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字退之，我國唐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生於唐代宗大曆三年（西元七六八年）。祖籍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昌黎（三國魏郡名，隋時已廢）韓氏為一時著名的望族，韓愈常自稱「昌黎韓愈」，後人亦稱他為韓昌黎。
韓愈的生平
韓愈的先世出於漢代韓王信、弓高侯頹當之後。祖先中也出過一些封王封侯的顯貴大官，但到他曾祖、祖父、父親這三代，都只做過小官吏。他的曾祖韓泰為唐曹州司馬，祖父韓睿素為桂州都督府長史，父親韓仲卿歷官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後改鄱陽令。韓愈的家族有著文學傳統，他的二叔韓雲卿曾被李白稱為「文章冠世」（《李太白全集‧武昌宰韓君去思碑頌》），他的長兄韓會也能文，柳宗元說他「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柳河東集‧先君石表陰先友記》）韓愈就是在文學氣氛濃厚的環境中長大的。韓愈出生在京城長安，當時他的父親韓仲卿正在長安任祕書郎。韓愈出生才二月，他的母親便逝世了，三歲時，父親又去世了，於是只得依賴長兄韓會和嫂嫂鄭氏的撫養。十歲時，韓會被貶為韶州（今廣東曲江縣）刺史，他隨兄嫂同至韶州。不久，韓會病故，他又隨寡嫂北歸河陽，時值戰亂，乃輾轉南下，來到宣城，靠微薄財產度日。孤苦的身世更激起了他勤奮好學的精神，新舊《唐書》本傳都說他「自以孤子」，「刻苦學儒，不俟獎勵」，「日記數千百言」，所以他十三歲便能文，並且從獨孤及、梁肅等人遊學。他曾自稱「自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岳陽樓別竇司直〉）可見少年時在胸中就懷有雄心壯志，欲為國家做一番大事業。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年），韓愈十九歲，來到京城長安考進士。由於家中沒有什麼產業，而京中物價又高，因而他的生活相當窘困，不得不奔走於權豪勢要門下，甚至攔馬求見北平王馬燧，乞求給予接濟。在科場上，儘管他文才出眾，卻連遭挫敗。先後參加四次進士考試，直到貞元八年，方才榜上有名。這次考試由宰相陸贄任主考官，梁肅、王礎為佐，先試詩賦，再經推薦，終於定了下來。一同登進士第的有李觀、李絳、崔群、歐陽詹、王涯、馮宿、庾承宣，他們「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新唐書‧歐陽詹傳》）當時，科舉歸禮部管，選官歸吏部選，因此中進士後還要通過吏部考試才能分發做官。韓愈參加了三次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都沒有中選。三次給宰相上書，亦未得一覆。失望之餘，只好走「幕府吏」的道路。貞元十二年（西元七九六年）七月，韓愈受汴州（今河南開封）刺史、宣武軍節度使董晉的辟舉，被任為觀察推官，旋又試授祕書校書郎（虛銜）。他的生活雖因而較為安定，但作為僚屬小吏，心中是不滿意的。貞元十五年二月，董晉死，韓愈護喪柩去洛陽。才離開四天，汴州就發生兵變，行軍司馬陸長源等被殺。三月底他攜三十口之家逃難到徐州，被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署為節度推官，試協律郎。他與張建封相處得很不和諧，次年五月即被免職。不久，張建封卒，徐州又亂。貞元十六年（西元八○○年）七月，韓愈赴長安參加吏部詮選，翌年三月，順利通過。秋末冬初，三十四歲的韓愈被任為一個位置不高的學官四門博士（從七品上階）。由於他一面倡導古文，一面向考官舉薦有才之士，所以許多舉子都投到他的門下，稱為「韓門弟子」。他這種好為人師的行為，頗受社會上某些思想狹隘者的議論和責難，韓愈乃寫了〈師說〉一文對此作出了公開的答覆和駁斥。貞元十九年（西元八○三年）七月，韓愈被擢升為監察御史。到任不久，京城附近一帶大旱，他忠於職守，上〈論天旱人饑狀〉，敘述人民「寒餒道塗，斃踣溝壑」的困苦情狀，要求停徵當年的賦稅。為此他被幸臣所讒，貶為連州陽山（今屬廣東）令。貞元二十一年初，唐順宗即位，韓愈接到大赦赦書，即離開陽山來到郴州候訊。這年八月順宗遜位，憲宗繼位，改元永貞，韓愈又得赦書，移官江陵（今屬湖北省），任法曹參軍。元和元年（西元八○六年）六月，韓愈奉召回長安授權知國子博士。後以避讒，請求外調，遂以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洛陽。次年改為真博士分司。元和四年（西元八○九年）六月，韓愈改授刑部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他根據六典，把東都寺觀的管理權從宦官手中收歸祠部，並懲辦誅殺了一批不法僧尼、道士，這就大大得罪了宦官們，遭到他們的激烈攻擊。