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國號」超級巴士
中國現在就像一台風雨中行駛在崎嶇山路上的拼裝超級大巴，窗外風雨交加，視線不足二十公尺，而每三十公尺就有一個彎道，車子負載過重，底盤不時擦撞路面突出物，避震彈簧已經超負荷，引擎已經過熱，速度表失靈，而油錶顯示，油箱中存油不足百分之二十，GPS導航儀顯示，下一站還在百公里之外。
這輛拼裝的中國超級大巴，體積為正常巴士的十倍，引擎可達一千馬力，載客五百人，車身外部漆有「超級大巴崛起試航」字樣，但其駕駛者只有一名。車上許多人雖然也有若干駕車經驗，他們都想幫忙，但他們都幫不上忙，因為這輛大巴當時由該位駕駛者一手拼裝完成，操控系統複雜，儀錶板上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開關及按鈕，除了駕駛者本人，誰也不知道這些開關及按鈕的奧祕，各種把手中不知哪個是換檔把，哪個是前進後退把，駕駛座下的踏板十幾個，有些是油門，有些是煞車，但外人眼花撩亂無從判別。
超級大巴上的工作人員不少，面對著數百名焦躁不安的乘客，他們有些送茶倒水，有些忙著拉上窗簾，而窗簾的內側都繪著陽光明媚的海灘或雲霧繚繞的寧靜山水。還有一些胸前掛著「管理」牌子的人員，逐一向乘客收取車資，遇上偶發牢騷的乘客，他們就喚來茶水員添茶水，但若遇上拒付車資或堅持退票的搗亂份子，他們也很果決，直接低聲喝止或乾脆捂其嘴，以免打擾其他乘客之情緒。
超級大巴的駕駛者，精幹而專注，臉上刻著風霜，他經過老輩駕駛員的教誨，知道一個動作都錯不得，全車乘客是否能安全抵達下一站，全在自己雙手雙腳的靈活運用上。發車之前，他就在車廂內掛起標語：風雨同車，共體時艱；旅途走到一半，他覺察到乘客的焦慮和怒氣，於是在車廂跑馬燈上打出事前老早準備好的提醒：敬告乘客，大海航行靠舵手，風雨行車靠駕駛；本超級巴士之複雜度，非任何乘客所能理解，信任駕駛是貴乘客的唯一出路。
經過間歇的喧騰後，超級大巴內的乘客逐漸的開始理解到自己的處境，此時此刻確實沒有駕駛可換，路走到一半，自己的命運確實和駕駛綁在一起。既然如此，不如收起怨言，做一些對自己有利或有意義的事。
有些，開始賣餅乾；有些，和工作人員勾結，茶水開始收錢；有些，向工作人員租用「管理」胸牌，擋住廁所門口，付費才開門；有些，設下牌局；有些，開始偷拆車廂內的小設施，塞進自己的行李，而工作人員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也都忙於自己的勾當。整輛超級大巴，此時變成原始人性的動物園，性格孱弱的乘客則畏縮蜷曲在椅角，偶有正義乘客發出怒吼，也因最終無趣而消音。
超級大巴駕駛員，由後視鏡中矇矓的看到這一幕一幕，只能嘆口氣，雙手雙腳更快速的操弄著開關、按鈕、把手、踏板，因為他知道，身後的那場混亂，其實替他買了時間，何況，工作人員中也有他自己的親戚。總之，大巴不翻車，才是他的終極責任。
這是一趟奇異又艱苦的旅程。風雨稍緩，雲層中透出第一絲陽光，大巴在油料將盡的一刻，來到一座加油站。數百名乘客疲憊惺忪的步出巴士，但他們已經不是原來的他們，他們不再單純。其中強者打量周遭，看看有什麼補充物資，可以讓他在下一段路程中更強；其中弱者看著強者身上穿著自己輸掉的外套，憂慮著將如何度過下一段旅程；其中機靈者，則乘機向陌生路人兜售口袋中藏著的各種偷拆下來的零件。
超級巴士經過這番折騰，車體機械及電路已經達到臨界點，絕非單單補充油料就能應付下一段征途。駕駛員此時呼喚工作人員集合進行大修，然而所有工作人員心已野去，各自打算著下一段路途的勾當。駕駛員嘗試號召乘客幫忙，然眾乘客早已相信自己未能碰觸那複雜的機構，何況他們早已無心。
就在駕駛員茫然苦思下一步對策之時，乘客中一名五歲孩童走來，輕觸駕駛員的衣角，怯生生地問出一句話：叔叔，你能教我開車嗎？
駕駛員苦笑。然後他仰天長嘯，超級大巴該再度出發了！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一、中國的政治病灶
問題的癥結是權力堵車
從表面的症狀來看，中國現在已經是百病叢生：貧富差距、城鄉二元化、三農問題、幹部腐敗、違法強徵土地、農地流轉問題、中央財政過度依賴土地稅費、片面追求政績和形象工程、國有企業過於膨脹、民營企業萎縮、農民工無法提升、大學生就業難、教育醫療資源匱乏、社會上流行拜金主義、特權階層橫行問題、整個社會賄賂成習；若予細列，恐怕一千條都列不完。
而中央政府基本上已經陷入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八個茶壺五個蓋、捉襟見肘的困境。癥結何在？撇開政治不談，就經濟論經濟，這一攬子問題的根源還是巨大的人口壓力；經濟不管如何成長與分配，都趕不上十三億人對提升生活品質的渴望。然而，中國人口只有在二〇二五年觸頂十五億之後才會緩慢下降這件事實，任何人、任何政黨都改變不了，因此我們只能在人口問題之外另找癥結。
