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中國魅影‧〈鬼子來了〉拍攝日記》［日本］電影演員 香川照之，錢有玨編譯
在進入正式攝影之前的漫長的日子裡，在獲得坎城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獎的中國電影誕生時，一個出演該片的日本人演員的頭腦中，奔湧著種種思緒。
一、北京印象
我的手邊有一本小冊子，我記得很清楚，那是我在無印良品店買的，非常普通的小冊子，淺咖啡色的封面。在那裡面記錄了從1998年8月12日至12月14日，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寫下的日記。現在，當重新拿起這個日記本時，我發現，它有些潮濕，封面摸上去有一種鞣熟了的皮子的感覺。這也許是長期閑置緣故─從那時至今，已經四年了。翻開第一頁，完全是亂塗亂畫的字，沒有一點條理，好像寫的時候手不穩，心裡七上八下的，模棱兩可地寫出來似的。在那種閉塞的、吃力的、令人窒息的狀況下，只有日記，只有當我在這個本子上記下一天的感受─仇恨、辛苦，內心隱秘的樂趣才被釋放出來。那時正值秋季，即使是四年後的今天，只要我一閉上眼睛，當時「喘不過氣來的感覺」仍然會油然而起。讓我試著回憶一下─ 在從早上起床後，直到晚上面對日記本為止的十幾個小時裡，我緊張得好像一直屏著氣，直到面對敞開的日記本的時候，我才覺得，這一天總算可以第一次「呼」地喘一口氣了。這種感覺至今都好像緊緊地粘貼在我全身的血肉中。
這部《鬼子來了》的電影，是一部中國人編導的長故事片，無論是從好的還是從壞的方面來說，它給予我的都是一種「夢境般」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如此的嚴酷，以致於完全超越了我對那段歷史的理解。可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根本不去想它。面對這種每天都會向我襲來的、堅硬的、討厭的、不可理解的異物，我只能借酒澆愁。然而，不久我就發現，觸動我的，正是後來從這些異物中過濾出來的渣滓。1998年8月12日之後，我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此前的三十三年被遠遠地拋到腦後。只有在那離北京十幾小時路程的窮鄉僻壤，只有那幾個月的生活經歷，才使我振奮，它鼓舞著我站到陣地的最前方孤軍奮鬥。姜文是這部片子的主演和導演，我記得和他初次見面是在1998年的6月。姜文為了找他的搭檔─飾演日本兵的演員，不知道來日本多少次了。我最初見到的姜文比我過去看他主演《紅高粱》中的樣子要顯得爽朗得多。不過，我永遠忘不了他那雙藏在細金絲邊眼鏡後面，既討人喜歡又冷冰嚴竣的目光。我剛讀過一遍攝影劇本，就不禁脫口而出：「啊，了不起的劇本。請一定讓我來演，只要我能勝任的話。」
讀這個劇本的時候，我的心，與其說心，不如說我的整個身體都震顫起來。一想到也許正是由我來演這個角色時，一種不知所措的激動就會向我襲來。它是我過去從來不曾讀過的劇本。當我合上劇本，凝神端詳那已經捲了邊的封面時，似乎聞到了軍服、大刀、乾草、驢子的氣味，這些東西似乎被賦予了靈魂，在我眼前上下左右、縱橫交錯地活動著。往下翻一頁，它們又好像「嘩」地一聲，站到了牆邊，似乎在等著我翻下一頁，以便重新活動起來。它們站在那裡直直地瞪著我，使我的渾身上下充滿了毛骨悚然的現場感。我問：「什麼時候開拍？」姜文說：「先得進行軍事訓練，然後從8月份起一直幹到年底。」我想，如果我接受邀請出演這部作品，我的年收入肯定比剛大學畢業的新職員的月薪還低。在這一瞬間，我沉默了。那是1998年的梅雨季節，悶熱的一天。就在我正猶豫著是否接受這個角色時，姜文前來通知我，決定請我出演花屋小三郎的角色。我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只是想男子漢的前途總會有希望的吧，而且，我這位男子漢真的還會發生什麼變化嗎？那時，真是連上帝都難以預料。轉瞬間，希望之光降臨了。
