也應該是一個選擇這『雪峰之下內燃著火山』的作家為研究主題的人，必要的紀律」
馬拉松跑者需要的就是日復一日的紀律。成為馬拉松跑者後，陳幸蕙回頭看自己這一路過來的閱讀、寫作、研究余光中，「原來都是我的馬拉松」，即使文學書的黃金歲月不再，「我對寫作的忠誠也從來沒有變過」。她的人生有太多場的馬拉松，為了與在劍橋攻讀博士的女兒「一起奮鬥」，五十歲後她自修日文至今，準備參加檢定考試，這是馬拉松精神。基於人道主義與環境保育，從減少肉食逐漸過度到完全蔬食，這也是一種馬拉松精神。馬拉松很辛苦，宛如修行，沒有親身投入的人以為人生不值得如此自找苦受，「但樂趣來自於辛苦，來自於堅持和自我征服，所以我不想放棄，人不要常常放棄，那會成為一種習慣」。辛苦倍極後湧現的快樂轉化成為一種非世俗意義的「玩」，於是陳幸蕙便宣稱自己以「玩」度日，生活是「玩」，寫作是「玩」，因為生活不會枯竭，寫作也不會，像不停止的，永遠向前的奔跑。
陳幸蕙就這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更加幸福的是，因馬拉松的緣故，她對未來的無限可能充滿期待，滿懷興奮，不過等待陳幸蕙新作的人可能必須有耐心，關於跑步、日文、蔬食的種種體驗，雖然她已經做好前置作業，該輸入的檔案都已輸入，「但現在還不到寫的時候」，這許多用時光換來的馬拉松故事啊，她要等到時機成熟的那一天，酒杯已滿時，再好好說個夠。
陳幸蕙簡介
素有臺灣第四代散文家之稱的陳幸蕙，以研究余光中聞名。漢口市人，1953年8月15日生於臺中縣清水鎮，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碩士。任教於北一女中、國防管理學院文史系、臺北師範學院及清華大學等。現辭去教職，專司寫作。
創作以散文為主，小說、評論次之。曾獲幼獅文藝獎、中山文藝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十大傑出女青年等獎項。
著作包括：論述《采菊東籬下》、《愛與失望——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研究》、《悅讀余光中——詩卷》、《悅讀余光中——散文卷》、《悅讀余光中——遊記卷》，小說《昨夜星辰》和散文《閒情逸趣》、《群樹之歌》、《黎明心情》、《被美撞了一下》、《現代女性的四個大夢》、《樂在婚姻》、《青少年的四個大夢》等。


寫作風格
筆法綿密而細緻，再加之輕倩靈巧的想像。早期散文以抒情為主，寫作題材大都從生活所見所聞延伸再文學化，較具理想主義色彩，之後轉型較為落實及理性，展現其心靈成熟之樣貌。小說則是透過日常接觸的事件人物，加以組織剪裁而成。

守護臺灣文學的母親──齊邦媛　／文．彭蕙仙
齊邦媛家的牆上，掛著一幅《The Reading Woman》（閱讀的女人）的畫，一位女性展書而讀，恬靜的構圖裡散發著安靜而滿足的氛圍；畫的下方，就是齊邦媛的書桌，桌上簡單錯落的資料、郵件裡，總有一本詩集，「無論心情高低，都去讀點詩吧。」她說。

在這張桌上，八十歲的齊邦媛開始書寫以文學為基調的回憶錄；五年後，她完成了《巨流河》，書寫的不只是個人，而是百年來，用各種方式獻身於他們所愛的國家、所愛的鄉土、所愛的親人同胞的許許多多有名或無名的英雄；《巨流河》是齊邦媛的自傳，...

齊邦媛　守護臺灣文學的母親
「我教過大約三千多名學生，讓他們知道什麼是文學，」她說：「文學就是對痛苦心靈的一種支持，每個人、每個家庭都需要安慰的事情。……只有文學才能做到。」齊邦媛對臺灣新生代創作者不吝嗇的鼓勵溫暖了許多人。

陳若曦　揮筆如刀的無悔者
七十歲的陳若曦以一本直言無諱，秋風掃落葉一般的《堅持‧無悔》回顧了她的這一路走來。她吃過苦，做過噩夢，她願意承認投奔中國大陸「失敗以終」，她的記憶裡還有太多「文人的另外一面」。

林煥彰　童心未泯的行動詩人
林煥彰回想創作歷程，雖因經常身兼多份工作，個人時間總是零散片段，但創作不曾停歇過。……他耕耘詩壇五十年，樂在其中，實出於文學作品的生命比個人的生命長，這是他心心念念的動力所在。詩人林煥彰有「右手寫詩，左手畫畫」的稱譽，可見寫詩之外的才情。

張香華　「絲」一般的女詩人
張香華天生是個樂觀主義者，並不特別注意身邊流動的不安，個人創作始終維持自己的風格。她的詩清新淡雅，取材自人生現實的種種閱歷，對生活有細微的體察，自認其詩作「沒有批判性格，也沒有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因為，詩，是我逃避現實的途徑，一個可以獨處的空間。」

王邦雄　乾坤天地的研道者
他寫文章警惕世道人心，用整個青春生命關懷中國的現代化，為中國千年傳統打抱不平，企圖為中國的現代化找出一條「中學為體，中學為用」之路以澆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衝突與烽火。

秦賢次　文學史料的蒐藏家
有人說秦賢次堪稱是三○年代文學史料的福爾摩斯，他喜歡在史料間抽絲剝繭，找出真正的答案，「讓後繼者不再重複錯誤，已是好大的進步了，」而他則享受採集資料及探案破案的樂趣中。他早已成為臺灣研究三○年代文學史料的第一把交椅，永遠燃燒著文學史料先行者的熱情。