人口問題之外，上述所有病症都有一個統一的病灶，那就是權力的分配機制。這個病灶不醫，中國未來一百年將繼續處於被詛咒的狀態，即使人口數量開始下降也改變不了百病纏身的命運。
當古典經濟學家論證經濟三要素為人、財、物時，歐洲的政治狀態已經讓他們假設「權力」這個資源會得到制衡；馬克斯資本論的隱藏命題就是，在權力還沒有被馴服之前，資本的集中只會帶來邪惡。
而中國恰恰就是在權力還未被馴服前，就進入了資本主義。公平地講，過去三十年來，專政的中國共產黨也曾一再在黨內馴服權力，但是，「專政」這個死前提使得它收效不彰，不說進兩步退三步，至少也是進三步退兩步的情況。首先，既然是專政，圈外人就只能扮演被動的諮詢角色，而無法發揮制衡的主動角色。其次，當權力當家時，上有所好，下必從焉。現況不僅是權力圈內如此，整個中國社會都染上了「靠權力說話」的氣息，無論是生老病死，還是教育、求職、謀生，生活中沒有一項要務不沾染著權力元素。
權力，其實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源。如果配置不當，所產生的禍害遠比經濟學中的「人、財、物」配置不當來得嚴重。當權力「堵車」的時候，所有其它的經濟要素必然也堵車。若以交通網來比喻權力的流通，今天的中國就像小道密佈，支幹線不足，主幹道受控制的一個國家。大部分駕駛者被迫在小道內轉悠，為了進支幹道、主幹道，只能付出「買路費」，為了積攢買路費，只得尋租或腐敗。
在這種格局下，動力的邏輯必然是「權進民退」，大型製造型企業可以出現，金融、房地產可以肥大，但是發展不了大型的服務業，也產生不了任何真正的創新，日常生活中的壓迫感與日俱增，發洩式的社會行為日益頻繁。
有人說，中國起步晚、貧窮，因此只能集中資源辦大事；奧運、亞運、世博，三峽、高鐵，還有大城市中的高樓華廈，不都是成績？但是，當權力堵車成為整個國家的普遍現象時，每個地方都集中資源辦大事，資源那裡來？不透過腐敗和剝削可能嗎？中國各地的政績和形象工程，如美國白宮一樣的縣政府大樓，偏遠地區數萬戶的鬼城，地方財政所支持的強遷強拆，剋扣善款及農民補助的地方官員，有哪個不是假借集中資源之名？
以專政為前提的共產黨，若不解決權力堵車的病灶，恐怕就會如胡錦濤和溫家寶過去一年裡所公開警告的那樣：「改革開放的成果得而復失」、「失去執政地位」、「政息人亡」。
然而在專政之下，存在著疏導權力堵車的藍海嗎？請容我另文論之。
中共專政的出路何在？
共產黨一黨專政，已載入憲法，除非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局，否則它是一個既成現實。脆弱的中國，經不起大折騰，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一黨專政的形式依然會保留。
然而，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一黨專政的正當性越來越受到質疑及挑戰。中國百姓中的絕大多數其實並不那麼在意「被專政」，因為數千年來皇朝專政已經習慣了。他們目前爆發的怨氣，主要來自因專政而導致的特權橫行以及權貴經濟。
不管是由一黨專政所直接造成，還是由某種歷史文化的特質所造成，今天的中國社會正走向一個人文精神喪失、公義被隨處踐踏的社會。這一點，執政已六十年的共產黨難辭其咎。因為中國已經邁入兩極化：少數擁有權力、獲得既得利益的小圈子，在上面統治、控制著絕大多數的圈外人。最關鍵的，還不是現存資源的分配差距，而是未來機會的分配不均。平民小百姓眼見「權一代、權二代、權三代」、「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的權貴延伸，自己的未來只能是「貧一代、貧二代、貧三代」，或「庸一代、庸二代、庸三代」的噩夢。
這種結構性問題，會不會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提升，以及八〇後、九〇後世代的權力接棒，而在二十年內自我糾正？這裡有兩個問題。其一，系統是有慣性的，經濟總量的提升可能只會加劇失衡。其二，在目前的結構所迸發出來的壓力下，中國還有穩定發展的下一個二十年嗎？結論顯然是不樂觀的。
共產黨員人數為七千六百萬，佔中國人口（包含未成年）的百分之五點八五，即使加入了七千兩百萬共青團員，加入未入黨但是吃皇糧的人數，例如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解放軍、國營事業員工，總人數也不過全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換句話說，今天中國的權力、利益核心圈，與圈外人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五對八十五的局面，這還是在基數上計入兒童老人的計算法。