那是1998年8月12日。我從成田機場坐上14點55分出發的航班，飛向北京。沒想到我的幸運之神來得這樣快。根據電子板顯示，從日本飛向中國的旅客，只有我們五名演員。在這個時候，大家的表情都是一樣的嚴肅，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已經讀過劇本了，我知道前面的艱辛。因為在這部將要拍攝的影片中，我們必須裝進腦子裡很多東西，而這些東西恰恰是我們會說「不」的東西。 17時45分我們到達了北京機場。正像我們想像的，機場人滿為患，塵土飛揚，而且非常昏暗，不過重要的是我們感覺到要拍電影了，因而心裡一亮。但是，天氣太壞了。畢竟這是一部號稱投資1億、2億甚至10億日元製作費用的電影（真正的製作費我並不知道），所以一大幫人前來迎接，其中有扛著專業攝影機的攝製組成員，還有不必要的眾多的演職員。誰是有關的人員？哪些中國人與攝製組無關？這些我們完全弄不清楚。在這群人中，我看到了一個令人吃驚的面孔。那是七八年前和我在同一個事務所工作、邊當演員邊和我一起參加活動的梶岡潤一。他伸手就幫我提起了行李。我記得他原先並不想僅僅留下當演員，而著眼於廣泛的社會活動，後來為尋求海外工作的機會，去中國留學了。我曾收到過他的信，說他在某劇團工作，沒想到我們倆會以這種形式，在中國的機場相見。「你好！香川」我的耳邊傳來一聲響亮的問候。啊，是潤一。不知是這五年的歲月使他成長了，還是這個有著四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賦予他這種氣勢，我猛地一驚。我也戲謔地回敬了他一句：「喂，你好嗎，潤一。」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已在為姜文工作，負責聯繫常駐中國的日本人，而且在這部影片中做筆譯和現場口譯。我後來才知道，他為這部電影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與心血。
我們乘坐的小麵包車在一眼望不到邊的高低不平的道路上行駛。經過一段時間名符其實的爬行，我們終於到達了北京的下榻處。這是一處軍隊用房，在北京市的右上方，是一座六層的公寓式建築。我記得讓我住進了四層的一間微暗的房間。我們在這裡只住了三天。不一會兒，有人把我們帶出來，走了大約十分鐘，我們來到另一座大樓，大樓的一層是個多功能性的餐廳，為了歡迎我們這些日本人，姜文特意在這裡舉行招待晚宴。出席晚宴的有飾陸軍小隊長的澤田謙也、飾海軍曹長的宮路佳具、飾電話兵的長野克弘、飾從軍慰安婦的井上彌生，還有我。我一邊用筷子夾著並不太好吃的中國菜，一邊聽著十位主要演職員的介紹。令我吃驚的是，在當場擔任口譯、後來在電影中出色地飾演翻譯官的袁丁，其實是已經在NHK電視臺東京站工作了十年以上，並且現在正任職於社會部的電視編導。因為姜文鎖定要找一個演董漢臣的，為日本軍隊當翻譯官的角色，要求他的形象是「操著東北口音，日語說得很好，必須像我這麼大塊頭，胖胖的」的演員。按照這個要求多方尋找選擇，才發掘出了袁丁這樣一個符合條件的演員。日中兩國的演職員第一次的見面會，多虧了袁丁地道的口語化的日語詞匯，才使我們能相互表示決心與互相鼓勵，並在和諧的氣氛中結束了晚餐會。會上，姜文反覆地說：「大家都要好好地學法語。我們的這部電影一定要送到坎城去，爭取獲獎。」現在想起來，他的聲音還是那麼清晰，讓我至今不忘。
我們總算在這片土地上邁出了第一步。當時我在日記裡是這樣寫的：
8月12日 天氣 陰 北京