元和五年冬，韓愈改任河南縣令（縣治仍在洛陽）。在河南令任上，他又敢於對藩鎮在東都私邸的犯禁軍士依法處置。元和六年（西元八一一年），韓愈入朝為尚書職方員外郎，次年二月由於為華陰令柳澗辯罪，復左遷為國子博士。元和八年三月由於宰相認為他「學識精博，文力雄健」，被擢升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他修撰的《順宗實錄》，記禁中事頗為切直，因而為宦官不滿，屢遭刪削。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年）十二月，韓愈轉吏部考功郎中、知制誥，後又遷中書舍人。當時藩鎮跋扈已極，鎮州節度使王承宗曾遣人刺死宰相武元衡，刺傷御史中丞裴度，「是日京城大駭」。而淮西吳元濟又反叛，朝廷中對此形成主戰和主和二派。一派以宰相裴度為首，主張採取用兵的政策；一派以宰相李逢吉、韋貫之為代表，主張採用安撫的政策。韓愈堅決站在裴度一邊。他曾上奏〈論淮西事宜狀〉，指出淮西「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這一來引起了李逢吉等的不快，就藉口裴均父子事件，將韓愈由中書舍人改為太子右庶子，又一次受到降級處分。元和十二年八月，唐憲宗決定對吳元濟用兵，乃命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裴度則奏請韓愈為行軍司馬。十月，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吳元濟，淮西叛亂始告平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也大恐，上書請求歸服。這一戰打擊了藩鎮的囂張氣焰。韓愈因功遷刑部侍郎。他曾奉詔撰〈平淮西碑〉，由於多敘裴度事，為李愬妻所訴，詔令磨去，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刻石。元和十四年（西元八一九年）正月，唐憲宗派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宮中，供奉三日後送寺，從而在王公士庶中掀起一片佞佛的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竟說歷代信佛的帝王大都「運祚不長」，要求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憲宗大怒，要處韓愈以極刑。幸而裴度、崔群及國戚貴人為他說情，方貶為潮州刺史。同年十月，因大赦被量移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他在潮州和袁州任內，都頗有政績。穆宗即位後，於元和十五年九月，韓愈奉詔調為國子祭酒。他對主管的國子監進行了整頓，使國子監的面貌有所改觀。長慶元年（西元八二一年）七月，韓愈轉任兵部侍郎。時鎮州兵亂，殺死節度使田弘正，立王廷湊，朝廷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率兵進討。結果，牛元翼被鎮州兵包圍，形勢緊張。翌年二月，穆宗命韓愈前往宣撫。韓愈憑著過人的膽識，面折強橫，曉以利害，使王廷湊解除深州之圍。九月，韓愈轉任吏部侍郎。長慶三年（西元八二三年）六月，韓愈轉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向來複雜難理，韓愈到任執法公正，不避權貴，懲治了一批驕兵巨猾，社會秩序大為改善。後來由於宰相李逢吉的挑撥，韓愈與御史中丞李紳不協，十月，調任兵部侍郎，後又改任吏部侍郎。長慶四年正月，敬宗即位，仍任吏部侍郎不變，故後人亦稱他韓吏部。韓愈晚年官高俸厚，潤筆豐富，所以生活優裕。長慶四年（西元八二四年）五月，他生病告假，八月告假滿百日，免去吏部侍郎。十二月二日卒於長安靖安里第，終年五十七歲。朝廷贈他禮部尚書，諡號曰文，故後人常尊稱他為韓文公。
韓愈的文學主張
魏晉以後，文章漸趨駢儷化，這類作品全篇以儷句為主，講究對仗和聲律。唐代科舉取士也規定用駢體文，因而駢體文更加流行。這種文體雖也出過一些好作品，但對作者才情的發揮無疑有很大的束縛作用。武后時陳子昂開始革新文體。開元、天寶以後，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和柳冕等人相繼竭力宣傳為文必須尊儒、宗經、載道，取法三代兩漢，有助社會教化等。待到韓愈、柳宗元，更是大力反對駢文，提倡古文（指先秦兩漢時通行的散體文），終於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學革新運動古文運動。