讓我們假設，共產黨在未來十年採取了擴大「黨基」的策略，而同時今天的八〇後、九〇後中有相當人數選擇加入了這個「圈子」。即便如此，中國的「圈內」和「圈外」的比例也就是一個二八開的局面。
二八開結構，若在六百萬人口的新加坡，是百分之二十的一百二十萬菁英長期位於四百八十萬小民之上，可以想像。若在台灣，是四百六十萬菁英位於一千八百四十萬小民之上，也可以想像，甚至在日本，是四千萬菁英位於一點六億小民之上，也可以勉強想像。但是，在中國，二點六億菁英位於十億多小民之上？不敢想像，因為基數太大，大到了超乎人類歷史的所有經驗。如果中國歷史教導了我們什麼，那就是二八開的統治結構，在中國就意味著革命暗潮；誠如胡錦濤主席所說，中國經不起折騰。
中共專政的合理性基礎，前一階段以文化大革命告終，而胡耀邦起頭、鄧小平支持的經濟改革開放，則為下一階段的執政合理性鋪墊了基礎。但是，單單在經濟上改革開放能否作為唯一的執政合理性基礎，三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辯論、質疑的狀態。江澤民接棒後，提出「三個代表」入憲，並表述了共產黨「與時俱進」的態度，在經濟總量急劇升高的好光景下，算是穩住了專政的基礎。胡錦濤主席接棒後，由於社會分配兩極化的病症顯現，面臨百姓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壓力，他因此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作為繼續專政的理論基礎。曾有一度，中共放出「今天的中國局面沒有共產黨不行」的新貓論，不管大家對現狀有多麼不滿意，能夠抓到老鼠的還是我家的貓。二〇〇八年前後，貧富不均、特權橫行的現象已經紙包不住火，加上網路輿論壓力，溫家寶總理於自然天災之際，高分貝地提出「民胞物與」、「權授之於民」的傳統儒家理念，一時之間孔子取代了馬克斯及亞當斯密；二〇〇八年可謂是「儒共元年」。時至今日，在全球經濟長期不景氣的壓力下，中國經濟越來越捉襟見肘，於是多年來不斷醞釀的「只有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救中國」的思潮開始發酵，繼之才有整個中國打擊腐敗的舉動，以及溫總理的深圳之行倡議政治改革，而胡總書記隨後附議。
從專政理論不斷地推陳出新，可以看出中國高層心裡非常明白，建國後六十餘年的一黨專政是否能繼續，最終關鍵還是在「代表性」上。雖然中國沒有一人一票的全民選舉制度，但是票還是存在老百姓心中的，亦即中國人幾千年來所說的人心向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然而如上所說，菁英主義在中國無法解決代表性的問題，因為中國一般百姓的數量基數太大了。如果瞬間實施一人一票，在當前的戶籍制度下，中國的（實質及戶口名義的）十億農民將成為全世界最樂於賣票的一群人，賄選率可能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休克式療法，不論是當年蘇聯式的還是歐美式的，在中國不適用且會帶來災難，這一點我同意鄧小平的看法。
那麼，怎麼辦呢？最現實的策略是「山洞兩頭挖」：政治代表性由上而下做體制改革，社會非政治性力量由下而上加以釋放，兩者同時進行。
中共的一黨專政，已經擺脫了一人專政而進入了集體專政，這是進步。接下來，必須從集體專政進化到「代表專政」。其具體結構可以再思索，但必要條件之一是黨內必須民主，做到「同黨同權」，甚至採用無記名一員一票的黨內直選民主。唯有如此，才能對當前施政、公安、檢察、法院一手抓的專政體制，產生某種初級階段的權力制衡。
但是，單單這項改革還不足以支撐「專政」的合理性或合法性，還必須同時配以社會上各種非政治性社團的全面開放，讓社會的非政治性力量透過非政治性手段來監督社會，尋求正義。例如，大幅放開非政府公益組織以及社區業主委員會（編註：即住宅的管理委員會）在成立上的限制。
這套「兩頭挖」的辦法，乍聽起來好像也會威脅到專政本身。但是，在菁英圈子不可行、全民民主行不通的條件制約下，這個辦法是對專政威脅最小的一個。即使這樣做，中國也至少還需要十年時間來自我調整，以待下一步。若不這樣做，不斷變化的形勢可能會逼迫進行休克療法，那就是所謂的大折騰了。這樣看來，還有其它更好的辦法嗎？
鄧小平的懸念： 一部分人富起來後怎麼辦？