彷彿做夢似的一天結束了。現在是深夜，1點剛過。明天7點起床。中國的老規矩，所有與電影有關的人，沒有一個洩勁兒的，天生的精力旺盛，連軸轉。儘管如此，我半途退縮了─老著臉皮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不過，姜文的個性這會兒還看不出來，我還沒有感到他是個怪物。我已被捲進了這個大浪潮。我下決心要不斷創造醞釀感情表達的新方法。我的感覺好極了。賓館也出人意料地乾淨。附近既沒有市場也沒有市民住宅區，完全沒有穿行於喧鬧繁華地區的感覺。但是，我很快發現，我住的那座建築物似乎並不是「賓館」─它已經按照緊急使用時的要求做了重新布置，讓視線只能看見想看的東西，而看不見不想讓你看的東西。我的手邊還有當時的日程安排。不知是誰翻譯的日語（大概是梶岡吧），13、14日這兩天是在北京住宿。日程表上午7：30早餐。 8：00-11：30人物造型，試穿服裝，閱讀資料，商談劇本。中午12：00午餐。下午1：00-5：30人物造型，試穿衣服，商談劇本。 6：00晚餐。 7：30看電視資料，閱讀資料文獻。人物造型意味著創作角色，關於這一環的一切操作，服裝呀，劇本呀，這個那個，需要互相交換意見。這就得有人口譯，時間一眨眼地就溜過去了。口譯當然是以袁丁為中心，在來不及的情況下，那些日本留學生也來幫忙。
在《鬼子來了》這部電影中，有一百多個日本兵在銀幕上出現。可是這些日本兵不全是由日本人來演的。除了有少量臺詞的士兵，其餘都是中國人。在這部電影中，進入演員表的日本人，最後總共不足二十人。由姜文選定的我們五個日本演員以外的日本人演職員，都由在中國上學的日本留學生擔任。在這些留學生中，除有當過演員經驗的梶岡潤一和當過京劇演員的石山雄太（他一有空，就來參加訓練），其他留學生都是沒有表演經驗的。張藝謀也是這樣做的。這大概是中國人拍電影的習慣作法，出場者是不是職業演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與電影所表現的生活狀況最接近的人，他們才是這個國家中的真正的「演員」。確實，在這部電影中，除了姜文，其他的中國演職員幾乎都是非職業的。演員中還有幾位60歲以上的老人。更令人驚詫的是，所謂的「兼職演職員」幾乎都擔當著電影中的重要角色。這種在日本只是作為臨時演員使用的兼職演員，姜文卻大膽地使用，把他們放在與寫在劇本第一頁上的配角演員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姜文的目的是「如何使演員顯得更加有農民氣息」（劇中的中國人幾乎都是農民角色）。對他來說，這與是不是職業演員完全無關。如此一來，從製片人到管道具的工作人員都被派去演重要的村民角色。而且製片人（飾六旺角色的喜子）和小道具員（飾二脖子的蔡衛東）等人，從頭一直演到尾。當然，這種大膽啟用會經常伴隨著不使用職業演員的風險。可是中國人對這種情況毫無察覺，從導演姜文到普通的工作人員誰都沒有注意。在我看來，使用這種非職業演員是相當危險的。另外，劇組招募的十男五女的日本留學生，只關心「是否有我出場」。他們看了通知，有的人認為「呦，就那麼一點兒」，很洩氣。所以在北京兩天的準備時間裡，他們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別人的事暫且不提，只說我們的任務─整個上午反覆地看戰爭電影《真空地帶》及戰前拍攝的戰地實錄片《南京》、《戰鬥的軍隊》等錄影帶。姜文要求我們背熟電影插曲的歌詞，如《露營之歌》、《情人節》等。下午，聽姜文講那些難懂的事。如果我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姜文會立刻對飾演小隊長的澤田謙也作一個立正不動的姿勢，這算是警告吧？可是現在回憶起來，如果沒有這個澤田謙也，姜文能否將這些留學生攏到一起是值得懷疑的。也許是因為澤田君具有強有力的領導能力，所以那些年輕人聽他的。我要借此機會再一次地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謝。在公園裡對他們講了故事梗概後，有志於當演員的留學生們就走了。他們是掏了很多錢來到中國學習語言、文化的留學生，不知道為什麼，在沒有「為什麼要我們做這種事」的時候，他們對於澤田謙也的要求，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樣，形成了條件反射。