季季　紙上行雲的煮字者
在創作上，她是臺灣女作家的代表之一，至今仍每天寫作，「要把很多沒寫的故事寫出來」；在工作上，身兼專業編輯人三十年，提攜後進不遺餘力，目前除了在政大「文學創作坊」擔任指導教師，也常私下關懷年輕的寫作後輩。

施淑　傲岸簡練的淡泊者
施淑的左翼色彩強烈，認為心中懷抱理想，生活的意義得以彰顯，人生才有價值；因隨自己的生命步調前進，不在意他人眼光和看法，名利之心淡泊，程度可說是「淡泊天真到令人髮指的地步」。她對外界榮辱置身事外，不論他人是非和學界祕辛，只談學術、藝術、時事和有趣的事。

李元貞　女性．文學．運動的三重唱
她喜歡在家創作，多半是結束一天的繁忙回到家，放鬆、沉靜下來，等待靈光乍現的時刻，再思索一夜，隔天寫下之後再反覆修改。她認為創作是種「孤獨」、「非人性」的行為，女人單身生活才方便全心投入。

樸月　獨鍾古典的傳唱者
常有人笑樸月是「今之古人」；喜讀的是古典文學，擅寫的是歷史小說，連寫詩都是古體的詩詞而不是新詩！……她以「自學」的方式，沉浸在古典詩詞、文史間，無形中為她奠下成為「今之古人」的基礎。

奚淞　現代版「封神榜裡的哪吒」
從對生命的困惑，亟欲解脫，乃至得到真正的自由，奚淞說，這就是他一輩子走過的歷程，透過文字、毛筆、油彩、雕刻刀所創作的小說、散文，所抄錄的心經，所恭繪的白描觀音、佛傳油畫及木刻板畫……都是他用來解決生命疑惑的工具。

莫渝　以「苦竹」自許的杏壇詩人
莫渝詩作的題材，除了生活經驗的觀察、心性的感懷，也透過旅遊見聞的書寫，表露對歷史人物、自然山川的遐思。天災與人禍，也經常撞擊他的創作心靈，例如臺北縣的海山煤礦爆炸、南投縣的921大地震，都在他的詩作裡留下了深刻的紀錄。

蔣勳　「美」的佈道者
七○年代末即定居八里鄉淡水河畔的蔣勳，一直講求的就是「美」的生活。他喜歡坐在靠窗的書桌邊，遙望對岸觀音山的天光雲影，在幽靜的氣氛中沉思、作畫、寫文章。他以敏銳的觀察，優雅的文字，簡鍊的語言，使美學的涵養與常民生活融合，豐富了人們的心靈。

心岱　編輯檯上的筆耕者
「只有文字才是感情的出口，我可以盡情丟出各種現實中不能問的問題；……很多很多際遇其實不是我的選擇，是那個時空，那個社會環境選擇了我，是生命的偶然和必然選擇了我，決定了我的流向……」許多年後心岱為她的「報導文學家人生」下了注腳。

簡政珍　兼具理論思維的學者詩人
他在詩壇盛行主知、主情的兩極對立中，追求中庸的詩意表達，認為詩人的思維應該是「意象」的投射而不是「直敘」；既不宜濫情，也不是哲學概念，他稱之為「意象思維」。詩界的朋友稱譽他為「極具生命感和哲學厚度的詩人」。

袁瓊瓊　與生俱來的叛逆者
袁瓊瓊是八○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說大多細膩描寫女性在婚姻家庭與傳統社會裡所面臨的困境。在她筆下的女性，總是保持安靜，接受社會制約，容忍丈夫外遇；與此對照，袁瓊瓊自己則是另一種極端：剛強叛逆，隨心所欲。

凌拂　看山看水的因緣者
她帶著一系列的寫作計畫退休，卻隨業流轉的，走到另一條路上，換了一個角度，學習用佛法的觀點回看過去種種，萬事萬象，包括她的寫作，她的無明，然後發現「隱隱然有比文學更上面的東西」。

舒國治　晃遊人文的步行者
舒國治說：「我只是個平凡、隨性的人。」九○年代後期，舒式寫作風格帶動了清新簡樸的生活美學，不但被年輕人奉為「旅行生活」的聖經，很多中產階級的男男女女也對「舒式哲學」趨之若鶩。

吳念真　人間運鏡的文壇奇才
吳念真，不僅僅是作家，還是導演、編劇、演員、主持人、廣告人……並且也會繪畫和唱歌。他的小說、電影和舞台劇，深刻紀錄臺灣早期的社會面貌與價值流變；他代言的廣告是產品暢銷的保證，廣告詞也經常成為獨領風騷的「流行語」。

陳幸蕙　用紀律圓夢的文學長跑者
成為馬拉松跑者後，陳幸蕙回頭看自己這一路過來的閱讀、寫作、研究余光中，「原來都是我的馬拉松」，即使文學書的黃金歲月不再，「我對寫作的忠誠也從來沒有變過」。陳幸蕙就這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齊邦媛　守護臺灣文學的母親
「我教過大約三千多名學生，讓他們知道什麼是文學，」她說：「文學就是對痛苦心靈的一種支持，每個人、每個家庭都需要安慰的事情。……只有文學才能做到。」齊邦媛對臺灣新生代創作者不吝嗇的鼓勵溫暖了許多人。

陳若曦　揮筆如刀的無悔者
七十歲的陳若曦以一本直言無諱，秋風掃落葉一般的《堅持‧無悔》回顧了她的這一路走來。她吃過苦，做過噩夢，她願意承認投奔中國大陸「失敗以終」，她的記憶裡還有太多「文人的另外一面」。

林煥彰　童心未泯的行動詩人
林煥彰回想創作歷程，雖因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