中國共產黨過去三十年的路線難以為繼而必須政改，壓力來源不在黨員，也不在城市居民，而是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農民百姓。當年鄧小平極富智慧的說了前半段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半段的「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怎麼辦」留給了後代領導人來解決。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能夠成功，本質上是基於兩股動力：有辦法的百分之十人口看到了主動獲取利益的出路；沒辦法的百分之九十人口看到了被動沾光的希望。見到出路者領頭突破，見到希望者服從追隨，局面就形成了。然而，今天這局就要破了，因為那百分之十先富起來的人群已經形成了既得利益的壁壘，那百分之九十的人看不到長期希望了。
所謂的政改，如果到頭來僅僅是令那百分之十的人看到了更寬廣的出路、令他們不得不接受中央政府所制訂的更慈悲大方的經濟分配方式，那麼政改的效果也就只能持續個三五年，而且可能令百分之九十的人由失望進一步走向絕望。
一個真實而長效的政改必須秉持兩個不可打折扣的前提：其一，必須讓那百分之九十的人再度看到長期希望；其二，這希望不能來自政府的補貼，而必須基於自身可掌握的權利。政改者必須認清一個現實：經過了三十年，佔據百分之九十人口的農民以及農民工，已經不再願意將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幸福交給那百分之十的人支配了；莫說中央政府的政策搖擺不定，即使在中央強力補貼下，地方政府的層層盤剝也會讓他們感到無望。
這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及農民工，其實還沒有發展到堅持自己政治權利的階段；如果他們表現出某種類似的訴求，本質上不過是他們感覺到政治阻擋了他們的經濟權利。今天積極爭取政治權利的，反而是那些已經屬於既得利益圈子的人；他們需要更多的政治權利來鞏固自己、謀求進一步發展。下一步政改存在著一個巨大而真實的風險，那就是百分之十的人根據各自的理念、利益，形成一種「求同存異」的經改方向；總體權力在百分之十的人之間分配的更均衡了，經濟總量上去了，但百分之九十的人依然不能自主改善自己的幸福。
如何才能使百分之九十的人看到長期希望？前文說過，中央政府的善意補貼支持政策，力度再大也達不到實際效果。提高農民及農民工的收入？那也不過是維持現狀罷了。從經濟學的觀點看，任何傳統的稅收、金融、財政、工業、社會福利政策，都無法扭轉今天中國十三億人口的九一比例這個局面。
結論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釋放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唯有土地所有權，才有足夠的能量回答「鄧小平的懸念」：一部分人富起來後怎麼辦？
其實那百分之十的人並非不知道這個結論，他們自己就是所有權釋放的得利者。私營企業的所有權、國營企業股票的所有權、城市房地產的所有權，還有種種因為身分帶來的所有權保障，都是他們今天足以奢談政改的基礎。除了極少數人，他們大部分都迴避農民土地所有權問題。迴避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他們把農民的土地看成自己下一步「大出路」的資源，把民智難開的農民工看成是「人口紅利」；另一種就是根本上不信任農民能夠像城市人一樣的處理好自己的土地所有權。
近來有學者討論如何間接的使農民得到土地經濟利益的辦法；例如，將土地利益作為轉化農民搬遷為城市居民的成本費用。這種思路當前走紅，但是它存在一個致命的錯誤，那就是土地的全部利益還是交給政府分配，而政府分配這件事正是造成當前困境的原因。用現有的政治體制力量促使農民變成城市居民，後果只會是肥了那百分之十的人，以及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
釋放土地所有權直接給農民，其實有許多法律及金融上的辦法；不往直接釋放的方向去思考，其實是因為路途中的攔路虎太多。坦率地講，這些攔路虎就是各級官員，尤其是今天足以對農民土地上下其手的村委書記一級。
政改，如果缺少了改革農民土地所有權的要素，如果改變不了地方基層官員的行為，恐怕將淪為百分之十的人的圈子政改。那將來可能要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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