8月13日 天氣 晴 北京
7點起床直至24點。整整一天，什麼事都泡在電影裡。是不是中國人特別喜歡工作？白天，在北京的街上漫步3至4公里。無數的車輛從身邊駛過，還有無視信號燈的人與自行車。車與人相互交錯著，形成彎彎曲曲的車流與人流，在塵埃中穿行奔走。一個叫做陳偉的原從事業餘拳擊活動的男人和我做伴，陪我散步。他還是姜文的廚師。姜文談電影的習慣是從晚上9點開始，直至深夜12點。我想就信姜文一回，反正我認為花屋（我在電影中的名字）是一個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半途而廢的傢伙，為了吃飽肚子，為了天皇，最後為了「活著」，而不顧一切保全自己。為了活著，就是暴露自己的醜惡也在所不惜。這就是我對角色的理解。因為花屋是一個農民（根據劇本的描寫，花屋在入伍之前是個農民），所以用不著說什麼正經話（這是我對自己的訓誡）。我只知道相信姜文，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8月14日 天氣 晴 北京
下午在街上漫步。姜文說沒有什麼緊急的事。據說在影片中要把我關進黑地窖，這是真的嗎？電影的前半部，花屋比較輕鬆自得；到了電影的後半部，漸漸地變得醜惡起來。影片的結尾有馬大三（姜文的角色的名字）在日本俘虜看守所大開殺戒的場面。在影片的後半部，花屋應該是一個總是在想無論如何要吃飯、要活下去、只要能達到目的不惜一切代價的人。按照這個方針，我不得不到當地的農村去，如果不這樣的話，就當不了鄉下人。為了成為地地道道的、有當地味兒的鄉下人，我怎麼做才好呢？姜文只會通過角色來觀察人。這麼說來，他不憑印象看人，那麼，怎麼樣才能把握好我的自身的形象呢？
二、與姜文的矛盾‧軍訓‧立正
在北京做準備的三天時間裡，姜文與日本演員之間，已經種下了無法解決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原因在於劇本。以我為首的日本人，對劇本中的日本兵突然揮舞大刀殺人的情節，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因此提出這一情節來得太突兀。可姜文卻說：「我之所以這樣處理，是因為花屋（我的角色名字）首先殺人的。」他堅決不讓步。姜文有個口頭語「緊張度不夠」，就是來自這場爭論。現在想起來，我們雙方都有道理─姜文拍的是戰爭狀態下的人，而我們兩天前還生活在和平的日本。一直過著悠閑自在生活的我，是不會去思考非常狀態下的人物心理的。當然也就不會理解劇本中的這場突變，不會理解「在異常狀態下的人們的異常行為」。這場爭論之後，我又多次產生過痛苦、討厭、甚至無法忍受的想法，隨著一次又一次的體驗，我開始理解了花屋「大起大伏的感情」，我與這個角色日益接近起來。不久，冬天來臨，日本人紛紛回國，隨著孤獨的身影的拉長，我完全進入了影片需要的心態，心中的疑問變成了堅定的誓言：「嗯，在這裡要殺，要殺，絕對地要殺。」到北京三天後，我的「迷惑」還沒有打消時，就迎來了8月15日「二戰」結束紀念日。
我們從北京出發，驅車向西北方向駛去。車行駛了大約四小時，來到了位於密雲的某武裝警察訓練基地。一周的軍事訓練，從此開始。這一周在我經歷的人生中留下前所未有的印象，因為我的生活環境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它讓我這個沒經歷過戰爭的一代了解了過去的一切。請看看我們的日程安排：
5：30起床
5：40-7：00早訓練，5公里徒步行走，最後衝刺
7：00-7：30洗漱、整理床鋪、打掃衛生
7：30早餐
8：00-10：00隊列訓練
10：00-11：30警察的功夫訓練（民間形式、徒手格鬥）
12：00午餐