韓愈特別強調修辭為了明道，「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而「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送陳秀才彤序〉）「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爭臣論〉）這就是說他要提倡古道古學，所以要竭力提倡表現古道古學的古文，在他看來，著文乃是為了明道的。韓愈很重視作家的修養，他在〈答李翊書〉中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他認為作者的德行是根本，言辭文章是德行的外部表現；德行深厚，則文章華實並茂。他還很重視養氣，在〈答李翊書〉中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他還介紹了自己的養氣過程，始而「戛戛乎其難哉」，中而「汩汩然來矣」，最後是「浩乎其沛然矣」。氣，就是作文之氣，由修養而致，修養到家則氣盛，氣盛則發為文章，無施不可了。在學習古文的方法上，韓愈提出既要師古，又要注意創新。他說自己開始學習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他尤其重視西漢的文章，特別推重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這一方面他和那些固守宗經者不同，表現出評價古代文學的獨特眼光。但是他又強調對古人之文要「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他十分注意創新，反對摹擬，他說：「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答李翊書〉）在〈樊紹述墓誌銘〉中說：「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稱讚樊紹述的文章「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
韓愈散文的藝術特色
韓愈提倡寫古文，其實他所寫的文章並不是先秦兩漢通行的那種文體，而是一種吸收了古代文學滋養而加以創造的一種新體散文。他的文章無論是論說，是記敘，還是抒情，都多姿多采，富於藝術特色。氣勢充沛，雄健奔放，是韓文的一大特色。如〈進學解〉，文章次第展開，步步緊扣，抑揚頓挫，辭約義豐。文中用典相當自然。他甚至還倣傚騷賦體裁隔句押韻，但不刻意追求，好似信手拈來。因而全文酣暢淋漓，豪放灑脫。皇甫湜、蘇洵和茅坤曾以奔騰不息的長江浪濤和瞬息萬變的迅雷閃電，來比喻韓文的氣勢，是具體而貼切的。議論縱橫，說理透闢，也是韓文的一大特色。他的許多論辯性文章，論點很鮮明，圍繞著論點廣徵博引，多方論證，邏輯推理嚴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諱辯〉、〈論佛骨表〉等文都是代表性的作品。呂大防評韓文說：「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健，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韓吏部文公集年譜》跋尾）用銳、健、嚴三字恰切地概括了韓愈論說文的發展過程。韓文取譬工巧，向為人所稱道。他學習了先秦諸子大量使用比喻、寓言的技法，在〈送石處士序〉中一連使用五個比喻，準確勾勒出主人公的形象。在〈雜說〉、〈毛穎傳〉、〈送窮文〉等作中虛構了「龍」、「千里馬」、「毛穎」、「窮鬼」等物和人，用龍、馬象徵聖君和懷才不遇之士，「毛穎」代表有功被棄之人，「窮鬼」則映有作者自己的影子，貼切而生動，深入而淺出，在詼諧中寓有莊嚴，遊戲裡語含酸楚，頗發人深思。韓愈文章感情色彩非常明顯。這點，尤其可在一些祭文和送別的序文中看出。如〈祭十二郎文〉，如與亡者對語，瑣瑣絮絮，令人不厭其煩，真切感人之至。還有一些送知交遠行的序，或勸勉，或諷諭，感情寄寓很深，讀來令人難忘。韓愈在駕馭語言上表現出高超的技巧。他善於從口語中提煉語言，也善於借鑑古人有生命力的語言，他把口語、古語、僻語、奇語熔於一爐之中，因而他的文章的語言極其凝煉、精粹，極富表現力。他的一些生動的語句，常被後人提煉為成語，如「不平則鳴」、「駕輕就熟」就出於〈送孟東野序〉、〈送石處士序〉等文中，這類例子舉不勝舉。他還善用虛字，利用虛字，使文章的語氣節奏更為靈活多變，酣暢淋漓。如〈祭十二郎文〉中寫到聽說老成之死內心感受一段，前人指出：「僅三十句，凡句尾連用『邪』字者三，連用『乎』字者三，連用『也』字者四，連用『矣』字者七，幾於句句用助辭矣。而反覆出沒，如怒濤驚湍，變化不測，非妙於文章者，安能及此！」（宋費袞《梁谿漫志》）韓愈雖反對駢文，但他也注意吸收駢文的技巧來為己所用。他特別善於使用對偶和排比的手法，他的不少文章駢散間行，造成一種特殊的瀏亮頓挫而富於辭采的格調。