12：30-13：00洗浴
13：00-14：40午睡
15：00-18：10戰術動作訓練，匍匐前進，翻越障礙
18：30晚餐
19：40-21：30閱讀錄影資料、戰史書籍研究
21：30就寢。
需要說明的是，下面的日記不是當天寫的，而是在22日回到北京以後補寫的。理由很簡單，生活太緊張了。
8月15日－8月22日 天氣 多雲轉晴 22日 雨 日程 軍事訓練
我認為軍事訓練在我的人生中是相當特殊的體驗。每天，我的腳疼得不得了，可是，精神上的灌輸卻相當成功。而且，我還得到了印象深刻的存在感。 8月16日，被驅逐出軍事設施。（注：雖然不想回憶，但是在後面還是會提到。）這天深夜時分，我們被轉移到了一個新的稍微乾淨一些的設施中去了。出發後30分鐘內，經過了七場戲，好厲害呀。這對我的人生來說是最大的身體鍛煉，也是最大的體力浪費（關於這個看法，留到後面再詳細敘述）。
22日，返回北京。晚上，記者見面會。如果允許我說英語的話，我會表現得很活躍。首先，我必須詳細地講講軍事訓練。
15日出發的那天，我們的早餐是從大前天開始就一直吃的粥、炸麵包、豆製品、中國醬菜、煎荷包蛋等，不知道這些中國人常用的早餐裡面有什麼不好的東西，澤田謙也和長野克弘從一上路就開始了劇烈的腹痛，並開始瀉肚。澤田躺在座位上，嘟囔著：「危險，我怎麼變成這樣了，這裡危險。」看著他額頭上冒出豆粒大的的汗珠，聽著他打寒戰時的呻吟，我們都為在香港闖過無數生死關的澤田擔心起來。
7點鐘整，出發的時間到了。一上車，我立刻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可不知為什麼腦子一直響著「嗚哇、嗚哇」的鳴笛聲。我眯著惺松的眼睛，往旁邊一看，只見一個人，把自己使用的小道具─軍刀，夾在兩腿中間，直立著，兩只手搭在刀柄上，瞪大眼睛，盯著自己的兩只手。他好像為了禦寒，不知穿了幾件外套，卻滿臉淌著汗珠。我其實還在做夢沒有醒。可是，我突然心裡「格登」一下，怎麼，這是夢嗎？我突然驚醒了。當然這不是夢，我看見的那個人是澤田謙也，他正在與腹痛搏鬥；而夢裡聽見的「嗚哇、嗚哇」的鳴笛聲，則是司機在不斷地按喇叭的緣故。為什麼要按汽車喇叭？我左觀右望，沒有任何鳴喇叭的理由。只見司機對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行駛的一般車輛，有禮貌地超車而過。等到左右側沒有車時，他就把操縱桿掛到見鬼的高速擋上。尾岡對我說：「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而那些留學生們已經習慣了在這個國家旅行，還有更厲害的傢伙，居然若無其事地張大嘴巴睡覺（當然，不一會兒我也變成了這副樣子）。開車的司機總是穿著一件紅色短袖襯衫，我們給他起了個外號─「紅豬」。我們每天都要看著「紅豬」那張粗俗的紅臉，看著他那扭曲的面部肌肉越來越接近野獸的表情。而「紅豬」則從輪胎與凹凸不平的地面的碰撞中，獲得了無限的樂趣。
一路上，沉默不語的長野克弘忍不住說話了：「我暈車了。」澤田謙也的眼睛也發直了。糟了，我也感到不舒服。上午，我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一個食堂一類的建築物突然出現在我們眼前，幾個身著中國軍裝的軍人向我們跑來。我猜想，他們都是真正的中國軍人吧？這個地方是姜文指定的助理導演─大校趙毅軍聯繫的一處軍事訓練基地，大概是精銳們駐紮的地方吧？雖說是精銳，但是這些軍人都很年輕。進餐以後，我們到了自己的房間。軍人們給我們發了迷彩服和迷彩鞋。這些衣物和在北京發的用於演出的兩套軍裝、軍鞋放在一起，準備在軍事訓練中使用。給我們發衣物的是三位中國軍人。據說，他們就是指導我們進行軍訓的教官。這些年輕的軍人辦事禮貌周到，待人率直真誠。我們的房間住了六個人，屋裡放著幾組鐵製的上下床。進屋不久，他們來給我們分發床墊。一看床墊我們驚呆了─那只是一張光禿禿的黃色的草墊子按床鋪大小切成的，大約有兩厘米厚。對比之下，我們從日本帶來的光滑的手提箱，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它們好像與這個環境格格不入。我環視周圍，心想，不知道多少士兵在這裡睡過、在這裡起居過。我從心底裡湧出一陣奇異的孤獨感。我遏止住自己內心正在蔓延的像走到了大地盡頭的絕望感，首先按照拍「劇裝照」的指令，在心裡像念咒文似地嘟噥著：「現在什麼也別想，要忍耐。」一邊嘟噥，一邊笨拙地纏綁腿布。從傍晚起，我們按照吩咐拿著鐵棍，排成隊，拍了幾十張照片。可是，擔任拍「劇照裝」的攝影師傅軍說，試裝照不能只拍彩色的，也得拍一份黑白的，作為資料。姜文看了洗出來的照片，愛不釋手，說：「黑白照片上的人物更接近戰爭。」他決定放棄用彩色膠卷拍的原定方案，改成全部用黑白膠片拍，把買來的彩色膠片全部退回去，購買黑白膠片。這一變動使攝製組進入實拍的時間推遲了。可我們在這個階段，對於什麼時候能進入實拍一無所知。姜文總是對我們說，進入實拍前的準備期延長了。這叫什麼事！我記得，那些天吃完晚飯，我在那間破舊的淋浴室裡洗了澡之後，就悶頭看真實的有關諾門坎戰役的錄影及戰爭中松井大將的訓示等等。然後，我們這批演員對沒有演技經驗的留學生說，我們得到了可以理解的東西。我也不想再說什麼別的大話，要是一說話就會像那位先鋒的右翼活動家那樣，想也不想地脫口而出：「重要的是要對國家忠誠。」
在日本的時候，覺得生活在完全沒有活力的氣氛中。到了這裡，感到處處充滿了活力。學生們也不知道為什麼都靜悄悄地聽得看得入了神。因為澤田謙也瀉肚，整整一天什麼事也沒幹，就浪費過去了。也許是受了他的影響，或者說因為痛感文化的不同，我對日本的思念越發強烈了。大體上說，如果問我是屬於哪一邊的話，我會回答是屬於左翼的。這一天，大家齊聲高唱《露營之歌》，歌聲比往日高昂了許多。我相信我們睡覺的樣子不會好到哪裡去，喜歡橫著睡的翻譯袁丁，打呼嚕的聲音就像火車的轟鳴，我根本沒法入睡，明天5點半就得起床，可是現在已經半夜2點了。我那生氣勁兒就不用提了。可是，首先占據我心靈的，還是無法控制的不知來自何方的強烈的孤獨感。我只好深深地歎息。唉─算了算了。我現在在這裡幹什麼呢？第二天早上，袁丁卻對我說：「香川，你真是個愛想事的人，半夜裡又是哈哈大笑，又是長長的歎氣，真煩人。」
這天早上，我們應該由三名年輕的中國軍人帶領著，去深山老林。早上5點半剛過，他們就跑來了。在日本時，我們練過跑步，這點鍛煉還沒什麼。可是，對留學生和女性們來說，他們動機不明確，一定覺得很辛苦。可是，我正因為前一天晚上簡直不能入睡，在生氣，因此聽袁丁這麼一說時，便覺得非常委屈，受了刺激。我憤憤不平地在心裡喊道：「你好好聽一回自己的鼾聲！」但是我和他的衝突並沒到此結束─他把我妻子帶來的少得可憐的洗衣皂隨隨便便就用了，用過之後，還扔在公用洗手間裡。我怒了。可是，袁丁的回答卻讓我大吃一驚：「香川，反正別的日本人是要回去的，這裡只剩下咱們倆，你離不開我，要不，你說的話，誰給你翻譯？所以，你還是當心一點為好。」在這個攝製組裡，完全沒有日本的製片人員，在演員中，最後確實只剩我一個日本人。看不見的考驗好像已經開始了。後來回想起來，我對這個國家的事還是搞不明白。
8點整。訓練開始。袁丁不是藉口身體不好，就是說要為NHK電視臺拍劇組的訓練情況，故意逃避軍事訓練。可是，我們即使是看不起袁丁，也必須完成這一天的軍事訓練科目。在訓練基地裡時隱時現的袁丁無法兼職口譯，一個叫牟火清的人代替他。牟君原來經商，據他說，那三位軍事教官正如我們所猜想的，年齡在20歲至22歲左右，軍銜很低。可是訓練一開始，他們就在我們面前走來走去，吐著惡魔般的言語，他們命令我們：「注意，先立正三十分鐘。」啊？什麼？立正？我還沒弄懂這是怎麼回事，就開始「立正」了。可是，才剛過了兩分鐘，就覺得腿格外沉重。我就這樣「立正」著，一動也不能動地立正著。我能就這樣「立正」下去嗎？不可能，我想不可能。我只站了三分鐘，就從心裡開始對筆直的站立產生了牴觸情緒。站到五分鐘，身體就出現了抵抗反應。