韓愈在中國散文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韓愈由於其鮮明的文學主張、傑出的藝術成就和對後學的培植獎掖，因而在當時文壇上處於極高的地位，和他同時代的劉禹錫就稱他「為文章盟主」，說他「手持文柄，高視寰海」，「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祭韓吏部文〉）。他和柳宗元等大力倡導的古文，沉重地打擊了居於統治地位的駢文，開創了中國散文的新傳統，所以蘇軾推崇他「文起八代之衰」（〈祭韓吏部文〉）。古文的勃興，使文體相對地得到了自由，這就促進了同時代傳奇小說的發展。韓柳古文作品還影響到晚唐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創作，他們所作諷刺小品正是韓柳散文的一個發展。但是，從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運動實際趨向衰落，駢文恢復了統治地位。到了北宋初期，柳開、王禹偁、姚鉉、穆脩等，重又標榜韓柳古文，反對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風；到了中葉，在新的現實條件下，以歐陽修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在文學主張上歐陽修與韓愈一脈相承，他說：「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同時他還主張文章「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與黃校書論文書〉）。由於他主持科舉，有很大的政治權力，再加上他與曾、王、三蘇等人在古文創作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因而古文運動終於取得了勝利，韓柳古文遂成新傳統。明代唐順之、歸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也都是以韓、柳為首的唐宋古文新傳統的直接繼承和發展。這個新傳統支配中國文壇共達一千多年。
韓集的流傳
韓愈死後，他的作品是由他的女婿兼門人李漢編纂成集，命名為《昌黎先生集》。據李漢說，他「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共輯得詩、賦、文共七百一十六篇，連同目錄合為四十一卷；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見李漢〈昌黎先生集序〉）。在這以後，韓集在唐宋間出現了許多傳本，並且漸漸還把集外逸文佚詩匯集附錄。在流傳過程中，韓集中字句的缺墜訛誤之處極多，因而到南宋淳熙年間方崧卿乃匯集多種刻本和十七個碑本，對韓集作了一番認真的校勘考訂工作，寫下《韓集舉正》十卷。慶元年間，著名學者朱熹，在方崧卿《韓集舉正》基礎上，進一步作了《韓文考異》十卷，使對韓集的校訂更進了一步。後來王伯大把《考異》散入韓集正文之中，並加了一些音釋，編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集傳一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於是世間大都倣照此本翻刻，宋末、元、明、清以後，各種韓集刻本大多數都是此本的後裔。韓昌黎注本影響最大的是宋魏仲舉《新刊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這是個集注性質的注本，所謂「五百家」實是個誇大的說法，而且一些注也是互相牴觸矛盾的，但是這部書保存了大量今已罕見的宋人注說和豐富的資料，為研究者提供了可貴的線索。另一個注本為廖瑩中的世綵堂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書成於宋度宗咸淳年間，此書是在《五百家註》基礎上編撰而成的，原文以朱熹《韓文考異》為準，注解則酌取魏本而參以己意，自成一家。其後韓詩注解尚有多家，韓文則以近代桐城名家馬其昶的《韓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西元一九五七年）最為精當。本書正文即依據《韓昌黎文集校注》，選目是在參考了歷代多種重要選本及歷代主要評論而確定下來的。保存了韓集的絕大部分篇章，僅刪去少數歌功頌德、官場應酬之作，違心失實之文及平淡枯槁之篇，碑與墓誌寫同一人者，擇取其一。本書的選目及雜著、書、啟、序之注譯由周啟成承擔，哀辭、祭文、碑誌、表狀、賦等之注譯則由周維德承擔。錯誤不足之處，敬祈讀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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