難道真要這樣站立三十分鐘嗎？他們真是發瘋了！可有什麼辦法，我只好在心中默數著數字，一直數到一百，皮膚感受著汗水從背上流淌下來的走向。且讓我把蟬鳴當作一首大合唱來傾聽，可是，聽到曲終，也才過了十分鐘。仲夏的太陽，火辣辣地直射下來。那個空曠的雜草叢生的操場上，小隊長澤田謙也一個人，面對著我們排成一行的二十個人，相距約兩米，相視而立。我眼前的景物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澤田謙也。他一直把眼睛盯著一點，沒有眨過一下，一臉鬼相，保持著立正的姿態。看他的第一眼，就在我心中引起了震撼─他究竟在想什麼呢？我忽然注意到，那三個中國軍人正在觀察我們二十個人的立正姿態。時光在流逝，他們不斷地給我們這些漸漸支撐不住的日本人鼓勁提神，用手勢嚴厲地糾正我們的姿勢。此刻，我那只對計算「過了幾分鐘了」有興趣的心，突然地清醒了，「刷」地變得透明澄澈。
我感到日本人到這裡全都被戲弄了，不知為什麼，我突然強烈地意識到了「天皇陛下」。「我們能支持下來嗎？」我想，「我們來自天國，是代表日本人而來的。」當然，是不是真有天國另當別論，反正我是這麼想的。不知道怎麼的，昭和天皇的神聖面影生平第一次在我心裡鮮明地浮現出來。從那一刻起，到牟君的一聲「好了，三十分鐘到了」的一瞬間為止，我覺得時間過得很快。在五分鐘的休息時間裡，我一邊放鬆身體，一邊想：「我為什麼要到這裡『立正』呢？」這一天，共做了五次「立正三十分鐘」，而最後一次則是立正一個小時。導演把這些經過拍成了一本膠片。最後一個小時的「立正」，現在閉著眼睛也能清晰地回憶起來，那簡直是一次修禪苦行。當我們聽到「最後立正一小時」的命令時，我心裡嘀咕：從現在起，再「立正」一小時嗎？一小時，能完全一動不動嗎？可是，不行也得行，只能按命令去做。我向天皇陛下和皇後陛下宣誓，無論遇到什麼樣的事，也要把今天的「立正」進行到底！這是在特殊的場合發出的誇張的誓言。然而，在那一天、那一刻，我覺得這誓言發自肺腑。
反弓形站立，據說這是「立正」的最高姿勢。這一天的訓練就在灌輸這個概念。我們按照命令，堅定決心，迅速地進入反弓形站立姿態。背脊在叫苦，背上的汗水肆意流淌。沒關係，只要瞪圓了眼睛，等待那時鐘的長針轉完一圈。過了三十分鐘這一關，女孩子們被解放了。對於她們來說，立正三十分鐘可能比我們更艱難。她們在電影中不用行軍，走隊列，卻也得和我們一起參加這沒完沒了的軍事訓練。真是太浪費精力了，但是，沒有一個人發牢騷。水從發出蟬鳴聲的淋浴噴頭中噴出，我仍舊一邊沐浴，一邊下意識地和什麼作著鬥爭。這一天我不知是第幾次了，真摯地接受著流淌下來的眼淚。努力把腳、腰和脊背繃成一條直線，我們這二十個身著日本軍服的男人們要在大自然中組成一道奇妙的風景，要成為靜態場景中的一個個零件。炎炎烈陽偏西了。我認為太陽會轉向山那邊的遠方，應該涼快些了，可是相反，日頭好像更靠近了我們的身體，陽光一直射到皮膚的裡面。「好了，最後的十五分鐘。」站在我眼前的、微向前傾直立著的澤田謙也小聲地對我說。四十五分鐘，是上小學時一節課的長度。我記得當小學生時，那是擺弄著橡皮、亂塗亂寫一通、迷迷糊糊的、總是沒有完的、長得不得了的四十五分鐘。我想我能夠保持直立不動吧，一想到這裡，我稍稍有點兒得意。烏鴉叫起來了，蟬聲漸漸隱去。就剩最後五分鐘了。憎惡一切，感謝一切，珍惜一切，想要從一切中解脫出來的一小時終於快要結束了。在完成這個「立正」訓練之前，我們好像還在等待接受什麼。「好了，大家很努力，訓練結束。」小隊長的聲音在黃昏中回響。怒濤澎湃似的一天接近尾聲，身心在獲得充實感的同時，收獲了疲勞。疲勞感與成就感恰成正比例。五公里的長跑就像發生在昨天。不，真的是昨天發生的事嗎？反正，怎麼說都行，而我終於迎來了這發瘋一天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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